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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件石质北齐跏趺坐佛造像探考
古代绘画研究中多将高仿赝品与原始真迹两者真伪难判的“案例”称为“双胞案”，存世的佛教雕刻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双胞案”乃至“多胞案”，著名者如瑞士苏黎士黎特堡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所藏两通东魏天平初年的造像碑，后者即属于前者的忠实翻版。
然而仿品的艺术水准与原作间实可谓有别天渊。日、法、中、英四国公私文博机构分别收藏有一尊北齐时代的极品石雕造像，就恰好构成了一宗极为罕见的“四胞案”。
１、跏趺坐佛，日本私家藏，大理石材质，高１６０厘米图１，详参拙著，《中国流失海外佛教造像总合图目· 第三卷》，图版４９９，外文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２、跏趺坐佛，法国巴黎色努斯基博物馆藏，大理石材质，高１６８．５厘米（图２），详参拙著，《中国流失海外佛教造像总合图目· 第三卷》，图版４９７，外文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３、跏趺坐佛，上海博物馆藏，大理石材质，高１６４厘米图３，详参松原三郎，《中国イム教雕刻史论》，图版４８９，吉川弘文馆，１９９５年；
４、跏趺坐佛，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大理石材质，高１６１厘米图４，详参拙著，《中国流失海外佛教造像总合图目· 第三卷》，图版４９８，外文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这组代表北齐造像艺术最高成就的大型石雕跏趺坐佛彼此间不仅雕刻风格雷同，其图像学特征乃至造像细节都可谓如出一辙、几无二致，甚至就连佛像双下臂处破损的位置以及残损的痕迹都大同小异，似乎只有将其认定为寺庙供奉或单体供养的造像如过去七佛造像中的四尊，方可解释上述雷同的事实，因为在同一座洞窟中容纳这样四尊大型造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上博藏品的背面处理极为粗糙，可见斧凿痕迹，最下方置有一长方形凸榫可能为调整重心所设，虑及造像正面雕刻的高超工艺水准，背面未经细致加工、打磨光滑，着实令人费解，抑或可以将其视作为自石窟剥离造像时的盗凿痕迹？考虑到河南安阳东魏时期开凿的大留圣窟窟内三壁安置有后代移入供奉的北齐单体圆雕坐佛，若以上四像亦如大留圣窟作品，则可解释造像背面的粗糙，因为安置于石窟之内，造像背面并不示人，故而也就无须精雕细刻。
若细观上博所藏坐佛，可以发现石质内发光的结晶小颗粒，系碳酸钙的结晶ＣａＣ０３，由此造像所采用的石材可以认定为汉白玉无疑即一种纯粹的白色大理石。松原三郎先生在《中国イム教雕刻史论》一书中著录日本、中国、英国收藏的三尊坐佛时，皆认定其造像材质为白色大理石，法国巴黎色努斯基博物馆亦将馆藏作品认定为大理石雕刻有文献将上博所藏坐佛著录为石灰岩材质，应属一种误解，参见Ｎｉｓｈｉｏｋａ Ｙａｓｕｈｉｒｏ，“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Ｍｕｓｅｕｍ：ａｎ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０ｂｊ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ｌｔ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Ｖ０１．２４，Ｎｏ．８。造像的大理石材质，使得国内外学者普遍推断这组造像系河北曲阳——正定系统的作品。
从造像图像学的角度审视上述四尊坐佛，不难发现其与河北邯郸境内响堂山石窟同时代作品颇为肖似，两者间的相似之处至少包括：第一，光背的图案，头光自内至外由莲瓣、弦纹、缠枝花卉构成，身光依次由缠枝花卉及跳跃不已的火焰纹构成，与北响堂北洞中心柱上层造像龛内的立佛光背肖似；第二，佛像额头正中的大白毫相可见于北响堂北洞中心柱南北壁主尊以及北响堂南洞东壁左右首外侧菩萨；第三，佛像大衣襞褶为双阴刻线中间凸起的立体组合，此种衣褶褶纹系响堂山石窟造像的特色所在；第四，佛像悬赏座大衣下摆的花纹接近北响堂南洞南北壁主尊。
通过进一步针对响堂山石窟造像流失海外历史的探考，的确可以发现这组坐佛造像与北响堂北洞作品之间存在的某些联系参见拙著，《响堂山石窟——流失海外石刻造像研究》，外文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北响堂北洞周壁开有１６座造像龛图５，内置跏趺坐佛１６尊，北洞中心柱顶部亦开有１６座造像龛，龛内各雕立佛一尊。南响堂第２窟镌刻有１６佛名号，可知包括南响堂第１窟周壁列龛造像在内的上述响堂山造像，系北齐时代流行的所谓“十六佛”题材。北洞周壁龛内造像早在上个世纪２０年代既已被盗，在北洞洞外民国十四年所立《补修常乐寺北堂石佛序》碑中可以发现如下记载：“……难如常乐寺北堂二十八尊石佛被宦盗劫”，碑记中所谓的“被宦盗劫”，极有可能系指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指使豫北道尹、曾任河南武安县知事的李聘三大肆盗卖北响堂佛像牟利一事参见民国年间所修《武安县志·卷一·大事纪》中的相关记载。考虑碑文中“二十八尊”的总量，北洞周壁龛内佛像亦极存被盗的可能。北响堂北洞周壁现存民国时期补刻的坐佛通高１５０厘米左右，造像石质似与响堂山不符，风格呆板媚俗，刻工拙劣图６。但补刻坐佛背后的石窟壁面上尚遗留有斧凿痕迹，为一桃形光背状略大于现存补刻坐佛的光背，高度在１６０厘米左右，与上述上海博物馆所藏造像在内的四尊白石坐佛的体量十分吻合。这一斧凿残迹，不难推测极有可能是民国年间修补佛像时，将法难或盗凿时破坏后遗留的坐佛残体剔除平整以安置新刻造像所致。综上所述，这四尊北齐跏趺坐佛无论风格抑或体量皆与北响堂北洞周壁列龛内的造像接近，唯有材质不符响堂山石窟岩体系石灰岩，颇为令人费解。就刻工而论，似乎又难以解释为全系古董商雇佣曲阳高手石匠依照响堂山北齐原物所仿刻，因为并未发现造型雷同的北响堂石灰岩坐佛原本。可以假设，北响堂北洞总计十六尊的坐佛造像系以汉白玉石材雕刻完毕后再粘附于石窟列龛内壁之上的，上述四尊大理石造像可能即为法难破坏后自石壁上剥凿下来的北响堂北洞作品，这不失为是一种合理的解释，然而尚需寻找进一步的确切证据加以证明。此外，亦不能排除这组坐佛原属响堂山石窟附近寺庙供奉的可能性。
这组北齐石雕坐佛引人注目之处还包括其发髻，坐佛全部顶结波髻，系北齐时期较为少见的发型，由于在邯郸南响堂第２窟发现了波髻坐佛圈７以及北齐时代某些单体波髻造像作例，这四尊坐佛造像确可认定为北齐作品。但上海、伦敦所藏二像，顶部波髻中央明显可见一组呈“品字形”排列的涡卷纹样，学界一般将这种“品字型涡卷”视作为龙门石窟唐代佛像的专属特征，实例可见现藏日本私家的敬善寺主尊头像以及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所藏龙门唐代佛头等等图８，这一矛盾的合理解释尚待进一步探究。
最后必须补充的是，关于这四尊像的真伪问题，学界亦早存疑窦参见松原三郎，《中国イム教雕刻史论》，吉川弘文馆，１９９５年；季崇建，《季崇建谈中国佛像鉴定》，台湾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２年，就造像细节及雕刻工艺而论这组造像可以划分为三个档次：第一档是日本、法国的藏品，水准最高；第二档是上海博物馆的收藏，水准次之；第三档是英国伦敦的藏品，水准最低，可以断定这批坐佛分属赝品的可能性是由第一档至第三档依次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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