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复兴中国佛教的道安法师

道安法师（1907～1976），湖南祁阳县人，一九一六年出家。曾入南岳佛学院佛学研究所求学，然后往广西云游讲经，一九三五年返南岳任教佛学院[61]，一九三九年被选为广西省佛教会理事长，并于其间创办《狮子吼》月刊、兼任广西大学客座教授。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受聘为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七年接任南岳祝圣寺住持，兼佛学院院长，并当选为湖南省佛教会及衡山县佛教支会理事长。一九四九年因国共内战情势紧迫而避难香港。一九五三年以台湾汐止弥勒内院邀请布教为由来台，创办静修院佛学研究班，旋当选为中国佛教会第三届常务理事，且连选连任以迄第八届；自一九五七年起，道安每年至少有两次被邀往国外开会，足迹遍亚洲十余国，其间他最热心宣传的是「中共迫害宗教」的诸般情事（他准备着中、日、英三种版本的数据）[62]。道安在台湾创办慈航中学，创建松山寺，出版《狮子吼》月刊及文库，主持台湾印经处，一九七六年去逝时，还具有善导寺住持、日月潭玄奘寺住持、中日佛教关系促进会会长等职。
比较起来，道安不像虚云那样带有丰富的传奇色彩、那么多「重建祖庭」的事业成就，也不像印顺那样学问渊博、著作等身，但是他很像明真、巨赞一般挂着很多头衔，在佛教与政治之间扮演着重迭的角色，只是政治立场南辕北辙而已。
不过，当一九四九年元月，政权尚未替换的时候，道安曾在香港与巨赞、优昙、敏智法师等四人一起讨论如何挽救中国佛教，虽无结论但有一项「土地改革」的共识，即：「召集佃户，将其所耕之田，并所有权状，新老凭契，概行分与佃农，并事先呈报政府，佃农对寺中，只负五年租纳之责，过此五年，全权所有田亩，尽归佃农所有，不再纳租。如有不欲纳租，备半价购买亦可。」[63]显然，他们对传统中国寺院经济制度所蕴含的弊病已有警觉，并且预知会有新时代的挑战。但是，从同年广西贵县南山寺的一项记录：「一切用具饮食等皆........于南山寺田租项下开支。去年已收得租谷五千斤，如果世道好，整理佃庄，实际可收一万斤。如果时局安定，还可从事生产与建筑也。」[64]这样「优厚」的条件，恐怕靠佛教自身的反省力量是无法改变的。难怪，当道安由香港经广西回到南岳，即写信给巨赞说：「山中平靖如昔。曾言分田与佃户之计划，已难实现，盖此间僧伽之固执思想，顽固脑海，........总而言之，旧的僧团若不彻底洗刷破坏，新的僧团实在是无法建立起来的。现阶段的残喘佛教，实在无法挽转，只好听其自生自灭而已。」[65]所谓彻底洗刷破坏，若非「改朝换代」且借助外力，怎做得到？
到了一九四九年五月，由于国共北平和谈破裂、南京失守，湖南省人心浮动，南岳方面且谣传道安、定超、灵涛三人将受歹徒绑票。五月三日晚上，南岳佛学院召开应变会议，讨论两条路线，一是积极自救、一是消极疏散，前者是指如何组织全寺或全山僧尼生产机构，达成自食其力的生产化；而人员疏散则采完全自由行动，不留不劝。不过大家一致赞成道安、灵涛、定超三人应速离开，以避免被土匪绑票，道安虽不以为然，当天却已经「致李执中航空信，请打听由台湾赴日本路线，出国手续如何耳。」[66]
关于「由台湾赴日本」一事，是道安在动荡时期一桩很强的心愿，他的想法是：「在一年半以内，祖国是找不到一片干净土的，无论是做事与修学。均不容许有此机会，与其虚度光阴与苦郁，倒不如找块安全地，死心蹋地自己研究学问，他日祖国重光，再回来工作，似不为不可。」至于为何取道台湾？因为「在台湾找在日本留学的台湾佛教有地位人士介绍，由台赴日，较为容易。」[67]然而，当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道安避难在香港时，却接获一封「老友巨赞」自北京寄来的信函（收信者包括法舫、印顺、道安三人），信中说到：「江南解放政令革新佛教前途未始无望，........不久拟组全国性之佛教改革团体，届时务请公等北来参加，共谋良策，二千年佛教之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忍置身事外任其生灭乎？........望更与在港诸大德熟商之........」[68]，道安接信后，一方面佩服巨赞为佛教之热情毅力，且自叹不如，另方面心中不免一番挣扎：「巨赞！释尊！予何所适？予何所从？翘首云天，长嗟胡已！予为佛教复兴似应去，不应顾虑一切，乃至粉身碎骨，在所不畏！予惧共党之残暴与欺骗之行为，不应去，去亦不过为其暂时之工具，暂时之利用而已。」[69]
就在这种苦闷、两难的处境中，道安甚至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道安在日记上归纳自己眼前的出路有四，一是为事业为佛教而与巨赞合作，二是为学业之增进应赴日本参师择友、研究学术，三是为道业之增进应逃入深山勤修苦行，四是急性或慢性自杀[70]。所谓自杀，道安似乎是认真的，十二月四日的日记说：「究竟住香港？抑返湘呢？........若都无益，两处都不应住，应当死去。唯老父年将七十，命薄西山，舍之不顾，心甚难安耳！除此一点挂念，别无挂念矣。至于复兴中国佛教之使命，拯救人类于水火等大心悲愿，此种意志，在此一年之恶劣环境中，完全消沉下去。」[71]十二月二十五日（道安母难日）的日记又说：「尤其是去年五月迄今一年多的当中，无一时一刻，不在感觉国破家亡，在外飘零的痛苦中。贫穷病苦，生活零乱，离合的苦恼，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身心无所寄托，精神无所安慰，思想失去重心与平衡，生活也就失去了准绳与凭借。因此影响于我的脑海，在我心灵中充满了悲观自杀的念头。」[72]
所幸，到了一九五一年元旦，道安终于告别「生平历史中最黑暗的一年」，翌日就决定在新的一年「绝对消除悲观人生，消极思想，自杀心理。转为积极的、乐观的、镇静的、自信的进取人生。」[73]，在这一年的六月中旬，道安写了一封两千四百字的长函给台湾的赵恒惕先生，另写了一封约两千字的长函给中国的李济深先生，两封信大致都在说明他为什么离开南岳、为什么决定赴日考察佛教，并且坦白要求资助旅费，道安自述「此为予生平向赵恒惕与李任潮开口化缘之第一次。」[74]可是，在那个时代里，这种信函的后果不问可知，道安剩下的选择，就只有去台湾？或留香港？
原来，要去台湾也并非易事，虽然有基隆要塞司令部的主任秘书李执中以及同乡赵恒惕、赵恒锺为道安奔走，仍是旷日费时，使得道安感叹「事不经过不知难，一个中国人，要到中国的地方去，比到外国去还要难得多，真是魔鬼世界不自由。」[75]本来到了一九五二年道安是决定不去台湾了，但是冷静检讨起来：「去台可以产生新的力量，得到新的境界与前途的发展，这些在香港是无法获得的。」[76]是年十一月中旬道安与灵根的赴台入境证终于下来，道安就批评「香港毕竟是个死地方，人生地疏，一点活动的余地也没有，语言又不通，现住之处，主人又暗地下逐客令。」[77]于是决定农历年底赴台。
从一九五三年入台，迄一九七六年逝世的的二十三年之中，道安（如前所述）做了不少佛教事业，但较为突出的印象是「爱国反共的道安长老」[78]，诸如一九六六年被推为「中华民国佛教杂志界，声讨共匪破坏佛教文化大会」主席，以及一九七三、七四、七五，连续组团赴日，呼吁「中日」佛教徒团结反共等活动，都是他所乐意、所关切的事。一九七四年他曾拟定一「中国佛教发展计划」，对于如何健全佛教会之组织、如何推动佛教之教育文化慈善事业，多所建议，而在该计划的前言中，仍不忘谴责「共匪」的罪行，要求「我自由中国佛教徒，更应及时自觉，庄敬自强，以与大陆共匪御用的『中国佛教协会』进行善与恶的斗争。」[79]道安选择这样的角色，显然对他的学业、道德帮助不大，顶多只是与巨赞、明真一样做着类似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