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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教理院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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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教理院史略
  罗同兵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藏密教开始弘传内地,掀起民国密教热。汉传佛教界僧侣、居士负笈西行者数十百人,仅1937年后受蒙藏委员会资助留学康藏者即有54人,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求法取经的运动”[1]。汉藏佛教交流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史上值得注目的一页。其中占有中心位置的无疑当为汉藏教理院。
  汉藏教理院的产生、发展、鼎盛以至结束,无不与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乃至国际的政治、文化状况等外缘紧密相关,同时又有它自身发展的内在脉络。今且依此对其历史作一简述。
  一、建院因缘
  1、佛教格局
  中国汉传佛教自明清以来日趋衰颓,迄于民国更形朽坏。在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转型中,它面临着国内异彩纷呈的各种思潮,面临着西方科学与宗教文明的挑战。而它本身在教制、教产、教理诸方面,仍沉浸在与封建社会母胎千丝万缕的联系之中。破灭佛教、庙产兴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迫使中国佛教的精英人物振作起来力图改革。其中,太虚大师高举“人生佛教”大旗,为中国传统佛教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然而,衰颓已久的中国佛教,难以顺利走上奋起自新的道路。太虚法师说:“近来中国佛教的破产,也如中华民族的文化一样,支离破碎,空疏荒芜!似乎无有可代表中国从东汉到唐以来、中经几百年所结晶的中国佛教的特质了。由此在最近,或把佛教从日本传到中国来,或从西藏传到汉地来,或从锡兰传到中国来;也如中华民族的趋势一样,由几千年进步来的文化已不能自存自立,反退化到唯以模仿外来文化为事。”[2]在佛教中也泛滥着民族虚无主义的情况下,民国年间的密教热潮给太虚大师复兴中国佛教的事业带来了挑战。
  密教复兴的最初动机是由日本引发的。日本胁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其第五条要求日人在华有自由传教权。以密教为中心的日本佛教,借口日本密教发达,而中土早成绝学,要向中国回传密教。中国佛教徒受此重大刺激,乃对密教问题渐渐注意[3]。与藏传佛教密切相关的蒙藏边疆问题,则为密教的兴盛提供了持久动力。民国初建立的几年间,俄国大肆扶植哲布尊丹巴活佛分裂外蒙古;十三世达赖喇嘛统治下的西藏地方,由于英、俄等帝国主义的侵略,疏离软弱的民国中央政府而观望依违于中、英、俄、日之间,1917年并在英国支使下挑起康藏战争。种种因素使得来自蒙藏的九世班禅、章嘉、白普仁、多杰觉拔及西康诺那等诸多活佛在民国政治及宗教舞台上相当活跃,由此也带来了藏传佛教的一时兴盛。传自日本的东密因戒律、判教上与中国佛教冲突引发“王师愈诤潮”,并受中日关系影响,昙花一现地短暂兴盛后即渐戢其势。此后,便是藏密一枝独秀。
  蒙藏活佛在汉地传播密教的方式主要是大规模的法会。民国政要或出信仰,或为利用以安抚人心、笼络蒙藏,大肆宣扬藏传佛教法会的“护国”、“救国”作用[4]。民众对于活佛的传法法会也是趋之若鹜。然而,活佛的法会活动对于藏密为汉人深刻理解从而扎根汉地却作用有限。1924年,班禅因与达赖的矛盾出逃到内地。他展开传法活动后,曾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可惜欠缺精通佛法的翻译人才,深奥佛理无法转译[5]。1926年,白普仁南下,各省争相邀请举行法会。据载,在湖南省报名学金光明法者就有五六百人之多,白喇嘛却仅令各人诵读《金光明经》,没有开示,也没有说明该经的奥妙及修法[6]。
  在学密汉人的帮助下,也有少量密教仪轨译出,如白普仁1926年《密乘课本》、1930年《密乘法海》等;亦有一些活佛“法语”、“开示录”等流行。然而,对于缺乏教理基础而为密教痴狂的广大信众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太虚法师于1925年主要针对当时东密状况的批评,也为藏密热敲响了警钟:“今者非法之密风侵入,与夫国人迷著之提倡及盲从之附和,于是学者瞽惑乎新奇,黠者剽窃以稗贩,涣汗纷拏,漫无轨道,至使我国禅、讲、律、净调和一致之教风,顿陷于极混乱之状态,渐有弁髦戒行、土苴净业之危险!”[7]在太虚看来,“盖密宗诸咒大抵为大悲下摄有情之方便,设非以大智上求菩提为真本,失智悲而纵贪瞋,种种利生方便,将被盗为害世工具,诸佛子可不慎哉!”[8]
  为此,太虚本《整理僧伽制度论》所说“使大乘八宗平均发达、调和建设”之旨,于1925年提出“当学日密、藏密,纳于律仪、教理以建中密”[9]的策略,支持密教的复归与重建。然而,密教的忽然勃兴,却对他复兴中国佛教的事业造成了冲击。1922年创办的武昌佛学院,集中了全国的优秀学僧,堪称太虚佛教改革的样板道场和当时中国佛教的弘化中心。太虚亦想以此为根据地深入进行佛教改革。不料1923年冬大勇从日本学密归国传法,“各处的佛教徒无论出家在家,都是唯密是尚的风气。”[10]持松继之于1924年归国传播东密,恰在武汉影响最大。武院多数学僧、院董及数百居士,纷纷入坛学法,结印持咒。“院董们更迷于印咒,借词经济不敷,不愿继续支持,几使武院关门大吉。”[11]
  藏密更将武院的有生力量吸引开去。1924年春天,大勇法师在北平与白普仁尊者一同闭关于善缘庵修护摩法,觉得西藏的密法比东密完善,便发了进藏求法的决心。后经白尊者及几位居士的劝请,发起组织佛教藏文学院,10月11日在北平慈因寺开学。武院职员大刚、超一及研究员法尊、观空、法舫等先后参加。1925年春末,藏文学院改组为“留藏学法团”启程赴藏,到汉口的时候,武院的严定法师、会中法师等又来加入。武院同学中,有人认为此举抽空了武院的力量。法尊法师的记录中便有所反映:“也有几位老同学,来拦住我们,说些什么母院无人、西藏难去等理由”[12]。自1929年9月大勇卒于甘孜扎迦寺后即率领留藏学法团的大刚法师,“不满太虚大师弘化苦心、建设世界佛学苑本意,迭发两电报,望太虚大师先往西藏修学正法,再事弘通。大师门下而显露叛离情绪者,此为其始。”[13]
  虽然如此,太虚大师仍从藏传佛教中发现颇多对其佛教革新事业可资借鉴之处。1930年6月,太虚为康藏学法团成员恒演《略述西藏之佛教》作序,云:
  兹阅所编西藏之佛教,乃知昔宗喀巴大师整饬西藏之佛教,与吾在中国提倡者,有相同之三义焉:一关于教理行果方面者,以三士摄五乘,下士才止人天,中士则由人天而止声缘,上士则以人天声缘为自行阶梯、化他方便,经菩萨行而至佛。纶贯以善知识之教授教诫,则皆为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之善巧法门。此义尝著之《佛乘导言》等,而《菩提道次第》,则备极精详者也。二、关于律仪方面者,根据七众律仪戒,以为建立人间佛教团标准……。十余年前,吾察中国僧制之窳败,尝作《整理僧伽制度论》,虽容纳唯关支那之不少特殊事实,而亦大抵以七众之律仪为本者也。三、关于密宗方面者,民十四春间,吾鉴于如醉如痴之学密潮流,作《今日佛教中显密僧俗男女问题》一篇,即主张学密宗者,思想必以教理为轨,行为必以律仪为范,然后密宗之方便功用,方不失为佛教之方便功用。而黄教鉴于红教之弊所兴革黄教之密宗者,其意亦正如此。乌乎!时相去者五六百年,地相隔者数万余里,竟有如是之形契神合者,信足增吾人之勇气与决心矣![14]
  2、时政大局
  正当太虚大师日益注意藏传佛教的时候,西藏政治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颇思于西藏问题上有所作为。1928年2月4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改组国民政府案》,决议设置蒙藏委员会。冬,达赖开始想和国民政府联合,以便对抗英国,故指示西藏驻五台山堪布罗桑巴桑前往南京见蒋介石。蒋写了一封信,托他交给达赖,西藏和国民政府开始发生关系。1929年9月,西藏驻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奉达赖指示,在南京谒见蒋介石,声明:“不亲英人、不背中央、迎班禅回藏。”12月,蒋介石又给达赖写了一封信,委贡觉仲尼为“赴藏慰问专员”,并带回蒙藏委员会拟具的《对于西藏问题如何解决》之条款八项,要求达赖一一答复。1930年,达赖派贡觉仲尼为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1930年5月,达赖会见国民政府派往拉萨的刘曼卿,谈话中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康藏问题是中国内部问题。然而当年6月,英国以命令尼泊尔停止侵藏为条件,强迫达赖命令驻防西康德格的藏军,向驻防甘孜的川军发动民国以来的再次进攻。1930年,第21军军长刘湘“治渝州军次,高瞩康藏政俗,胥依佛教,方有选汉僧赴藏留学之议”[15],商同四川省政府,通令该军驻区各县,每县寺庙合资派遣比丘入藏学经。其办法如下:由县府召集佛教团体及寺庙住持共同商议,分担学费,推选比丘,以留学西康为第一步……留康费用,每人年需川洋两百元,除年费外,所有供养熬茶、衣具、住户及经典等临时费用,由全县寺院分担……将来比丘留康学成,经其根本喇嘛允许介绍,足以前赴拉萨者,再由各寺庙议担其费用[16]。并规定各县在三个月内,将派僧筹款情形,呈报核办,事在必行。
  对这些政治变化,太虚颇为敏感。1929年,曾在1917年康藏战争中反对达赖的西康诺那呼图克图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太虚特推诺那为中国佛教会“名誉理事长”。1930年秋,太虚赴重庆佛学社讲经。刘湘于杨柳街招待所宴请大师,席次谈及选僧留学康藏事,成立汉藏教理院之因缘于斯际会。太虚后作《汉藏教理院缘起》记之:
  去年重庆刘甫澄督办,有派僧游学康藏之事也。太虚曩赴欧美,尝有设世界佛学苑之创议,而关于汉藏佛教教理研究院,须亟筹设。去秋以川省缁素邀请作巴蜀游,闻刘督办之举而壮之,谓与其派往游学,不如就川省设学院,聘请汉、藏讲师,招汉、藏青年研习之。潘仲三、潘昌猷、何北衡、王旭东、王晓西诸公韪其议,申请于刘督办,遂筹定院址,指划经费,而有本院之成立[17]。
  二、前期筹划(1930—1932)
  既有政要支持,建院事宜便得颇多助缘。离重庆百余里的十方丛林缙云寺因僧人与地主间发生庙产纠纷,官司告到了刘湘军部。刘湘察知该寺宽敞幽静,拥有丰富的寺产,又见僧人吸食鸦片,不能过正当的宗教生活,便将该寺僧人迁居他寺,该寺由军部拨作汉藏教理院院址[18]。
  四川居士为建院效力,设立筹备处于重庆佛学社内,公推巴县县长何北衡为筹备主任,并商讨出筹备简则[19]如下:
  第一条 本处以秉承太虚大师之创议,组织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为目的,办理一切筹备事务,简称为汉藏教理院筹备处。
  第二条 本处设于嘉陵江缙云寺,并借重重庆佛学社地点先行成立。
  第三条 本处设筹备员二十七员,由重庆佛学社及赞成本处宗旨各员推举之。
  第四条 本处分置三组:总务、出纳、文书。
  第五条 本处经费收支(略)。
  第六条 本处于汉藏教理院院董会成立之日撤销。
  第七条 本简则未尽事宜由筹备员全体会议议决补充。
  第八条 本简则于大会议决后呈请备案施行。
  附筹备处职员(略)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七日
  成立初期经费大略由以下几个途径得到解决:
  1、实行寺产改革,变寺产为学产:缙云寺原有产业,每年可收70石租谷,足供全寺食用;另有大山场,计划种植油桐。5年之后,估计每年收入至少5000元以上。
  2、筹备处诸护法居士帮助向21军部申请提拨经费,得刘湘同意,由21军部省教育经费拨600元,民国二十一年九月起减为300元。
  3、除省教育经费外,前刘自乾主席亦允每月助600元,按月在驻渝办事处领取[20]。
  1931年,汉藏教理院成立院董会,请太虚大师订院章,并兼院长。遂派满智为教务主任,超一为事务主任,先赴北碚缙云山院址修理筹备。经过两年的筹划,除了该寺原有大殿、房屋外,又扩建了教室、图书室、阅览室、师生宿舍及食堂等建筑。万事具备,汉藏教理院可以正式成立了。该院“护法”阵容中政要居多,颇为强大:何北衡任院护,李子宽、潘文华等十人为院董,军长刘文辉为名誉董事长,省长刘湘为名誉院长。学院的正常运转已可保证,这从汉藏教理院成立简则[21]可以看出:
  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成立简则
  一、名称 本院为世界佛学苑之一院,故定名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
  二、宗旨 研究汉藏佛理、融洽中华民族、发扬汉藏佛教、增进世界文化。
  三、院址 四川嘉陵江缙云寺。
  四、组织 本院设院董会,为世界佛苑苑董会分会,专担任本院建立与维持之经费,其会则另订之院长一人,由本院院董会商承世佛苑苑长请任之,总持全院事宜;藏文佛学主教一人,助教一人;汉文佛学主教一人,助教二人;常识教员一人,监学一人,事务主任一人,事务员一人,由院长商同院董会请任之。
  五、学课 普通级四年毕业,高等级三年毕业,兹定两级学课每日如左:
  藏文佛学二时、汉文佛学二时、学习律仪一时、修习禅观一时、讲常识一时、服劳运动一时、研究自习四时。
  六、学众 正学众四十名,附学众二十名,学众之管理规则另定之。正学众之资格如下: (一)年龄十八岁至二十五岁;(二)曾受比丘戒或沙弥戒者;(三)曾修业于各处佛学院而于汉文佛学及身体品行试验合格者;(四)有确实之保证人及具诚恳之志愿书者。
  附学众:(一) 年龄二十岁至五十岁;(二)曾受比丘戒或在家菩萨戒者;(三)试验合格者;(四)能有保证人及具志愿书者。
  七、学费 正学众学费全免,并每年递加每月有由一元至四元之津贴,附学众须酌缴膳宿费及书籍费,但违章被革及中途辍学均须由保证人负赔偿责任。
  八、附则 本简则由院董会商同世佛苑苑长订之,呈请所在地主管官署备案施行。
  依据上述简则,筹备会公布招生简章。1932年8月20日,重庆北碚缙云山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正式开学。太虚大师主持开学典礼,以“澹宁明敏”为校训。大师心情颇佳,赋诗表达对学院的喜悦与期许:
  温泉辟幽径,斜上缙云山。
  岩谷喧飞瀑,松杉展笑颜。
  汉经融藏典,教理叩禅关。
  佛地无余障,人天自往还[22]。
  三、初创(1932—1933)
  1933年第二期《汉藏教理院年刊》对学院的状况有详细的报告,从中可以看出汉藏教理院初创时期的运作与问题:
  1、院务组织有系统。院董会聘请院长及数位院护,院长下分设教务、训育及事务三组。教务方面聘任汉文、藏文及佛学教师7人,其中藏文一科先后由藏人罗桑丹巴(blo-bzang-bstan-pa)及土登降措(thub-bstan-rgya-mtshog)担任;事务组下设会计、书记、管库、采买及院护队队长等,负责全院经费、庶务等事项。
  2、财务管理制度化。该院的收支款项完全公开,出纳管库员经手,采买员庶务监视,会计员造册登账,再由主任查核,最后再呈21军司令部及院长、院董会各一份批示。
  3、院护队配备武装。该院为防盗贼成立一院护队,武器配备由潘昌猷处长、何北衡处长捐赠,子弹则请峡防局代买。院护队除固定的操练外,平时须开垦荒地,经营农林场的劳务。
  4、学生流动率很大。初成立时,按原计划招收60名学生,然据统计,一年来退学者有14人、成绩不及格被淘汰者有6人、犯过开除者4人、不假私逃者6人、因事请求退学者6人、越假不返者则多达22人,总计离校人数共58人。另一方面,自民国二十一年五月起,几乎每个月都陆续有新生加入,因此院中仍然维持40名左右的学生。
  5、教学难达目标。招生时原依佛学、国文两科之程度分为甲、乙两班,而藏文均系初学,故采合班上课。然因学生程度参差、授课时间先后不同等因素而重新编班。该院特别注重学生的藏文学习,除了成绩独立计画外,更订定奖励办法:成绩在80分以上者奖励银洋8角,90分以上者银洋1元,而不及50分者降等发津贴费。后又将测验次数增加,奖金则提高为4元[23]。
  从上述情况可知,初创的汉藏教理院虽已初具办学条件,但师资与生源都不如人意。教学尚是勉力维持,科研更无条件开展。这种状况几乎导致学院难以为继的危机。1934年,教员传戒、熊东明曾因遍能处事未善,藉生事端,拟改汉藏教理院为支那内学院第二院。幸院护何北衡不为所惑,得以无事[24]。
  四、发展(1934—1936)
  太虚多次函促法尊回来教学。法尊呈文十三世达赖邀请安东格西弘法内地,未得允许,只得只身东归。1934年仲秋,法尊法师奉太虚命“从速入川”到重庆汉藏教理院,担任教学工作兼管理院务。法尊继续翻译《菩提道次第广论》,为同学讲授,又译《比丘学处》、《菩萨戒品释》等。法尊入川后,先后得苇舫、尘空协助,汉藏教理院始入小康之局。
  这时,太虚大师十分注意先从整体上把握西藏佛教,故1934年冬法尊法师译完《菩提道次第广论》后,太虚大师一再嘱译《咒道次第》,俾窥藏密之组织。同时,作为沟通汉藏佛教的机构,汉藏教理院不能偏于一面。1935年8月31日,太虚大师抵重庆,赋诗《示渝州缁素》,有调和显密之意:
  身空莫即方成佛,佛本无成始即身。
  显密闲名今谢矣,不从明镜更添尘!
  1935年9月,喜饶嘉措到四川缙云山,太虚大师留其小住,讲《从沟通汉藏文化说到融合汉藏民族》,强调将汉传佛教传到西藏:“喜大师此次到内地来,固然一方在宣扬西藏文化,同时也能观察到内地的风俗环境与佛学思想,希望将来能使西藏也在向来传统的束缚上解放出来。这样,才能做到汉藏教理的彻底沟通,同时,也澈底做到了汉藏两民族文化和感情的沟通。这就是今天欢迎喜饶大师的特殊意义。”[25]
  然而,以当时的师资力量,离实现汉藏教理院之宗旨仍相差极远。1935年农历八月底,法尊法师为了迎请“名满康藏位居王师的安东恩师出来弘法”,将汉藏教理院院务全权拜托教务主任苇舫法师代理后,从海路二度进藏,于1936年正月初九日抵拉萨。然而二月初二绛热仁波切——安东格西圆寂,法尊法师数年计划全成泡影,后虽亦另访了几位大师,但没有一个能同他回内地。自三月起,法尊法师在拉萨养病五个月,依止绛则法王学法,在拉萨翻译《辨了义不了义论》及《释》等。八月秋后,法尊法师连奉太虚大师及汉藏教理院电信,促他速归,乃绕印度由海路回国,请回《藏文大藏经》和宗喀巴师徒的著作等。回汉藏教理院后,继续作翻译与教学工作。
  五、鼎盛(1937—1945)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以重庆为陪都,一时使之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战争形势也使稳定西南大后方成为至关重要的大事。1937年9月24日,行营主任贺国光,以车迎太虚大师至行营,商汉藏联络及川康边区开发事。1937年12月31日,太虚大师往国民政府,回访吕参军长、陈主计长。继由吕参军长导大师晋谒主席,论及汉藏文化应互译互资。
  1937年2月1日《申报》南京专电报道,蒙藏委员会订汉藏互派僧侣游学办法十二条,补助汉藏僧侣名额每年各二名。赴藏游学僧侣,由佛教总会每年六月以前保送本会考核派遣之。每人补助往返旅费各二百五十元外,每年补助汉僧生活费八十元,藏僧生活费一百二十元,游学期间五年为限。太虚认为:“堪以选派汉僧往学及承受藏僧来学者,兹在国内唯重庆北碚缙云山之汉藏教理院足以任之。”[26]汉藏教理院第一任教务主任满度于该年得到公费派遣的优待[27],顺利入藏学习。
  在时人眼中,汉藏教理院是个“革命的和尚集团,他们不但在佛教本身谋改进,而且是高瞻远瞩地注视到我们康藏政策问题。”[28]这种形象极能为汉院赢得支持。早年曾在河南毁佛的“基督将军”冯玉祥,1942年寓缙云山,太虚大师时与晤谈。冯氏见缙云山僧众学习藏文乃有感:“西藏关系重,藏文宜先通。革命四十载,边疆成化外。外人得侵凌,国权遭损害。政府应力助,训练好人才!已派往藏者,生活须善待。边疆事大振,外人无可奈!”[29]
  在这种因缘下,汉藏教理院颇得发展之机。记者若斯于1938年访问了汉院。他了解到,“该院的经济来源现在稍有改变,自民国二十六年起,每年由教育厅拨给五千元,原有庙产每年可收入一千多元。他们的行政是非常有系统,而且是现代化的管理。”记者注意到,“尤其是训育方面,特别采用最新式的导师制同清规制”。对尼僧的教育当时也曾纳入汉院的计划,“在该院的将来计划中,下期还准备招考新生四十名,另外准备收女生若干名,女生是准备招收有志发扬佛教的尼僧们,目前已经在寺外另一地方修建了校址。”[30]
  当时的师资也是精英荟萃。1937年秋后,法尊法师请太虚一同入川,在汉藏教理院讲学。佛教各宗派比较优秀的法师都在该院,如长于《俱舍论》的法舫、长于般若空宗的印顺、长于律学的尘空、长于因明唯识的雪松、长于禅学的本光等。不仅增加了学员的学习兴趣,更提升了研究的风气[31],由此迎来了该院的极盛时期。
  汉藏教理院在教学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学生分预班、正班、专修班三种。专修班课程有藏文入中论、楞伽经、西藏文化史、国文、作文、体育、中国文化史、党义、菩提道次第。而正班课程为党义、医学、农业、国文、国文文法、菩提道次第、音乐、算术、中国文化史、辩中边论、楞伽经、体育、作文、藏文。另预班课程则是印度哲学史、文法、心地观经、国文、党义、体育、作文、藏文[32]。
  科研等方面条件渐趋好转,研究渐次展开。1937年1月27日,第一届毕业典礼后召开院务会议,院长代表法舫作了几项重要提议:一是组织“康藏研究室”,研究康藏地理、民情、文物,会中议决由代院长法尊主持。二是设立“翻译处”于密严海,决议由代院长法尊主译,处主任由法舫、严定、观空分任之,其它任用人员由代院长聘请;翻译处规则另定。三是扩大图书,另建新馆一座[33]。
  此期成果以法尊所译西藏经论和太虚关于汉藏佛教的讲学最为重要。后引该院1944年向政府报表中所列出版著作,多出法尊此期辛劳。
  太虚大师的讲学则立足于汉传佛教来融会西藏佛教。1937年9月,大虚大师讲《汉藏教理融会谈》,指出于印度空有二宗,汉藏所传可以互补互资;至于显密问题,汉传台、贤、禅、净诸宗,建立在“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的大总持(即陀罗尼)义上,故皆可谓密。1940年7月,太虚大师于汉院训练班,续讲《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他认为,传于西藏的密法出于“像法时期”,特点在于依天乘行果进趣大乘。在现在依人乘行果进趣大乘的末法时期,密法是不应机了。1941年6月,太虚大师讲《诸法有无自性问题》。因为汉藏教理院比年多弘宗喀巴之中观无自性说,大师特以唯识之三性说,成立中国佛学之有自性论。1942年7月,太虚大师讲《为支那堪布翻案》,纠正藏僧及蔽于西藏佛教者对于中国禅宗之歧视。1942年11月,太虚大师讲《法性空慧学概论》。又讲四教仪,了参、光余记其悬论,成《天台四教仪与中国佛学》。此年后,针对国内佛学院每偏重唯识,而四川又多重中观及密宗,大师乃多讲中国佛学。
  抗日战争期间,汉藏教理院发展至鼎盛,该院呈政府报告表[34]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状况:
  世界佛学苑概况报告表
  (1944年5月)
  名称: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
  地址:四川北碚缙云山
  负责人姓名:释太虚——释法尊代
  成立年月:民国二十一年八月成立,二十五年六月呈准四川省政府教育厅立案。
  沿革:前四川省政府主席刘公甫澄在二十一年军长任内,感于汉藏感情恶劣,以致边防多故,鉴其政俗皆依佛教,欲选汉僧留藏学习文言学术,藉以互隆情谊。嗣从世界佛学苑太虚苑长议,就川设学,招收汉藏青年,授以汉藏文言学科,本院遂得成立,故本院任以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发扬教义、巩固边陲为主旨。成立时,招收普通科研究学员四十名,以四年为一届;二十四年招收专修科研究学员二十名,以二年为一届;至今普通科毕业三届,专修科毕业已二届。现有普通科两班,专修科于三十一年秋因经费问题暂停。
  组织状况:本院为世界佛苑之一,院设院长。经院董事会同意聘请院长一人,以执行院务;院护一人。以下分教务处,设立主任一人,教授教员若干人;事务处设立主任一人,职员若干人;训导委员会设主任导师一人,导师若干人(推教职员兼任);编译处设监译一人,主译一人,助译若干人(教师兼任),研究员若干人(即两班学员)。
  教职员人数:专任十人,兼任九人,合计十九人。
  研究员人数:专任无,兼任:普通科四年级二十人,三年级四十人,合计:六十人。
  设备状况:大礼堂一,讲堂三,食堂一,寝室五,办公室二,编译室一,招待室一,康藏来宾招待处一,图书馆一,阅报室一,运动场一,游泳池一,院圃三,林场全山。
  预算经费:岁出计23,844,000,000
  研究工作:已完成者普通研究员毕业者五十九人,专修科研究员已毕业者十四人;正在研究中者普通科三年级研究员四十人,四年级研究员二十人,选送入藏继续研究者九人。
  出版刊物:(甲)编著:1、《现代西藏》,2、《我去过的西藏》,3、《西藏民族政教史》,4、《藏文读本》,5、《藏文文法》,6、《缙云山志》。(乙)翻译:1、《菩提道次第广论》,2、《密宗道次第略论》,3、《现观庄严论》,4、《慈氏五论颂》,5、《缘起赞颂》,6、《比丘学处》,7、《菩萨戒品释》,8、《菩提道次第略论》,9、《入中论》,10、《供养上师与大印合修法》,11、《入中论宗喀巴疏》,12、《辨了不了义论》。编译完竣待刻印者:1、《藏文常识课本》,2、《正理庄严论》,3、《佛教大事年表》,4、《本院三十三年度院刊》。
  战后研究计划:拟设康藏班,纯招康藏青年,授以汉藏学科,以经费无着遂未实现。
  填报时间:民国三十三年五月九日。
  负责填报者:释妙钦;负责人:太虚。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六、结束(1945—1950)
  1945年抗战胜利,浩劫初罢,百废待兴。太虚欲回汉口复兴武昌佛学院,1945年9月,增聘法尊、苇舫、尘空及海定等为院董,并推法尊、尘空继任汉藏教理院正副院长[35]。汉藏教理院亦曾谋求进一步发展,太虚规划组织研究会,分为西藏、印度、中国及现代佛学四组。西藏佛学组主要研究宗喀巴的学说,其它各宗派经论为辅,由法尊法师指导。四组各别研究而期协调沟通,每星期由一组召开一次研究会,与其它组成员分享研究的成果[36]。翻译事业上,亦曾计划在编译室的基础上扩大规模。法尊迎喇嘛东本格西来川,得刘文辉、格桑泽仁、牛次封赞助。1945年12月1日,汉藏教理译场正式成立于缙云山之石华寺,太虚大师任场主,东本任译主。1947年春,太虚于上海玉佛寺直指轩安详舍报。1948年暑假后,法尊法师将汉藏教理院事付托正果法师和开一法师等负责办理,自到成都讲经,并加紧将《大毗婆沙论》译为藏文。1949年夏译完,将译稿运往康定交格桑悦协保管。
  1950年春,法尊到北京菩提学会参加翻译组,替民委翻译文件。“是冬,正果法师来京和我商议把汉藏教理院奉交西南文教处事,我完全赞同。遂将汉院交给政府,汉院的师生也由政府安排工作。汉藏教理院也就结束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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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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