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民国28年，乙卯，46岁
　　1月14日，常惺法师示寂于上海宝隆医院，终年43岁，其法徒有秀奇、南亭、昙光。常惺法师的墓塔准备在江苏泰县城西南郊建造时，昙光等请持师为之写碑传，持师慨然应诺，写了《常惺法师传》一文。
　　时年，蒋维乔、李圆净诸居士，欲秉承刻经家徐蔚如居士的遗志，在徐已经出版的《华严经疏科文表解》的基础上，重刻《华严经》各疏，于是，同应慈法师一起共同发起组织华严疏钞编印会，应慈法师被推举为理事长，校勘出版全部华严经疏钞。
　　《华严经疏钞》是唐代清凉国师以毕生精力发挥80卷《华严经》要义的一部有名著作，但在刻印流传中错讹甚多。1912年间．徐蔚如居士曾与上梅佛教界人士蒋维乔、黄幼希等商量，决定重编《华严经疏钞》。1937年徐蔚如因病逝世，蒋维乔、黄幼希、李圆净等仍本其遗志，继续进行重编的准备工作。1939年春应慈法师到上海开办华严学院，宣讲60卷《华严经》，闻海上佛教界人士有重编《华严经疏钞》之议，极表赞同。经过与法度、蒋维乔、范古农、黄幼希、李圆净等五次商议，乃于1939年5月18日在上海成立《华严经疏钞》编印会。会上讨论通过了会章，推举应慈为理事长，朱超愿、叶恭绰(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蒋维乔为副理事长，月晴、僧昙、关絅之、李耆卿、范古农、黄幼希、李圆净、费慧茂、孟望渠、钱重知、徐春荣等为常务理事。由黄幼希等主持编印会。会址设在上海威海卫路。其后，副理事长朱超愿离去，续推吴蕴斋任副理事长。同时推举俞寰澄、周瑞华、许圆照、李文启等担任常务理事。当时汇集了中、日、藏本及其他流通本共计l0多种，考订异同，补正缺失，至1941年冬，全稿编辑完成。后又议定分组募印办法，计划募印500部，每部40册。同时又将《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附入。1944年春，全书校印完成。重编的《华严经疏钞》，汇集古今中日《华严经疏钞》诸版本而校订之，恢复了清凉原本，对中国佛教古籍的整理作出了贡献，也对华严教义在近代的研究和传播起了推动作用。
　　这项事业，对于徐蔚如来说，已经向往很久，为此也孜孜研习，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只可惜功未毕，就于1937年病故。
　　虽然对于华严的章疏持师未敢望成，但他还是对整个华严教义的脉络做了一次总结，撰成《华严宗教义始末记》拾卷三册。持师想，自唐译八十《华严》以后，各种疏钞、玄谈甚多，清凉国师之《华严文钞》又文广义繁，大凡学者心力有所不及，或不敢深入，或对《华严》之全经观境不能了然于心目，因此也无所解悟，更不能进入华严海会，实乃一大憾事。《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就对华严之四法界、六相、十玄门以及五教作了详尽的整理，并准确予以发挥说明，因而此篇论著成为近代研究华严宗的重要典籍之一，体现了持师在华严宗领域中的大家风范。
　　纵观以往禅门高僧，禅教并弘者居多，或谓之通宗通教，而尤以研究华严者为多，且各有著述留于后世。一者禅机成熟，思维敏捷，精力充沛，二者终日真性常恒，冥冥寂寂，必思有所事事，因而多兼涉教义。
　　如华严四祖澄观（即清凉国师）原律通南山及相部，禅通南北两宗，教则三论、涅般无不通晓，而尤重法藏之华严。五祖宗密曾言：“吾禅通南宗，教通华严，何其幸哉！”此亦即月霞法师、应慈老人、持师等所遵之道。
　　持师的《密教通关》四卷和《心经阐秘》一卷上海排印出版。
　　持师在入住圣仙寺时，他打算把在日本学到的唐密教理、事相，能写者全部写下来，以利后来学者，所以几年中，不少论著、纂注、疏解陆续写成，前后达四十余部、七十余册，各类仪轨、行法记三十余种。
　　1940年 民国29年，庚辰，47岁
　　同持师刚从日本学密回来时的情景相比，密教的复兴也出现了曲折的历程，一是密教道场得不到很好的保护，持师在洪山宝通寺辛苦建立起来的法界宫毁于兵燹；二是密教界受到的非议也不少，从王弘愿以居士的身份传法，到持师在《密教通关》中提出密教胜于显教的观点；三是东密被藏密热所取代，自大勇转向入藏之后，国人便群趋藏密，藏密在内容上能包容唐密而较唐密更为圆备，特具唐密所缺的无上瑜伽部法，东来传法的藏密大师，又多学养深厚，具神通及修法灵验，故更具吸引力；四是国内局势动荡，特别是日本侵略中国，国内对于日本佛教的抵制。这些都造成了传承唐密的东密在中国一时的静寂，持师不失时机地在圣仙寺中著书立说，把密教从形式上的弘传变成从理论上的弘传，也是南天铁塔的后继的佳话。
　　是年，李圆净居士看到持师历年来的著述已经不少，还没有能够结集出版，担心将来会散失，于是就约了持师的众皈依弟子帮忙，化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把持师的文稿分成显、密二编，并加以校对后，由哈同夫人罗迦陵及姬觉弥居士捐资印行，集名为《师奘全集》，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发行。
　　1941年，民国30年，辛已，48岁
　　1月13日，朱将军卒于西安。朱将军年过七十岁以后，忽患肠鎽，上海各大医院因为看到他身老年衰，都未敢施行手术。其子侄辈，决定送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启行前，一切准备就绪。朱将军考虑到此次北上，存亡未卜，于是就到印光法师那里去作别，禀告所以。印公不许，责其不老实念佛。且教诲他说：“如能一心念佛，何至如此！” 朱将军素重师命，不敢有违，于是坚决不去北京，退还了已购车票。从此一心念佛。至第三日，肠鎽自溃，流出脓血一大碗，转危为安。于是念佛更加精进。临终前一日，召家人曰：“我一生写字，但家中无只字遗留。”嘱裁屏幅四张备用。家人以子桥精神欠佳，劝其从缓，子桥坚执不可。随将字屏写就，而起居如恒。翌晨餐后，就床趺坐，久而不出。家人视之，已离世矣。
　　其年，上海沦陷后，日伪当局闻悉持师为日本真言宗三院传人，德高望重，又精通日文，出于想在上海实施日式教化，侵华日军驻沪司令河田大佐让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出面，到圣仙寺邀请持师出任上海市佛教会会长一职，黄金荣遭持师严正拒绝，无功而返，河田看黄金荣出面也无济于事，不甘心，又派人到圣仙寺纠缠，对持师威逼利诱，持师称病坚拒，闭门不出，表现了持师崇高的民族气节。
　　有一天许华瀚不知其故，照常去拜见上师。持师看见他入室，有些担心，摆手叫他快走。许问上师为什么那么紧张，持师说日军要他出去做事，他宁死也不愿出去，叫许快走，不要再来。持师所担心的不是他自己的安危，而是关心他弟子不要因为他的缘故而发生什么不测。
　　日伪面对持师的凛然正气，纠缠了三个多月，一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归。弟子们经过电话问讯，知道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才照常去看他。
　　由于持师长期伏案著述，食不定时，缺乏营养，也休息不够，所以，看上去形骸枯槁，面色苍白。敌伪时期，粮食遭控制，主食配给红糙籼米，还夹有杂沙，菜贩也难以进市。许华瀚看见持师行路乏力，心中不忍，坚持陪持师去医生那里检查拍片，经过医生诊断，说持师已患有胃下垂、肺结核、流火病毒感染等等疾病，腿部也多处感染。持师也不以为然。以后又看了很多次医生，每次总要催持师好几次他才肯去就诊，这是因为持师唯恐增加弟子等的经济负担，宁可忍受病苦，不愿也。每次打针服药，药瓶成了一大堆，其时，还没有抗结核病类药物出售，也无抗菌素，只有早期的磺胺类片剂。持师的胃痛，与饥饿也有关系。看到持师这样的情形，几个徒师兄弟作出安排，分工照顾持师，指定钱薇新、李海环二位弟子专门负责定制四季衣着和生活用品等，所有资费由师兄弟们量力分担，使持师能够生活安定，无忧无虑地过日子。
　　后来持师的两腿部都留下了数处七公分左右长的手术切口疤痕，弟子们见他走路飘飘然，有气无力，很是可怕。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从病魔中走出来？那是一颗圣洁、净化、慈悲之佛陀的心灵啊！那是爱国、爱教、爱护众生之悲誓愿力啊！
　　因国内不少缁素求要月霞法师法师的行实，持师作了《月霞法师法师传略》一文。
　　其时，兴福寺假圣仙寺举行了一次授记典礼，由苇乘和尚传法，法子有六人，其中老六为德悟。
　　1942年，民国31年，壬午，49岁
　　上海静安寺住持志汶示寂后，德悟以末代子孙派唯一合法嗣人继任了住持位。德悟既是苇乘的法徒，也是持师的法孙。
　　在志汶任期内，既无所建树，又曾以捐饷助军为名呈请出卖寺产而引起纠纷，兴讼不断，受到寺内外人众多方指责，留下许多后患。
　　在德悟继任的升座仪式上，当时的法藏寺、玉佛昌、护国寺等诸山长老，都光临参加了典礼，并有大醒、芝峰等贺联贺幛相赠，持师也亲笔书写了一幅贺联赠给德悟，联上书：
　　“既居其位当慎尔位；大有可为宜好自为。”
　　德悟继任后，革弊图新，转向佛学教育，注重佛学研究，曾举办数十次佛学讲座，分别礼请应慈、圆瑛、芝峰、丁福保、赵朴初、蒋竹庄等高僧、大德主讲，同时成立静安寺护法会，会同监院密迦整顿寺务，寺风顿有起色。
　　10月，弘一法师示寂于晋江温陵养老院，世寿六十三，僧腊二十四。虽然持师与他无缘见面，但素闻弘师因慨叹僧界之所以往往为世所诟病者，以不守戒律之故，乃发愿毕生精研戒法。初学有部之律，后则专弘南山律宗，操行至苦，恒跣足芒鞋，孑然一担，云游各处，讲经弘法。弘一之风尚，令持师十分崇仰。对于一代高僧的离去，持师悲不自胜，以极为真挚的感情和超众的文采写下了《悼弘一法师》一文并赋七绝三章。
　　1943年，民国32年，癸未，50岁
　　1月27日，欧阳竟无大师卒于江津之内学院。跟欧阳竟无大师一向意见相左的太虚法师写了一幅挽联，挽联倒也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两人之间争鸣不息的历史：
　　“胜军论后有斯文，公已追踪先觉；
　　石埭门中空上座，我尤孤掌增哀。”
　　对于欧阳师的逝世，持师衷心悲痛，知遇之情常常激励持师要以更大的努力来弘经著述。
　　自1922年以后，欧阳师与章太炎、陈三立等发起建立了“支那内学院”，自任院长，一时名流如吕澄、姚柏年、汤用彤、梁漱溟、梁启超、陈铭枢、王恩洋、黄树因等，皆入“内院”，拜投欧阳门下学习唯识。抗战中，“内院”迁至四川江津，至1952年停办，三十年间，先后入院学习者达数百人之多。欧阳师虽不专主一宗，自称“得佛法全体之统绪”，然立足点实在法相唯识。他十分重视佛典之整理考究，组织内院师生编刻了法相唯识要典、章疏百余卷，又精选重要经论，校刊订正，编成《藏要》三辑流通，至今尚为学界所重。欧阳渐气概雄毅，学风谨严，对佛教、佛学持独特主张，在当时佛教界形成了与太虚相轩轾的一派。欧阳师关于唯识学著述，有《唯识抉择谈》、《唯识研究次第》等三十余种。欧阳师弘法事业的得力助手和继承主持者是吕澄，他自1918年应欧阳师之邀协助筹办支那内学院起，数十年全力投身于佛学研究，先后任内院教务长、院长，通梵、巴、藏、英、日等文字，对佛学作了全面的研究，硕果累累，贡献重大，在法相唯识学方面有《因明入正理论讲解》、《因明纲要》等著述，并从藏文译出唯识要典《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观所缘缘论会释》、《集量论释略抄》等。他承欧阳学统，独尊法相唯识学为纯正佛法，对中土台贤禅诸宗持否定态度。欧阳师门下弘扬唯识的居士，还有王恩洋、黄树因、黄忏华等。王恩洋于1929年在家乡四川南充创办“龟山书院”讲授佛、儒二学，1942年举办“东方文教研究院”授徒讲学，佛学方面以弘讲唯识为主，有《唯识通论》、《八识规矩颂释论》、《摄大乘论疏》、《二十唯识论疏》、《因明入正理论疏》等唯识学专著。黄树因曾广搜藏文法相唯识典籍16种，又远赴印度搜集梵文佛典，准备翻译，不幸英年早逝。其胞兄黄忏华终身致力佛学研究，有《唯识学轮廓》等传世。曾游学于王恩洋所办龟山书院的唐仲容，数十年钻研佛学孜孜不倦，后在四川省佛学院讲授法相唯识学，常有论文发表于《法音》等佛刊。
　　许华瀚在家里也设立了佛坛，请上师来开光。持师并没有因为是在家中，而且人数不多就敷衍了事，他一样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地把仪式从头至尾做完。以后经常到许家去讲经，也宣讲得很详细。陈承辉、梁惠慈的家里先后也设了真言宗佛坛，持师也经常去他们家中讲经，对于弟子提出的要求，他从来都不会拒绝，可以说是有求必应，只要有问则详为解答，善心引导。
　　是年，有吕碧城居士去世，持师写《伤吕碧城居士之逝》以悼。
　　时人对吕碧城的评价，可以其父执樊樊山的几句话概括：“以一弱女子，自立于社会，手散万金而不措意，笔扫千人而不自矜。”
　　1944年，民国33年，甲申，51岁
　　持师的湖北老乡韩惠安，决定把他成都路江阴路口转角处的那栋洋房送给持师做真言宗的道场。持师很高兴地接受了下来，弟子们帮着把曼荼罗、佛像等搬了进去，持师欢天喜地地在门额上题了“瑜珈精舍”四个大字。师兄们都认为上师这下有了道场，可以结束他坎坷的生活了，都为他高兴。
　　是年农历七月十三日这一天，是持师的生日，金城银行的总经理来为他庆贺祝寿，就在那栋洋房的花园里设宴，参加的人有百余个，来了之后，都要求皈依持师，非常热闹。
　　1945年，民国34年，乙酉，52岁
　　秋天，还在日军投降前夕，许、陈在谈话中讲及日军侵华，国人多年来在水深火热中颠沛流离，国难深重，令人气愤。他们就想求上师建坛修“仁王护国法”，但又怕上师说他们胆大惹事。他们去见上师说明了他们的心愿，上师说好呀，但是没有地方。许、陈就说，关庙内设一座方便坛于东厢，买些黑布遮蔽住，不对外示说。决定每人修三座，上师答应了，许、陈就去作准备，择日每天修一座。
　　许第一个上座，陈次之，上师最后上座，修了九日结坛。许、陈问上师，他是否也在修降服法？上师说是的。他们想轮修一次，上师说不必了。
　　东密修法与众不同，跏趺座而默诵观想，结手印用净布遮盖，声息全无。助修穿白色袈娑，站在主修坛旁，随时递给所需法器，及照看好香花灯涂等供品。上座后，即寂静肃穆、庄严祥和，气氛与平时完全不同。
　　密教有各种行法和修持仪轨，最常见的是息（灾）、增（益）、怀（敬爱）、诛（调伏）四种，其他仪轨如施食饿鬼法、北斗供次第、请雨大坛作法、圣天坛供养法等，甚多。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为求即身成佛的解脱大法。一切均视行法事业所需而加选用，虽如此，持师是不轻易传授的。
　　密宗的派系虽然不少，今存有藏密、东密和台密。但不管密宗的哪一派别，其依法均离不开身、口、意三密。身密修法的内容主要是结手印、身印和修气、脉、明点。口密修法主要是念诵真言(又称咒语、特音)。意密修法主要是观想。
　　密宗的修持，最难入门的就是观想。初学者如何在一念之间做到观想成就，确是个大问题。因此对一些初学者来说，恐伯还得靠先仔细观摩佛菩萨的图像、陶瓷塑雕实物及其他现场图像实物，求得想像及残余印象；或者在观想时进行细致的个别、局部而到全体的组合，例如，先观想眼、鼻、口、耳，而后把面容组合起来；或者观想由模糊而淡出，而至逼真。
　　观想修法并不是为观想而观想，观想只是达到心空，达到入定，达到天人合一的手段。观想就是念力，观想能产生禅定力，观想的深入，观想的极致，就能入定。观想的过程就是凝神，身心皆空，融合和变身。观想首先要凝神，即精神集中，将所有杂念收摄成一念，借用观想达到以念止念。止念才能观空，身空心空而一切皆空，这样一刹那就会有大自然的灵力流入体内，这叫做“入我”，一刹那我体融入宇宙虚空，这叫做“我入”。融合就是小我与大我合一，也即是自己与宇宙合一，人天合一。融合之后就产生清净和光明，因为心空常寂之时就是真性光明之际。这种境界就是三密清净，就是入定。
　　身、口、意三密的修持，特别观想的修持，是为了入定，梵语称为三摩地，又称三昧、三昧地，是等至的意思，就是平等达到了极点。世间万事万物在观想中都复归自然平等，没有差别和比较，使妄想停息。入定是密法修持的最高法门和最高境界。密宗一切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入定。达到这种境界的人—般感觉精神旺盛，心灵舒畅，头脑清晰，肌肉会自然跳动，如通电一般，全身有说不出来舒适感，甚至静坐数小时之久，感觉上只有数分钟。
　　入定经过凝神、心空、常寂而自自然然达到。即将所有杂念收拾成一念，然后再将—念归于零，入我我入，人天合一，等程序而成就，而且并非一次就可以成就，往往经历一年、数年、数十年。有的人很快，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境界。
　　这就是密宗的一切成就，能在入定中显现出来的原理。
　　可是持师在韩赠送的洋房内建立了真言坛场好景没长，事隔一年，韩的长子在汉口经商失败，要把洋房收回去出售，持师只好再把坛场的东西再搬走。两幅巨大的曼荼罗仍然转移到陈承辉的家中收藏起来。
　　是年，德悟在静安寺原山门之东，另建一座庄严的仿唐新山门，由邓散木题额“静安古寺”。
　　1946年，民国35年，丙戌，53岁
　　德悟又在新山门门前，在经过疏浚的“天下第六泉” 涌泉井栏一侧，建成一座古印度阿育王式梵幢，作为佛寺的标志。新山门和阿育王式梵幢落成峻工时，适逢静安寺佛教学院开学，聘太虚法师为首任院长。就在四月初八浴佛节那天举行了揭幕典礼，由太虚法师亲临主持，太虚法师以三喜临门，亲自主持剪彩，拈香礼佛，欢喜赞叹。与会僧俗逾万人，成为当时沪上佛界一大盛事，盛况空前。
　　在此期间，静安寺还于寺后门，面向华山路的地方，创办静安小学。于南翔建立静安农村实验学校，该校由持师、白圣、赵朴初、毛效同、顾恒五人任董事，由大同法师主持教务。两校经费均同静安寺负担。
　　1947年，民国36年，丁亥，54岁
　　3月17日，太虚法师在上海玉佛寺直指轩逝世，世寿59岁。太虚法师由宁波来上海原打算待全国佛教整理工作告一段落时，于佛诞日(农历四月初八)在南京召开中国佛教徒代表大会，不料中风复发，抢救无效病逝。
　　因为静安寺寺产寺权纷争，而导致德悟和密迦被诬冤入狱。两人在狱中仍然担心寺院的安危以及弘宗演教事业的未来，于是委托周孝廉、奚亚夫二律师，联名致函上海市佛教会，主动提出愿将静安寺由子孙剃度制改为十方丛林选贤制，请市佛教会主持推贤选能继任静安寺方丈。同时，静安寺会体僧众也赞同德悟、密迦这一建议，亦函呈上海市佛教会请求改制选贤。
　　上海市佛教会尊重住持德悟法师及全寺僧众愿望，于是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召集诸山长老、护法居士一百四十持师人及全寺僧众二百多人，举行会议，一致决定该寺改为永久十方丛林，在会上，各方也一致认为持师三十多年来为佛教事业功绩卓著，三渡日本，二上高野学密取回唐密，于全国各地讲经传法，著作等身，且敌伪时期，高风亮节，坚持民族正义，种种懿言硕德，深密观行，久为众所钦佩，于是公推持师法师为改制后首任住持，兼任静安佛教学院院长。
　　德悟在狱中得此佳讯，殊胜欣慰，庆幸万年长住、千年古刹，没有落入觊觎之徒、无耻之辈手中，寺荣有望，中兴有靠。他知道师祖持师乃静安古刹中流砥柱人也。
　　其时持师肺结核咯血大病初愈，但羸弱的身躯中仍然蕴藏着顽强的精力。他认为，佛法不离世间觉，为众生服务，是他的天职。面对四众的期望，他当即开示了四条寺规：“一、静安寺既定为十方丛林，今后住持选举，应由佛教会会同本市诸山代表及本寺两序大众公推，以示大公而杜流弊。二、静安寺应作为佛教文化事业中心，逐渐减少应酬，以期成为纯粹弘法之道场。三、寺内经济应行公开，量力所及，举办佛教慈善公益事业，以符佛陀救世利生之教旨。四、本人潜心内学，不善外缘，重违大众嘱托，除寺内行政大计确需本人主持外，其余事务，概由监院领导、诸执事分别负责。所有琐务应酬，幸勿相累。”
　　持师磊落的胸怀，昭昭心迹，为众所敬服，他的四条寺规获得与会者一致通过，持师的四条寺规从而也开创了民主管理寺庙的先风。
　　既蒙允请，持师即日升座应职，并登报敬告国内缁素大德、社会贤达，共同维护静安寺改制选贤成就。
　　即时，上海市长吴国桢，及居正等上层人物纷纷赶来静安寺探望持师。吴国桢及居正也是湖北人，此来既为持师祝贺，又为静安寺有此贤能住持而放心，吴国桢并亲自为持师送座。
　　持师上任后，任命白圣为监院，四项规约，得以实施，寺务大有进展。地痞无赖闻其名，畏其势，赶紧收敛了抢占寺产的行径。持师接着又贴出布告，纲纪四方，向各位施主阐明施禅方针。由于持师秉公正直，僧众很快魂安魄定。随后，持师率先抓环境建设，棼者理之，障者去之，困者扶之，绿化增之。
　　但寺规中“寺内经济应行公开”这一条，对于刚刚实行选贤制的静安寺来说，推行起来特别困难，原剃度派以六根为首的某些僧人，在持师就任住持后，仍竭力反对把静安寺改为十方丛林制度，经常捏造事端，混淆视听，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从中捣乱。而持师不为所动，坚持他的既定原则。
　　持师接办静安寺佛教学院后，对入学学僧提出了要求，学僧需通过佛学、国文、英语等考试，方得入学。对于自己，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自己聘请了外籍教师学习英语，且学而不厌，精益求精。又任命白圣为副院长，育枚为教导主任，圆明、守成、妙然先后任监学。师资也一时称盛：原金陵大学哲学系主任本光法师讲授佛学概论、比较宗教学、唯识论等课程，道源法师讲授“贤首教仪”，度寰法师讲授因明学，林子青教授讲印度佛教史，关德栋、陈诒先教授先后讲国文，秀奇法师讲授美术。来院作讲座的先后有太虚大师、北平中国佛学院院长周叔迦、法舫法师、能海上师、雪嵩法师、暨南大学牟润孙教授、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倪青原教授等。持师系统地创建了僧珈教育体制，注重学僧素质的全面提高，学僧行后就读者近百人。学风严谨，学术气氛甚浓厚，僧材济济。
　　持师还亲自上课，学僧们对能在这样的学府参修研读，殊胜因缘，实堪庆幸。无怪乎雪蒿法师在学院的一次演讲会上讲：“从办学历史看，静安佛学院是小弟弟，但从办学成绩看，却是全国佛学院之老大哥。”
　　贾劲松当时也在佛学院学习，并担任学习班长，全班事务常须向持师面陈，所以跟持师接触比较多。
　　由于其时社会动荡不安，物价飞涨，灾民日增，静安寺为此拨出沿街楼房一处，创立了佛教平民诊疗所，于1947年10月22日开幕，面向贫病无力就医之众，施诊施药。持师亲任所长，白圣任副所长，秀奇、乐观先后任事务主任，聘费仲华、郑葆湜、李光佑为内外科主任，李根源为牙科主任。
　　为募集助民基金，持师发起了敦请海内书画名家捐赠作品，举行义展。当时就有张大千、邓散木、白蕉、郑午昌、马公愚、施叔范、张炎夫、唐云、申石珈等三十多位名家义赠了书画扇面等作品二百余件，在朵云轩进行展卖。如此慈善之举，社会反响很大，各大报刊如《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新晚报》等，均以一定篇幅载文配图，报道了静安寺佛教平民诊疗所创立的盛况。
　　1948年，民国37年，戊子，55岁
　　1月，贾劲师等学僧自己创办了《学僧天地》杂志，白圣为社长，持师亲题刊名，并兼任名誉社长，从编辑组稿至排版印刷，都关怀备至。他对学僧们说：“……你们要结合学习，运思命笔，能诗善文，使这块园地，繁荣茁壮、春色满园。……你们应该心不旁鹜，专心致志，刻苦学习。”
　　持师惜才爱才，在他言传身教亲切辅导下面，《学僧天地》办得品位不俗，除发表本院学僧研究文章外，为《学僧天地》撰搞的著名人士有南洋慈航法师、佛教学者大醒、法尊、霭亭、南亭、雪嵩、演培、苇舫、邵福寰、林子青、育枚、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主任季羡林、著名教育家、作家叶圣陶先生等。
　　接着，持师又兴办了静安寺图书馆，请到著名学者黄忏华老居士掌管，学僧们浏览天地日益广泛。几年中，黄老除广搜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和佛典外，还整理了不少佛教禅宗的史料，特别是有关静安古寺的历史资料。
　　武桐荪抗战的时候在重庆中央银行工作，日寇投降以后，武首批复员调回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在京沪区财政金融部门工作，经常来往于京沪之间，有缘在静安寺亲谒持师后，被持师收为皈依弟子，赐法名为超荫。
　　年初，静安佛学院曾易名为静安学苑。
　　2月的朔日上午，佛学院举行寒假休业典礼时，持师、白圣、林子青、本光、度寰、秀奇、圆明、守成等法师都来了。持师首先讲话，他言简意赅，谆谆告诫学僧要专在治学，善于以社会学术为工具，以佛学为研究本体，不可随流习俗；孜孜不倦地帮助学僧，纠正人们视佛教为消极出世的偏见，揭示其积极入世的深刻意义。这番话使学僧们心开目明，精神振奋。
　　1949年，已丑，56岁
　　随着蒋介石逃到台湾，负责日常寺务静安寺监院白圣也寻机离开了静安寺，跟着国民党在上海的军政要员，去了台湾。临走时，他卷走了寺院仅存的一些善款积蓄，在台湾台北创建了一座十普寺。
　　持师住持静安寺后，有时仍住在圣仙寺。一天早晨，许华瀚来圣仙寺里拜谒持师，二人谈话不久，一位在静安寺任监院的青年法师来向持师要钱买米，持师说：
　　“我哪里有钱？”
　　看见上师发愁的样子，许就问那个年青法师说：
　　“一担米能吃几天？”
　　因为许不知道寺内有多少僧人。
　　“最多一两个礼拜吧。”那年青法师回答说。
　　许当即从自己身上拿出十个银元交给了上师，请他给那个年青法师，以解静安寺的燃眉之急。
　　事后，许又同陈承辉二人各拿出二十个银元转交给静安寺。
　　社会上的动荡造成了民不聊生，静安寺内的百余僧众也过着食不饱腹、囊钵几罄的日子。为了维持日常的生活，持师就组织了寺内的法师们，拿了许、陈两人的钱买了一架缝纫机，为人补袜底，又买了一架织袜机织袜出售，实行生产自救。
　　白圣去了台湾以后，又几次回到上海来劝请持师跟他一起去台湾，要持师出任十普寺的方丈，作为静安寺在台湾的下院。但持师始终没有答应，他对白圣说，此土彼土，同一净土。他要跟寺内的众僧同甘共苦，他不屑白圣自私自利的行迹。持师的悲愿宏深，他的爱国爱众，一时传为佳话。
　　白圣初任台北十普寺住持，旋于1953年元月在台南大仙寺传戒。戒期中力拒干扰屏除积弊，一依祖规行事，其后每年率新戒僧尼赴海会寺、宝明寺、白莲寺、碧云寺等道场结夏安居，讲解律义，研习经教，曾在台创立《中国佛教三藏学院》、《中国佛教研究院》、《中国律学院》任院长，又为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住持，大力整顿殿塔，象气为之一新。晚年任临济寺董事长兼美国圣能师、泰国曼谷佛光学苑、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尊师。曾历游泰国、缅甸、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巡礼佛迹，访问耆宿，生平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常将所得诸方供养净施捐赠学校、医院及救济福利事业。师终生为法利生，辛劳忘倦，从不以自身康健为意。1989年愿拟来上海龙华寺弘法筹划，甫毕乃因积劳成疾，于是年春四月三日晨吉祥迁化于台北市临济护国寺，世寿86岁，戒腊69岁，法龄五十三。师谢世后，明乘等于1991年择地常熟虞山兴福寺之侧，建舍利塔，并树碑，略述其生平功行，以志永怀。
　　差不多进行了十年的华严疏钞编印，是年中秋之时终告书成，持师受命于应慈法师，为所有编就章疏一一作序，在《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疏序》中，持师回顾了整个编印的始末，其云：“老人与先师月霞法师尊者，同倡华严，先师示寂，老人独肩遗志，益栖栖无宁日。二十年来，以探玄疏钞贞元诸经记，轮讲诸方。自南至北，沐教化者，无虑千计。祥徵瑞应，感召殊方。尝于虞山兴福寺救虎阁中入法界三昧护法金神，劝弘贞元。师于癸酉镌经版于扬州矣。而本疏釐订编校，尤眷眷未释于怀。夫不思议事，心有不思议因缘随之。由是大愿所感，天人出赞，民国增修大藏经会主持编校，华严印经担任排印。黄编辑幼希居士勘订已蒇，刘大照居士等从而翼辅筹划。洎今岁中秋，遂告书成。两会各自制版流通，并收入大藏以垂久远。自兹晋唐三译经记，一时毕现于世。欹欤盛哉。老人重命序于持师，持师既仰怀老人法乳长流不朽，而又窃幸华严全书夙愿终将有成也，谨略志其始末如此。中华民国三十七年戊子中秋拈花老人应慈命门人持师序于入我我入之斋。”
　　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后，静安寺一度有军队驻扎，门前有卫兵站岗，寺周异常森严。有一天持师的弟子许华瀚想进寺内拜见上师，就问守卫的站岗兵：
　　“可否让我去见老法师？”
　　卫兵说要去请示。接着出来一个军官问许：
　　“你要见谁？”
　　“持松法师，是这个寺的方丈。”
　　那军官就叫卫兵放许进去了。
　　持师见到许，又惊又喜，问他是怎样进来的。许就把经过告诉了他，他说许的胆子真大。许说他是得到许可的，有什么可怕？
　　然后，许和上师一起闲谈了当时寺内的情况。许去拜佛时，发觉上师床边的一只收音机不在，就问上师收音机呢？持师说：
　　“一个解放军借去听新闻了。”
　　许问借了多久了？
　　持师说：
　　“个把月了。”
　　许说去问他们要回来，持师怕事，叫许不要去要。许就说：
　　“解放军纪律严明，借群众一针一线都要归还的，不用怕。”
　　许坐了一会就告辞了，先去帐房那里查问水电供给的情况，后去看水管电线的接头处，证实了解放军和寺院所用的水电都接在一起了。于是，许就去找那个军官，请他查问谁借了收音机忘记还。那军官立即集合查问，结果是有一位解放军借去了听新闻，使用坏了未还。军官就对他说，马上把它修好，还给老法师，并向他道歉。
　　许看到这位军官的态度很好，就对他说：
　　“同你商量一件事好吗？”
　　那军官微笑着说：
　　“什么事，你说吧。”
　　许就说：
　　“你们住入寺内已好几个月了，门前有站岗的，人们不敢进入拜佛，庙里没有入息，生活有问题，反而还要为你们支付水电费。”
　　一开始那军官说水电是另外接的，与寺无关。许就同他一起去查看，结果是用寺内的。军官说马上报告上级派人来弄清楚，倘若是用寺内的，可补付水电费。许当即向他道谢。
　　后来查明，解放军确实补付了所有费用给寺内。
　　一个星期后，部队开拔了，还在寺的门上贴着一张由陈毅司令员签署的华东军事委员会的通令，禁止任何军队驻入寺内。许见到后，非常感动，衷心感谢陈司令员尊重佛教、保护佛教，使静安寺重新得以开放。
　　《学僧天地》后来因经费困难，仅出了六期，但在佛教界的影响却很大。
　　1950年，庚寅，57岁
　　9月，为祈祷世界和平，人民安乐，上海佛教界发大慈悲心，在静安寺启建孔雀明王护国息灾法会七日，由持师主法。因为持师修的是密法，参加此法会需要四众弟子具足，有此殊胜机缘，沉香阁住持观性偕师兄等也参加了这一隆重的法会。以后，观性常亲近持师，皈依了持师，得法名超静。
　　据观性说，会前有位护法大居士，想造一尊孔雀明王像供奉，但苦于不知佛像的造型，一时无从着手。可能是持师的威德吧，有一天这位居士在公园独步时，忽然有一只孔雀特地为她开屏，并向她张着美丽的翅膀旋转了一周。这位居士从中深受启发，于是，一尊孔雀明王像便造成并被供奉起来了。
　　持师的弟子们已经请张大千的弟子王慧兰、潘贞则、王智圆绘好了孔雀明王巨幅图像，又邀请汉口易蔼如师兄来上海协助修法。
　　坛场共分为五个坛，分别是孔雀坛、护摩坛、大坛、圣天坛、诸天坛。
　　开坛的那天清晨，先有二个坛上座，许修“十二天法”一座，陈修“圣天法”一座，下午上师修“金刚界”一座。
　　到了晚上，许先放焰口，之后五个坛同时上座，上师修“孔雀明王法”，易师兄助修，陈修“圣天供”，施及时修“祖师法”，许又修“护摩法”。
　　最引人注目的是护摩坛，主修许华瀚跏趺座依仪轨将各种供养诸如众香、花朵、香油及乳木等投入护摩炉里，白色的乳木象圆柱形小筷，根据长短粗细齐同形，每个乳木上外包着一张四众弟子祈请的内容要求，行法过程中，主修把已包好的纸条取下默请照读后，然后一根一根依次投入护摩炉中，只见坛台中央的炉中光焰炽盛，却无火烧必剥的声音，也看不到任何尘烟，约莫过了一个小时，主修始终在寂行之中。各坛虽有二位助修者，均穿白袈裟，也都在默行之中。而坛上室内烛光、灯光通明，象这种文明高洁的火供三摩地瑜珈行法，使弟子大开眼界，见未曾见，叹为观止。
　　整个坛场庄严殊胜，修法前后，入坛灌顶皈依者接踵而至，四众云集。
　　以后几天，每晚都是五个坛，同时上座，庄严殊胜，入坛灌顶者不计其数，盛况空前。
　　持师说：
　　“数十年来复现庄严道场，真不容易啊。”
　　结坛时，法会发起人求持师传授孔雀明王法，持师许可，众人当即跪下传受，许、陈等师兄弟们辅导他们结手印，诵真言。
　　当夜，在后厅上放显密五堂焰口，所有法师们都是从各寺院选来的高手。持师端坐在主座上面，参观者里三层外三层的挤在一起。
　　从此以后，每逢初一、十五和佛诞节日等，密宗坛都举行修法。
　　法会结束后，许无意中看见大厅上挂着一副用魏碑体新写的对联：“听经来舍卫，付法得维摩”。落款是“密林”。许问上师为什么这样写呢？上师没作声，也不回答他，只见他双目泫然。许知道自己失言，触动了上师的心情，因为上师数十年来找不到一个僧人来接代，他岂能预知真言宗在中国会再次失传耶？
　　1952年，壬辰，59岁
　　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当时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专款，修葺静安寺。为此专门成立了修复委员会，由圆瑛、持师、苇舫、清定、赵朴初等十四人为委员，圆瑛任主任。
　　面对修缮一新的寺宇，持师激动万分，挥毫写了他用以自勉的话语：“生生世世常居地，此我世尊学习精神也。”
　　韩惠安的女儿韩菁清，本名韩德荣，韩菁清是她的艺名。她喜欢唱歌，不顾家庭的强烈反对，走上歌星之路。1946年8月，当选上海“歌星皇后”。1949年出走香港，在那里成为影星。后来前往台湾。此时回沪拜谒持师，赠送给持师一套珍贵的《三希堂法帖》全集十二册，持师如获至宝，在此后几近的二十年间，反复临摹，观爱无比。韩菁清从持师为师，持师赐法名为“众佩”。
　　《三希堂法帖》共收集了魏、晋、隋、唐、五代、宋、金、元、明一百三十五家的三百四十件楷、行、草书作品，另有题跋二百一十多件，总计约九万多字，工程十分巨大。此丛帖，由于是从清官收藏的大量历代法书墨迹珍品中选编的，所以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其他丛帖。作品中除个别作品是根据拓本钩摹以外，其余都是根据墨迹，由具有较高书法修养的人钩摹的。刻工十分精细，所以字字传神，甚至连浓墨、破锋、渴笔都能反映出来，真可谓是“仅下真迹一等”。
　　韩菁清是时也皈依持师，修持密法，持师也赐以法名。
　　1953年，癸巳，60岁
　　元旦时，雪烦被持师邀请担任静安寺都监，把私章交由雪烦掌管，负责对全部经济收支核批。对于持师的信任，雪烦也深感荣幸。
　　看到人民政府倡导宗教信仰自由，倡导和睦共处的人民生活，持师喜因缘成熟，于寺内后厅楼上，建立了真言宗根本道场，恢复了千余年来失传的唐代密宗及坛场。
　　许等人又把收藏的曼荼罗和佛像等搬入静安寺密坛中，安排妥当后，许等几个师兄弟私下说，师父这回真的有立锥之地了。大家向他道喜，持师笑逐颜开。
　　4月，在佛像开光那天，许多长老、居士都来参加，观性法师也来了。
　　静安寺真言宗密坛，是持师从扶桑取回千年绝学的密宗后，回国弘教的一项很重要的成果。设立如此形象、如此生动而又内容繁复、深奥的坛场，持师是倾注大量心血的。因为持师所建的这个坛场，并非照搬日本的密宗，他的意愿在于东密、台密同弘，融台密、东密于一体。同时，他又想以最生动、最明确的场面，形象化地展示密宗的最基本的内容和仪轨，让新入的教众能看得懂，能理解。
　　佛教各宗脉中，天台宗是以“真如缘起”为本，华严宗是以“法界缘起”为本，真言宗则以“六大缘起”为本。持师兴建的静安寺真言宗坛场，进一步以“真言宗六大缘起”为本，创造性地融汇了东密、台密，由此也可见，持师的广博胸怀和睿智卓识。
　　在坛场建成之际，持师手书“信仰自由成政策，爱国传统是优良”的对联，悬挂于诸客厅，足见他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拥护和欣慰之情。
　　密坛建立后，持师又在寺宇里让出一个前厅作为讲堂，定期兴办禅学讲座，邀请胡厚甫居士讲《指月录》，各界人士及五台山僧侣亦赶来听经，并踊跃讨论。后编成《指月录节本》二册，由持师题签，并和应慈老法师分别撰写序文。继又请应老讲解《六祖坛经》，从1953年农历九月初一起开讲，听众踊跃，法喜充满。静安寺地处闹市，属黄金地段，寺内庙宇狭窄，佛事活动又十分频繁，持师能在这种情况下将此前厅让出作为讲堂，不拘教派，每周三、日两个下午为讲堂专用，其维护佛教之心殷切可鉴，由此也培养出了一批弘扬禅学的人才。
　　5月30日至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广济寺召开，出席会议的华东区代表有：应慈、持松、大悲、苇舫、达圆、阿檀、妙华、映澈、范成、静权、亦幻、月涛、善灯、澹云、崇善、月西、月海、义方、根如、慈舟、盛惠、妙莲、隆海、真寂、续道、高鹤年、简玉阶、徐森玉、袁家声、方子藩、黄忏华、钟慧成、游有维三十三位，持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持师在会上发言说：过去的佛教会名曰中国佛教会，实际上不过是少数佛教徒包办的，说不上全国性。这次会议参加的代表包括七八个兄弟民族，在和谐的气氛中讨论各种问题，真像一家人，称为中国佛教协会，诚可当之无愧的。同时，持师在会上还提出了佛教教理、史料研究中存在方法、步骤、范围、态度、内容、思想、目的要求、组织这八大问题。
　　6月10日，静安寺举行了“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上海代表传达会”，持师任执行主席。
　　是年，上海市各界在玉佛寺为祝愿世界和平启建水陆法会，为期49天。当时主法的是虚云大和尚，圆瑛、应慈、静权、持师、妙真、大悲、如山、守培、清定和苇舫十大法师也莅会主各经坛。
　　陈承辉的一个外甥叫欧国藩，经陈的介绍，也皈依持师做了入室弟子。欧少年时对算命之类颇感兴趣，皈依上师后，也求教于他。上师对他说，此纯属旁门外道，民间虽有流传，切不可上当。他说，古时一行禅师以数学原理著有《一掌经》一书，是帮助那些潜心修道僧宝避凶就吉以及糊口救急之用的，不轻易外传，所以世间并不知此书。学佛之人应以因果观察来处理事情。对欧进行透析引导之后，彻底破除了他的宿命迷信观。
　　不久，维参法师向持师求学“十二天法”，持师吩咐许去教他。许问上师在什么地方教，上师说就在坛上教。许就请上师先为维参灌顶，上师说，你也可以为他灌顶呀，但许认为维参是法师，他是俗家人，由他来灌顶不大恰当。维参在一旁说，既然上师许可，去吧，就推着许走。许穿好法衣上座，维参跪在他身旁学。
　　后来许曾多次为人灌顶。
　　是年秋天，静安寺为持师庆祝六十寿诞，晚宴后，持师于庭院中为大家表演猴拳。起伏跳跃，矫捷灵活，手脸动作，形态逼真，逗得众人都捧腹大笑。
　　其时，持师有个皈依弟子陈微明，他同时还从贡噶上师修藏密，以红观间为本尊。陈已年愈古稀，但对太极拳研究极深，早有拳术专著问世。持师也向陈学杨式太极拳，从此以后坚持每天全套习练，坚持有数十年。
　　1954年 ，甲午，61岁
　　从年初开始，上海市佛教界热烈参加人民代表普选运动，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出席了人大的会议，同时当选的佛教徒还有苇舫、大悲、达圆、俊慧、性凯、昌宽、方子藩、钟吉宇、吴企尧、张逸舫等。
　　12月12日，上海市佛教协会成立，赵朴初居士任首任会长，持师、苇舫、方子藩任副会长，应慈老法师、静权法师任名誉会长。
　　1955年，乙未，62岁
　　持师最称心的弟子陈承辉，不幸因病亡故，持师伤痛之极。他常常面对大厅上悬挂的“听经来舍卫，付法得维摩”对联双目含泪，大家都以为上师是在为未能得僧宝传位而伤心，实则是在悼念承辉，而得铁塔正传者，又何止承辉一人，亦皆维摩也，他人又何能知？弘法大师虽有十哲弟子，而得无上根本传授者仅真雅、实慧二人而已，而实真雅一人耳。持师决不传非器。他说：真言宗广说事相，是兼收中下之机所开之权也，是免扰乱正法。他这么做是在恪守教规。而维摩居士同为含识，亦均能续其慧命。上师也曾说，非传译授受之无人，实入坛灌顶之事不继耳。指没有能上座修法的传法阿阇黎。
　　持师先后在静安寺和佛协讲《十二门论》，并著《十二门论浅注》。
　　8月16日至31日，持师出席了在北京广济寺举行的中国佛协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
　　1956年，丙申，63岁
　　从农历三月二十五起，上海佛教界在玉佛寺举行佛陀涅般2500周年纪念法会，由密显法师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应慈法师讲《八大人觉经》，静权法师讲《法华经如来寿量品》，持师讲《佛陀应化事迹》，苇舫法师讲《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每天下午2时起讲到4时，一直讲到四月十五法会圆满。四月初六和十三两个晚上，持师主持放两堂“五大士焰口”。
　　11月，持师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尼泊尔参加在加德满都召开的第四届世界佛教大会及南传佛教国家纪念佛陀涅般2500周年庆典。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地“蓝毗尼园”就在尼泊尔境内。
　　据后来上海市佛协副会长贾劲松回忆说，出访前，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北京集中，意外地接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国务院周恩来总理要接见大家，大家听后心情都十分激动。代表团全体来到中南海在一个会议厅里等候总理的到来时，每个人都觉得时间太慢太慢。后来，总理迈着矫健的步伐出现在大家面前，大家都自动地从座位上站起来，都显得有些慌忙，总理却笑容可掬地走到持师面前，与他亲切握手。当时总理感觉持师的手冰凉，便抬头环顾四周，发现原来这个会议厅里没有送暖气。工作人员报告说，大厅送暖设备发生了故障，总理立刻对持师说：
　　“持松法师，真对不起呀，我向你作检讨。”
　　持师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总理却风趣地对大家说：
　　“怎么能把持松法师打入冷宫呢？对不对？”
　　大家都会意地笑了。总理爽朗地说：
　　“咱们说改就改，来，咱们换个地方！”
　　就这样，在家随总理到了另一间会议厅。然后，总理同大家一一握手。落座后，总理询问了大家出访准备得怎么样，又讲了很多鼓励的话。接见结束的时候，总理再次握着持师的手，亲切地对他说：
　　“我们新中国成立还不久，一些外国人对我们新中国还很不解。你们到了国外，总有一些人会提出一些问题，甚至叫人一下子难以回答，你要有个思想准备，用新中国巨大的建设成就，用社会主义国家佛教徒的生动事实，去打消他们的猜测和疑虑。国际上有很多人以为我们共产党不尊重佛教，说什么我们国内没有一个真和尚”，总理讲到这里的时候，指了指身边的持师，说：“难道持松法师不是真和尚？”听到这里访问团的全体成员都哄然笑开了，“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我们尊重所有信仰宗教的人”。
　　持师一行的飞机在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一着落，就受到了尼泊尔人民的热烈欢迎。马享德国王和王后并在皇宫设素筵为持师等接风洗尘。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位于加德满都河谷西北部，巴格马提河和比兴马提河交汇处，四周群山环抱，到处苍松翠柏，阳光灿烂，四季如春，素有“山中天堂”的美称。加德满都是一座拥有10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它以精美的建筑艺术、木石雕刻而成为尼泊尔古代文化的象征。尼泊尔历代王朝在这里修建了数目众多的宫殿、庙宇、宝塔、殿堂、寺院等，在面积不到7平方公里的市中心有佛塔、庙宇250多座，全市有大小寺庙2700多座，真可谓“五步一庙、十步一庵”，因此，有人把这座城市称为“寺庙之城”、“露天博物馆”。
　　围绕加德满都这个名称的来历，当地流传着许多有趣的传说，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与加德满都河谷有关，大意是这样：远古时代，加德满都河谷是一个巨大的龙潭湖，人们为了生存，只得栖息在河谷两旁的高山上，行走十分不便。有一天，中国五台山的文殊菩萨路经这里，得知百姓疾苦，于是善心大发，挥起神剑，辟开一座大山，形成一个巨大的峡口，湖水沿峡谷倾泻而出，形成一个富饶的谷地。于是，百姓欢天喜地，来到谷地，修建房屋，定居下来，形成城市，这便是加德满都。人们为了感激文殊菩萨的恩德，便在斯瓦杨布山上修建了一座文殊菩萨庙，直到现在每年二月的春王节，许多当地百姓满怀着虔诚的心情，来到文殊菩萨庙，敬献香火，顶礼膜拜。
　　在尼泊尔王国蓝毗尼园的群众大会上，数万群众夹道欢迎，持师应国王之请为数万群众说法，授“三皈依法”，当时有数百群众要求持师收为弟子，持师欣然应允，为他们一一摩顶、祝愿。
　　持师受到这么多尼泊尔群众的崇拜礼敬，是中国佛教界的光荣，也是持师道风高标、德行从容的生动体现。
　　蓝毗尼园，为释尊之诞生地。此园位于尼泊尔境内、靠近印度边境不远处，是善觉王为其夫人蓝毗尼建造的花园。依经典记载，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夫人摩耶产期将届，按当地习俗回娘家分娩，途经蓝毗尼时，在一棵娑罗树下产下悉达多太子。西元前三世纪左右，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至此朝拜，并建石柱留念。
　　此园曾经荒废多时，西元1896年被发现后，经多次勘查发掘，又发现不少孔雀王朝、贵霜王朝、笈多王朝时期的遗物。今遗址中央是白色的摩耶夫人祠。祠内有摩耶夫人分娩之浮雕；浮雕人物轮廓尚可辨认。祠南是一长方形水池，现已干涸，相传此池即太子降生后洗净之处。著名的阿育王石柱即在祠西，该柱高约七公尺，柱头马像已失，柱体有裂缝一道，似系雷击所致。石柱离地三公尺处，有阿育王法敕云：“天佑慈祥王于登位二十年亲自来此朝拜，因此处乃释迦牟尼佛诞生之地。兹在此造马像、立石柱以纪念世尊在此诞生。并特谕蓝毗尼村免除赋税，仅缴收入的八分之一。”
　　由于蓝毗尼的地势略高，长着稠密的野草和树林，远远地望去，好像一个小小的丛林岛。尼泊尔政府已将树林和野草清除，并修建了一所设备完善的休息所，游览的人都可以免费住宿。
　　在蓝毗尼一件最奇怪的事，就是没有莎罗树，但是在它的周围和附近都有许多这样的树。现在生长在遗址上的树有木苹果和柠檬等。
　　至于这次代表团的团长，好多地方都说是持师，但笔者考证了《现代佛学》1957年12期的内容，团长是喜饶嘉措，副团长是噶喇藏活佛、赵朴初居士和夏荣朵布活佛。
　　12月19日至22日，上海市佛教协会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议，推选持师为会长，副会长苇舫、如三、阿檀和钟吉宇。持师同年又被选为上海对外友协上海分会、中柬友协理事、上海市中国书法篆刻研究学会会员。
　　持师擅长多种书法字体，如楷书、行书、隶书、篆书。他的行书更写得飘逸而不乏端秀，笔力圆润而凝重，柔中有刚，刚中有柔。他的墨迹多有人求之，得到的人都如获至宝，如拱日月，极为珍视。
　　1957年，丁酉，64岁
　　持师身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撰著《我对佛教史籍整理的几点意见》和《佛教研究工作计划》，提出了佛教应适应时代要求的主张。
　　持师曾设想编纂《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和《中日佛教百科全书》，未果。
　　3月26日至31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持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并作大会发言。
　　4月30日，以持师为团长的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赴柬埔寨参加释迦牟尼涅般2500周年纪念大会，团员有义方法师、郭朋居士，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送行的有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何成湘局长、刘郢处长以及中国佛协其他负责人和中国佛学院学员共四十余人。柬驻中国经济代表团团长杨安先生也到机场送行。
　　柬埔寨王国释迦牟尼涅般2500周年纪念大会于5月12日开始，由于中国代表团从北京出发，经越南河内、老挝万象，再到金边，在万象时有所耽搁，到达金边时已是5月14日，到达的当天下午代表团一行就到塔子山广场朝拜佛舍利，这里也是纪念大会的大会场所在地。
　　持师率团在柬期间，从15日到18日四天中，每天中午西哈努克亲王都派副官送饭给持师和义方法师吃，5月18日大会的最后一天，受到国王和皇后，以及西哈努克亲王的亲切而隆重的接见。持师也被邀为当地各界群众说法、摩顶皈依。
　　访柬期间，代表团受到西哈努克亲王的盛意挽留，参拜了佛教圣迹吴哥窟和小吴宫。
　　5月，结束了在柬的活动，代表团回国途中经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邀请访问了越南。在越期间，代表团受到了胡志明主席以及祖国战线委员会孙德胜委员长的亲切接见。持师等还参观了河内、海防和山西省的不少寺院，在河内、海防两市，持师分别向当地的佛教界和其他各方面的朋友们（各有五、六百人），作了两场报告。
　　会后又赴缅甸和日本等国友好访问。
　　缅甸联邦政府为了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周年，从1954年开始发起了第六次结集，邀请缅甸、柬埔寨、锡兰、印度、老挝、尼泊尔、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的比丘二千五百人参加。他们进行了两年工作，根据各国的各种版本和明顿王第五次结集的校勘记，对巴利文三藏进行严密的校勘，印成了最完善版本的巴利文三藏，被称为“第六次结集”。
　　第一次结集据说是在佛逝世的那一年，佛的弟子，以摩诃迦叶为首的五百人集会在王舍城外的七叶窟，将佛一生所说的言教结集起来，以传后世。当时由阿难陀，诵出佛所说的经Sutta；由优波离诵出佛所制的僧团戒律Vinaya；由摩诃迦叶当时诵出，后来又补充结集的关于教理的解释和研究的论著Abvidamma。经、律、论为三藏Tipitaka。藏的原语Pitaka，是一种可以盛放东西的竹箧。把经、律、论分为三藏，同我国把经、史、子、集分为四库有差不多的意思。这一次结集称为第一次结集。后来又发生过几次结集，缅甸的这一次算下来是第六次。
　　在东京，一位记者很不友好地问持师：
　　“你们佛教徒在中国有什么前途吗？”
　　持师挥笔疾书“信教自由成政策，爱国传统是优良”作答，表明中国佛教徒爱国爱教立场，记者见之，哑然而退。
　　代表团回到北京后，于6月20日，持师发表了题为《衷心的感谢，虔诚的祝愿》的向柬埔寨王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广播词。
　　9月，持师接待以阿难陀法师为团长的印度、锡兰、尼泊尔、柬埔寨、泰国、越南七国僧侣代表团访问上海，在宴会上致欢迎词，并陪同代表团随喜静安寺。
　　在接待外宾时，持师当场书写的毛主席诗词的书法作品，受到外宾一致赞赏，也受到国内行家的推崇。
　　10月12日，日本佛教访华亲善使节团一行十二人，在竹村教智代理团长率领下由中国佛协副会长周叔迦居士陪同到达上海，13日使节团一行参观静安寺，应慈老法师、持师、苇舫法师等出席了欢迎座谈会，并向使节团介绍了上海市佛教界的情况。
　　1959年，已亥，66岁。
　　辞海编辑委员会在上海成立。
　　是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持师怀着激动的心情在《伟大的十月》一文中写下了他对伟大的祖国的感受的热爱：
　　“随着社会主义祖国的不断发展、进步，我们佛教徒的生活条件和活动场所也大为改善。佛教自传入中国数千年来，直到今天，才真正发挥它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大乘精神。出家僧尼两众过去从来无法享受到的政治权利，今天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得到了平等待遇，神圣的宪法把宗教信仰自由列入了专门条款，全国佛教徒都安心地过着愉快的宗教生活。”
　　1960年，庚子，67岁
　　年末，辞海中国哲学史部分的编写人员集中在陕西北路457号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开会，主要是统一编写体例，讨论试写稿。当时写佛教条目的有二位法师，一位是苇舫法师，另一位是持师。因为佛教属于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分，所以安排在一起参加讨论。
　　当时持师写有《金胎两部》和《即身成佛》的条目，收录在中国佛教协会后来出版的《中国佛教》第四辑中。这两个条目可以说是密宗最为重要的教理内容，持师权威性地作出了解释。
　　高振农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留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副所长是冯契，时任辞海编辑委员会编委，又是哲学分科主编。冯让高也参加了有关中国哲学史条目的编写。
　　在这次会议上，高振农初次认识持师，散会时，他走到持师面前想和他握握手，讲几句敬仰他的话，但持师只是双手合十，向他点头致意。
　　程宅安为持师皈依弟子，20年代时即受灌顶。后又随日僧学东密。其两女其庄、其芝也成为持师的皈依弟子。程后来境况欠佳，其芝逢在静安寺密坛修法时常来助修，无工作，也未结婚，除向上师求法外，生活上也常得到上师的照顾。
　　1962年，壬寅，69岁
　　2月，持师再度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而第四届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会于1980年12月召开，相隔了18年之久，是文革所致，持师却已往生佛土。
　　冬，大雪，临《三希堂法帖》。
　　1963年，癸卯，70岁
　　10月，持师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再次访问日本。代表团的团旗，及日本佛教界友人赠送的礼品，现均陈列在“持师法师纪念堂”内。
　　在鉴真和尚圆寂120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持师写下七律诗一首，表达了他对鉴真大师的崇敬之情，诗云：
　　教阐邻邦愿力坚，几番困阻几番前。
　　五篇七聚开宗范，众艺百工示秘诠。
　　文化交流功绩伟，法缘深结谊情牵。
　　殷勤此日同伸敬，报德崇恩理宜然。
　　是年，上海市社联哲学学会在上海科学会堂召开年会，时高振农从南京佛学院吕澂学习佛学，当时刚巧回沪探亲，参加了这次年会。会间，持师作了一个有关佛学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中他特别提到了高去南京学习佛学的事情，他说：“佛教教义及其理论，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单靠我们出家人去学习和研究，是很不够的，必须在理论界、学术界也有计划地培养一些人才。听说上海社会科学院已派一位研究人员到南京跟吕秋逸先生学习佛学，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我从心底里赞成，希望他早日学成归来，我们一起进行研究，共同开发这一宝藏。”
　　高当时听了，心里也很激动。主席台上坐在持师身边的一位同志，此时低声对持师说，那位研究人员叫高振农，今天也来参加会议了，持师接下来就说：“那很好，有机会我们见面谈谈。”
　　会议结束后，哲学学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叫李长波的，找到高，说持师法师要见见他。高即随他走到了后台的小会议室，等候在那里的持师马上站起来和高亲切地握手。他简单地询问了高在南京学习的情况，并对高说：“吕秋逸先生是我的熟人，我们见过多次面，你回到南京后代我向他问好。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大师，是我最敬重的人，也是最亲密的朋友。解放前曾多方给我以帮助。我从日本第三次学密归来后，在一段时间里居无定处，是欧阳大师出资，在上海淡水路为我物色了一座圣仙寺，使我有一个安心的修持之处。圣仙寺的一块匾额也是欧阳大师亲笔所书。平时他还常常给我以生活上的帮助，使我得以潜心修持，从容撰述。我在圣仙寺先后住了十多年，写下了一些著述，这都归功于欧阳大师的资助和鼓励。”
　　高听人说持师不善言谈，常常沉默寡言，很少讲话，可那一次却破例和他讲了许多话。当时高听了持师和吕先生、欧阳大师的亲密关系后，不禁肃然起敬。
　　1964年，甲辰，71岁
　　7月，持师随中国宗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宗教徒门和平会议。这是持师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三次访日。
　　在访日期间，持师寻师访友，求经问道，继续扩大与日本佛教界的联系，加强了我国佛教界与日本佛教各宗派的交往。对此，真禅法师后来赞誉说：
　　“六次为法，忘躯东渡，可与鉴真媲美。”
　　是年，持师担任《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上海市社联的学术活动。
　　持师是年开始修十地法。持师在1918年时写作他的第一部佛学著作《摄大乘论义记》中，十地法正是菩萨修证差别殊胜的内容，是达到无住涅般和无分别智的必由之路，作为一个密宗大德，他没有选择即身成佛的方法而是选择大乘的成佛修证法，无疑表明了持师对个人的成佛已经不感兴趣，他要历无数大劫，证得一切佛法，拔济一切众生。
　　1965年，乙巳，72岁
　　3月，持师随中国佛教代表团途经香港访问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还与当地的华侨一起做功课。印尼政府警察总监请求持师收其为弟子，持师欣然为其说“三皈依法”，并举行了佛教仪式。
　　春，持师写了《重读根法日记有感》，根法系持师自名，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诗中写道：
　　无量遇去生中事，
　　宿命通时悉现前。
　　为向本尊呈所见，
　　点滴因缘记周全。
　　1966年，丙午，73岁
　　年初，欧国藩在研究印欧语系的渊源时，非常需要了解一些梵文知识，持师知道后，慨然赠给他一套日文版的《印度文典》，欧当时感激万分。只可惜后来这套书在文革中被毁。
　　欧国藩的父亲遗留下一尊一米高的枣木细雕观音立像，欧带到持师那里给他看，持师鉴定下来认为是珍贵文物，嘱供放于静安寺大雄宝殿中。他对欧说：
　　“古代文物来之不易，私人不易久存，以归属国家为宜。”
　　其时，持师遭到残酷迫害，被赶出静安寺，在山海关路一处简陋的民宅居住。
　　持师在离开静安寺的时候，取下了“听经来舍卫，付法得维摩”对联，重新写了一遍，但把其中的“付”字改成了“护”字，再挂回寺中。所以现在看到的是“听经来舍卫，护法得维摩。”
　　文革开始，持师就受到冲击和迫害，被戴上了“反动佛学权威”的黑帽子，污蔑他是“漏网右派、牛鬼蛇神”，还强迫他承认是“特务”、“地主”。他的住处也常有人来监视，不准他跟人来往，也不准他继续著述写作。
　　面对劫难，持师毫无怨尤和芥蒂，从不以此影响观修，相反，他还风趣地对弟子辈说：
　　“以前整天埋在事务堆中忙不过来，现在可好了，可以整日作观了。”
　　时惠宗法师在龙华寺任住持，每逢星期日，他跟持师必在圣仙寺会见，弟子们也会前往参谒。
　　1967年，丁未，74岁
　　1月，持师在外购食时不幸染上了黄疸型肝炎，病情十分严重，他毕竟年迈，工资又再度减半，贫病交迫。入院后治疗，医生认为，如果情绪稍有波动，就有可能导致肝昏迷甚至死亡。持师只得隔离住院，隔离了42天，出院不到一个月，肝功能就全部恢复，后来也再未复发过，真是奇迹。
　　持师十地法已经修了初地欢喜地、二地离垢地、三地发光地、四地焰慧地。
　　每年的中秋圆月前后，都是他更进一地的交换时刻，修证过程在他所写的《入色界观》诗中总结了下来。
　　1968年，戊申，75岁
　　2月18日早晨，持师一个人去菜场买菜，突然眩晕，觉得天旋地转，乌云密满于天空。他即忙将身体靠在柜前，忽觉黑暗中有一只大手，来抢他顶门上的化身本尊。持师当时，以全身作观，入火光三昧，正念不断，继续用力观想，渐见光明，黑云散云，自觉好转，时间延续大概有半个小时。
　　这天晚上，正好是观音圣诞夜。持师入定后走进一庄严大厅，仰见日本的四臂观音对着他笑，他对观音恭敬作礼。忽然观音头上的圆光不见了，而进入他的顶门由喉再到心里，心中圆光本尊在矣，自思不会再被抢矣，欢喜而醒。
　　持师在修证十地的过程中，其功效常会在他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时有定力产生。
　　是年开始，持师的修证又臻深入，递进到五地难胜地。次年又至六地现前地。
　　1969年，已酉，76岁
　　文革期间，静安寺僧众离散，寺院被毁，密坛被毁，曼荼罗巨像等都遭焚毁，所有文物除了几块石碑没引起人注意外，几乎全部散失迨尽。
　　9月30日，从这天开始，持师又集中学习了约半年时间，随即进入七地艰险（远行）地。
　　他把修证这三地的过程，记叙在《易履》这首诗中，因为，这三地之间，两次的交替都碰巧换了两双新鞋。《易履》中写道：
　　名园旧鞋易新鞋，
　　步履乘虚不染埃。
　　热贯趾间冲肺腑，
　　扑向本尊法身怀。
　　是时修证艰险地即远行地中，又遭集中批判。
　　1970年，庚戌，77岁
　　弟子杨毓华记录了上师口述的有关他入定中所现境相，上师其时正经十地中之艰险地（七地）和不动地（八地）。持师定境渊深，所显无算，以下数则只是很小一部分。
　　4月8日，晚上，持师礼拜了金山师的时候入于定中，先有灰色光从四面而来，感觉到那是烦恼魔如山一般围绕着。在四魔中，如被五阴魔所扰，就会身体不适。天魔以天女身示现。死魔这时候在说“早离开吧，无人来了，世界也都不要你了，还是先去中阴修持……，”死魔仿佛强暴地劝着持师离开世间，但他的心不为所动。随后，门口有光，金山师来了，金山师对他说：“不是白莲成就了就止了，还要努力修持，成就快了，光明快了，虽然在修，但理多事少，最近疏忽了，烦恼在钻空子呢。”
　　持师从入定中回神后，想想住处已经没有设佛坛，光在心里默诵佛语，可能显得不够了，金山师说理多事少，不就是说仪式的事情少了吗？但他想不出怎么样再建一个密坛出来，想了又想，手边空空的，用什么做呢？
　　4月16日，下午四时，持师在满月光定中，觉得自己跟叶弟二人一起在赶路，忽然前面地层裂开，持师说快跨过去，他过去了，可叶弟来不及过去，他急了，拼命祈请，都请到了，地仍然裂着，再祈请，有人讲，分开好多呢！魔又来试探，而且装扮成金山师的摸样，持师看看不像，还是祈请，心中更急了，继续祈请，地层忽而开始慢慢靠拢了一点，伸手能够拉住，但是仍然合不拢。持师继续恳切祈请，心中焦急，远处忽然光明来了，穆昭师坐在莲台上，右手接叶弟，左手接持师，遂欢喜而醒。
　　持师醒来后，走到顶楼，再至诚祈请并顶礼，金山师说要继续精进，汝身不知经过多少劫才遇到此法，遇到后恐怕又要错失。持师顶礼送金山师时，又听到佛说：“艰难还有。”
　　4月18日，持师又祈请，这次穆昭师来得较快，坐在莲台上飘在大海中，开示说：“此乃汝无始以来之九窍水液有如此之多，”后又示现在高低不平的崇山峻岭上面，开示说：“此为汝之无始尸骨所积，信否？”言毕便去，持师顶礼而送。
　　10月6日，持师修法，一念至诚，五十代上师来了，开示说：“欲界观时魔病重，色界忧境幸犹轻。无色已入不动地，广漠还经十万程。”
　　持师请示说：“色观方圆，魔病来袭，今后无色观中预示如何？”
　　金山师说：“平原尽处有释尊降魔成道的菩提场。”
　　遂现广漠无际的平原远端大菩提树，大降魔成正觉的大菩提场。
　　10月8日，持师晚上入定后，即听见有人讲：“有万佛在须弥山顶涅般，有涅般塔，塔已建成。”同时，看见许多佛都来请，持师见他们均有圆光。他们坚请，但持师坚决不去，因觉无色观事未做完。他们再劝请持师去涅般，他坚决不动心。此时正光现前，原有之境象不见了，又是魔境也。
　　1971年，辛亥，78岁
　　1月4日，晚定中见到很大一条蟒蛇，持师自思蟒蛇为不动如来三昧耶形，即见对面菩提树上端坐释迦如来，空中明星很多也很亮，持师在其对面，头上明星离得很近，象是抬手就可以摘取一般。
　　1月11日，清晨的时候，持师修证进入九地善慧地，穆昭上师浮在天空中说：“汝遵师命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广渡众生，著书立说，弘法利生，授汝数语证明：笔底雄力胜千军，字字达理又通情，密林已入法云地，伏魔方便过二乘。”并嘱咐持师还要继续精进。
　　社会上不少人对气功情有独钟，好多人到静安寺找持师想让他指点定功。持师为此写了《几种呼吸法》。
　　在持师早年的著作中，象《菩提心论纂注》、《摄大乘论义记》中，都提到呼吸方法，但不是谈气功，而是以风、息，或息风、或一呼一吸和出入息等词分散写于各书之中。
　　7月30日（农历），地藏圣诞，持师到外滩观日出以祝地藏寿诞。他看见天空彩云绚丽，如八宝莲花托住旭日，地藏菩萨正在日光之中，四周一片红彤之光，彩霞无数，如寿堂内寿庆之屏幛等贺品。持师继作深呼吸，将日轮中光和热摄入体内，贯入胸臆。
　　1972年，壬子，79岁
　　从元旦起，持师的胃有些不适。因素有胃疾，他也不以为意。
　　春节的时候，弟子们跟他在一起过节，他突然对弟子们说：“我生已尽，所作已办，梵行已立，不受后有。”
　　弟子们见上师说这话时含笑而语，神色自若，也没有注意。
　　春，持师此时修证进入最高之十地法云地，作《心悟》诗一首，诗云：
　　此心是何心，根从大地起，清净菩提心。
　　此心有多深，山摇地亦动，江海尽沸腾。
　　此心为何情，群生悉蒙福，万物尽滋荣。
　　此心威力强，渡越欢喜地，离垢又发光。
　　光焰生智慧，难胜者归降，福智悉现前。
　　远行无阻挡，不动即善慧，法云遍十方。
　　持师自感来日不长，墨书毛主席诗词、法华碑序、圣教序、兰亭集序和一些扇面等馈送近侍及弟子等。因在抄没时没有经书和碑帖等保留，更没有地方购得或借到，便他早已熟记在心。不顾病势多重，反而神情安闲，伏案勤书，还说：“余无物遗留，只此等字纸留存吧。”
　　画家谢之光与持师住处相近，二人常相切磋。有一天持师去谢之光家拜访，因谢不在，他留了一张便条，结果谢将这纸便条裱就装框挂在家里，常常观摩并以志纪念，持师听说后捧腹大笑。
　　这年长夏，特别炎热，以致持师的身体疏于检查治疗。见到弟子们来探望，持师就要大家背诵《普贤行愿品》颂偈，教导大家善待众生，学习文殊和维摩的智慧，不能异想天开，而要勤奋精进，掌握科学技术，为祖国出力。他还以《华严经》中的“十玄门”启发大家了解宇宙法界的玄理，门门互涉通达实相。还井然有序地讲述了《师华如来密因修证了义经略解》中的欲界观、色界观和无色界观三观程序。他说，《满月世界依正庄严颂》的成就原因，都是基于弘法大师的“六大无碍常瑜珈，四种曼荼各不离，三密加持速疾显，重重帝网名即身”中的即身偈和《十六观经》中的心净即国土净。当时，弟子们曾问到法嗣问题，持师回答说：
　　“绍隆佛种，法脉相承不能随便，他方世界正兴盛，盛衰交替，此之所以佛法历数千年乃致历劫流转不灭。”
　　持师在《密教通关》中写过：“俗人受灌顶者，如《苏婆呼童子经》云：除俗服外，皆如比丘禁戒，否则一印一明不轻传授。《略出经》及《教王经》：不简择器、非器。而《大日经疏》云：是中有二种弟子，若求传法弟子，则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若结缘弟子，则举手低头之善，无所不取，多多益善也。又密教真言，向未灌顶者不得说一字。故一印一明，亦须灌顶，若随部别尊灌顶，则称受明或持明灌顶。弘法大师述遇青龙寺灌顶颠末云：授我以发菩提心戒，许我以入灌顶道场，沐受明灌顶再三焉。受阿阇黎位，一度也，肘行膝步，学未学之法，稽首接足，闻难闻之教。盖古时学道未圆者，不易浴传法灌顶。故持明、学法、受法、受学等种种灌顶名称皆随部随尊行法之各别灌顶也。此种灌顶，一生不限其偏数。若传法受职，则一次已足。譬之封侯拜相，其职位可晋，而人主之尊，则无再进也。”
　　在这里，一是讲传法必须灌顶；二是讲传法受职，一次已足。所以付法传职，是极为慎重之事，非器之徒，宁缺勿滥。
　　长夏过后，持师在中脘部位摸到一块状物，农历（下同）9月12日到医院检查后收入病房，经钡剂摄片等仔细检查，未发现胃肠道有何病变与肿块，又于9月16日上午剖腹探查，发现胰尾部位有一块状物，诊断为胰尾癌，块状物也不能切除。缝合后情况良好，晚间微有疼痛而已。
　　其实这一痞块就是持师小时候在腹部摸到的那块，它一直都跟随着持师，它在持师的生命中好象主宰着他命运，予示着他出家的起点，也予示着他生命的终点。
　　住院近月，持师体重有所增加，面色也白润端庄。
　　9月26日，正值中秋佳节，但夜雨不止。持师入晚定中，见大光明，先为红光，后为白光，继之皓月当空，朗照内外。持师久之出定，定境不变，满室生辉，心喜，忙唤醒病房里的病友同赏明月，结果反遭病友们的趣笑，因为他们看到窗外雨下得更大了。持师却显得很兴奋，写了一首赋，赋曰：
　　皓月当空，星光互摄。
　　入我总持，庄严圆密。
　　法尔如是，无生无灭。
　　10月15日，是重阳佳节日，这天惠风和畅，日照如春。持师沐浴更衣，剪发修甲，焕然一新。午后，在医院的园林中登高游步，精神良好，饮食也甘馨。
　　这天入睡前，跟弟子谈笑如常。已定于翌日早晨出院，手续也已办妥。但出院后去何处耶？何所事事耶？
　　10月16日（公历11月16日）早晨，医务人员查房时，发现持师已于梦寐中谢世圆寂，估计圆寂时间为凌晨4时。持师面容安祥如睡，肢体柔软，终年79岁，僧腊六十。
　　陪侍了一夜等候上师出院的弟子超方，却还睡意朦胧，还不知道发生何事。同病室的病友都啧啧称奇，赞叹不已。
　　持师早年曾对人说，“八十寿足矣”，因为佛尊八十而圆寂。那么从他1964年开始修证十地，他已经在对他的圆寂日作准备了，因为到1973年的话，刚好是十年时间，也是他八十岁的时间。因此，到了1972年的年初，他说了“我生已尽，所作已办，梵行已立，不受后有”的话。
　　虽然他最终未能找到法嗣能够继承他的衣钵，真言宗在他的手里又一次失传，唐密的光辉得而复失，但是，他觉得在他所有的著述中已经留下了他的衣钵，任何有慧根的学者都有希望从他的著述中承接千年的命脉，他已经将密宗显化，真言宗不再神秘，唐密也不再神秘。
　　可是，他也不能予料到，即使是他的著述，也会在文革期间遭到毁劫，只留下了一小部分，真言宗还可以在日本继续下去，而唐密的命运却不是他能够主宰的呀！
　　持师在年初就有病兆，春节修法四天，初一、初二两天，金山上师曾于梦中开示持师涅般之小、大种类，发无上本不生菩提心，并嘱堪能弟子所度众生都是密林加持之化人。初三、初四两天晚上修法时，持师示见金山上师加持授记于持师本誓“南方满月世界师华如来”之正报莲座庄严，及法身塔依报庄严，这些均在入定中次第显现。
　　持师既知“我生已尽”，而能历经春、夏、秋三季，过农历七月十三生日，过中秋皓月佳节，又过重阳登高节，寿近八十，圆其素愿，岂非奇事？
　　其间修法度生虽在病中，如没有平时长期修持悟证的功夫，何能有如此玄妙，如此殊胜之成就耶？
　　临终的确符合了预知、定时。且诸根豫悦，心无颠倒，意不贪恋，身无疾苦，湛然圆寂，圆寂后定当证法报于长寂光中永“不受后有”也。
　　持师寂灭时，因遭造反运动人员的监视，故无法拣取火化中遗骨舍利，奈何？其实，密教以六大为法身，六大无碍，周遍法界，其等流法身，亦随机缘，显应而周遍法界。成就如持师上师者，自然无处不在，无所不遍也。
　　持师的火化仪式也仅有少数弟子参加，包括杨毓华、超方等，持师的法弟惠宗法师也参加了。
　　惠宗和尚俗姓李，湖北省随县人。一八九二年农历十二月初一日生，一九七三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圆寂，世寿八十一岁，戒腊六十三岁。
　　静安寺大雄宝殿是年遭大火焚毁，抑或是对持师最后的祭祀，随公而去，一把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