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隋唐时代在经历了延续约 3个半世纪的分裂和动荡以后，重新得到统一和安定，进入一个政治经济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从而促使雕塑艺术的发展出现新高峰。经过隋和初唐的过渡阶段，融会了南北朝时北方和南方雕塑艺术的成就，又通过丝绸之路汲取了域外艺术的养分，雕塑艺术到盛唐时大放异彩，创造出具有时代风格的不朽杰作。最具时代风格的作品，首推帝王陵墓前那些气势雄浑华丽的大型纪念性群雕。晚唐时期，由于王朝统治的衰微和经济的凋敝，雕塑艺术也失去发展的势头，丧失了原有的风采。
　　隋唐雕塑作品的题材，主要是陵墓雕刻、随葬俑群、宗教造像，也有供玩赏的小型雕塑艺术品，如儿童玩具等。此外，用于建筑或器皿装饰的工艺雕塑，也有精美的作品。
　　隋唐雕塑的题材、技法和风格,特别是宗教造像,对日本、朝鲜等国的古代雕塑有很大影响。
　　陵墓雕刻　唐朝皇陵的陵墓，主要集中分布在陕西省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6县,在18座陵前至今都保存有大型陵墓石刻群，可称为唐代大型纪念性群雕的艺术宝库。最初的高祖李渊献陵和太宗李世民昭陵的石刻（见昭陵石刻），由于处于王朝初期，尚未形成制度,故与以后诸陵不同。献陵的四门各有1对石虎,内城南门以南排列石犀和石华表各1对,造型浑厚,雕工古朴。昭陵原只置有李世民生前所骑 6匹战马的浮雕像，习称昭陵六骏。马的姿态或伫立、或缓行、或急驰，仅“飒露紫”一件上有人物浮雕，为唐将丘行恭为其拔箭的情景。雕工精细，形体准确,造型生动,是初唐大型浮雕的代表作。此外，在司马门内还有唐高宗永徽(650～655)年间所立的14尊蕃酋像。从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开始，陵前石刻形成制度，内容按性质不同分为6类，即①狮子,②石人、石马和马□，③翼兽和北门6马，④蕃酋像，⑤华表,⑥碑石、无字碑及述圣记碑。其中蕃酋像只有少数陵前置有。其排列位置以乾陵为例，除内城四门各置 1对石狮和北门置有6马（今仅存1对）外，其余石刻都排列在南面第2、3道门之间，从南至北，计有华表、翼兽、鸵鸟各1对,石马及马□5对,石人10对，还有无字碑、述圣记碑和蕃酋像61身。石刻组合制度化，气魄雄伟，与建筑群相配合，形成肃穆、庄严、神圣的气氛。中唐以后，泰、建、元、崇、丰、景、光、庄等8陵的石刻,因安史乱后,唐王朝政治、经济日趋衰落,因而无法与盛唐石刻相比，制作粗疏、体态无力、线条松散，渐失原有的雄伟风格。晚唐的章、端、贞、简、靖5陵，虽仍保持着墓前石刻群的设置，但体态瘦小,雕工粗率，显示出衰微破败的气氛。至于创造唐代陵墓雕刻的艺术家，因系当时身份低下的匠人,姓名多不可考,仅在献陵的石犀上，留有题铭,为“武德拾年(627)九月十一日石匠小汤二记”。这位小汤二，是唯一留下名字的唐陵石刻艺术的作者。
　　唐代顺陵天鹿之一
　　随葬俑群　主要是陶塑，也有一些瓷塑、泥塑、木雕和石雕。陶俑中,除一般陶质或施彩绘外,也有釉陶俑。特别是这一时期创制出一种三彩俑，器表施有黄、绿褐、蓝、黑等彩釉，胎色有红、白2种,其烧成温度较瓷器略低，以釉色绚烂多变而受人喜爱（见唐三彩）。隋至初唐的俑群中，人物形态的塑造处于由南北朝向盛唐的过渡阶段，还常常显露出北齐、北周时期形成的地方特征。镇墓武士俑仍继承着以前的按盾伫立的姿态；镇墓兽姿态呆板地蹲坐在地上；侍女长裙曳地，面容呆滞，缺乏生气。盛唐时期，俑群的塑造风格一变，人物形体趋向肥满丰腴，造型准确，姿态传神。镇墓武士改作天王状，全装甲胄，体态雄健，足踏小鬼，风仪威猛。镇墓兽也从蹲坐改为挺身直立状，伸臂,鬃毛飘张,狰狞可怖。女侍的形象最为传神,高髻长裙,面容丰腴，显示出唐代崇尚的杨玉环式的美感。造型比例准确,姿态颇为生动,轮廓曲线富于变化，代表了唐代人物圆雕的高度成就。至于动物雕塑，也极传神，特别是骏马和骆驼。骏马体态劲健，或伸颈嘶鸣，或缓辔徐行,或昂首伫立,神骏异常，加上马具华丽，釉色晶莹，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同时唐俑中还不乏造型生动而富有想像力的佳作，如体高达58.4厘米的驼背上，驮载着成组的乐队和正在翩翩起舞的舞蹈家。再如将威猛的狮子，塑成蹲坐在地上，以后肢搔颈的憨态，逗人喜爱。此外，也有的俑生动地显示了当时的生活习俗，如西安十里铺出土的三彩对镜梳妆俑、杨思□墓出土抱有成套兵器的武士石雕（见杨思□墓雕塑）、韦□墓出土的骑马击球俑、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庖厨操作泥俑和舞狮子、演杂技的泥俑，都极生动传神，从不同角度反映出那时社会生活的真实情景。还应指出，俑群制作的目的，并不是供人观赏的艺术雕塑，而是埋进坟墓的明器，因此它只能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唐代雕塑的成就。陕西礼泉县出土的唐代彩绘釉陶载物骆驼及牵驼俑
　　宗教造像　唐代宗教造像，以佛教为主，也有道教造像。包括石窟寺中的石雕和泥塑、摩崖大像和造像龛、供寺庙内供养的石雕和金铜造像以及石质经幢的雕刻等。唐代石窟寺造像，在著名的敦煌、龙门、炳灵寺、天龙山等石窟中都有保存，其中石雕的精品以龙门石窟最为集中，著名的奉先寺卢舍那大像龛为其中的代表作，雕造于高宗时期。主尊通高17.14米,容貌丰腴，面相慈祥，微露笑意；两侧雕有弟子、菩萨、天王和力士，整铺造像气势雄伟，体现出盛唐雕塑艺术的高度成就。敦煌石窟中，唐代塑像同样表现出宏伟的气势，其中造于延载二年(695)的北大像高33米,造于开元(713～741)年间的南大像高26米，是莫高窟最引人注目的大型塑像。除了高大宏伟外,唐代石窟造像中也不乏体态婀娜的佳作,特别是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躯体形成流畅的弧曲形态,极富美感。
　　河南安阳修定寺砖雕
　　隋唐时期金铜造像，大型作品目前发现不多，西安出土的隋开皇四年(584) 董钦造阿弥陀佛像，下为高床，前有二护法狮子,其上在主尊两侧有二菩萨、二力士,各有光背，制工较为精致。唐代以后，发现的多为小型的金铜造像，在唐长安城西明寺遗址、临潼武屯邢家村等处都有出土，数量颇多，邢家村窖藏所出完整造像即达297件之多。造像高度最高的23.5厘米，最矮的3.2厘米，由于体态过小，因此仅具大轮廓和必要的眉目口鼻，而缺乏细部描绘。题材有佛、菩萨、罗汉、力士等。数量最多的是立姿的菩萨像，躯体作流畅的弧曲形，造型尚生动，显得身肢婀娜。还有一些图案色彩浓厚的菩提树形七佛造像。同时，在众多的佛教题材造像中,也有4件道教造像。两坐两立,都着道冠,穿道袍,颔下蓄长须,执麈尾或玉符。这种佛道造像混同的现象，反映了当时人们宗教信仰的情况。唐代经幢雕刻,均为分段刻制,然后叠合成全幢，一般由幢座、幢身和幢顶三部分构成。五台山佛光寺大中十一年 (857)的经幢可作为代表。幢身分两段，下段长而粗，上段短而细，中间隔以雕有垂幔、飘带的宝盖，雕刻的形象是模拟着原来的丝帛制品。顶部是上顶宝珠的攒尖顶。
　　小型雕塑品　除供佩带的玉石、琥珀等佩饰外，艺术形象较突出的是唐代流行的小型瓷玩具。在河南、陕西地区的唐代儿童墓中，都出土过小型瓷玩具，在河南安阳北畿发现过专烧小型人、马、犬和盆、罐等的窑址。一些唐代著名瓷窑，如当阳峪窑和耀州窑，也烧制小型玩具。一般只有3～5厘米大小，轮廓极简单，但作者力求形象简洁生动，抓住所塑对象的特点，并选用动物幼小时头部较大而四肢较短的形体特征，塑造的形象头大体小，头上又突出一对大眼睛，然后夸张耳、鼻、嘴部的特征，因此显得稚拙可爱。最典型的标本，出自河南三门峡市大中六年15岁女孩韩干儿墓中，包括乘坐牛车的娃娃、骑马的小骑士，以及小狗、小兔、猴子、狮子和小羊，体态玲珑，釉色晶莹，稚气可爱。
　　工艺装饰雕塑　用于建筑装饰的构件，常见的有陶质的鸱尾、瓦当和花纹砖。唐代瓦当和砖纹以莲花图案为主，在唐长安城发掘的大明宫等宫殿遗址出土很多。莲瓣多为宝装形式，呈高浮雕状，显得富丽华美。用于金属器皿的装饰手法，如用于镜背的高浮雕，特别是唐代流行的海兽葡萄镜，镜背的植物和兽纹结构复杂，姿态生动,都呈高浮雕状,是精美的工艺品。在金银器及铜器的制造中,有时采用□□手法使装饰纹饰凸出器表,常见狮子、凤鸟、芝鹿等形象，也具有浮雕趣味。唐代瓷器，较少附加贴塑装饰，显示美感主要靠简洁的器形和晶莹的釉色，但有时也稍加雕饰。如三门峡市唐墓出土的白瓷灯，造型简洁，但饰有一花瓣宽肥的覆莲座，配以洁净的白釉，极为典雅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