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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杲的生平行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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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杲的生平行履

  大慧宗杲(1089—1163),俗姓奚氏,宣州宁国(今属安徽)人。十七岁出家,因不欲居乡里习诸经论,遂于大观元年(1107)十九岁时始四出游方参学。“初行脚时,曾参洞山微禅师。二年之间,曹洞宗旨,一时参得。”但他认为禅惟可自证,而不可传授,微禅师“只是不合将功勋五位、依正回互、五王子之类许多家事来传”,若“禅有传授,岂佛祖自证自悟之法?遂弃之。”[1] 大观三年,宗杲往泐潭,投入湛堂文准(1061—1115)门下,先于宣州一带持钵,后入为侍者。文准为真净克文的嗣法弟子,属黄龙派。宗杲在其座下,实受其钳锤陶冶,对其日后禅学思想的成熟是有深刻影响的。宗杲自谓:“宗杲虽参圆悟和尚打失鼻孔,元初与我安鼻孔者,却得湛堂(文准)和尚。”[2] 而文准亦对宗杲极为赏识,以法器期之,以为“非碌碌余子可比”,“他日必能任重致远”。[3] 政和五年(1115),文准入灭,疾亟之际,宗杲问曰:“和尚若不起此疾,教某甲依附谁可以了大事?”文准曰:“有个川勤,我亦不识他,你若见他,必能成就此事。若见他了不得,便修行去,后世出来参禅。”[4] 所谓“川勤”,即指圆悟克勤。次年,亦即政和六年,宗杲受众人之托而往荆南,拜会张商英,请他为文准撰塔铭;宗杲由此与张商英结识,其颖悟乐辩亦甚为张商英所赞叹,因此当宣和二年(1120)的春天,宗杲再次往荆南拜谒张氏的时候,张氏遂欣然为他向克勤作了推荐(张氏即卒于是年)。宣和六年,诏克勤住东京天宁寺,宗杲听说以后,“私自庆曰:此老实天赐我也!”[5] 遂往天宁,于次年挂搭于该寺,由此而得以师事克勤。

  宗杲在圆悟克勤门下参禅四十二日而悟道,克勤“著《临济正宗记》以付之,俾掌记室,分座训徒。”[6] 靖康元年(1126),右丞相吕好问(字舜徒,1064—1131)奏请朝廷,钦宗赐宗杲紫衣及“佛日大师”之号。此后,宗杲尝辗转于江、浙、广、闽诸地,至绍兴七年(1137),因丞相张浚之请而住持余杭径山能仁禅院,僧众多至一千七百余人,“皆诸方角立之士,师(宗杲)行首山令,起临济宗,憧憧往来,其门如市,学徒咨扣,日入玄奥;规绳不立,而法社肃如也。由是宗风大振,号称临济再兴。”[7]

  绍兴十年(1140),侍郎张九成(1092—1159,字子韶,号横浦,又号无垢,杭州人)登径山,宗杲与他一起讨论《大学》中的“格物致知”之义,相与甚为相笃。次年四月,九成因父丧,再上径山,在与宗杲的议论当中,或许对朝政亦有所议论。时秦桧专权,力主与金国议和,肆意贬黜抗金名将岳飞、韩世忠等,而张九成则是竭力主张抗金的。《宋史》张九成本传云: “径山僧宗杲,善谈禅理,从游者众,九成时往来期间。(秦)桧恐其议己,令司谏詹大方论其与宗杲谤讪朝政。”是年五月,“敕九成居家持服,服满别听指挥。径山主僧宗杲追牒,责衡州。”[8] 自是宗杲开始了长达十六年流放生涯。他于七月至衡州(今湖南衡阳)贬所;绍兴二十年又被再贬梅州(今属广东省);至二十五年,得“蒙恩自便”,因此他于绍兴二十六年的正月离开梅州,起程返回浙江,途中曾与谪居安南而此时亦被起复的张九成再次聚会;同年三月,宗杲被旨恢复了僧籍。

  绍兴二十七年(1157),宗杲住持明州育王山光孝寺(在今宁波),时年已六十九岁。“裹粮问道者万二千指,百废并举,檀度响从,冠于今昔。”因育王山地势较高,饮水缺乏,众僧甚以为苦,宗杲遂凿泉而为大池;又因僧人众多,粮食不足,又率众围垦海岸闲地,筑涂田数千顷,用赡斋厨;这些举措受到了朝廷的褒奖,诏赐其座,名为“般若”。[9] 绍兴二十八年,宗杲被旨再住余杭径山,“道俗钦慕,如见其所亲”,虽年事已高,然接引后进,未尝少倦。绍兴三十二年,孝宗赐以“大慧禅师”之号。次年,即隆兴元年(1163),宗杲圆寂。嗣其法者八十有四人;门人集其著述讲说,编为《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三十卷、《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一卷等。

  宗杲为一代禅门硕德,临济宗绪之不坠,实赖以扶持。其博通内外典籍,融摄经教,而归于发明本心之旨;和会儒释,融世出世间法于一体,而又慧辩无碍,广与士大夫交游,由是而实致南宋学风以深厚影响。张浚为其撰塔铭,称其“纵横踔厉,无所疑于心,大肆其说,如苏(秦)、张(仪)之雄辩,如孙(武)、吴(起)之用兵,如建瓴水转圆石于千仞之阪;诸老敛衽,莫当其锋。于时贤士大夫,往往争与之游。”[10] 足见其于当时影响之巨。宗杲生逢变乱之世,国家蒙耻,人民流离,故其身虽处于方外,其心却无所局限,以菩提心等于忠义心,爱君忧国,虽得罪而无怨悔,诚非常人之所能,而实为僧中之硕德,人中之英杰。“师虽为方外士,而义笃君亲,每及时事,爱君忧时,见之词气,其论甚正确。……使为吾儒,岂不为名士?而其学佛,亦卓然自立于当世,非豪杰丈夫哉?”[11] 宗杲自己说:“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但此心与义相遇,则世出世间一网打就,无少无剩矣。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运往矣!”[12] “力所不能而年运往矣”,其中正蕴含着他对时局的忧患及其对时政的感叹。而这一特殊的时代生活背景,亦正为我们理解宗杲之禅学思想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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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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