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造像的中国化
　　佛教造像艺术丰富多样，因此亦被称为“像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约在公元纪元前后）。据文献记载，佛像可能与此同时传入。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基本上是从印度传过来的高鼻深目、头发卷曲、胡须向上翘起的希腊人形象。到了北魏时期，佛像逐渐民族化。魏孝文帝太和改制之后，佛陀基本上是中国人面孔了。印度的佛教艺术，经过中国艺术家和民间工匠的吸收、融合和再创造，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佛教艺术。
　　民族化
　　中国佛雕艺术的最明显的特点是民族化，佛与菩萨的造像由印度特征的低颧骨、高鼻梁、薄嘴唇、双肩平变为鼻短目平、面型方正、五官清秀的华夏人种特征。佛教造像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有各种不同的审美标准和美的理想，日趋注重表现现实人物的性格和情态，这丰富了佛教艺术曲折反映现实的能力。从至今存留的许多历代佛教雕塑作品中可看出佛、菩萨的面貌、形态、服装、衣饰等都有明显的汉化特征，同时体现了不同时代人们的审美情趣。他们是当时人间的形体、神情、面相和风度的理想凝聚。
　　如魏晋时期的佛教雕塑，很符合当时人们最为推崇欣赏的“秀骨清相”的审美理想,具有一种非常高贵典雅、气秀神逸、娴然自若、沉静而智慧的气质。当时有些佛像雕塑完全是门阀士族贵族的审美理想的体现，某种病态的瘦削身躯，不可言说的深意微笑，洞悉哲理的智慧神情，摆脱世俗的潇洒风度，都正是魏晋以来所追求向往的美的最高标准。据说山西云冈昙曜五窟的主像，是按照北魏太祖以下五位皇帝的形象而塑造的。16窟的佛像，即是当时在位的文成帝的形象。大佛脸上及脚上镶有黑石，也是为了与文成帝身上的黑痣相吻合。把世间帝王与佛像相比拟，反映了中国世俗的宗教观念。
　　与魏晋佛教造像那种超凡绝尘、充满不可言说的智慧和精神性不同，唐代佛教造像代之以更多的人情味和亲切感。当时人们以丰满健康、富丽、华贵为美，所以佛教雕塑常常塑造得圆润健美、雍容典雅、慈祥庄严、气度不凡，服饰也往往华冠美服，装饰靓丽，具有浓厚的人间富贵气息和人情味。佛像变得更慈祥和蔼、关怀现世，似乎更愿意接近世间、帮助人们。佛不复是超然自得、高不可攀的思辨神灵，而是成为管辖世事、可向之请求的权威主宰。据说洛阳龙门石窟的主像卢舍那大佛就是依据武则天“方额广颐”的相貌塑造的，是“武则天的模拟像”。
　　宋代造像创造了迥然有异于魏、唐的另一种雕塑美的典范。在题材上进一步向现实靠拢，比唐代更为写实，更为逼真，更为具体，更为可亲。大足北山那些观音、文殊、普贤等神像，头戴花冠，面容柔嫩，眼角微斜，秀丽妩媚，文弱动人，表现出一种闲适自若的神情，使人感到这是仪态妩媚的人间少女。麦积山、敦煌等处的宋塑也都如此，它们实际已不属于宗教艺术的范围，也没有多少宗教的作用和意味了。
　　中性化
　　中国佛像的特色，不仅面孔变成了中国人，而且还出现了佛雕像性别的模糊化，表现出中性化或者说女性化的倾向。印度佛像中的佛是男性，菩萨在佛教里没有性别，有时被描绘成长着蝌蚪胡须的男性。中国造像艺术中佛与菩萨的“肉体”开始向中性转化，中国式佛教人物造型的躯体健而不“肉”，面容和蔼而不娇媚，胸乳略丰而平，手形饱满而无挑逗之感。在艺术家的手中，神是没有性别的。到了唐代，佛和菩萨形象更是呈现出女性化的特征。龙门石窟奉先寺的大卢舍那佛，无论神态，还是仪表，都体现了当时女性的特质，曲眉丰颊，端庄敦厚，肌体丰满。菩萨的女性化的特点就更为明显，她们被塑造成身着时装的年轻美丽的妇女形象，因此就有“唐代菩萨似宫娥”一说。观音形象女性化后，观音的称呼亦随之女性化，民间最普遍的称呼为“观音娘娘”。
　　融合性
　　在佛雕作品中，佛教神灵通常还担负着道教神灵的职能。如宋代的四大天王雕像成为象征风调雨顺神灵的形象。在一些佛寺中，还可看见释迦牟尼与孔子、老子并列而坐的雕像。在佛寺里，供奉着道教的送子娘娘（姜嫄），是常见的现象。这体现了我国儒释道不断融合的独特文化特点。比如大足石刻中不仅有佛、道、儒三教分别造像者，还有佛、道合一和三教合一造像共存于一个石窟之中。石篆山摩崖造像为典型的佛道儒三教合一造像区，有孔子龛、老君龛、三身佛龛等。
　　印度佛教艺术从传入起，便不断被中国化，其中佛像雕塑既超绝世俗又和蔼亲切，是时代和社会的美的理想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国美学精神的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