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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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制研究。高明士在发表《从律令制度论隋代的立国政策》之后，又把《隋代的制礼作乐》作为隋代立国政策之二来探讨（分别见《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1；《隋唐史论集》，香港，1993）。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和《沙洲傩礼考》结合敦煌文书的研究，提出了唐代后期礼的日用化和世俗化的重要论点，这两篇文章的扩展，加上对《大唐开元礼》与敦煌书仪以及高昌祭礼的研究，构成了其专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中的《敦煌礼论》篇的主要内容。最近他又发表了《王涯与中唐时期的令与礼》（《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详细讨论了王涯对礼和令的改革，认为改革的失败象征着盛极一时的礼和令已经走向“后开元礼”和“后开元令”时期。刘俊文《唐律与礼的关系试析》、《唐律与礼的密切关系例述》为中国文化中的礼、法合一论提供进一步的具体论证（分别见《北京大学学报》1983-5、1984-5）。任爽《唐代礼制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2000）论述了唐代吉凶兵嘉军五礼的一般内容。
　　五 社会史
　　社会史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发展历程。30年代陶希圣、董家遵、陈鹏等就发表了不少研究唐代社会生活史的论著。5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论著是凤毛麟角。80年代以后才又东山在起。徐庭云《隋唐五代社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是此时期的综合性著作。
　　社会结构。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商务印书馆，1936）第一章“阶级”划分为“贱民”、“娼妓”、“劳动”、“贵族”、“坐食”，反映了30年代学者对社会结构的看法。韩国磐的长篇论文《隋唐五代时期的阶级分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就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贱民等级的情况做了一般论述。张泽咸的专著《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参见刘健明书评，刊《唐研究》第4卷，1998）对唐代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具体分析。他对衣冠户、寄庄户、客户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所提出的乡村上户、乡村次户与乡村下户等概念用以分析乡村社会构成具有新意。
　　对于社会各阶层的研究以对士族和庶族的研究最为充分。唐代士族研究中的分歧的主要症结是人们对于什么是士族、什么是唐代士族的理解有偏差。如果说唐代士族只是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的遗存，那么他们政治势力在总体上的衰落是客观存在的，即使有些家族通过科举制等保持了高官厚爵，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的得官途径已不同于前。如果把唐太宗修《氏族志》和唐高宗、武后修《姓氏录》中的人物都算做唐代的士族，那么对于唐代士族的内涵、特征及其政治势力当然会有另外的估计。目前还没有详尽全面研究这一课题的专著，但毛汉光的系列论文及《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不仅从总体上讨论中国家族和士族的演变，而且对崔卢李郑王等山东大族著房问题和瑯琊王氏、兰陵萧氏、吴郡陆氏等展开了个案研究。宋德熹对关陇集团中的代北家族、卢建荣对彭城刘氏家族进行了探讨。最近大陆学者也陆续发表了对赵郡李氏、河东裴氏和北方张氏（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城南杜氏（濮阳房）等著名家族的研究论文。这些个案研究无疑将深化人们对隋唐时代士族的认识。王晓丽《唐五代拟制血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第一次对唐五代时期拟制的血亲关系做了系统的讨论。
　　对于士人群体的研究也受到关注。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1969）列举了二百余士人在山林寺院读书的事例（主要是中唐以后）。宋大川《略论唐代士人的隐居读书》（《史学月刊》1989-2）、任爽《唐代隐士流变略论》（《学习与探索》1991-6）、齐涛《唐代隐士略论》（《山东大学学报》1992-1）论述了唐代隐士行为模式的多元发展。王永平、郑学檬、魏良弢分别研究了隋、唐和五代时期江南的士人群体的文化特征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沉浮》，《历史研究》1995-1；郑学檬《唐代江南文士群体初探》，《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纪念唐史论丛》，1995；魏良弢《南唐士人》，《江苏社会科学》1995-5）
　　关于农村劳动者。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关于乡村次户、下户、自耕农、佃农和客户的论述仍然是我国学者最系统讨论农民的成果。张泽咸理解客户除了客籍户外，还有地主官僚的寄庄户，认为五代时期正式出现了主客对称的局面。唐长孺《唐代的客户》（《山居丛稿》，中华书局，1989）则基本将客户限定在客籍户的范围，认为两税法前，客户是浮寄户，两税法后，客户无论附籍与否，基本上都是无资即无地户，他们与其他贫人一起成为地主田庄上的合法的直接劳动者。但是一旦造籍入户，客户就成了土户。因此土客之分也就是土著与外来之分而非有产与无产之分。翁俊雄《唐后期民户大迁徙与两税法》（《历史研究》1994-3）则认为，唐代后期已经发生了土客对称的变化，客户指无地户，主户为有地户。
　　关于唐代商人阶层。研究者普遍注意到唐代后期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有人指出其社会地位提高的有限性。姜伯勤《从判文看唐代市籍制的终结》（《历史研究》1990-3）从市籍制松弛的角度探讨了商人地位的变化问题。傅筑夫、姜伯勤讨论了唐代行会和行人问题，张弓研究了唐五代的商业活动中的中介者牙人。杨德泉《唐后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市民等级的成长》（《扬州师院学报》1959-3）试图从上中下三个经济层次来把握唐代城市市民阶层的构成及其特点。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2）主要从职业特点上来说明唐代城市居民的构成。
　　关于唐代工商业劳动者。唐长孺认为唐初沿袭过去的制度，手工工匠有番役制、世袭制和征发制。唐代后期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减轻，纳资、和雇等新制度逐渐普遍化（《魏晋至隋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魏晋南北朝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魏明孔《浅论唐代官府工匠的身分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4）侧重对官府工匠的身份、待遇及其变化的探讨。马德《敦煌工匠史料》（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分“研究篇”和“史料篇”，他辑录了25类工匠的史料及其不同的技术级别“都料”、“博士”、“师”、“匠”、“工”，对其身份和生活状况也做了论述。朱雷、程喜霖对吐鲁番文书中出现的农奴型“作人”和商业雇佣关系中的“作人”做了精审的研究（朱雷《论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1983；程喜霖《唐代过所文书中所见的作人与雇主》，《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1990）
　　关于唐代下层劳动者以对贱民的研究最有特色。部曲、客女、工户、乐户、官户、杂户、奴婢和寺观人户都有文章论列。部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是对资料的理解，如《唐律疏议》中的关于部曲的条文是前朝的遗制，还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早期的说法一般认为部曲是人身关系很强的农奴，安史之乱后的私人武装也称部曲。后来的论文基本上认为唐代前后期部曲的身份和含义有所变化，即唐前期部曲也许有从事生产者，但身份不是农奴，唐代后期部曲大多指作战将帅的扈从。李靖莉《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部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从研究吐鲁番文书中的部曲得出结论说，在内地部曲逐渐绝迹时，西州却由于作人的转化和奴婢的放良而有相当的存在。朱雷《〈唐律疏议〉中有关“部曲”法律条文的现实意义》（《中国前近代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根据对吐鲁番文书的仔细探究，认为唐代部曲客女根据实际需要也会用于农业劳动；逐渐消亡中的部曲客女之所以仍然存在唐代法律条文中，是因为现实中有不少身份接近的贱口，仍需要继续按照前朝法律来比附处理。
　　研究者大都认为唐代“贱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随着纳资代役等的普遍推行逐渐趋于减轻或消失。关于奴婢问题，唐代奴婢究竟是奴隶制的残余，还是封建社会必然的现象？实际上不涉及对资料的理解，而是取决于对“理论”的接受。孟昭庚《唐代的奴仆问题》（《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用“奴仆”的概念来说明唐代奴婢的性质，认为唐代奴婢有向佣仆过渡的趋向，达官贵人的佣仆有的实际上是党羽和鹰犬，不能以一般奴婢视之。李天石发现中唐以后奴婢出现了雇佣化的趋势，认为这是商品经济活跃和雇佣关系发展的结果（《试论唐宋时期奴婢的雇佣化趋势》，《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唐宋时期典身性质的变化及其意义》，《历史研究》1993-3）。至于寺观依附人户，早在三十年代何兹全就指出寺院领户具有农奴性质。这一基本看法迄今没有根本变化。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等研究成果使人们对于寺户、梁户的认识更加具体、系统和深化了。他还研究了寺户等向常住百姓的演变，认为这反映了寺户制度的衰落。张弓《南北朝隋唐寺观户阶层述略》（《中国史研究》1984-2）注意到中唐后以世袭贱口为基本成分的寺观依附阶层的没落时，大批良口却依附于寺院，他们即所谓“枝附”，认为枝附是晚唐社会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寺观依附人户。“博士”在敦煌文献中特指有技艺之人。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2）认为敦煌寺院中的博士包括独立手工业者的雇匠和依附寺院的手工业者，后者包括寺户和常住百姓。谢重光《净人新探》（《社会科学战线》1991-2）讨论了这一用以指称寺院依附人户的外来名词伴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而逐渐消失的历史过程。
　　关于僧尼的研究。郝春文的新著《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不仅论述了敦煌地区从俗人到僧人的过程和程序，而且详尽讨论了该地区僧尼生活方式、财产关系、宗教活动和收入以及僧尼的遗产处理和丧葬问题。但很少有论著专门从社会史角度研究道士和女冠的生活。
　　关于隋唐五代家庭的研究，30、40年代的论著大多从法学、社会学的角度立论。例如陈鹏（鲲化）是学法律出身，他的《唐宋时代家族共产制度与法律》（朝阳大学《法律评论》第12卷第1、2期，1934年1月）、《唐律继承法研究》（《法律评论》第15卷第3、4期，1947年7月）讨论了唐代家庭财产共有及继承问题的法律意义。近年邢铁《唐代的遗嘱继产问题》（《人文杂志》1994-5）、《唐宋时期的立嗣继产问题》（《河北师院学报》1994-3）考察了家庭财产继承的具体手续和程序。魏承思《唐代家庭结构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等论文认为简单个体家庭是唐代普遍的家庭结构。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也有一章专门概述家庭问题。冻国栋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比较细致地统计出唐代西州的家庭平均人口为4-5口，沙洲大约为5口左右，与内地差别不大（《唐代人口研究》第6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杨际平、郭锋、张和平合著的《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岳麓书社，1997）统计了敦煌文书中资料比较完整的126户家庭情况，得出核心家庭占52.4%，主干家庭占16.7%的结论。该书还对家庭的功能、家族生活及家庭与家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婚姻关系的研究比较热门。陈鹏从30年代就开始撰著的《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定稿于1957年，基本依据文献资料讨论古代婚姻制度。董家遵的30年代在中山大学《社会研究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研究唐代婚龄、离婚、收继婚等。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文史》第3辑，1963，收入《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1998）、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文物》1985-7，收入《唐五代写本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迄今仍然是研究唐代婚姻礼俗的重要论文。向淑云《唐代的婚姻制度与婚姻实态》（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牛志平《唐代婚丧》（三秦出版社，1996）都用了约10万字的篇幅比较全面地介绍唐代婚姻关系中的各方面问题。牛志平的著作及有关论文还力图通过探讨唐人婚姻观念、心理和风气来挖掘唐代婚姻文化中深层社会因素。谭婵雪《敦煌婚姻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在汇录了敦煌婚姻关系文献与壁画的基础上，讨论了敦煌地区唐代婚姻制度、婚姻类型、婚姻仪式和生育与离异问题。
　　与婚姻相关的是唐代妇女的研究。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日文版，岩波书店，1999）是目前为止第一部全面论述唐代妇女的专著。作者鸠集零散资料，对唐代各阶层妇女的基本面貌、生活状况和各方面的业绩，做了系统论述，揭示了唐代妇女的特殊风韵。赵超《从墓志看唐代的婚姻状况》（《中华文史论丛》，1987-1）利用墓志材料考述了唐代妇女的婚姻与社会生活。陈弱水《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史语所集刊》68/1，1997）利用墓志材料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察到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关系。张国刚《墓志所见唐代妇女生活探微》（《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分析了有关唐代妇女婚龄、育龄、生育密度等方面的一些资料。
　　关于社会生活。早期关于社会生活史的论述主要有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和傅乐成的论文《唐人生活》（《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近年出版的臧嵘、王宏凯的《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综合前人成果对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做了概括的介绍。李斌城、李锦绣、张泽咸、吴丽娱、冻国栋、黄正建合著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近50万言，是迄今最系统翔实的关于这一时期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风俗礼仪等社会生活的著作，许多章节是作者专门研究成果。刘毅《唐三彩所展示的唐人社会生活探微》（《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以唐代两京等地历年出土的三彩瓷器为基本资料，结合唐宋文献，勾勒了唐代服饰、宅园与家具、娱乐活动与丧葬制度等社会生活史内容。
　　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及所发表的系列论文比较细致地考察了唐人日常物质生活的几个主要方面，内容大体与他执笔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有关部分相同。前举陈明、黎虎关于饮食文化史的著作外，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运用农学及营养学的相关知识，也讨论了魏晋隋唐间烹饪技术与饮食文化问题。近来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杨希义《唐人饮食与饮食文化》（《周秦汉唐研究》1，三秦出版社，1998）、黄正建《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唐研究》第4卷，1998）等，后文通过韩愈展现了贞元长庆时期一个官僚士大夫生活水平和生活习俗的主要内容，是一个成功的个案研究。关于饮茶风气或者茶文化，韩金科等结合陶瓷茶具和法门寺文物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周峰《中国古代服饰参考资料（隋唐五代部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把服饰风格分为隋-盛唐、中唐-五代两个不同的时期，介绍男女服饰的流行情况，并配有大量图录和文献资料。段文杰等根据敦煌壁画主要讨论了当时妇女的衣装和化妆的演变。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分上下两篇，上篇的诸篇论文结合考古和文献资料讨论唐代的车马革带、幞头和妇女服饰等，下篇为《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全文校释。
　　居室与家用器具的研究由于资料的限制研究有一定的难度，有关论文大多依据于考古资料和壁画材料。李知宴关于唐三彩生活用具的研究（《唐三彩生活用具》，《文物》1986-6）、韩伟关于唐代金银器的研究（《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都作出了重要成绩，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讨论了唐代金银器及其与西域地区的文化关系。
　　关于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研究涉及到庄园、社邑、寺院、行会、城市、市镇、乡村等问题。但是总体上说，从经济史、宗教史、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者居多，而把这些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史课题研究的很少。
　　宁可《述“社邑”》（《北京师院学报》1985-1）在国内比较早地讨论到这一课题，认为唐五代时期佛社和从事经济互助的社邑在前代的里社衰落时发展兴盛起来。他的学生郝春文研究了这两类社邑与寺院的密切关系；研究了社邑活动中受到儒佛两种文化影响的情况；研究了社邑活动中的春秋座局席是每年二月和八月的社祭、欢宴活动，而不是日本学者那波利贞说的社人参加寺院的俗讲活动。他们合作的论文《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活动》（《首都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认为丧葬费用的浩大是促使唐后期五代宋初民众结社互助的原因，文章讨论了丧葬互助的具体办法。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1991-3）通过分析天宝六载到大历四年的敦煌籍帐，认为大量残破家庭的出现，家庭生育、感情、保障和教育功能的破坏和丧失，是群众自发组织社邑互助的重要原因。宁可、郝春文合撰的《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收录社邑文书345件，为该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史念海《隋唐时期的交通和都会》（《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系统地考察了隋唐时期政治都会（京都和陪都）、经济都会（扬州、益州和开元十五道采访使治所）以及沿边沿海城市等的地理和交通情况。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2）概括了城市布局和坊市格局的变化。与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等历史地理学家利用考古资料对唐代城市建筑和坊市布局进行研究不同，宋肃《唐代之长安研究》（台北，大立出版社，1983）则试图探讨唐代长安的市民生活。黄新亚《消失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从外来文化（“胡风”）的输入、城市布局设施、市场的繁华与活跃、科场的士子与求学的少年、佛教信仰与佛寺文明、节日与休闲活动等方面描述了以首都长安为典型的城市生活情况。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分为岁时节日、都市民俗、妇女生活习俗、文人士子风貌、神灵崇拜与巫术禁忌、民间文学与技艺六个部分叙述唐人的精神生活。武伯伦《唐长安郊区的研究》（《文史》第三辑，1963）是少有的一篇研究城市郊区的论文，他试图从出土墓志及有关诗文中说明长安市郊的田园别墅的风貌和劳动者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此外还有一些论文以小说笔记等为资料讨论了长安的治安、消防、文化和人文景观。
　　寺院作为宗教性社会组织也受到学者的重视。30年代何兹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就论证了佛教寺院是一个很完备的教会组织。80年代他重新研究佛教寺院问题，在《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中国史研究》1982-1）论述了寺院内部的财产关系，包括寺院财产（三宝物）的借用、出贷、僧尼的膳食供给、赡待道俗的开支办法等。谢重光有多篇论文研究中国佛教寺院，讨论了寺院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其内部的经济活动。张弓的近著《汉唐佛寺文化史（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煌煌八十万字，是迄今篇幅最大的中古佛教寺院文化的研究专著，共有九篇。 “寻蓝篇”根据高僧传、正史和后世方志的材料列举了汉唐寺院分布情况，介绍佛寺型制的演变。“造设篇”论述寺院的营造者（檀主）、营寺动机、寺院的命名及其文化意义和寺院营造体现的人天和合的景观。“基壤篇”寺院的经济来源和寺院经济。“僧伽篇”僧尼仪制、寺院规约、僧官制度和僧伽管理。“科门篇”论述佛经翻译、义林宗派、禅宗佛寺、佛门律学和声呗之学。“妙相篇（上下）”概述寺院和石窟绘画造像区群及其艺术成就。“文苑篇”写僧人撰写或与寺院有关的人文著作和文学作品。“艺技篇”写佛教乐舞、戏弄以及与僧人和寺院文化有关的书法、茶道、医药与历算。“辅世篇”论述寺院与世俗社会的有关问题，如岁时节令、寺学外藏以及寺院停寄纳客、悲田济贫、护生营林的功能。如此宏篇巨制，有作者长期深入研究的心得，也有综合概括前人成果之处，反映了作者试图全面地展示中古佛教寺院文化内涵的努力。
　　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涉及到人口统计与分布、人口迁徙和人口寿命等问题。30年代《食货》曾发表易曼晖《唐代的人口》（第3卷第6期，1936）、黄仙谷《唐代人口的流转》（第2卷第7期，1935）的论文。前文利用一般史料讨论唐代户口分布、人口政策和唐后期人口南迁问题；后文分“移民”、“流徙”、“战争影响”和“逃亡就食”四个方面论述当时人口流动情况。80年代以来兴起的人口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对旧史记载人口资料的考证。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院出版社，1990）主要对《旧唐书·地理志》贞观十三年大簿的户口数进行考订；《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5）则对天宝十二载户口情况进行考订。他的论文集《唐代人口与区域经济》（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也收入了多篇考察唐代人口问题的论文。其中关于唐代人口的职业构成的文章立意颇新；关于《通典·州郡门》的户口系年，认为应该是开元二十九年的户口数，与通常认为的天宝元年的看法相左。冻国栋的专著《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开篇也对人口记载进行了考订。该书重点研究的问题还包括隋代户口数字的增长、唐代人口的升降、唐代人口的分布、唐代人口的迁徙和唐代人口的结构等，是迄今最深入地研究唐代人口问题的力作。近年来区域人口问题的研究引起学者的重视。陈勇发表了《唐后期淮南道户口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3）、《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中国史研究》1997-4）等论文。杜文玉等撰写的《五代人口数量与分布》（《延安大学学报》1989-2）可以说填补了该时期人口研究的空白。古人的年寿由于资料的匮乏很少有人研究，李燕杰《唐人年寿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首先从碑传资料中辑录出唐人年寿资料，制为总表，然后在几乎没有前人成果可资借鉴的情况下，运用统计学和抽样分析的方法对唐朝人的平均寿命以及各阶层人士的享年及其原因进行了考察。总之，人口研究虽然改变了过去从属于户口制度、赋役制度或者土地制度等相关课题的状况，在80、90年代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但是由于资料的限制和理论的不足，真正从人口学上探讨隋唐五代人口问题的论著还是十分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