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塔东传之变迁——佛教艺术中的佛塔及形式(二)
　　文／见谌法师　
　　早期佛塔在寺院中的位置
　　早期的窣堵波除了独立建造之外，在当时所开凿的石窟寺院中的支提(Chaitya hall)堂，也就是礼拜的主要殿堂，往往于马蹄形窟的中心立一窣堵波，所以支提堂也称为中心塔院（注一），印度的中心塔院几乎都是马蹄形，也代表当时石窟中的礼拜对象。 《玄应音义六》中说：“诸经论中，或作数斗波，或作塔婆，或作兜婆，或云偷婆，或言苏偷婆，或作脂帝、浮都，亦言支提、浮图，皆讹略也。正言窣都波，此译云庙，或云方坟，此义翻也。或云大冢，或云聚相，谓累石等高以为相也。案塔字诸书所无。唯葛洪字苑云：塔，佛堂也。”这中间在早期佛教流传的过程中把塔与堂当作一个相同的概念来理解，所以往往窣堵波又称为“支提”或“制底”实则是以讹传讹（注二），《翻译名义集》及《西域记》已经指出，而现在西藏地区还是以支提来称呼佛塔，可见早期窣堵波与佛堂的关系相当密切。
　　西元前二世纪的古印度早期中心塔院
　　印度的支提堂与寺院也是以窣堵波为中心所建造，如巴雅(Bhaja)、克利(Karle)及纳希克(Nasik)石窟院的早期形式，佛塔的位置都是在寺院的中心作为最早的建筑形式，考古学家在今天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Taxila)及白夏瓦(Pashawar)古犍陀罗附近发现许多著名的佛教遗迹，其中尤以达磨拉吉卡(Dharmarajika)及迦腻色迦大塔为主要代表，达磨拉吉卡在塔克西拉的佛教寺院中最为古老，规模最大。 达磨拉吉卡的意思是护卫正法或法王，据说是为纪念阿育王所建，时间大约在一至五世纪。寺院中心是一座巨大的圆形塔，塔中心部份传说建于阿育王时期，经后世不断增砌，形成一座大型石塔，现存直径为47公尺，周围有许多小塔，东北部为佛堂，遭严重破坏，大塔北侧为僧院，院内残存讲经堂和僧房遗迹。当四世纪时法显来到塔克西拉时称其为“竺刹尸罗”，“皆众宝校，诸国王、臣民，竟兴供养，燃灯散花，相继不绝。”而玄奘到这里时，已是“伽蓝虽多，荒芜已甚。”
　　而白夏瓦的佛教遗迹更是随处可见，尤其是目前在夏基克德里的迦腻色迦大塔，关于此塔，我国典籍中已有记载，《洛阳伽蓝记》中记道荣所见：“高三丈，悉用文石为陛，阶砌楹拱，上构众木，凡十三级。”上有铜柱金轮，当“旭日开始，则金盘晃朗，微风渐发，则宝铎和鸣，西域浮图最为第一。”《宋云行记》称其为“雀离浮图”。而在《大唐西域记》中更有详细的记录（注三）。 犍陀罗佛教寺院的特点是：寺院分为塔院和僧院两部份，把佛地及其供养者——僧地组织在一个寺院内，塔院和僧院之间往往有中庭相隔。塔院以佛塔为中心，周围有许多小塔或佛堂，塔是早期佛教寺院礼拜对象（注四）。而《摩诃僧祇律》中也说：“起僧伽蓝时，先预度好地作塔处。”所以我们从中亚、新疆以及中国敦煌、云冈的中心塔柱石窟，以及早期寺院的中心塔院建筑，其来源都是保持印度早期的佛教建筑形式，直到唐、宋以后，因为佛塔形式的中国化与功能的改变，其位置则移至寺院主殿前、或中心主轴的对称两侧，形成双塔的结构。
　　汉传佛塔的发展 佛教相传自东汉传入中国，但是现在我们要想看见北魏以前的佛教建筑遗迹，可以说只能从历史的荒烟中依稀想像。三国时笮融建佛寺，下为重楼，上为铜盘九重，可容人三千，中立金铜佛，身著锦采（注五）。四川什邡所出土的佛塔画像砖，已出现中国建筑斜顶斗拱的语汇，这正好说明早期佛教建筑与艺术，尚保存著西来的建筑传统，但却开始中国化的形式。笮融的浮图祠可说是中心塔院，以塔为寺的形式。
　　到了南北朝时期，我们在敦煌、云冈石窟中看到同样来自印度的影响，中心柱窟的形式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式，但是在作法上却大大的改变，把印度圆形的窣堵波变成方形的四方形二层佛柱，而且直通窟顶，成为结构的整体。为了广布佛法，佛教艺术家开始大量塑造佛像与绘制壁画，原来的佛塔空间便不能满足需求，加上当时帝王崇佛，塑造佛像动辄高数丈，因此中国的堂庑便开始加入佛教建筑，变成前塔后殿的形式。最有名的例子据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为北魏洛阳的景明寺与永宁寺。景明寺有木塔七级，永宁寺九级，为北魏皇家最大的寺院，永宁寺塔高20丈，四面开门，形似魏宫，塔北建大佛殿。1979年发掘永宁寺遗址，九层木塔在寺中心偏南，下有方38.2公尺，高2.2公尺的夯土基，中心为塔。南北朝后期，北魏和梁建寺造像达到极点，仅洛阳一地就有寺院1361座。 中国寺院的发展，从接受来自天竺的窣堵波变为楼阁式塔，由圆变方，甚至六角与八至十二角的造形，再由以塔为中心的塔院，变为中轴线上的前塔后殿的布局，最后变成以殿为主的形式，而塔的位置则由中心偏南，渐移至寺侧，或衍成中轴线的双塔形式。而南北朝时期所建的佛寺悉数毁坏，目前只有在河南登封的嵩岳寺塔保存下来，此塔建于北魏正光四年(523)，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石造佛塔。
　　汉传佛塔的形式
　　由于佛塔经过漫长的发展，已经与中国文化中的建筑美感与功能相结合，所以中国佛塔的形式变得多样与复杂。若就建造方式来说，通常分为楼阁式塔与密檐式塔两种，楼阁式塔的形式当是印度窣堵波与我国楼阁相结合的结果，在中国的塔中为数最多，前述所说的笮融佛塔、洛阳永宁寺塔及唐代长安大雁塔、玄奘塔、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皆为楼阁式。而密檐式塔，本为实心，造形上则重重层檐叠砌，后来则发展成中心楼阁，外形密檐。嵩岳寺塔、唐代长安荐福寺小雁塔、辽代山西应县释迦塔皆属此类密檐式塔。 若就性质来看又可分为：一、造像塔、经塔、幢式塔、多宝塔，此类大多为寺院的功德塔，上刻有经像及精致的装饰图纹，大多为石塔，不具实际的空间。此类塔最具有中国唐宋以来塔的造形美。二、金刚塔、法轮塔、五轮塔及喇嘛塔，此类塔大都与密教的流布有关，尤其是五轮塔与喇嘛塔，五轮塔代表地、水、火、风、空的意义，而喇嘛塔则是元代以来密教的代表造形，如北京妙应寺的白塔，为元代尼泊尔艺师阿尼哥所制。三、墓塔，此类都为寺院圆寂祖师、高僧所立，最有名的如嵩山少林寺的塔林及北京橝柘寺的塔林。四、以及据经律所立之塔，如发爪塔、普同塔、八大灵塔、辟支佛塔、千佛塔等（注六）。
　　云南丽江崇圣寺的三座白塔，主塔密檐式,立于山水之间，造形饱满而修长。
　　由于塔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加入中国人的审美概念及建造技术，在建筑中轴线中发展出双塔相对及三塔的部局，如宋代泉州开元寺双塔，全为花岗岩所建，雕工精致；安徽宣城广教讲寺的双塔，方形修长，玲珑秀丽。三塔如云南丽江崇圣寺的三座白塔，主塔密檐式，立于山水之间，造形饱满而修长。后来汉式塔的重要性渐渐不如佛殿，有的已移至寺边或寺后。
　　塔的功能
　　塔的功能由于具有登高望远的特质，山水之间，临风揽胜，缀墨题诗，特为文人墨客所喜爱，具有文学诗意的特质。登高望远，又具料敌于前的警示功用，所以也具有国防的功能，边界的佛塔如山西北部的佛塔有时又称料敌塔。加上中国明清地理风水之说特兴，也产生与风水有关的文峰塔，实则与佛教无关，但造形上多模仿佛塔的形式，多立于山巅水湄，用来镇风镇水。
　　塔的形制，自印度到中国建造佛塔，可以说经过中原文化的转换，云冈石窟的形制直到唐宋时建塔的精工与造形的美感，都可发现塔从根本的教理上与形式上的多样发展，甚至唐代的样式还影响到日、韩两国，我们从今天奈良的唐招提寺还可看到唐代寺院与佛塔的盛代气象。
　　（注一）见《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尔时世尊以神变力，持佛发爪，与邬波斯迦。彼得发爪，便立窣堵波。时彼逝多林天神便以百枝伞插窣堵波中，白言：‘世尊，我常供养此塔。’作是言已，便依塔住。时诸人等号为宅神塔，或呼为薄拘罗树中心柱。”
　　（注二）支提(chaitya)本来的意义是“礼拜的地方”。据古玛拉斯瓦米(coomaraswamy)的说法，chaitya可以指一个建筑物、一个窣堵波、一个祭坛甚至一棵树。《法严义疏十一》：“依《僧祗律》有舍利名塔婆，无舍利名支提。”《大日经疏五》：“复次梵音，制底与质多体同。此中秘密谓心，为佛塔也。”支提为梵文译名，别译为支帝、脂帝、制底，意思为聚集，积聚土石为塔，引申为宗教性礼拜的地方，所以在一般早期的意义上有同化不清的地方。
　　（注三）《大唐西域记》记载，伽腻色伽大塔在犍陀罗都城布路沙布逻东南，为石造窣堵波：“层基五级，高一百五十尺，覆于其上更起二十五层金铜相轮。……大窣堵波左右，小窣堵波鱼鳞百数，佛像庄严，各穷工思。”
　　（注四）原文请参见《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p116，贾应逸、祈小山著，甘肃教育出版社。
　　（注五）参见《三国志?吴志?笮融传》，廿史本，中华书局，北京。 （注六）爪发塔源于供养佛发爪而造。《十诵律》中说：“起发塔者，给孤独居士白佛言，世尊游诸国土时，我不见世尊，故甚渴仰，愿赐一物，我当供养，佛予发爪，居士即时白佛，愿世尊听我起发塔、爪塔。”普同塔又名普通塔、海会塔，为禅宗寺院专用名词，《华严经疏》：“以深广故，谓普贤等众，德深齐佛，数广刹尖，故称为海。”《演秘钞》：“海会，众多也，即大众之塔。”八大灵塔则据《八大灵塔名号经》为于八方建灵塔，八大灵塔的概念与意义是从佛经而来，如青海塔尔寺。可参见张驭寰《中国塔》，山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