《杂阿含经》里有一则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佛陀来到一座村庄托钵，正在耕田的农夫见到佛陀，就说：“我以自己的力量耕田下种，以供饮食，沙门瞿昙你也应该这样做。”佛陀说：“我也自己耕田下种以供给饮食。”农夫怀疑地问：“我都不曾看见沙门瞿昙驾牛耕田除草，为什么瞿昙要说‘我也自己耕田下种以供饮食’？可否为我讲说您的耕田法？”佛陀以偈回答：“信心为种子，苦行是时雨，智慧为犁轭，惭愧心为辕，正念自守护，是则善御者，保藏身口业，如食处内藏。真实为其乘，乐住无懈怠，精进无废荒，安稳而速进，直往不转还，得到无忧处。如是耕田者，逮得甘露果，如是耕田者，不还受诸有。”农夫一听，欢喜赞叹佛陀是位真正善于耕作的人。
　　的确，佛陀是以一位正视人生的老农自居，他不但是一位善耕心田的农夫，更是一位以众生为田，期望众生皆获菩提道果的农业专家。佛教就在这种“善耕心田”，以“众生为田”的因果教义下，发展出敬田、悲田、恩田等，以及勤耕诸众生田，必得福德善果的福田思想。佛教传入以农立国的中国之后，由于文化背景、风俗民情的差异，无法如印度、南传国家以托钵方式乞食，寺院便在秋获之后，由僧侣出去农村“化冬”，以储备来年的粮食，并过着以垦田耕种，自给自足的农禅生活。寺院僧侣垦田辟地，长期与农民相处下，也扩大了佛教弘传的范围。因此，佛教之于农业，不仅是在外相上对农地的开垦改良、农业经济的改善有所贡献，对于给予农民精神上的鼓励安慰，道德观念的教育，也发挥了莫大的影响。
　　佛教农禅思想
　　依《高僧传》卷五记载，道安大师初出家时，常“赍经入田，因息就览”，由此可以推知，中国佛教僧侣至少在晋代已经开始了农业生产活动。而佛教在唐朝发展到全盛阶段，其中禅宗的祖师们主张，日常的着衣吃饭、作务出坡，都透露着禅的妙机。因此，僧侣参加垦田辟地尤为禅宗所倡导。首先是四祖道信禅师倡导“行住坐卧，无非是禅”的划时代宣言；接着六祖惠能大师亦以当初在五祖门下做舂米工作的体悟，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禅门修行原则。到了百丈禅师，更创立丛林清规，树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普请”出坡作务精神，以及“在钁头边为大众说法，大众亦当共同于钁头边生活”的农禅生活。因此，在丛林四十八单中就设有专门管理农圃及庄园的“园头”和“庄头”职务，把禅的精神深深根植于大地之中，全然以整个身心去参透宇宙无限奥妙的修持，把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成是明心见性的资粮，这就是农禅生活的写照。以下我们来看看几则与农禅生活有关的公案：
　　地藏桂琛禅师的耕田播种，筛谷作米
　　唐朝地藏桂琛禅师，有一天在田中莳草播种的时候，来了位云水僧，禅师就问他：“从那里来？”云水僧回答：“从南方来。”禅师一听是从禅学兴盛的南方来，于是又问：“南方的禅法怎么样呢？”云水僧回答：“商量浩浩。”意思是说南方研究禅学的风气很盛，大家热烈讨论着。但是禅师却说：“那也不坏，只是不如我在这里耕田播种，筛谷作米，让大家都有饭吃。”云水僧心里纳闷的想：“禅师怎么不看经，不坐禅，而从事一些芝麻琐碎的农务工作呢？”于是就再问道：“和尚！您既不从事研究教化的工作，那么您自身如何出离三界？又如何去救度众生呢？”观察敏锐的桂琛禅师，机锋灵敏的回答说：“你所谓的三界究竟是什么东西？”
　　禅师住在三界中，照样吃饭穿衣，睡觉拉屎，却不受三界的物欲所染，是住而不住，不住而生其心的当下肯定，自然非云水僧心外别求出离三界所能相比。
　　百丈禅师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百丈禅师，每天必定和弟子们一起下田耕种，遇有出坡作务，亦必抢在弟子前，即使到了八十高龄，也一如往昔，不肯休息。弟子们见了于心不忍，便暗地里把他的农具藏起来，好让师父休息。禅师见自己不能下田耕种，就告诉弟子们：“我无德行，那里敢劳烦别人。”就一整天不吃饭，弟子们只好又把农具拿出来还给老师。因此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禅门名言流播至今，成为农禅生活的家风。
　　黄檗开田
　　有一天，大众“普请开田”回来，百丈禅师说：“开田不易。”黄檗回答：“这是大家干的活儿。”百丈又说：“辛辛苦苦。”黄檗又答：“争敢辞劳。”百丈又问：“开得多少田？”黄檗即做出锄田的动作。百丈厉声喝斥，黄檗便掩耳出门。
　　这则黄檗开田的公案，就是从种田作务中结合禅的教学方法。百丈问开得多少田，是考验黄檗在耕田中是否体会到作务即佛法的精神；黄檗的表演锄田，则表示正是如此。百丈最后用一喝来认许他，也是在勘辨他；黄檗的掩耳出门，也就是说明他从来没离开过这个，何必再劳烦师父婆婆妈妈呢！
　　仰山禅师叉手而立
　　有一次，仰山禅师扛着锄头从外面回来，他的老师沩山禅师就问：“你从那里回来？”仰山禅师回答：“我从田里头回来。”沩山又问：“田里还有人吗？”仰山一句话也不说，轻轻把锄头放下，叉手而立。沩山禅师笑了，又问：“南山有人刈除新草吗？”仰山禅师不答话，拿起锄头就出门去了。这则公案里，仰山把锄头放下了，表示一切都在这里，心里也没有负累了；沩山禅师再问：“南山还有人除草吗？”表示还有工作未做，也就是有理事待观照，还未圆满，还不到放下的时候，所以仰山就默然拾起锄头又去工作了。禅，有时候在生活里面是用身体力行来表现，不是用言语来巧饰的。
　　老禅师晒香菇
　　永平寺里，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禅师，日正当中还在忙着铺晒香菇，住持和尚道元禅师见了不忍心，便劝他说：“老和尚啊！太阳那么大，何必那么辛苦，自己晒香菇呢！我可以找个人为您老人家代劳呀！”老禅师毫不犹豫的说：“别人不是我！”道元禅师又一番好意的说：“哎！年纪大了，就不要晒啦！”老禅师毫不领情道：“哦！那么到底多大年纪才能晒香菇呢？”道元禅师依然好意劝说：“天气这么热，就不要这个时候晒。”老禅师暗藏机锋的说：“大太阳天不晒香菇，难道等阴天或下雨天再来晒吗？”
　　这一则“老僧晒香菇”的公案，很能表达出丛林生活教育和农禅作务等等。“别人不是我”，凡事不假手他人；“现在不做，要待何时”的把握当下，正是禅者对自己生命一刻千金的珍惜。
　　布袋和尚的以退为进
　　唐朝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的化身，他时常背着袋子在社会上行慈化世，也常荷锄戴笠的下田耕作。有一天，当他跟着农夫一起在田里插秧时，心有所感，便吟出了一首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意思是说，虚怀若谷，谦冲自牧的低头退步，才能真正的认清自己，观照到自己的本性，也才能了解回头的世界比向前的世界更辽阔，低头的天地比抬头的天地更宽广。所以这首诗是藉着农夫弯腰插秧，边插边后退的方式来证明：正因为他能够退后，才能把秧全部插好，把秧插直。
　　因此，当一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遭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如果能抱持“退一步想，海阔天空”的襟怀，则何处没有光风霁月？当一个人遭遇到颓唐失意的时侯，如果能记取“回头是岸”的古训，则何处没有希望呢？
　　这种僧侣在田里耕作除草、行者在寺院中舂米、厨爨、搬柴、运水以禅修的故事，在各种禅宗语录中信手可得。他们或愉快的作务、打禅机，或师父喝斥棒打徒弟，或徒弟接招反打师父。他们之间就是以这般直接，在锄头下讨活计里体会、验证修行的境界。
　　佛教对农业发展的贡献
　　中国以农立国，农业不但是国家主要经济来源，人民也从农业中培养刻苦、耐劳、勤俭的精神，这种精神与佛教惜福爱物，精进忍耐的观念十分相契。再者，许多祖师大德也多是农家子弟出身，因此当僧侣需要从事农作以维持寺院的经济生活时，并无遇到多大阻难便渐渐地发展开来。尤其禅宗僧侣，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树立修行生活的榜样，因此，中国农业在许多大师躬行履践下，开垦出许多新的耕地，对于整个农产事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照顾的贡献实不下于政府。以下即以六点来说明佛教对农业的贡献：
　　垦荒辟地大规模耕种
　　在寺院农作中，土地的取得虽有多种来源，例如有些是均田法的政府给田，有些是来自于信徒布施或寺院购置的，但更多是凭藉僧人努力，自己开垦得来的。如南泉普愿禅师在池阳南泉山谷伐木建庵，蓑笠饭牛，开垦荒野，辟为良田，达三十年之久；安岩山华严院主僧无尽，于寺院附近的蓬道奥山北的马迹，开辟废田八百亩；山西普济寺院主清弁法师，四十年间兴废起弊，垦山田，造水硙，嘉蔬有圃；象山县蓬莱山寿圣禅院永净法师，开山田三百亩，植松十万余株；唐代佛日普光禅师，发动僧信劝募，购海埔地一千多亩，披荆斩棘，建筑岸堤，命名为广利庄，年收入千斛之多；天童寺因开垦海埔地，岁收三千斛。
　　以上这些记载佛教寺院或僧侣拓垦的例子，在各种文献中，多不胜举。总之，历史上大量的农田都是在佛教寺院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开垦出来的，而所垦植的土地，多为无人愿意拓垦的大量荒地和山地。于是寺院农业的发展，改变了中国传统农业分散、孤立的小农经营格局，在较大面积的土地上，以较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农业耕种，这种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对社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僧祗户制度的创立
　　为解决天灾人祸的饥馑荒年时农民的生活问题，寺院除施粥救急之外，亦常为农民诵经祈雨。历经北周废佛法难的僧官沙门统昙曜，更是大刀阔斧的奏请北魏文成帝在州镇设立“僧祗户”制度。所谓僧祗户是：每逢岁丰，由人民缴纳僧曹公署(管辖寺院的总机关，如同现今的佛教会)六十石的谷子，以备饥荒时赈灾之用，缴交谷子的民户就称“僧祗户”，其所缴交的谷子则称为“僧祗栗”。这些僧祗栗储存下来，若遇荒歉之年，则无条件赈放饥民以应急用，待丰年时再归还，平时则加以活用，作为融通农民经济的基金。这是为救助农民而设立的福利制度，类似隋、唐、宋时的义仓、常平仓及青苗法及现代的农会、合作社的性质。在当时甚受欢迎，是佛教辅助国家的一种社会慈善事业，对于济助当时农业的发展有相当大的贡献。
　　碾米厂、磨坊的设立
　　中国人以米为主食，舂米便成为民间重要的工作之一。农村均靠人工舂米，不但费时又费力，尤其大丛林吃饭的人多，人工舂米常常供不应求。唐宋时，寺院丛林便藉靠近山川之便，运用水力附设碾米厂，因此得以大规模经营碾米业，如明州天童寺；台州的惠安院、楞伽院；甘肃麦积山胜仙院、崇果院等，及长安、洛阳的各大寺院，都有水碓硙的设置，甚至连敦煌地区亦有水碓硙的经营。此外，寺院也与碾户合作，从事磨坊、油类的制造。由于寺院碾米业与制油业的发展，对于提供农民就业机会及增加农业经济的价值，都有莫大的助益。
　　兴建水利
　　寺院开发的土地需要灌溉和劳动力，所以相应的配套工程也成为寺院的一部分。宋朝维溪法师曾在福州长乐县绵亭洋以九年的时间截十二脉小溪，筑堤八一○丈，灌溉农田四十顷；师振法师发起劝募，再于香严上下洋筑堤九百余丈，灌溉的农田达二十余顷。元佑四年，灵德县赤鉴湖，由里人林圭和灵泉寺养誉法师修建三十丈长的泗洲桥，筑宽二丈之堤两里，可灌溉农田三百多顷，诸如此类建设工程，对农业的推展及造福乡梓实是功不可没。
　　园圃种植业
　　僧侣把重视园圃花艺的传统和佛教关于植花种树诸多利益的思想结合，使寺院园圃种植迅速发展起来。许多寺院都是“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寺院园圃的种植业对农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新植物品种的引进培植：例如菠菜、新罗茄子、胡桃、胡椒、胡萝卜、菠罗密、贝多树等植物，即藉中外僧侣的弘法交流，成功地引进中国。
　　园艺技术的创新：包括采用药物养根和控制湿度和温度的办法。例如唐代长安西明寺僧侣在寺院中布置了类似江南的环境，以盆池试验种稻。方法是在莲盆里铺上土，使之保持半干半湿，然后分畦种稻，再借助近旁树木垂荫，使莲盆四周阴凉湿润，居然试种成功。药物养根，油幕覆盖和人造特殊环境，如盆池种稻等，已具有现代实验室培育植物的雏形，是佛教在农业园艺学和作物栽培学方面的突出成就。
　　佛教因果观念的教化
　　如前所述，寺院农业是采多元化经营方式，僧侣与农民的关系相当密切，然而僧侣的主要家业仍是弘法利生，因此在僧侣与农民往来的同时，佛教教义也在无形中传播开来。其中惜福爱物、福田及种子的思想，因与农作的春耕秋收的因果道理相同，因此，教义传播对农民因果道德观念的建设影响最大。
　　惜福爱物的思想：农村生活一向困苦，农民自然都养成勤劳、节俭的美德。因此对于佛教“生怕踩痛大地”的慈悲爱物观念及“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的感恩惜福教义特别能接受，这对于农民心灵及整个农村的精神生活品质的提升有实质的助益。
　　福田的思想：所谓“福田”，就是可滋长福德之田。凡敬侍佛、法、僧、父母，悲悯贫苦者，都可以获得福报功德，犹如农人耕田，能有收获，故以田喻之。因此，三宝、父母、悲苦者，称为福田。每年秋获之后，寺院有一“化冬”惯例，也就是僧侣们会到农村向农民化缘粮食，给农民种福田的机会；又每当饥荒之年，寺院总是大规模的进行施粥救济之举，为救助贫病无依者，也有“悲田院”等设置。这些福田思想的灌输，在在都带动了农人布施、互助的观念。
　　种子的引喻：佛教讲人的八识田中储藏有无数种子，这些“种子”有生一切有漏、无漏、有为、无为等诸法的功能，如同植物的种子，具有产生一切现象的可能性一般，所以人的善恶行为以及生命流转的循环即以种子为譬。
　　种子遇缘，就产生色心一切万法，这些显现于眼前的有为法又以种子的型态回薰到八识田中。像这样“种子起现行，现行薰种子”的因果循环原理，正好说明我们每一期生命八识田中的种子是自己播下去的，是每个举手投足、起心动念的回薰，自己也就是让种子在经验世界中次序不乱地起现行的农夫。因此，一切的善恶果报都是自己造作的结果；而过去的种子好坏，我们已不能改变，未来也只能预期，因此唯有把握每一个心识种子起现行的当下，藉着薰习正法的因缘才有改变未来的可能。唯识宗的“转识成智”、禅宗的“心内求法”、“活在当下”，所讲的都是这个道理。以佛教种子思想引喻在播种耕作上、在生命轮回里，提醒农民的不仅是“要怎么收获，先要那么栽”的耕作原理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定律而已，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如何把握当下，善耕自己的心田，开发自己的心田，让心田不但不长无明草，还要常开智慧花。
　　今日时代已进步到工业化的世纪，生活艰困的农村子弟纷纷涌向都市谋生，农村人口、土地日渐减少，使得开始觉醒乡村重要性的都市人感到惶恐。为避免绿色农田成为排烟工场，为挽救农村纯朴生活日渐变质，以农产品为主食的佛教徒应以感恩农人长期辛苦，为农村经济的提升尽一份心力。因此，综观当前农业的走向，可朝生化科技等育苗培种、品种改良、有机农业等精致农业的技术开发或研究教育，药草植物、园圃花卉的栽种，休闲农场、观光果园、市民农场、户外有户的家庭式度假旅馆的经营，或素食农产加工场、蔬果花卉冷冻场、产销运输中心、进出口中心的设立等转型农业的方向发展。当然，为吸收都市回流人口，农村原有文化产业的发扬，农村才艺、电脑等各项新知的教育，以及佛法教义的灌输等深层文化培养，更是扎根农村最有力的资源。佛教徒应当加以关心，方堪延续佛教以往对农业付出心血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