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首先表现了细奴逻、阁逻凤、异牟寻的形像。他们三位是南诏国三个十分重要的国王。细奴逻是南诏第一代王，他躬耕巍山，艰苦创业，使蒙舍诏在六诏中逐渐脱颖而出，他是南诏国的奠基人。阁逻凤是南诏国的第五代天子，具有雄才大略，他两败唐军，是“天宝战争”的胜利者，又统一云南全境，使南诏到达极盛。异牟寻为南诏第六代王，他发展了阁逻凤的盛世；经过长期努力，使南诏重归于唐，并派出庞大的乐队到长安献演《南诏俸圣乐》，还派大批南诏子弟到中原学习，密切了南诏与内地的联系。
　　石窟作者精心选择南诏这三位王者及其身边重要人物进行刻画，展现了一幅南诏的历史画卷，同时把我们带入了大理本主崇拜与英雄崇拜相结合的历史氛围之中。
　　狮子关第一窟，这里共有造像7尊。中间，左者为王，右者为妃，二人袖手盘坐；王、妃之间有一男孩，其左右各有一男孩和女孩；再两边，还有男女侍者各一人。此窟俗称“全家福”。造像颇具山民特有风姿，周围陈设简单而质朴。据王、妃之间的壁上题刻可知，这反映的就是细奴逻发兴于巍山时，躬耕畜牧的创业形像。
　　石钟寺第7窟，这里共有造像16尊，是石钟山石窟中造像人数最多的一窟。中心人物为阁逻凤，其余为阁陂和尚、王子，以及侍从等。此窟造像王者峨冠，长袖宽袍，雍容华贵；文武官员及侍者，神态各异，周围场景富丽堂皇，俨然一派威严帝王气派。它反映的恰似阁逻凤大败唐军，统一云南之后的南诏政权欣欣向荣的场景。其中，王者旁略底处的坐像，身披袈裟、手拿念珠的商人，研究者认为他是阁陂和尚，阁逻凤之弟。
　　石钟山第8窟，这里造像共9尊，中为异牟寻，左右为清平官郑回和唐治寓御史杜光庭。此二人是“南诏德化碑”的撰文者和书丹者。在促进南诏与唐朝友好方面，异牟寻和郑回做出了重要贡献。此窟造像意在反映异牟寻与唐朝重修旧好的重要历史场面。

　　石窟石刻

　　云南佛教特点的表现：崇圣观音传教来
　　石钟山石窟造像最多的还是佛教人物：佛、菩萨、天王、八大明王等等。这些造像，形态各异、互不雷同、栩栩如生。由于南诏大理国地处印、缅和我国川、藏之间，它既承袭了中原文化传统，浸染着藏族地区的宗教艺术，同时又受到印缅的影响，因此，石钟山石窟佛像就突出地表现了云南佛教的三个特点：第一，观音像多。观音是南诏国的开国保护神，因此，大理地区观音寺和观音像特别多，关于观音的传说也不少，“观音制服罗刹”、“观音负石阻兵”；民间保持“观音节”，即三月街风俗；崇圣寺所崇之圣即观音。千寻塔1979年维修时发现文物中，观音像居多。崇拜观音也反映在这里的石窟造像上：石钟寺第5窟有愁面观音，第7窟有甘露观音，沙登村第2窟有细腰观音等等。其中甘露观音（又称剖腹观音）堪称代表之作。她容貌端庄秀美、目光安祥、神态宁静，右手执树枝，将甘露洒向人间；其胸前剖有一长形小洞，左手捧着刚挖出的心。相传她来大理传教时，起初人多不信。一日，她在水边上了一只漏底的船，劝导众人跟她信佛修行。众人怀疑，她便剖腹掏心给大家看，众人受到感化，跟她上船，从此，佛教传入洱海地区。

　　甘露观音：她被誉为东方的维纳斯。身临其境观看时，站在不同的角度，你会看到不同的造型，很多游客称其为“古代的三维立体雕像”。

　　第二，许多造像以密宗体裁为主。南诏时，佛教兴起。当时吐蕃势力一度进入洱海地区，天宝战争及其之后的40多年中，南诏与吐蕃还结成兄弟之邦，因此，在南诏佛教的传播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吐蕃藏传佛教的影响，带有浓厚的密宗色彩。剑川是南诏到吐蕃的交通要地，石窟造像受藏密影响更属必然。这一影响主要为八大明王。石钟寺第6窟的左右4间分别雕有三头六臂、竖眉怒目的八大明王像。所谓明王，意思是为导引难于教化的众生，表现出怒像化身的尊神。它们是密宗崇拜的神像，是观音第八大菩萨的化身。

佛教是石窟石刻重要的题材

　　第三，狮子关第3窟中有波斯国人的造像，被毯足靴，第2窟有一尊“酒醉鬼”造像，左携一狗；石钟寺第1窟有阴线刻的高鼻深目、螺髻披毯造像。可以说，这三尊造像是当时南诏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文化交流的反映。

　　多姿多彩的雕刻艺术体现了工匠们精湛的技艺

　　奇特的生殖崇拜造像
　　石钟山第一窟有“阿央白”石雕。这是女性生殖的崇拜表现。“阿央”，白语为姑娘，“白”是生殖器的意思，当地妇女常常来此祈求怀孕和顺产。“阿央白”，在1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保佑着白族人民的茁壮成长和繁衍，接受着这个民族的顶礼膜拜，这里的香火常年不熄，越烧越旺，“阿央白”的表面，被漫漫历史长河中数不尽的生命延续者们抚摸得遍体油光发亮，千百年来向宇宙间展示着生命之源的神圣礼赞。

　　“阿央白”石雕

　　石窟闻名遐迩，它以特殊的历史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水平而占有突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