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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佛教史
中国佛教经过唐末、五代两次的法难,以及朝代更迭的战乱后,由于经典散佚、寺院毁坏、僧侣受迫等,致使佛教几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现复苏之迹,唯宋元之后至盛清八百年的佛教,因国运不兴,佛教虽绵延不绝,然已不如隋唐时代的弘盛。自此,佛教一改传统型态,逐渐倾向生活修行与宗派调和的路线。从弥陀信仰的结社念佛、禅院农林的寺院经济生活,到与儒、道二家的调和及禅、净、教、戒融和的现象,佛教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此即宋元以后中国佛教的特质。大体上,北宋一代(九六○至一一二六)佛教的复兴较盛,南宋以迄明代世宗时期(一一二七至一五六六),则为平淡晦暗之期。明末穆宗(一五六七)至清代,再度兴盛一时,唯佛教积弱过久,仍不及北宋的兴盛。 一、宋代佛教 宋代帝室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太祖建国后,即废止后周世宗毁佛之令,修订出家考试之制、诏度出家童行八千人,遣使西行求法。宋太祖开宝四年,敕令张从信等至成都开雕大藏经,称《开宝藏》,这是中国全藏刻版印刷的开始,也是一切官、私刻藏及高丽刻藏的共同依据。后来又陆续完成《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和《资福藏》等,此乃宋朝佛教发展的伟业,影响后世刊刻藏经甚钜。太宗时,诏立太平兴国寺为先皇帝寺,并设立组织完备的译经院,使中断二百多年的官刻译经,一度复兴。真宗一代则设立戒坛七十二所,推行登坛受戒之制。另外,由于帝室的护持,寺院的田园、山林享有免税权,寺院乃以此为经济基础,从事长生库、碾场等各项公益事业,对民间社会助益匪浅。 北宋佛教的复兴,唯台、贤、净、律四宗,禅宗则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特殊教法,幸免于唐末五代战乱,而法纲益振,形成“五家七宗”之势,因之祖师“灯史”著作特别丰硕,禅宗的盛行可说是宋代佛教的一大特色。宋代理学发达,其思想受禅宗影响甚钜,其间或有排佛之论,然禅学开展理学精神特色,故排佛后又皈佛者甚众,自宋迄清皆呈如此状况。 天台宗得高丽传回典籍而弘扬一时,后有山家、山外二派互宣宗义,各传其学;天台教义虽博洽深玄,然因辅以律行、礼忏、念佛,故能广流普及。在华严宗方面,因教义与禅宗同为真常唯心一系,故得力于禅宗而得复兴,呈现“教禅一致”之风,以子璿、净源二位大师的弘扬最力,后者有“贤首中兴”之誉。律宗方面,有允堪、元照的弘持,致力于律学撰著,又因天台宗师多兼弘戒法,律学乃应运中兴。净土宗则于宋朝三百年间持续兴盛,念佛结社之风深入广被,不让禅宗。台、贤、禅、律诸宗祖师亦多秉其教学,严以律行,而趣净土,因此台净融和、禅净双修的思潮风行,净土信仰因之深植于民间。直至宋徽宗时期,因其崇信道教而破坏佛教,如烧毁经像,诏令寺院置孔子及老子像,并将道士位次列在僧尼之上等。佛教严重受挫,除禅、净二宗犹能盛行外,其余各宗渐没。 二、元代佛教 元朝佛教与朝廷的关系密切,其能以一蒙古外族而统治华夏一百多年,可说多得力于佛化政治。太祖建国之初,重用禅宗行者耶律楚材制订典章,令慓悍好战的蒙古百姓摄化于佛教。其后诸帝承袭此风,皆倚重僧信以协助国政。至元世祖迎请西藏萨迦派的八思巴入京,请制蒙古文,译述藏经,对蒙古文化贡献巨大,赐号“大宝法王”,世祖封赏全藏为俸爵,地位职权之高仅次于皇帝。此后萨迦派僧侣世代为国师,遂使西藏佛教(喇嘛教)成为元代的国教。 藏教虽受元朝帝室的崇信,然终究不合民情,故仅能在宫廷中流行。民间则以禅、净二宗最为盛行,禅宗有曹洞宗的万松行秀著作《从容录》发挥曹洞家风;临济宗则以雪岩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为代表。此期禅僧多兼修净土,仍延续宋代禅净双修的风潮。 三、明代佛教 推翻蒙古统治的明太祖朱元璋,初为皇觉寺僧,宰相宋廉亦出身于寺院,故对佛教特别崇敬,也力图整顿佛教。因此,即位后即颁布了一连串新的佛教政策如:立僧官、定考试、制度牒、刻藏经(南藏)、整理僧籍、分寺院僧为禅、讲、教三类;成祖永乐帝以临济僧道衍为宰相,刻北藏,并作(赞佛偈)、《金刚经解》,力护佛教。此后,诸帝王无不奉佛,禅、净二宗与喇嘛教并行。 明中叶后,朝廷为救饥荒而有卖牒之举,僧团迅速膨胀,因而弊端丛生,再加上世宗信奉道教,导致再一次的毁佛事件。然而没落的佛教却因之觉醒,而力图复兴。迄明末莲池、紫柏、憨山、蕅益等四大师辈出,不仅于禅教诸宗大为弘扬,更力倡禅、净、教、戒为一体,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为一宗,于是佛教融和思想益趋流行,成为日后三百年佛教发展的主流。又儒家士大夫向佛者也日益增加,更增长了居士佛教的力量。 四、清代佛教 清代同元朝一样,王室崇信喇嘛教,可说是以佛化政策统治了蒙、藏、汉三个不同的民族。朝廷不仅在西藏以达赖治前藏,以班禅治后藏,在蒙古各地赐封喇嘛“呼图克图”的尊号,更将皇宫中的雍和宫改为喇嘛寺。对于显教虽崇信诚笃,但在施政上则以儒家为主。 清初诸位帝王与佛教的关系颇深,顺治皇帝曾作(赞僧诗)“我本西方一衲子,为何生在帝王家”、“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来表明愿为僧侣的心迹;康熙帝则迎请明末以来的各宗派高僧入京,促进佛教的复兴;雍正帝则亲事章嘉活佛,参礼迦陵性音禅师,自号圆明居士,主张禅、教、净调和之论,尤其热心净土法门,对近世以念佛为主的禅净共修,影响甚大。 清代著名的高僧,计有华严宗的柏亭续法,禅宗的天童道忞、玉林通琇、憨璞性聪,净土宗的省庵实贤、彻悟际醒。杰出的居士也很多,其中如皈依禅宗的宋世隆、毕紫岚;皈依净土的周安士(梦颜)、彭际清;以及郑学川、龚自珍、魏源、谭嗣同、杨文会及梁启超、章太炎、丁福保、蒋维乔等佛教学者,都对当时的佛教有很大的贡献。 清末印经事业发达,属于官方开雕的有《龙藏》,以及汉、满、蒙、藏、梵五译本对照的佛典出版。民间则有《百衲藏》、《频伽藏》,可见清代对佛教文献整理的重视。清末,由于洪、杨等人作乱,以信仰上帝教为号召,十余年间,东南半壁江山都落入太平天国的统治之中,军行所至,佛寺、经像焚毁殆尽。太平天国的排佛祸患非但不亚于三武一宗的法难,而国运不断的遽变,也使得佛教的发展一再受阻。 [注释] 宋朝规定欲入佛门出家者,必先在寺中从事寺院杂役,并学习佛事法会,在此期间,即称“童行”。童行在经过国家考试经业(考试科目为读经)合格,并由朝廷发给度牒,方可剃度为僧。 《开宝藏》,又称北宋敕版大藏经、蜀版,共十三万版,以《开元录》为底本,历十二年完成,在太平兴国寺译经院之西所设立的印经院印制。此敕版大藏经,是宋朝王室的功德伟业,所以国内官立大寺及名山古刹,乃至日本、高丽、女真、西夏、交趾(今越南北部)等国,皆获颁赠此藏。高丽成宗至显宗(九九一至一○一一)所开雕的高丽版大藏经,即依此《开宝藏》所刻印。 在宋朝所开雕的藏经尚有:福州版的《万寿藏》、《碛砂藏》、辽版的《契丹藏》、金版的《金藏》等。元代根据宋本所印行的藏经有《普宁藏》与《弘法藏》两种,然元末天下大乱,藏经烧毁殆尽。及至明朝,又刊刻《南藏》、《北藏》、楞严寺版、报恩寺版等。清世宗雍正十三年至高宗乾隆三年(一七三五至一七三),以《北藏》为底本,复加新籍,刊刻《龙藏》,此外尚有《频伽藏》、《百衲藏》等。 如道原的《景德传灯录》,契嵩的《传法正宗记》、《定祖图》、《传法正宗论》、《辅教篇》,李遵勗的《天圣广灯录》,悟明的《联灯会要》,普济的《五灯会元》等。 例如:欧阳修曾着《本论》三篇攻击佛教,尊崇儒学,后因读明教大师契嵩的(原教)、(孝论)、(辅教篇)等十余篇明儒释一贯的大作,乃深悔前非,晚年皈依佛教,自号六一居士。另周濂溪与佛印、常聪法师,张载与常聪法师,程明道、程伊川、朱熹与大慧宗杲,往来问道,都是于排佛后又皈佛的明显事例。此后儒、释一致,甚至儒、释、道三教融和之说,继隋唐后,更为盛行,此风也助长了居士佛教的兴起。 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佛经焚毁殆尽,螺溪义寂乃劝请吴越第七世忠懿王钱俶(钱氏据有两浙地方,历代崇信佛法)遣使致书高丽求取天台诸章疏,于是高丽僧谛观携大批天台典籍来华,义寂得而研习之,天台宗乃得弘扬,义寂遂被尊为天台宗十二祖。 义寂之后,传高丽僧义通,是为十三祖。其门下有四明知礼(九六○至一○二八)及慈云遵式等诸哲。知礼作《指要钞》、《妙宗钞》等,与遵式同为天台山家派。义寂的另一弟子慈光志因,下传孤山智圆、梵天庆昭等,称为山外派。两派的争端,起于对智顗大师《金光明玄义》广本的真伪问题,由之逐渐演成唯心论与实相论的对立论争。山外派之学说因被斥为非正统,不久衰微,山家派之法系则颇为兴隆。 子璿(九六五至一○三八),又称长水大师。从学徒众一千,宋朝一代,华严宗的再振,师居功甚伟,翰林学士钱公易曾奏赐紫衣。净源(一○一一至一○八八),为子璿的弟子,神宗时,于钱塘慧因寺盛弘华严宗。时高丽的僧统义天渡海来华执弟子礼,华严宗疏钞久已散佚,因义天传回,遂得复兴于我国。元佑三年(一○八八),依诏敕改慧因禅院为永传华严的道场。着有《华严妄尽还源观疏钞补解》、《华严原人论发微录》等,大振华严宗风,时称中兴教主。 允堪(?至一○六一),从仁和择悟习南山律,先后于杭州大昭庆寺、苏州开元寺、秀州精严寺等名刹建立戒坛,宣扬南山律宗。曾注释并发挥南山律师道宣的戒律学十书,成《会正记》、《发挥记》、《正源记》等十二部,世称“十本记主”。元照(一○四八至一一一六)嗣法允堪的南山宗,主持昭庆寺,弘律传戒。然师以天台宗旨注释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撰成《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该书异于允堪注释的《会正记》,故世称其法系为资持派,允堪为会正宗。 号湛然居士,辽东契丹王突欲的后裔。初为官于金,久之厌弃,依止于燕京报恩寺从容庵,师事万松行秀,而获传衣钵。元太祖聘为军师,时时以止杀劝谏。太宗时拜为中书令,军国大计,悉从取决。 西藏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十五岁即为元世祖忽必烈授戒,任职宗教顾问。十九岁时以佛教观点批判《老子化胡经》,论破道士。其后入蒙,忽必烈崇为国师,统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事务,赐号“大宝法王”。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返藏,自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积极促进内地与西藏的文化交流。自此元朝与萨迦派有密切往来。门下的胆巴(波)亦曾于忽必烈与元成宗统治下任官。 曹洞宗僧。曾历住净土寺、燕京报恩寺等名刹。后应耶律楚材之请,以宏智正觉所评唱的颂古百则为底本,着《从容录》六卷,传曹洞宗禅风,另着有《请益录》、《祖灯录》、《释氏新闻》、《鸣道集》、《四会语录》等。 雪岩祖钦(?至一二八七),属临济宗杨岐派分支破菴派。历住潭州龙兴寺、湘西道林寺、浙江南明佛日禅寺、仙居护圣禅寺、光孝禅寺、江西仰山禅寺等六大寺。帝赐紫衣,名震一时。遗著有《雪岩和尚语录》四卷。高峰原妙(一二三八至一二九五),初习天台,转而参禅,礼雪岩祖钦,得其心法。后入杭州天目山西峰,开创狮子、大觉二刹,弟子数百,受戒者达数万。有语录二卷行世。中峰明本(一二六三至一三二三),从高峰出家,并嗣其法。后居所无定,或泊船中,或止菴室,自称幻住道人,僧俗瞻礼之,世人誉为江南古佛,元英宗皈依之。遗有《广录》三十卷及《三时系念仪范》,乃禅净双修的高僧。 明朝官版虽有南藏、北藏之分,但除编集组织差异外,内容少有出入。 《周知板册》即为整理僧籍所造,记载全国僧侣的年龄、名号及度牒的号码而付于板,并颁布全国寺院以取缔伪僧。 所谓“禅者”,是以见性为宗,指禅宗的僧侣;“讲者”,是谓阐明诸经旨义,是指华严宗、天台宗的僧侣;“教者”,是开演佛教利济之法的僧侣。 俗姓姚,名广孝。初习天台,后从径山智及参禅得旨。曾着《道余录》、《佛法不可灭论》,系针对宋朝儒家攻击佛教的谬误而作。另着有《净土简要录》等净土论书多种。 明末四大师:莲池袾宏(一五三五至一六一五),亦称云栖大师。他的中心思想,在禅净融和及儒释合一,而以念佛为专宗,为莲宗八祖。士大夫如宋应昌、陆光祖、冯梦祯等,皆为所化。师之著作丰富,后世弟子辑为《云栖法汇》三十四卷。紫柏真可(一五四三至一六○三),精研华严,提倡念佛。万历三十一年(一六○三),受诬被逮,圆寂狱中。着有《阿弥陀佛赞》、《无量寿佛赞》、《紫柏老人集》等。憨山德清(一五四六至一六二三),生平听讲法华、华严,倡导念佛与看话头双修, 故融和儒、释,禅、净、华严的著述宏富,弟子福善等汇编其遗文,题为《憨山老人梦游集》五十五卷。蕅益智旭(一五九九至一六五五),学说思想承紫柏真可、云栖袾宏、憨山德清等性相融会、禅净一致之说,主张三学一源,即禅、教(包括天台、华严等各家)、律应相互为用,并以念佛三昧论完成其三学一源的思想体系。晚年选辑净土论着,定名为净土十要》,提倡念佛往生。此外,着有解说大藏经的《阅藏知津》、调和禅与念佛的《弥陀经要解》等,门人成时别编其遗文为《灵峰蕅益大师宗论》十卷。 满清王朝以刚柔并济的政策统治汉民族,其中儒家重视封建秩序的忠孝理论正好有利于统御反满思想。然儒家向来与佛教有所扞格,因此朝廷除信奉喇嘛教外,对于佛教其他宗派则多少采取压抑的措施。例如:禁止京城的寺庙向民众说法、禁止妇人女子参拜寺院等,此举乃意图将僧众与社会分开。所以清朝诸帝虽多信奉佛教,而儒、佛融和之论亦时被提倡。 居士佛教成为清代佛教主流的原因如下:因儒、释思想融和之论倡行,儒家士大夫亦多研究佛理。因清室采取社会与寺院僧尼隔离政策,使佛寺僧尼地位降低。雍正废止度牒试经的政策,也导致僧尼素质低落。为箝制思想而倡考据之学,心性义理阐述无人,士大夫趋向佛教。当代信仰以禅、净二宗为盛,尤其净宗,因雍正的推崇而更加的盛行。 字仁山。为清末复兴中国佛教的枢纽人物。曾两度出使欧洲,于英伦得识锡兰居士达磨波罗、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等,相约协力恢弘正法。归国后,设立金陵刻经处、只洹精舍,兴办「佛学研究会”,培育后进。生平著述凡十二种,编入《杨仁山居士遗书》。 又称《清藏》。清康熙时开始编集,雍正敕刊于北京,至乾隆年间始告完成。此藏系以明代《北藏》为底本,而有所增减。经板由武英殿移藏于北京柏林寺。 《百衲藏》,清穆宗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杨仁山于金陵发起,因集合北平、天津、金陵及杭州诸寺等刻经本而成,故称《百衲经》,所收经论较《龙藏》略少。《频伽藏》,乃清宣统年间上海频伽精舍以日本弘教书院编印《缩刷藏经》为底本所刊刻,为我国第一部用活版印刷的大藏经。 洪秀全(一八一三至一八六四)于清宣宗末年率杨秀清等,号召上帝会信徒作乱,自号天王。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建号太平天国,以广西永安(蒙山)为首都,攻陷南京,势力及于十六省,共历十五年。因其禁止耶稣基督以外的一切信仰,致使军力所到之处,寺宇佛像焚毁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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