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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佛国逸史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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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谓“逸史”,事发于普陀山,系历代《山志》失载之史实。普陀山历史上曾经历多次兴衰。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太祖命信国公汤和经略沿海,藉口“海岛居民外联海盗,内相仇杀”,尽徙舟山46岛居民11000余户、34000余人于浙东、浙西各州县和安徽凤阳一带;又以普陀山“穷洋多险,易为贼巢”为由,迁宝陀寺至明州,焚山上殿宇300余间,只留潮音洞铁瓦殿一所和一僧一役。
  从此,佛国夷为荒墟。直到正德十年(1515年),有僧淡斋,建正殿5间、方丈殿20间于潮音洞上。值得一提的是,从洪武十九年到正德十年,100余年间,山上主刹宝陀寺一直没有建复,虽在永乐①、天顺间有僧在山潜修,但当局者严禁建复本寺,一般只在潮音洞、西天门一带搭建简陋茅屋或静室而已,而且不久即被逝毁或焚烧。正德年间,淡斋之所以选择潮音洞一带建复宝陀寺,除当局者禁阻外,可能因为经过一百多年、隔好几代人,已经找不到原址——按宋元丰三年(1080年)改额不肯去观音院为宝陀观音寺,寺址未变。
  据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载,不肯去观音院在“双峰山”。至正年间盛熙明说,“潮音洞”离寺三里,寺在“梅岑山之阴”。近经考证,所谓“双谓山”,即今普济寺后山,麓间三石并立,状如定鸟,今称“灵鹫峰”;山巅巨岩突起,状如复莲,今称“观音峰”,古时两峰均无名,合称“双峰山”;所谓梅岑山之阴,乃梅岑山之凹也。可知古不肯去观音院乃至宝陀寺址,在今普济寺后山,方向朝东南(详后)。明代正德至嘉靖年间,由于种种原因,宝陀寺建在潮音洞一带,即今紫竹林庵故址。关于宝陀寺址变动这一重要史实,历代编志者均未作出认真考证。笔者在编写《普陀洛迦山志》过程中,有幸发现一批当时文武官员关于普陀山的《申文》和《奏折》,其中万历三十年定海把总呈给宁绍参将袁世忠的《手本》,可以印证上述结论:“……粤稽宋元丰年间建宝陀寺。我国初五山作乱,洪武二十年,信国公(汤和)经略沿海,以此山(普陀山)穷洋极险,遂行起遣,移寺于(宁波)郡东栖心寺,名曰补陀。天顺、正德以后,始有缁流私创于潮音洞上。”
  又据定海知县转呈宁波海防同知黄榉《手本》,谓:“……时久禁驰,正德年间,复有构寺于潮音洞上”。永乐、正德间之所以可能在山上小规模地建复殿宇,这与明成祖(永乐帝)与日本后小松皇朝关系缓解有关。后小松皇朝将军(实际掌握政权者)足利义满完成南北统一大业后,急于恢复财政,采取通好明朝方针,不仅主动约束倭寇,并于永乐元年(1403年)派遣使团来华,携带致明成祖的《国书》云:
  日本国王臣源表:臣闻太阳升天,无幽不烛;时雨滞地,无物不滋。矧大圣人明并曜英,恩均万泽;万方响化,四海雪仁。钦惟大明皇帝陛下,绍尧圣神,迈汤智勇;勘定弊乱,甚于建瓴;整顿乾坤,易于反掌。启中兴之洪业,当太平之昌期。虽垂旋深居北阙之尊,而皇威远畅东滨之外。是以谨使僧圭密、梦云、明空,通事徐本元,仰观清光,伏献方物……
  圭密一行于永乐元年十月到达京都。恰逢成祖正要派遣左通政使赵居任、僧人道成等赴日本,把新登极事通告日本,见日本使者先到,甚喜,十分优待,并派赵居任等送还日本。明使一行分乘五舟,于永乐二年五月三日到达兵库港,义满为参观明朝使船,亲自来到兵库,并与明朝签订《永乐条约》(“勘合贸易”条约)。由明朝赠给永乐年号的“本”字号勘合100道及“日”字号勘合底簿一扇。规定10年一贡,人限200人,船限2艘,不得携带武器,违者以盗寇论处。(《明史》日本传)“勘合贸易”使日本获得莫大的利益,给明朝沿海带来一度的宁静,曾经猖獗一时的倭寇消声敛迹。也给佛国带来生气,如第二期“勘合贸易”第三次遣明使船9艘,载1000余人到达普陀山。在莲花洋停泊后,便有明朝彩艘百余艘,环绕使船欢迎,赠给酒、米、食粮等物。进沈家门后,又有官员们乘画船50余艘,吹角打鼓欢迎。接着,由宝陀巡检司派官船作向导,经定海进入宁波。(日本《允澎入唐记》)而这似乎已成惯例。第四次勘合船到沈家门时,因无官船来迎,就派通事送信催促。(日本《戊子入明记》)勘合一般由日本中央机构幕府掌握发放,领得勘合的人就能公然派遣贸易船。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南方大内氏派出的贸易船和细川氏船在宁波为争夺贸易权,发生冲突。大内氏船的宗设谦道杀死接受细川氏使者宋素卿贿赂,从而优先为其办理卸货手续的宁波府吏,率众劫掠宁波、绍兴一带。冲突中,细川氏船的头目瑞佐战死,宋素卿被捕,死在宁波狱中。
  明朝因此废除宁波市舶司,拒绝对日贸易。嘉靖二十六年二月,日本派出以策彦周良为正使的遣明使船4艘(此为第二期“勘合贸易”第11次遣明使,也是最后一次)曾一度和明朝礼部交涉,企图领得嘉靖新勘合,但未获允许。从此,倭患日益严重,寇首王直(《明史》作汪直)指挥日本36处海盗,一再劫掠明朝沿海。
  明嘉靖年间,倭寇接连犯浙江沿海,普陀山成为激战地之一,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明提督王碔命把总黎秀会同主簿李良模领兵到山,将殿宇拆毁,佛像、法器等装运至定海招宝山寺。僧人查有度牒者分发各寺,无度牒者还俗当差,插牌本山。并告示沿海一带:不许一船一人登山樵采及倡为耕种,复生事端。如违,本犯照例充军。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总督胡宗宪将宝陀寺迁至招宝山巅。卢镗后来拆圆通殿至招宝山麓,别建寺院,山中梵宇绝迹。这样,距明朝初年不到二百年,普陀山再次面临一大劫难。
  然而,信徒们向往海天佛国,渡海不绝。隆庆六年(1572年)闰二月,浙江监察御史谢囗巡视宁波府,获悉明所等5僧在山潜修,即命宁波海道派兵缉拿。该道速派定海把总陈典率兵“将本山苫盖草屋数间放火焚烧”,人员并大小铜像、檀香佛及什物等件解送宁波。万历二年(1574年),舟山籍僧真表终于在普陀山觅得宝陀寺原址,诛茅居之,意欲建复原寺。定海把总徐景星奉命,将其“所施铜佛、幡袍、什物、香钱等件记数,议令选留僧人三五名在山看守香火。”这样处置,显然是对真表网开一面。由此,使得重兴佛国又获得一线生机。
  真表将宝陀寺从潮音洞一带迁回原址,首创天王殿、云会堂等。万历八年(1580年),协助大智禅师创海潮庵(今法雨寺)。万历十四年(1586年),慈圣李太后遣内官张本等赍《大藏经》到山,真表趁此“广构殿宇”,并赴京谢恩。归来后,遍访四方名衲,邀至普陀建庵53处。十七年,宁绍参将侯继高植唐吴道子、阎立本绘两块观音像碑于前殿;题“海天佛国”、“磐陀石”等摩崖石刻,与名士屠隆同纂《补陀山志》。佛国重兴,盛况空前。
  可是天不作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衲子们千辛万苦兴建的宝陀寺再次罹灾。据万历三五(1607年)年周应宾《普陀山志》载,宝陀寺“二十六年火,金石尽烁。”被视为稀世珍宝的吴道子、阎立本两块观音像碑亦毁于一旦。关于宝陀寺毁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事,清康熙、乾隆、道光及民国等《山志》均未提及,可能是“康熙志”编者裘琏疏忽,后志因袭之故。这一普陀山主刹兴衰史上之重大事件,虽可从新发现的当时地方官的“会疏”文件得到证实,但“万历志”寥寥几字,亦可谓“凤毛麟角”了。
  但是,由于明朝海禁国策未变,当时的普陀山还是处在随时被“封杀”境地。如宝陀寺焚后,善男信女纷纷乐助,砖料木材,一朝毕集。山僧如德将建材囤积山房,于万历二十七年(1559年)初,觅得熟谙古建筑的工匠王秀,鸠工材度工,创建楼殿。不料被一个叫王德的人告到海道衙门,该道按察使范其立即命令宁波府委官派船,到山“擒拿首僧如德、匠人王秀究罪示惩”(按如德于佛国功不可灭,惜“旧志”未见其名)。
  当时,由于倭患渐平,实际情况已大有变化,但钦差督军因循办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不愿改变海禁政策。普陀山僧人通过太监赵永将情况闻于内廷。明慈圣李太后听说宝陀罹灾,即命续颁《藏经》。得此机缘,山僧们再次募建,但仍遭禁阻。翌年四月,太后命神宗敕御用太监张随等赍帑金到山,鼎新山寺。张随阅视宝陀寺毁址,以“旧基形局浅漏,辟迁麓下,并改辰向(东南)为丙(正南)”。钦差督军对恢复普陀山仍持反对态度,借口仍是担心倭患。但是敕建普陀山寺,原系太后懿旨,而明神宗10岁登基,一度由太后执政,向来慑于太后凤威,怎敢收回成命。因此,地方官员的奏折被“留中”,而且遭撤职处分。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五月,饬新任御史尹应元巡察普陀,部署海防。应元在山立“渡海记事碑”。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正月,上命随赍帑金2000两,皇太后、嫔妃等均施银,派人到山督造普陀主刹。张随从万历三十年始,五奉诏书,在山八年,往返于鲸波巨浪间,督建寺院,亲杂匠役间,鸠材度,拮据经营。时山上有贾绅逐利及谋私堕戒者,随秉公整饬山规,此辈悉皆远遁。万历三十四年竣工,赐额“大明敕建护国永寿普陀禅寺”。住持性空张随诣阙谢恩,时有廷臣联合地方官绅向神宗进谗,藉事弹劾张随,性空为此与神宗展开“廷辩”。张随虽昭雪,但性空罹“犯上”罪,被执入狱,郁愤而逝。其徒荣光赴京,乞师灵骸于首邱山,归葬梅岑山。
  “大明敕建护国永寿普陀禅寺”终于建成,寺基阔70丈,进深53丈,殿宇6重,廊庑环绕,琳宫合抱,甲于江南。直至明末,“海天佛国”贡艘浮云,香船蔽日,史称极盛时期。但为此故,仅见于文字记载的,就有2位住持死于京都,7位高僧被执下狱,数不清的缁素被迫离山、还俗当差或递归原籍。衲子们为光复名山付出了最大的代价,谱写出无数悲歌。这便是历代《山志》未敢触及的、发生在明代普陀山的部分史实。
  注释:
  ①“旧志”载:永乐四年,释教总裁祖芳道联住持宝陀寺,但当时寺已迁宁波,当局者严禁,不许重建,惟潮音洞一带有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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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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