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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化寺相关史事考辨
来源:北京文博 作者：郝黎
智化寺坐落在东城区禄米仓胡同，是明朝司礼监太监王振于英宗正统九年(1444)所建，至今已有560年历史，是北京现存最完整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1961年，经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智化寺的建立背景为：英宗即位后，王振得掌司礼监，把持朝政，实开明代宦官专政之先河。智化寺建好后，得英宗赐名“智化禅寺”。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北方蒙古瓦剌入侵明朝，王振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怂恿英宗亲征。由于轻敌和指挥乏术，导致英宗被擒，明军覆没过半，史称“土木之变”。明廷由英宗之弟继位。后来，英宗被放回，于天顺元年(1457)复辟。他追念旧事，为振立旌忠祠于寺内并塑像纪念。其后宦官汪直、刘瑾、魏忠贤等，皆步王振后尘，渎乱朝纲，无恶不作，对明朝的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负面影响。
然而，与智化寺有关的一些历史问题至今仍然扑朔迷离，故笔者不揣浅陋，翻检史籍、考察今人论著，力求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一、创建者王振的入宫情形
《古刹瑰宝——智化寺》①一书称：“智化寺是明朝太监王振创建的，因此要了解智化寺，必须要了解王振其人。”的确如此。然而该书却径引《罪惟录》，称王振始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当谪戍，适逢皇帝下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遂趁机进了皇宫②。此说多为介绍智化寺历史者沿袭引用。
在明代笔记小说中此说法甚为流行，如《醒世姻缘传》通篇都做此论③。又如明赵世显《松亭晤语》：“永乐末诏学官考满乏功绩者，审已有子嗣，听净身入宫训女官辈。时有十余人，后独王振官至太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之进行了批驳：“考史载太祖不许内侍读书识字，至宣宗时设内书堂，令翰林二三员为教习，由是此辈通晓古今，作奸为患，不言有学官考满净身之事。”④对其他书中类似的说法，总目提要也进行了批驳，如认为出自《明记略》的“王振尝为教官，永乐末以年满无功见阉”是“大抵委巷之传闻，其删除犹有未尽矣”⑤。
笔记小说主要采诸街谈巷议，有时候能够反映一些为统治者讳莫如深的历史真相。同时也因为此因，有些说法则不足为信。由于王振是朝廷显宦，笔者认为根据实录而编的官方正史较之笔记小说无疑当更有说服力。
《明史》卷304《王振传》称其“少选入内书堂”⑥，既然进宫时年纪尚小，因此不可能有亲生的子嗣。此外，英宗本纪记载了正统十一年(1446)正月，“予太监王振等弟侄世袭锦衣卫官”⑦。明实录还收录了当时赐王振之敕，其中谈到：“兹特赐敕洽赏，擢为尔后者以官”⑧。王振之后仅仅指其弟侄，显然，他根本没有儿子。而且英宗一朝，不仅王振飞扬跋扈，“其从子山、林至荫都督指挥。私党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并肆行无忌。”如果王振有子，史书断不会仅仅只提及其侄子甚至属下的为官情形而对其亲生儿子避而不谈。再者，土木之变后，作为罪魁祸首的王振虽然已经身死战场，还是被覆家灭族。王振本传记为“郕王命脔王山于市，并振党诛之，振族无少长皆斩”。朝廷籍没王振之家时，受到株连之人是以其侄子王山为首的亲党，只字未提其儿子受到怎样的惩治。《罪惟录》也记载“籍振并其党……脔(其侄)山于市，其族无少长皆斩”。该书既然称王振有子，此处不该不作交待，其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因此笔者认为王振不可能生育子嗣。论证至此，王振曾做过教官等说法也颇为可疑。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王振做过教官一说呢?从《明史纪事本末》可查出一些端倪：正统十一年(1446)正月，英宗赐振敕曰：“昔皇曾祖(注：指明成祖)时特用内臣选拔事我皇祖(注：指明仁宗)，教以诗书，玉成令器”(《明史纪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菽园杂记》卷4与上述记载大略相同：“洪武中，内官仅能识字，不知义理。永乐中，始令吏部听选教官入内教书。正统初，太监王振于内府开设书堂，选翰林检讨正字等官入教，于是内官多聪慧知文义者”。⑨我认为这种说法揭示出了宦官文化素质提高，从而更有利于擅权的原因，因而有一定道理。人们很有可能就是混淆了教与被教的关系，于是王振便阴差阳错成了教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王振只是一介宫内的太监，并没有做过教官、生有子嗣等背景。
二、王振擅权始末
王振是否自始至终只起过负面作用?笔者认为未必尽然。《复斋日记》上卷即载：“一日退食入侍，问萧声，吹箫者以振至走匿。振追之，叱曰：‘尔事皇上，当进正言，谈正事，以养圣德。而乃以此淫声惑上听乎?’杖之二十”；“又一内侍给上梳栉久，乞恩。上欲授以奉御。以谕振，振曰：‘官所以待有功。此贱技微劳，赏以金帛可也。’卒不与”等事，认为王振“闲邪纳诲，以成英庙盛德，不为无补”。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此论“纰缪殊甚”。(11)笔者认为这未免武断。
宣宗时期，皇帝能够严厉约束宦官，此辈根本没有成为气候，王振本传即载：“宣宗时，袁琦令阮巨队等出外采办。事觉，琦磔死，巨队等皆斩。又裴可烈等不法，立诛之。诸中官以是不敢肆。”而当时“(王)振庄严自持，英庙亦严惮之”。王振当时谨小慎微，甚至有所作为，才能“见知于宣庙”，给宣宗留下很好的印象，方能立稳脚跟。因此《复斋日记》的记载很可能是符合史实的。
那么王振是如何得到英宗的恩宠，使擅权成为可能的呢?
一方面，他在英宗心里树立起自己的威势，兹举一事为例：“经筵讲日，英庙幸西海子不至。振即言于太皇。太皇急遣人召还深谴，久之始释，而下诸从行内侍于狱抵罪。自此上或起居必皆谘之。行幸各宫，亦责保傅报知。或不循序，即劝上回马车，曰：“恩泽欲均，不可偏也。”(12)英宗害怕王振向宣宗打小报告，自己受到责罚，于是举止进退都先向王振咨询，甚至连行幸妃嫔都受到王振的干涉。另一方面，“(王)振狡黠得帝欢”。(13)王振恩威并施的方法很奏效，树立起了在小皇帝英宗心里的地位。然而正统初年，太皇太后张氏听政，元老杨士奇、杨荣、杨溥即三杨辅弼，凡朝廷大事，皆自三公处分。王振“心惮之未敢逞”，尚能守规矩。(14)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死，三杨势衰，利用皇帝对自己的宠幸心理，利用传授诏旨之便，“振遂跋扈不可制”。(15)
总之，王振擅权有一个过程，极有可能循规蹈矩了一段历史时期，随着形势的变化，见有机可乘，遂专权弄柄，不可一世。
三、王振私第与智化寺的关系
王振私第与智化寺之间的关系颇受人瞩目。
《明史》王振本传称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崩，三杨势衰，“振遂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据此说法，智化寺与宅第同属新建。至今仍然矗立寺中第一进院落智化门之前的《敕赐智化禅寺之记》则说：“京城之东稍北，为顺天府大兴县黄华坊，振之私第在焉。境幽而雅，喧尘之所不至。乃即其闲旷高朗处，垣而寺之。”也就是说，家庙寺院的兴建迟于宅第。《明书》更明言：“正统中，振作大第于皇城东，又明年作智化寺于第左。”(16)以上三种说法基本上没有太大出入，即：“大第”和智化寺统属新建，后者时间晚而已。
人们之所以疑窦丛生，在于《敕赐智化禅寺之记》称该寺“始于正统九年正月初九日，而落成于是年三月初一日”，为期不足两月。而正月里正值天寒地冻，施工的难度犹大，修建如此规模的寺院简直是匪夷所思。清代的《天咫偶闻》就认为智化寺是王振舍宅而建(17)，黄云眉《明史考证》也持同样的看法。近代的朱桂辛先生颇疑振改旧第为寺，借建寺之名，另营新宅，记中所云，乃故弄虚玄，为避免言官弹举耳。笔者认为此因难以令人信服。(18)
王振当时权势熏天，残酷打击迫害甚至肆意诛戮不趋迎奉承他的官员：他兴麓川之师，西南骚动。侍讲刘球因雷震，上言陈得失，语刺振。“振下球狱，使指挥马顺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时勉素不礼振。振摭他事陷瑄几死，时勉至荷校国子监门”；“御史李铎遇振不跪，谪戍铁岭卫”。王振甚至连皇亲国戚也丝毫不放在眼里：“驸马都尉石璟詈其家阉，振恶贱己同类，下璟狱。”例子甚多，不拟一一枚举。王振本传叙述了上述诸事例后，称其“所忤恨，辄加罪谪”。因此王振根本不惧怕其他官员，无需为了逃避御史参劾而费此周折。可见朱桂辛先生设想的舍宅建寺的这个原因不能成立，那么是否存在舍宅建寺的事实呢?
《明书》曰：“振族党并诛，第宅没官，改京卫武学”。由于智化寺之西就是武学胡同，如果此记载可靠，那么智化寺近旁的宅第就一直在使用。换言之，即王振舍宅建寺的可能性就很少了，至多只是舍一部分宅第。
对于短期内建成的智化寺，刘敦桢先生给出的解释是，怀疑碑文所记开工、竣工年月，未必与事实符合。(19)
经过对以上各种说法的分析，笔者认为，在短期内是有可能建成智化寺的。
首先，从王振本传“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的行文记载推测，他建宅第、建寺院极可能是统一规划。寺院早已规划完毕，而且宅第竣工后接着修建寺院，建筑材料也应该早已备足。因此修建寺院的过程只是纯粹的施工过程，这就大大缩短了工期。
其次，王振当时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修建寺院所需的人员、材料自会源源不断，绰绰有余。修建智化寺的具体情形，史籍付之阙如。不过，王振还修建过其他的寺院，可借此进行推断：“初，王振佞佛，请帝岁一度僧。其所修大兴隆寺，日役万人，糜帑数十万，闳丽冠京都”。(20)王振修建大兴隆寺之时，就“日役万人”，对于自己的家庙自然会更加不遗余力，施工的速度自然不能以常理推测。
关于智化寺的建立，还有一种说法颇为流行，即该寺是奉敕而建。这或许缘自人们对庙门“敕赐智化禅寺”的不同理解。其实，《敕赐智化禅寺之记》说：“盖始于正统九年正月初九日，而落成于是年三月初一日，既而以闻，王嘉之，特赐名曰：‘智化禅寺’”。显然寺院建好之后，王振报告朝廷，方得到皇帝赐名，而不是赐名在先，奉敕而建。
总之，笔者认为智化寺极可能是短期内迅速修建完毕的寺院，而不是舍宅而建。
四、土木之变的原因
土木之变的原因，常见的说法是，正统十四年(1449)“时也先贡马互市，中官王振裁其马价，也先大举入寇，遂致土木之变”。(21)此说法把战争的肇因归咎于王振：由于他减损马价，触怒蒙古瓦剌首领也先而导致其入寇。笔者认为这当是人们痛恨王振祸国殃民、为所欲为心理的一种反映，于历史事实未必相符。
同样出自《明史》的还有如下记载：“(瓦剌)使往来多行杀掠，又挟他部与俱，邀索中国贵重难得之物。稍不餍，辄造衅端，所赐财物亦岁增”(22)；以往瓦剌使者不过五十人，而时至正统，“瓦剌使来，更增至三千人，复虚其数以冒廪饩。礼部按实予之，所请又仅得五之一，也先大愧怒”(23)。《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的记载大略相同：“正统十四年春二月，也先遣使二千余人进马，诈称三千人，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使回报，遂失和好。”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王振无疑是在捍卫国家利益，不应该受到指责。
笔者认为，相较而言，上述两种说法中的后者应该更为符合真相：正统年间，瓦剌随着努力的增强，利欲之心也随之增长。由于贫欲没有得到满足，也先于正统十四年七月，“遂诱胁诸番，分道大举入寇”。王振减损马价一事，只不过是也先出兵的一种托辞而已，实则过在瓦剌。
五、王振的死因
关于王振之死，也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一种称王振死于敌方，《明书》载英宗之言：“振为寇所杀，联亲见之。”又如，笔记小说《醒世姻缘传》第15回称：“王振狠命的撺掇正统爷御驾亲征，蒙了土木之难。正统爷的龙晴亲看他被也先杀得稀烂，两个亲随的掌家刘锦衣、苏都督同时剁成两段。”
一种是死于己方，如《明史纪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称“护卫将军樊忠者，从帝旁以所持捶捶死振”。《古刹瑰宝——智化寺》则称“护卫将军懋忠气得一锤击碎王振头颅”，然而未载出处。笔者发现，黄云眉在考证明史王振之传时，录用黄景昉《国史唯疑录》3云“闻振实为护驾将军懋忠以所持瓜捶死”。(24)
如果当时确实是樊忠或者懋忠击毙祸国殃民的王振，向来以弘扬正义为己任的史家绝不会吝啬自己的笔墨。然而遗憾的是，笔者翻检了一些重要的明朝史籍，却不见有这位将军的踪影。因此这种说法不可靠。
还有一种是自杀，《英宗谕祭王振碑》称“车驾北征，振以腹心扈从，将臣失律，并以陷没，即引刀自刎”。英宗宠幸王振，受其撺掇御驾亲征。王振毫无军事才能，导致土木之役兵败，英宗被俘。然而昏庸的英宗历经九死一生，被放回明朝并复辟帝位之后，却仍对王振大加褒奖。因此笔者认为王振军前自刎的说法最不可靠。这当是英宗掩盖历史真相，改被杀为自杀，谓其为国殉节，保全宠臣王振的名声而已。
王振究竟死于何因呢?《明史》卷304《王振传》记载，正统十四年，“瓦剌兵追至，师大溃。帝蒙尘，振乃为乱兵所杀。”此处“乱兵”，语焉不详，尚难判断是敌是我。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明史》卷328《外国九·瓦剌》记载较为详细：“敌见大军止不行，伪退，振遽令移营而南。军方动，也先集骑四面冲之，士卒争先走，行列大乱。敌跳阵而入，六军大溃，死伤数十万。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尚书邝野、王佐、侍郎曹鼐、丁铉等五十余人死之，振亦死。”因此可以判断，王振是死于也先发动的突然袭击，而不是被明军所杀，更不是自刎。
六、智化寺长期兴盛的原因
英宗愚昧，但是天下人的眼睛却是雪亮的，作为明代罪人的王振遭到时人和后人的唾弃。然而直至乾隆七年(1742)，作为王振家庙的智化寺一直香火旺盛。时人沈廷芳亲眼目睹“智化寺岿然尚存，规模实巨。其后殿西庑，逆振之像，俨居高座，玉带锦衣，香火不绝。”(25)为什么人们没有“恨屋及乌”，废弃甚至拆毁逆阉的家庙呢?
《古刹瑰宝》一书提供了一条线索：“保寺尊王”的思想一直在智化寺中流传，直到解放初的最后几代和尚中还残留有这种思想。笔者认为，我国古代一直提倡允许君主不义，但是臣子却不能不忠的愚忠思想。英宗虽然昏庸，但是他毕竟是君主，后来的君臣尊重他的意愿，于是智化寺就在他的恩庇下得以保全并维持兴盛。这即是“保寺尊王”的思想渊源所在。
笔者认为，佛教在明朝的兴盛当是智化寺长盛不衰的另一个客观原因。这与王振也有一定关系：王振佞佛，还曾修建大兴隆寺，“闳丽冠京都，英宗为赐号‘第一业林’，命僧大作佛事，躬自临幸，以故释教益炽。”(26)佛教得到皇帝的支持，无疑推动了在社会上的传播。景泰年间，云南虚仁驿驿丞尚褫也曾言道：“近年以来，释教盛行……此盖前之掌邦礼者屈于王振之势，今年曰度僧，明年曰度僧，百十万亿，日炽月盛”。(27)佛教盛行，作为其物质载体的寺院自然兴盛。智化寺作为敕赐寺院，较其他寺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自然更为兴盛。
七、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对智化寺历史背景有关的几种流行的说法进行了反驳论证，认为王振只是一介宫内的太监，并没有做过教官、生有子嗣等背景；在宣宗朝及英宗即位之初，他能够循规蹈矩，后来时事变化，才走上擅权专政的道路，并不是自始至终只起负面作用；智化寺是王振新建的家庙，而不是舍宅而建；土木之变是蒙古恃实力的增强借机发动的战争，不应该由王振承担全部罪责；王振死于也先发动的突然袭击，而不是被明军所杀，更不是自刎殉国；保寺尊王及佛教在明朝的兴盛是智化寺长期兴盛的原因。本文力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并进行客观的评价，希望能够增进学界对明朝政治制度尤其是宦官制度及佛教文化的研究。
①许惠利《古刹瑰宝——智化寺》，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②［清］查继佐《罪惟录》卷29《宦寺列传·王振》，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24～25年(1935～1936)。③［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上海进步书局。
④［清］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28·子部38·杂家类存目5·05734赵氏连城》，海南出版社，1999年。
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3·子部53·小说家类存目1·06522明记略》。
⑥［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⑦《明史》卷10《英宗本纪》。
⑧［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中华书局，1977年。
⑨［明］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
⑩［明］许浩《复斋日记》上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5年(1961)。
(1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3·子部53·小说家类存目1·06519复斋日记》。
(12)《复斋日记》上卷。
(13)(14)(15)《明史》卷304《王振传》。
(16)［清］傅维鳞《明书》卷158《王振传》，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
(17)［清］震钧《天咫偶闻》卷3《东城》，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
(18)(19)《刘郭桢文集·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6)《明史》卷164《单宇传》。
(21)《明史》卷81《食货五·大同马市》。
(22)(23)《明史》卷328《外国九·瓦剌》。
(24)黄云眉《明史考证》卷304，中华书局，1986年。
(25)《沈廷芳奏请仆毁王振塑像折》，转引自《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
(27)顾炎武《日知录之余》卷3《僧禁》，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22年(1933)。
(作者为北京文博交流馆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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