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大师的译经成就和《大唐西域记》的历史价值
　　玄奘研究中心副主任 孙宝纲
　　贞观十九年(645)初，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历时17年，行程五万里终于回到了长安。
　　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经，共520夹，657部。虽然其中很小的部分前人已经翻译过，但译文不够准确，遗漏的、错译的也很多。其余大部分都从未译过。如此卷帙浩瀚的梵文佛教经典译成汉文不啻是一件十分严肃而又繁重的工作。
　　玄奘认为这项浩大的工程，单靠一个人的努力是很难完成的，没有一定的组织和建立一定的制度断难成功。玄奘深知翻译是再创造，况且过去翻译的佛经往往文意晦涩，所以必须改进翻译的程序，改善翻译的方法。
　　玄奘在旧译的基础上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原则”。于是上书唐太宗列举所需翻译、抄录等人员名单及所需笔墨纸砚等物品。唐太宗下旨房玄龄，依照玄奘要求一定要做到十分周全。于是由精通大、小乘经论的21位名僧和一位精通文字学、一位精通梵文的名僧共23位学者组成的编译班子成立了。同时确立了在下面五种情况下只译音而不译意的原则。因为玄奘大师认为有些词句即使译成汉语也不明其意。
　　一、佛经中的梵文咒语“陀罗尼”只译音而不译意。如“心经”中的结尾咒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二、多义词只译其音不译其义。如“薄伽梵”。梵文薄伽梵除指佛陀以外，还有五义。
　　三、我国没有的，只译其音不译其意。如“阎浮提”、“迦陵频伽”等。迦陵频伽是“弥陀经”里所谈到的鸣声悦耳的一种鸟。这种鸟产自印度，我国没有。
　　四、顺古不译。因其沿用已久，成习惯。 。
　　五、表示无上庄重和极为尊重的只译其音不译其意，如“阿罗汉”、“菩提”。再有就是其意义深广，在汉语中没有能全面表达的，就只译其音了，如“般若”等。
　　经过两个月的筹备，贞观十九年(645)五月初译经工作正式开始。玄奘首先作出示范，译出《菩萨藏经》《佛地经》《六门陀罗尼经》《显扬圣教论》等多部佛经。第二年正月开始翻译《大乘阿毗达摩杂论集》十六卷。从五月十五日开始集中精力翻译一百卷的《瑜伽师地论》。
　　翻译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贞观二十年(646)七月，应太宗“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的要求，玄奘口述，辩机笔录完成了《大唐西域记》这部世界名著。《大唐西域记》全书共十二卷，记述玄奘所到过的包括今天我国西部地区、中亚各国和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110个及传闻的28个国家。此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
　　《大唐西域记》是一部极为重要的历史、地理和考古文献。它又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史史料。它在中外交通方面的记载和文学方面的价值都弥足珍贵。
　　印度民族是一个伟大的非常有智能的民族。在古代，曾创造了极为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历史上由于印度人没有写史的传统，古代留下的史料实不多见，而且多为神话传说。《大唐西域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印度历史上关于戒日王时期以及七世纪前的历史。今天各国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没有人不引用《大唐西域记》的。
　　关于七世纪上半叶的，印度政治形势和笈多王朝瓦解后，出现的诸王割据局面，在《大唐西域记》里都有翔实的记述。书中对羯若鞠阁国(曲女城)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象军五千，马军二万，步兵五万自西徂东，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释甲。于六年中，臣服五印度”。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戒日王对北印度控制后，“座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务修节俭，营福树善”的政绩。《大唐西域记》对他轻徭薄赋，施赈济贫，褒奖学术和保护宗教等许多方面也作了记述。印度史学家正是根据玄奘记述和其他资料来评定戒日王的功过的。
　　关于7世纪上半叶印度的风土习俗、岁时物产、土地制度、种性演变、商业税收等，在《大唐西域记》里也均有记述。、 印度历史学家恩·克·辛哈和阿·克·班那吉合著的《印度通史》写道：“他的记述是有关戒日王时代的印度社会和宗教情况资料的真正宝藏。”《大唐西域记》是一部价值极高的地理文献。玄奘在书中记述了他亲自到过的105国，得以传闻的33国，并附带记述了12国。它们包括了我国新疆地区、中亚地区即今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伊朗及南亚地区：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这些记载使得七世纪时中亚和南亚的地理概况跃然纸上。
　　《大唐西域记》是一个宗教特别是佛教的史料库。玄奘大师西行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求法。因此，印度佛教状况就成了他关心的重点。在这方面《大唐西域记》记述的权威性是其他史料所难以相比的。
　　《大唐西域记》卷二概括论述了当时印度的部派分歧：“部执峰峙，诤论波涛，异学专门，殊途同致。十有八部，各擅锋锐；大小二乘，居止区别。”《大唐西域记》还谈到了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并展示了大、小乘势力的消长和宗派分布的情况。
　　关于佛教史上的重要活动和人物，书中也有翔实的记载，如佛教几次结集。除南传佛教所承认的由阿育王主持的在华事城的第三次结集外，还有第一次王舍城千人结集，第四次吠舍厘七百圣贤结集和在迦腻色迦王的赞助下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迦湿弥罗的五百圣贤结集。
　　大乘的许多大师，如马鸣、龙树、提婆、无著和世亲等的活动，书中均有提及。从《大唐西域记》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印度佛教和印度教相比已走向衰败。“伽兰毁倾，寺宇荒凉，僧众稀少。”相反印度教和耆那教却兴盛起来，信徒日众。
　　《大唐西域记》中有关中外交通方面的记载也颇为宝贵。对于古代中国和外界，尤其是和中亚、西亚与南亚的交往的生动记述，与其他史籍一起构成了当时繁荣的东西交通画卷。
　　《大唐西域记》卷一讲到了旦逻私即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成南十余里处，有一座由三百多户移居的中国人建立的城邑。这表明了当时就有汉人在这里开发。至于玄奘在印度从师受学、在那烂陀寺为众讲经、从事著作以及拘摩罗王和戒日王的会见更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美谈。这为从事研究中外交通史的专家和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大唐西域记》在文学方面也有很高价值。它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十分简约和优美。读起来声韵和谐，节奏感强，遣词造句都十分典雅，虽然继承了六朝以来的传统，但又不拘泥于旧有格式且与散文交融在一起，易于诵读。
　　书中记录了包括佛教传说、历史与风物等在内的近180则故事。这些故事都写得长短得体，有情有景。
　　《大唐西域记》还记述了古代印度和中世纪的许多大事。例如，书中有好几处谈到迦腻色迦王。这就为世界史学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印度通史》对法显和玄奘的评论确实不是溢美之词：“中国的旅行家如法显、玄奘给我们留下了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不利用中国的历史资料要编一部完整的佛教史是不可能的。”
　　贞观二十一年(647)，玄奘在弘福寺翻译完成《大乘五蕴论》《解深密经》等经论并开始翻译《摄大乘论》。
　　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夏，玄奘前后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长达一百卷的《瑜伽师地论》翻译工作。此间又把中国哲学经典著作《老子》译成梵文介绍给印度。同时还把印度方面久已失传的《大乘起信论》从汉文还原译成梵文，保存了印度古代佛教经典著作。
　　这年六月，唐太宗东征归来，在玉华宫避暑，玄奘奉命前来玉华宫觐见太宗，并向太宗禀报译经情况。太宗见玄奘学识渊博再次要他出来协理朝政，玄奘不为高官厚禄所动，又一次婉言回绝。太宗见玄奘意志如此坚定，只好放弃让玄奘还俗辅政的念头。
　　会见中玄奘向唐太宗讲解了刚刚译完的《瑜伽师地论》的大意。太宗听了十分高兴，马上命人到长安弘福寺取来译稿，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仔细阅读，觉得其词意深广，前所未闻。说：“朕观佛经就像是观天望海，高深莫测。玄奘法师真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让司简秘书省抄写了九部，分发给壅、洛、并、兖、相、荆、杨、凉、益等九州，珍重收藏。
　　借助皇帝的推崇，玄奘及其大弟子窥基以《瑜伽师地论》和后来翻译的《成唯实论》为基本教义，糅合了印度当时流传的唯识十家之说，弥合新旧唯实学的鸿沟，独辟蹊径，创立了中国佛教中的大乘宗派——法相唯识宗。与此同时，玄奘还培养了一批唯识宗的学者。
　　这年八月，唐太宗应玄奘所请，为他所翻译的经卷作序，写成《大唐三藏圣教序》一文，共781字。文笔流畅，叙情写人均十分感人。其中写玄奘立志取经，百折不回的一段最为精彩。文中写道：“是以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危远迈，仗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纵。诚重劳轻，求深愿达，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穷历道邦，询求正教。双林八水，味道餐风；鹿苑鹫峰，瞻奇仰异。承至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贤。探赜妙门，精穷奥业，一乘五律之道，驰骤于心田；八藏三箧之文，波涛于口海……”文章最后谈到，玄奘如何立志翻译佛经，“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宣扬胜业。”
　　同年，皇太子李治读了玄奘所译佛经，又读了太宗所撰写的《圣教序》非常感动，也写了一篇《述圣记》赞扬玄奘：“以中华之无质，寻印度之真文。远涉恒河……频登雪岭，问道往还，十有七载，备通释典，利物为心，以贞观十七年二月六日奉敕于弘福寺翻译圣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
　　太宗父子为玄奘所译佛经写的《圣教序》和《述圣记》一时传为佳话，成为唐代佛教文化中的“双璧”。当时弘福寺的主持圆定法师和京城僧众共同商议，将这两篇序文刻在碑上珍藏于寺中。经太宗同意后，怀仁和尚等，搜集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字将两篇序文刻石立碑。
　　贞观二十二年(648)秋，皇太子李治因其母文德皇后早逝，思报慈恩，令在长安城南晋昌里，曲江池畔原隋代无漏寺的故址上，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慈恩寺，还在院内修建了一座翻经院，虹梁藻井，丹青云气，极其壮丽。慈恩寺落成后，太宗就命玄奘在院内译经，并尊他为慈恩寺主持。
　　这年十二月，唐太宗降旨以最隆重的仪式迎接佛经、佛像，并送玄奘于慈恩寺。当玄奘带着从印度带
　　回的暂放在弘福寺内的佛经、佛像、佛舍利等一起离开弘福寺前往慈恩寺途中，一路上鼓乐齐鸣，幡旗招
　　展，文武百官，黎民百姓，僧徒道众，迎送者达数十万人。皇太子李治率侍卫与文武大臣亲自到慈恩寺，
　　并于寺前下马步行而人，虔诚的拜谒了佛教经像与舍利，还亲自到玄奘屋内去与玄奘相见。
　　贞观二十三年(649)，玄奘在慈恩寺翻经院，先后完成了《佛说缘起圣道经》《佛地经论》《摄大乘论》等佛经的翻译。
　　当年四月，玄奘陪唐太宗来到终南山积翠宫继续为太宗讲经。太宗常感慨与法师相见恨晚。
　　虽然又是陪皇帝出巡，又要处理教务，还要接见王宫的大臣和来游学的僧侣，但玄奘从不耽误译经工作。据记载：玄奘“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定课程，若周日有事不允，必兼夜以继之。”因此他常常“至三更暂眠，五更复起”开始工作。这一时期是他翻译佛经进展最快的时期。
　　这年五月，唐太宗去世。当时秘而不宣，大臣们将太宗遗体载还长安。皇太子李治继皇帝位，改国号永徽。
　　永徽元年(650)，玄奘回到慈恩寺专心致志继续译经。
　　永徽三年(652)春，为了安置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佛像，防止遗失和火灾，经高宗同意，玄奘亲自主持在慈恩寺西院修建砖塔。开工奠基之日，玄奘亲自背竹筐搬运砖石。在慈恩寺西院修建的这座砖塔当时完全模仿印度搴堵波式样，与中国一般木塔不同，共有五层，总高180尺。每层中心都有石龛供奉舍利。最上一层为石室。前后历时两年完工。塔的南面立起两座石碑，上面分别刻着唐朝大书法家褚遂良所写太宗和高宗的《三藏圣教序》和《述圣记》。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雁塔并不是印度搴堵波式，原来当初玄奘所建的塔，到嗣圣年间坍塌，武则天施钱重建，塔高十层。最下面一层呈雁形，所以叫大雁塔。
　　从648年至657年，玄奘在慈恩寺翻经院翻译佛经长达十个年头。先后完成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佛地经论》等佛经的翻译。
　　显庆二年(657)初春，玄奘又陪同高宗来到洛阳，住在积翠宫继续译经。当年四月，高宗到明德宫避暑，玄奘陪同前往。五月，玄奘奉诏回到积翠宫继续译经。不论玄奘走到哪里，译经工作始终没有停止。
　　玄奘伴驾洛阳期间，特向高宗请假回到阔别了40多年的家乡今河南省偃师市缑氏镇，探访亲友。因为年深日久，又因战乱亲朋故友都不见踪影，只剩老姐一人尚在。姐弟相见悲喜交集，二人同去父母墓地祭奠。玄奘见父母坟茔年久失修，荒芜颓破，便奏请高宗将父母改葬，得恩准后就另择一块土地，将父母的坟茔迁到西原。
　　这年秋天，玄奘上表再次提出到嵩山少林寺译经。表章的大意是：“岁月如流，我的花甲之年很快就要到了，近年来身体明显衰弱。少林寺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希望陛下能准许我人少林寺，绝弃尘嚣，栖身林泉，与麋鹿为伴，同凫鹤为侣，参禅打坐之余，还可继续从事佛经翻译工作。我愿这样度过我的余生。”其实，玄奘的真实想法是排除一切干扰，尽快将他所带回的佛经全部翻译出来。高宗看了玄奘的表章，第二天就回信，表示不能同意，说：“你是三界的津梁，众生的心灯。虽然说你人在尘界之中，实际却是尘世中最大的隐者。” “而且你见多识广，惠及众生，实在是有功于当今社会啊!请再不要提起隐居少林寺的事了。”其实高宗是不愿意玄奘离开自己。
　　显庆三年(658)六月，位于长安城的普宁坊的西明寺落成。该寺的规模比慈恩寺还要大，这里青槐绿水，廊殿楼台，景色十分秀美。七月十四日玄奘法师奉旨人住该寺，继续翻译佛经。一年后，在这里完成了《阿毗达摩法蕴足论》十二卷的翻译。
　　《大般若经》是佛教的一部根本经典著作。虽有前人译本，但玄奘认为其义理未臻完善，他决定重译。为了译好这部经典，他向高宗上表说：“这本经翻译工作量大，住在京城恐难完成。而且我身体不好，希望到远离京城的玉华寺，(今天的陕西铜川市玉华宫)完成这项工作。”高宗同意了玄奘的请求，就在这年初冬，玄奘率领译经的僧人们从长安向玉华寺出发。到达后，玄奘一行被安置在肃成院。
　　显庆五年(660)，玄奘开始在玉华寺翻译《大般若经》。
　　《大般若经》是玄奘法师在玉华寺所译经卷14部中最大的一部，也是他一生所译佛经中最大的一部。这部经卷全称叫《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是梵文的音译。意为“智慧到达彼岸”，长达600卷。梵本总共有二十万颂。译僧们见玄奘年老体衰，又觉得经文太多，全部翻译不易，请求加以删节。起初，玄奘不好违拂众意，只得参考鸠摩罗什翻译版本除繁去重。但玄奘是一个追求真理、责任心很强的人，虽然开始这样做了，但心中始终不安，遂又从头认真译起，不敢删去一字一句。
　　经玄奘考定，《大般若经》是释迦牟尼佛于22年中分别在四个地方讲的。其主旨在于阐明宇宙万事万物都出于“因缘和合”，故其“自性本空”，后世称其为“空经”。玄奘及其高足窥基所创建的法相唯识，宗，及至与法相宗相对的法性宗，都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建立起的佛教哲学体系。《大般若经》是佛教各宗的一部根本大典。
　　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玄奘全神贯注，每段每节都与他从印度带回国的三种不同的梵文版本仔细对照，贯通经意后方才郑重下笔，写成后又再三推敲。因而，译成汉语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无论名相安立，还是文字贯练，无不准确恰当。真是“一语之安，坚如磐石，一义之立，灿若晨星”。而且还矫正了旧译中的许多讹谬，开辟了中国译经史的新纪元。经过4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于龙朔三年(663)秋完成了这部皇皇大典的翻译工作。在《般若经》译毕当日，玉华寺举行了隆重的请经仪式。
　　在玉华寺译成的其他13部经卷都是玄奘在翻译《般若经》前后，抽空插译的。
　　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的19年中，前后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每年平均译经70卷。而在玉华寺的四年中，在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的情况下，每年平均译经170卷。由此可见玄奘的坚毅和敬业精神。
　　由于长期超负荷地工作，积劳成疾，健康状况日下。麟德元年(664)正月，玄奘深感身心疲惫，便对他的弟子和前来探望的僧众说：“吾来玉华，本缘《般若》，今经事既终，吾生涯亦尽，若无常后，汝遣吾宜从俭省，可以蘧僚裹送，仍择山涧僻处安置，勿近宫寺，不净之身宜须屏远。”
　　麟德元年(664)一月，跟随玄奘大师译经的高僧们请玄奘开译《大宝积经》。玄奘不好违拂众意，译了几行便停笔不译，对众生说：“这部佛经卷帙浩繁。”玄奘自知恐难胜任了。
　　二月五日夜半，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平静而安详地离开人世，圆寂玉华寺肃成院，终年65岁。
　　玄奘法师圆寂已1300多年了，他的成就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都产生着越来越重要和深刻的影响。对于玄奘西行取经和翻译佛经所取得的成就史书早有评论。玄奘同时代的高僧道宣在他所著的《高僧传》一书中就说，“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前言”，而玄奘所翻译的佛经“都有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
　　从玄奘起，我国的译经已经从被动翻译的状态转入了主动状态，开创了佛经翻译史上的新纪元。
　　我国已故的佛学大师赵朴初先生在评论玄奘翻译佛经时写道：玄奘“花费十九年时间，孜孜不倦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了1300多卷的经论，可以说是直到命终才放下他的担子”；这种“系统的翻译规模，严谨的翻译作风和巨大的翻译成果”，成为“中国翻译史上超前绝后的光辉典范”；“他的成就和贡献不仅在佛教方面而且在学术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不仅比较全面系统地译传了大乘瑜伽有宗一系的弘论，而且把空宗的根本大经《大般若经》20万颂也完全翻译过来，又把小乘佛教一切有部的重要论典都翻译过来，有许多秘传之作连印度都无传本，即使佛教的论敌或者外道，他也如实地把他们的观点介绍给中国的知识界”。
　　我国著名学者黄心川先生在谈到玄奘的译经成就时写道：“玄奘毕生共翻译出佛教经、律、论75部，1335卷，约为他从印度带回来的经卷总数657部的11．4％，较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真谛、法护、义净所译1222卷总和还多了113卷。玄奘所译的佛经约占隋唐译经总数247l卷的53％。”黄心川先生接着写道：“关于玄奘翻译的质量在中国译经史上素有定评，受到了僧俗两界一致的赞誉。由于玄奘通晓因明、音明和声明，使他的译著能够曲尽佛教深奥的内蕴，音颤铿锵，落地有声，文字畅达，富有逻辑性。”
　　玄奘撰写的皇皇巨著《大唐西域记》更成为各国的学者研究古代中亚各国和公元七世纪前印度历史的重要依据。印度历史学家恩克·辛哈和阿·克·班那吉就说，玄奘“给我们留下了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不利用中国历史资料要编写一部完整的佛教史是不可能的”。英国史学家文森特·史密斯说： “玄奘对天印度历史的贡献是怎样也不会估计过分的。”
　　印度的考古学者正是根据《大唐西域记》提供的线索，对已经湮没了数百年的那烂陀寺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数千件珍贵文物。此外还有不少佛教遗址，如佛寂灭地一拘尸那迦罗、阿旃陀石窟、佛诞生地——蓝毗尼等地考古发掘，都得到了《大唐西域记》的印证。
　　在谈到《大唐西域记》的感受时，我国著名学者冯其庸先生说：自19世纪以来，《大唐西域记》前后被译成法、英、德、日、印地等文字，引起了外国学者的高度重视。100多年来世界各国还出版了许多以《大唐西域记》为中心的研究专著。玄奘为中印文化的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内学术界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仍然出版了为数众多的研究专著。
　　1964年3月在北京隆重举行的《玄奘法师圆寂一千三百周年法会》上，日本西川景文长老说：“玄奘大师带回许多经卷，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对日本佛教的伟大贡献。在我国通过《西游记》的故事，关于玄奘大师的事迹妇孺皆知。”
　　在日本举行的《玄奘法师圆寂一千三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的会议上，日本文化界的名流龟田一郎先生在祝辞中说：“直到今天，玄奘作为日本文化的难忘恩人而受到了人们的尊敬。”
　　1957年1月12日，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在那烂陀寺代表印度政府接受了玄奘一部分顶骨舍利，连同他的佛经译著共1335卷及《碛沙藏》佛经一部和我国政府资助的30万元人民币及设计图纸一份。在新那烂陀寺附近修建了一座具有中国风格的玄奘纪念堂。1971年旅印侨胞在加尔各答修建了玄奘寺，以永远纪念这位伟人。
　　玄奘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没有因为他离去1300多年而有所减弱。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越来越感觉到玄奘精神的伟大。纪念他的活动也越来越广泛、隆重。
　　玄奘法师在古代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西行求法，以17年的艰苦旅行，为我国和中央亚细亚及印度次大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建起了一座文化友谊的桥梁；其后又以19年的辛勤劳动为我国留下了一份巨大的文化遗产——1335卷佛教经典的译本。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充实饱满的一生中，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他那种一往无前、绝不后退的顽强意志，刻苦钻研、求深求透的治学精神，认真严肃不弃寸阴的工作态度，对于祖国学术的无限责任感，对于各国友好的真挚热情，都是永远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的。一千多年来，在我国思想界人士中间，不论是佛教徒和非佛教徒中间，他的品格和学识都受到尊重，起着影响。他的名字广泛流传在我国群众中间，也流传在中央亚细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乃至越南、朝鲜、日本各国人民中间。
　　玄奘有着追求理想不惜生命的精神，鲁迅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赵朴初先生在另一篇讲话中说：“我国古代忘身求法的高僧很多，尽力于翻译事业并取得成就的人物也不是少数。而目标的明确、意志的坚定、学识的丰赡、力行的彻底和成绩的宏富，则以玄奘法师为第一人。他这样伟大的人格赢得了一切佛教徒与非佛教徒的崇敬。一千多年来，他的形象一直流存在广大的群众当中。‘大唐三藏法师’成了妇孺皆知的名字。他到西方取经的经历，甚至衍化为传奇故事，对于我国人民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起着不小的激发作用。”
　　在当代社会，玄奘的精神告诉我们如何以开放的目光面对全球化。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就指出，玄奘西行是世界全球化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笔。玄奘以开放的胸怀吸纳异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造就了亚洲，特别是东亚文明的一些重要的文化特质。玄奘西行的历史意义，早已超越时空和宗教的限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2004年是玄奘圆寂1340周年，这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首批对外宣传的我国六位圣贤中，玄奘就是其中一位。这不仅是因为玄奘大师对佛教和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的历史性的贡献，更是因为他所体现的那种开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勇猛奋进，百折不挠的探求真理的精神，至今仍在滋养和激励着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
　　玄奘不仅是一位佛学高僧和佛教理论大家，更是一位伟大的中外文化交通使者，一位伟大的世界文化名人。玄奘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世界，他的名字和事迹必将千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