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大足石刻是研究巴蜀佛教文化的资料宝库
　　重庆大足石刻博物馆 胡良学
　　引 言
　　大足石刻，是位于四川大足县境摩岩造像群的总称。它以内容丰富，刻艺精湛，所展示的审美情趣和造像风格更加中国化，生活气息浓郁、时代和地方色彩鲜明，造型生动圆润，流畅明快、含蓄典雅而著称于世。已公布各级文物保护单位74处，造像六万余躯，遍布县境，好似一颗颗覆洒在大地上璀璨的艺术明珠，辉映环宇，不愧为我国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丰碑。
　　大足，地处嘉陵江水系与沱江水系分水岭，古巴蜀接壤处，位于成渝两地之间，系重庆市的远郊属县，是著名的“石刻之乡”。考其沿革，东周为巴国属地，秦为巴郡属于地，汉为益州郡垫江县，东晋为梁州巴郡垫江县，隋为涪陵郡赤水县和资阳郡隆康县属地，唐初为山南西道合州铜梁县与剑南道普州普康县属地，于唐乾元元年建县，沿袭至今。唐末为国防军事重镇，宋有“东州道院”之称。大足石刻中，始于初唐永徽元年的尖山子佛教造像，虽近百尊，但尚未形成大的规模。至晚唐的圣水寺和景福元年开始的北山摩岩造像时方大兴，历五代的发展，至宋最盛，把我国石窟艺术在唐的基础上，又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明、清虽有不少造像，但规模和声势终不及宋。
　　在这些造像中，儒、释、道三教俱全。其中佛教最盛，约占80％，以北山、宝顶山两处为最；道教次之，约占12％，三教合一造像约占5％，以石篆山等处为佳；其余的历史人物约占3％，在造像处配刻各种经传，榜题、颂词、偈语、记事等铭文近20万字，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是研究巴蜀佛教文化的资料宝库。
　　一、石刻造像是研究巴蜀佛教文化的形象资料
　　大足石刻，源远流长，从初唐至清末，纵贯千余载，横融儒释道，内容丰富，刻艺精湛，规模宏大，是我国石窟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北山摩岩造像，位于大足县城之北的龙岗山而故名，唐末景福元年(892)，“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使持节、都督昌州诸军事、守昌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静南军使、兼御史大夫、扶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的韦君靖，于龙岗山建永昌寨，筑城堡两千余间，建敌楼一百余所，贮粮十年，屯兵数万，舍回禄俸，在北山佛湾凿出金仙，现千手千眼之神威，具八十种之相好开始，至南宋结束，跨250余年，具现存规模，造像近万躯，以佛湾为中心，分布于四陬的营盘坡、观音坡佛耳岩和北塔寺等处。
　　北山佛湾，形若新月，长达里许，造像龛窟密如蜂房，由南向北，分南北两段，共290号。其中碑碣六通，题记和造像记55则，经幢八座。维摩问疾图阴刻壁画一幅，佛教造像264龛窟，有少许唐宋历史人物。
　　南段多为晚唐、五代造像，北段多为两宋雕刻，各具风采。晚唐造像气质浑厚，庄重朴实，薄衣透体，如绸似绢，线条流畅自然。245号西方净土变相，想象丰富，往生童子从荷花中涌出，彩云簇拥各种乐器和飞天，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宝树之间，幡幢飘扬，伎乐歌舞，构图饱满祥和，寓意明确，表现了唐代社会的繁荣富有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线刻、浮雕、镂空等表现手法并用，使造像既是具有观赏价值的艺术品，又是难得的考古资料。五代造像，体态多变，小巧玲珑，神情潇洒，衣纹饰物渐趋繁丽，刻工精美。宋代造像，体态端庄优美，比例匀称，装饰华丽，性格鲜明突出，刀法劲健简练，或大刀阔斧，或玲珑剔透，衣褶饰物，疏密有度，层次分明，方圆曲直并用，刚柔连绵相属，繁简相济。真可谓美神荟萃，群星璀璨。
　　北山造像，主要有释迦佛、三世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毗卢佛、千佛、东方琉璃药师佛、多宝佛、大威德金轮炽盛光佛、西方三圣及净土变相、弥勒下生经变相、东方药师净土变相、毗沙门天王、不动明王、四大天王、孔雀明王、十王、十六罗汉、五百罗汉、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以观音为最。主要有荷花观音、千手观音，水月观音、白衣观音、媚态观音、日月观音，数珠手观音、宝珠观音、玉印观音，净瓶观音、不空绢索观音、如意观音、六臂观音、十三观音变相。除此，还有诃利帝母、摩利支天、日月二光菩萨、南无解冤结大圣菩萨，十二药叉大将，诸天、飞天、善才、龙女等。佛像大彻大悟而具悲悯；菩萨俏丽典雅，风姿绰约，有如宫娃；护法天神雄纠威武，供养人像虔诚恭顺，文雅俊秀；具有崇高的艺术和美学价值。
　　宝顶山摩岩造像，位于县城东北15公里的宝顶山，建于南宋淳熙六年至淳佑九年，由大足高僧赵智凤统一规划、精心布局，清苦70余年具现存规模，以大、小佛湾为中心共13处，造像盈万躯，是全国惟一的大型石刻密宗道场。
　　小佛湾，或称大宝楼阁，亦称圣寿本尊殿。后擘镌小佛像盈万。或向或背，或坐或卧，或行或立，或曲膝、或伸臂、或瞑目、或欢笑、或悲戚，靡不生动曲肖七所执香花、宝珠、钹、钵、璎珞之属，亦复精巧寡伦。西壁多镌女菩萨像。东壁上镌毗沙门天王像，怒气郁勃，阴森逼人。旁镌佛数百，妙丽庄严，天人俱足。在学术界称之宝顶山密教道场的内道场，在艺术界称之大佛湾造像的蓝本。
　　大佛湾，亦称广大宝楼阁。其造像分布在一天然的马蹄形山湾之内，沿岩雕琢，长达里许。其风格图文并茂，首尾相连，系统性很强，一气呵成，似连环画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内容有九大护法神、六道轮回图、广大宝楼阁、华严三圣、千手观音、太子出走四门、释迦涅盘图、太子降生图、九龙浴太子、孔雀明王、毗卢道场、父母恩重经变相、雷音图，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西方净土变相，六耗图、地狱变相、柳本尊行化道场、十大明王、牧牛道场、报恩圆觉道场、柳本尊正觉像等二十二组造像。题材无一重复，有教有理，有行有果，系统地阐述了佛教密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修持方法，雕刻大刀阔斧与玲珑剔透并用，人物造像神呈百态、艺绝千秋。
　　三教合一的石篆山摩岩造像，第6至8号三龛：中间是三身佛龛，刻于北宋元丰五年(1082)，主像毗卢佛、卢舍那佛和释迦佛，皆慈眉善目，府视人间，结跏趺坐于蟠龙为基的莲台上，具有悲悯度世的情怀。佛之左右列迦叶、阿难等十大弟子，以及香花菩萨、男女侍者多尊，皆文雅俊秀，恭顺虔诚，神情高雅，构图似天竺梵宫。左为老君龛，刻于北宋元丰六年，中为老君，盘膝端坐于束腰四方台上。其左右列“真人”、“大法”14尊，皆仙风道骨。右为孔子及十哲龛，刻于北宋元佑三年(1088)。中刻至圣文宣王孔子正襟危坐，发向顶扰，扎束发软巾，巾带临风飞扬，表情和蔼可亲，身着广袖长袍，腰同系带，左手抚膝，右手执羽扇，有博学多才，诲人不倦的长者风度。其左右列颜回、闵损、冉有、言偃、端木赐、仲由、冉耕、宰我、冉求、卜商十大弟子，皆儒雅彬彬，风度翩翩。
　　这三龛仙、佛、圣人，并排而列，聚于一区，皆由严逊出资镌刻，是举世罕见的三教合一造像。除此，南宋的妙高山、佛安桥、石壁寺、张家庙、三教寺等处，凡三教造像，孔老释迦皆聚于一窟：释迦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是三教高度融合的造像。
　　这些佛教造像和三教合一造像，为研究巴蜀佛教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形象资料。
　　二、大足石刻为巴蜀佛教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大足石刻，大兴于晚唐藩镇割据，发展于五代的战乱，大成于南宋的半壁江山和蒙军大举进攻巴蜀之时，因元末明季兵燹和历史变迁，致使文献失载，仅宋、明有些零星记载，但语焉未详，清书更少道及。清嘉庆大足知县张澍，虽注目大足石刻，但仅半年就离任。致使大足石刻长期湮没在荒山丛岭中，不为世人所识。故石窟艺术史论，多以“唐盛宋衰”或“始于北魏、迄于唐之中叶”代之。这对黄河流域自“安史之乱”以来，干戈不息，岁无宁日，民不聊
　　生，统治者自顾不暇，无力建设石窟艺术，使石刻造像处于停滞之势，无疑是正确的。
　　但当北方石窟走向衰落之际，因蜀无大战；，经济繁荣，“府库充实，与京师无异，赏赐不乏，士卒欣悦”、“春有蚕市，百华云集，市面繁荣”、蜀道天险，士民殷富，“衣冠之族多避难在蜀”，中原的高僧大德，文人艺士，能工巧匠，云集四川，致使巴蜀摩岩造像方大兴。晚唐以后，重点又转移到大足，于两宋，达到石窟造像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有石刻造像38处，四万余尊，占造像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并且是大足石刻的精华，以淳佑九年(1249)宝顶大佛湾十大明王被迫停工的半成品像算，按“迄于唐之中叶”之说，就把中国石窟史往后延长了近400年，填补了晚唐至宋末石窟史的空白，可补正史之缺页，为巴蜀佛教文化史写了一页光辉的篇章。
　　三、密教造像使巴蜀佛教文化别具一格
　　大足石刻的密教造像，共有39处，内容有大日如来、二佛、五佛、七佛、十方佛、千佛、三身佛、药师佛、金轮炽盛光佛、华严三圣、十王、地藏、四大菩萨、八大菩萨、四大天王(特别盛行毗沙门天王)，诃利帝母、大黑天，不动明王，孔雀明王、十大明王、十二圆觉、六道轮回、地狱变相等各种经变相，摩利支天、触冤结菩萨、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和密教的曼陀罗。观音有白衣观音、如意观音、日月观音、宝珠观音、不空绢索观音、数珠观音、媚态观音、六臂观音、水月观音、千手观音、荷花观音、十三观音变相等，凡释典所载，无不备列。完备而有特色的宝顶山密教道场，把密宗造像推向了顶峰。《中国佛教》、《隋唐佛教》、《中国通史简编》载：中国密教实传自唐开元三大士，弘化于黄河流域，至空海东传日本，“由是瑜伽密教盛传于日本，而汉地密宗则因会昌法难和五代变乱而渐至绝响”；“惠果死后，密宗也就随之式微了”；“义净所传全部是日本僧，中国不再有著名的阿阁黎”。这对北方而言是正确的。据大足石刻碑文载：嘉州柳本尊(855—942)于光启二年(886)盟于佛，专持大轮五部咒，以自残肢体，苦行劝化救人疾疫的方式，在川西一带传教，享有盛名，被蜀主王建奉为“唐瑜伽部主总持王”。南宋赵智风(1159—1249)生于大足，5岁出家，16岁西往弥牟学法三载，承柳氏法统，于淳熙六年至淳佑九年在宝顶山弘扬密法，德洽远近，莫不皈依，在山之前岩后洞，琢诸佛像，建无量功德。致使宝顶振动朝野，香火之盛，震炫川东。如杨家骆先生云：
　　宝顶造像为南宋大hA-赵智凤一手所经营，历数十年，未竟全功而殁。其规模之宏大，系统之完整，堪称第一。盖各地造像，非咸于一时，亦非出自一手，向无系统可言。赵氏传柳本尊法，为宗哈巴前密宗之大师，宝顶及其所经营之道场，在中国本部密教道场之有大宗石刻者，亦惟此一处，诚中国宗教上之重要遗迹也。
　　柳赵二本尊和大足石刻的密教造像，把汉地密教史向后延长了近400年，填补了晚唐至宋以来密教史的空白，为密教艺术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凯歌，使巴蜀佛教密宗文化别具一格。
　　四、三教合一造像为研究巴蜀佛教文化发展史
　　提供了实物资料
　　三教，是指佛教、儒教和道教。佛教是汉代由印度传人我国的外来文化，曾在中国遭到儒道两家的排挤，隋唐时，形成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但都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基于这一点，人宋以来，儒教吸收了佛道的修养方法，不计较世俗利害，宣传禁欲主义，主张安贫乐道，教人温驯退让，与人无争等，形成了以儒家的纲常名教为中心的三教合一局面。故任继愈先生认为：“三教合一的趋势形成后，三教地位并不平等。这个‘一’就是儒教”。在大足石刻的十余处三教合一造像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是儒教，而是经过汉化的佛教，都把佛像刻在正中的统治地位，把道教的老君和儒教的孔子刻在其左右两侧的从属地位。这就是宋以来佛教援儒道人佛的必然结果。阎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述列13省100余座石窟，隋唐之前不见一座三教窟。而大足石刻中出现了北宋以来如此多的三教合一造像，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石窟艺术史上独树一帜。同时也说明了佛教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至宋以来，人们不限于信仰某一宗教。这为研究巴蜀佛教文化发展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五、大足石刻是研究唐宋社会及其巴蜀
　　佛教文化的直接材料
　　大足石刻中，北山唐《韦君靖碑》，为研究唐末四川的政治、军事和巴蜀佛教文化有很高的价值；宋范祖禹书的《古文孝经碑》被考古学家称为“环宇间仅此一刻”；蔡京手书并撰额的《赵懿简公神道碑》是研究蔡京书法不可多得的资料。现存宝顶山小佛湾，由峨眉山著僧史百卷的释祖觉撰文的《唐柳本尊传》，对研究唐末巴蜀密教有很高的价值；祖师法身塔，俗称经目塔，塔身四周共刻584部佛经目录，其中有囡、因、匝、宋、佰、意、悥、乘、歪、话、盂、圀、至等二十余个怪字，为研究宋代佛经和汉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大佛湾刘畋人碑对研究赵智风秉承柳本尊密法和宝顶山造像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史彰碑说宝顶山“历代香火最盛，名齐峨眉。蜀人有上朝峨眉、下朝宝顶之语”，“凡释典所载，无不备列”。同时记载了明末宝顶山“僧寺尽毁”的事实。宝顶大佛湾有摩岩佛经变文54块，9314字；颂词68块，2561字，偈语28则，642字，是研究宋代巴蜀佛教文化的珍贵资料。
　　在《父母恩重经变相》中的变文云：
　　(一)
　　大藏佛言，或复儿子，及其长大，翻为不孝，尊亲共语，应对忧降，拗眼烈睛，欺凌伯叔，打骂兄弟，毁辱亲情，无有礼义；不遵师范，云诸胜友，朋逐恶人，习已口成，遂为狂计；不崇学艺，口逐异端，无赖雇颜，好习无益，斗打窃盗，角犯乡闾，饮酒拧萤，奸非过法，带累弟兄，恼乱爷娘，晨去暮劫，尊人忧念，赞曰：三千条律令，不孝罪为先……
　　(二)
　　大藏经云：佛告阿难，不孝之人，身榜命终，堕阿鼻狱……赞曰：父母如忧念，乾坤定
　　不容，人间遭霹雳，地狱饮洋铜。
　　在《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中，刻有“释迦因地鹦鹉行孝”、“释迦因地行孝剜睛出髓为药”、“释迦佛因行孝证三十二相”、“释迦因地舍身济虎”、“释迦因地割肉供父母”、“释迦因地为子行孝”等十余组雕像并配有“孝养父母”、“行孝报恩”、“夫为孝子，不违父意”、使“父王欢喜”等变文。以“释迦佛因行孝证三十二相”为代表：
　　大藏经云：文殊白佛言，座中菩萨，见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端正无比，有何因缘，得如是乎?佛言：我于世世喜燃灯于佛寺，及师长父母，四威仪中，饮食卧具，由是囚故。诸天鬼神，责持世间，所有珍宝，以用上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皆是由我。从初发心，坚固菩提，知恩报恩，是故今得无上菩提，视诸众生，犹如父母，以是因缘，得是种相，使我疾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由孝德也。
　　在《西方净土变相》的变文云：
　　大藏经云：尔时世尊，告韦提希：汝今知否?阿弥陀佛，去此不远。汝当系念，谛视彼国净业成者。我今为汝，广说众譬，令未来世，一切凡夫，欲修净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土。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皈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诵读大乘，劝进行者……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
　　这些把儒教的“忠”、“孝”作为佛教的基本教义大肆宣传，是其他石窟所不见。
　　大足石刻，除了宗教神像和各种铭文，留下了唐末昌州刺史韦君靖、佛教历史人物：志公、道明以及四川密教史上的柳本尊、赵智凤等；还留下了封建官吏、判官、捕快、狱吏、财主、平民百姓、乞丐、骑马坐轿、丧葬婚娶、杀猪宰羊、养鸡放牛、洗衣煮饭、养儿育女、沽酒饮酒，醉酒乱性、杀父YIN母、囚犯戴枷、挖目拔舌、断肢残臂、观水打鱼，各种酷刑、乐器、法器、建筑、兵器、生活用品，服饰、发型以至龙、凤、孔雀、毒蛇猛兽、豺狼虎豹，鱼龟猿狐和光学、力学、透视学、工程学等各个领域的珍贵资料，正如胡昭曦先生云：大足石刻为研究唐末至宋以来的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思想史、艺术史、科技史、军事史、文化史以及语言文字、风俗民情、社会生活等，提供了丰富的直接材料。
　　六、结 语
　　大足石刻，是研究巴蜀佛教文化的资料宝库。因众多的原因，尽管在1945年，有史家杨家骆、马衡、顾颉刚等组成大足石刻考察团赴大足考察，对大足石刻做出了可与云冈、龙门石窟“鼎足而三”、“可与发现敦煌相伯仲”的高度评价，并在美术界引起过不小的振动。但在全社会仍未受到广泛重视。时至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学者司徒尔特考察大足石刻，才惊呼“这是一座未开发的金矿”。1981年春，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观大足石刻后说：
　　在我见到的遗址中，这里的遗迹给我的印象最深，我认为：佛教学者、历史学家和哲
　　学家会从中得到精神的享受，并作卓有成效的研究。历史的伟大，人民的艺术天才，在
　　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足石刻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大足石刻，是巴蜀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着丰富的资料，对研究巴蜀佛教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大足石刻的研究，方兴未艾，无论是置身于巴蜀佛教文化的宏观，还是微观的研究中，都很不够。本文所引资料，在大足石刻中，实是挂一漏万，只是线索而已。诸如峨眉山与宝顶山的关系史，为何宝顶与峨眉齐名，整个大足石刻是否受到峨眉山佛道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影响等等，诸如此类，都值得探讨。因笔者学识有限，无力深入研究，只好在此敬望研究佛教文化、研究峨眉与巴蜀佛教文化的专家学者，注重研究大足石刻。所言不是，敬请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