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佛教交通史
　　再版增订自序
　　序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汉唐佛教之概观
　　第二节　佛教东渐之路线
　　第三节　西方教士之东来
　　第四节　类似宗教之战争
　　第五节　文化交流之示范
　　第二章　汉通西域与佛教之东渐
　　第一节　张骞出使大夏
　　第二节　中印交通之开拓
　　第三节　大月氏为中印交通之媒介
　　第四节　佛教输入之始
　　第三章　汉魏六朝对葱岭以西诸国之交通
　　第一节　大月氏国之佛教
　　一、中月之交通
　　二、月氏佛教之成长
　　三、月氏东来译经师
　　四、月氏之大小乘经典
　　五、方等教之中心
　　第二节　安息国之佛教
　　一、中安之交通
　　二、安息东来译经师
　　第三节　康居国之佛教
　　一、中康之交通
　　二、康居东来译经师
　　三、西域民族之语文
　　第四节　迦湿弥罗国之佛教
　　一、迦国佛教之成长
　　二、中迦佛教沙门之往来
　　三、迦国论师及其禅学
　　四、唐以后迦国之彿教
　　第五节　健驮罗国之佛教
　　一、健驮罗之佛教
　　二、健驮罗之论师
　　三、健驮罗之大乘教
　　第四章　汉魏隋唐对葱领以东诸国之交通
　　第一节　于阗国之佛教
　　一、于阗建国之年代
　　二、于阗人种之来源
　　三、佛教传入之年代
　　四、我国蚕种输入于阗
　　五、于阗之大乘经典
　　六、大乘教典之东传
　　七、于阗佛史新发现
　　第二节　龟兹国之佛教
　　一、龟兹释名
　　二、中龟关系史
　　三、龟兹佛教之开展
　　第三节　高昌国之佛教
　　一、国号之由来及其演变
　　二、佛教传入之年代
　　三、高昌王渴望大乘教
　　四、回鹘文之大乘经典
　　第四节　疏勒与子合之佛教
　　一、疏勒之佛教
　　二、子合之佛教
　　第五章　汉末南北朝中印高僧之往来
　　第一节　汉末三国东来译经师
　　第二节　两晋东来译经师
　　第三节　大翻译家鸠摩罗什之东来
　　一、罗什之略传
　　二、罗什之慧业
　　第四节　佛驮跋陀罗等之东来
　　第五节　神通广大之佛图澄
　　第六节　魏晋西行求法诸师
　　第六章　方等诸经与于阗等地理之关系
　　第一节　于阗等在大乘经中之地位
　　第二节　华严等经与于阗地理之关系
　　第七章　南北朝迄隋中印高僧之往来
　　第一节　南北朝东来译经师
　　第二节　隋代东来译经师
　　第三节　南北朝西行求法诸师
　　第四节　宋云途遇达磨之传说
　　第五节　南北朝往来南海之诸师
　　第八章　唐宋时中印佛教之交通
　　第一节　唐代东来之译经师
　　第二节　玄奘访印及其对佛学之贡献
　　一、在译经史上之成绩
　　二、在佛学上之成就
　　三、对史地学上之贡献
　　四、对国家之贡献
　　第三节　唐代西行求法诸师
　　第四节　唐代往来南海诸师
　　第五节　宋代西行求法诸师
　　第六节　范成大吴船录之著录
　　第九章　唐代与印度政治之关系
　　第一节　王玄策等出使印度
　　第二节　印度来华之使节表
　　第十章　唐对吐蕃之和亲与中印之交通
　　第一节　吐蕃名称之来源及其领域
　　第二节　唐对吐蕃和亲之政策
　　第三节　文成公主开化吐蕃
　　第四节　玄照等经吐蕃赴印度
　　第五节　唐以后吐蕃之佛教
　　（一）阿提沙之复兴佛教
　　（二）宗喀巴之改革佛教
　　第十一章　经典传译与中国佛教之建设
　　第一节　佛教经录之编纂
　　第二节　佛教宗派之创设
　　第三节　大藏经之雕印
　　第四节　世界最古之印版书
　　第十二章　南海诸国与中印之交通
　　第一节　吴、晋、宋、梁诸书之记载
　　第二节　朱应康泰之出使扶南
　　第三节　中印文化交流之中心
　　第四节　常骏等之出使赤土
　　第五节　法显归程之耶婆提
　　第六节　义净归程之室利佛逝
　　第七节　义净所记之南海十洲
　　第八节　金刚智之师子洲
　　第九节　掘伦洲与昆仑语
　　第十节　如何固守“中国门户”
　　第十三章　印尼之佛教
　　第一节　孔子关公都在印尼
　　第二节　苏门答腊与爪哇
　　第三节　爪哇与中国佛教之关系
　　第四节　印尼佛教之现况
　　第五节　王道文化的精神
　　第六节　印尼伟大之佛塔
　　第十四章　佛教兴起及其传布
　　第一节　佛陀以前的印度思想
　　第二节　佛陀略传
　　第三节　教团的分裂
　　第四节　上座部与大众部
　　第五节　大乘教的兴起
　　第六节　那烂陀寺时代
　　第七节　今日佛教的范围
　　第十五章　现存梵本佛典之研究
　　第一节　梵文制造者
　　第二节　梵文之演变
　　第三节　梵文与方言
　　第四节　梵文之传播
　　第五节　现存梵本之佛典
　　第十六章　巴利语及巴利文之佛典
　　第一节　巴利语来源释义
　　第二节　巴利文之三藏经典
　　第十七章　阿育王之事迹及其法敕
　　第一节　阿育王之事迹
　　第二节　阿育王法敕
　　第十八章　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之贡献
　　第一节　印度历法之传入
　　第二节　印度天算书之传入
　　第三节　印度因明学之传入
　　第四节　印度医学之传入
　　第五节　印度艺术之传入
　　第六节　印度工业之传入
　　第十九章　历代高僧访印对后世之贡献
　　第一节　法显历游天竺记之研究
　　第二节　法显归程耶婆提之考证
　　第三节　法显登陆美洲之臆断
　　第四节　宋云惠生等之行记
　　第五节　玄奘历游印度之西域记
　　第六节　义净访印之南海寄归内法传
　　第七节　慧超访印之天竺记传
　　第八节　悟空访印之入天竺记
　　第九节　继业等访印之西域行程
　　第十节　历代高僧访印对后世之贡献
　　第二十章　新疆中亚之发掘及敦煌之藏书
　　第一节　新疆之发掘
　　第二节　敦煌藏书之发现
　　第三节　藏书发现之经过
　　第四节　敦煌藏书之劫运
　　第五节　藏书与中国文化
　　第二十一章　欧洲汉学家有关中亚及南海史地之考证
　　第一节　欧洲汉学兴起之远因
　　第二节　欧洲汉学家研究之目的
　　第三节　伯希和P. Relliot之交广印度两道考
　　第四节　费琅Gahriel Ferrand之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
　　第五节　沙畹Chavannes之中国旅行家
　　第六节　烈维Sylvain Levy之龟兹语考
　　第二十二章　日本史学家有关西域佛教史地之研究
　　第一节　中国文化东被之年代
　　第二节　唐代日本来华之留学僧
　　第三节　明治维新与日本佛教之革新
　　第四节　大古光瑞中亚探检之动机
　　第五节　从中亚所获西域古代语文献
　　（一）梵文佛典方面：
　　（二）西域古代语佛典：
　　第六节　西域佛教文化综合之研究
　　第二十三章　泰戈尔之来华访问
　　第一节　东洋文化之复活
　　第二节　国大设立中国学院
　　第三节　谭云山其人其事
　　第四节　法周等赴印度求法
　　第二十四章　戴季陶先生之访问印度
　　第一节　中印学会之设立
　　第二节　中印文化之新纪元
　　第三节　中印两国文化之源远流长
　　第四节　中印两国国民救世之精神
　　第二十五章　印度佛教之复兴
　　第一节　中印文化之精神
　　第二节　朝礼八圣地
　　第三节　印度佛教之现状
　　第四节　佛教重心仍在印度
　　第二十六章　中印交通之路线
　　第一节　陆路之交通
　　第二节　海上之交通
　　第二十七章　结语
　　第一节　千古之楷模
　　第二节　元代西征与耶教之东来
　　第三节　天主教昧于中国之礼仪
　　第四节　鸦片战争与百年来之国运
　　第五节　接受教训继往开来
　　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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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汉唐佛教之概观
　　中印佛教交通主要的目的，在传经与求法，期使中印两大文化沟通融和，相辅相成，创造宇宙继起之新文化，贡献于人类世界。
　　先秦以前，为中国固有文化孕育发展时期，秦汉以后中国对西域文化发生接触，其中尤以印度佛教关系最为密切。南北朝以下，因受印度文化影响，使中国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佛教史上可分三个时期，说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历程。
　　第一、汉魏两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历史上的传说，殊不一致。最早的说法，纪元前二四三年，室利防等十八人，携梵本经典至洛阳。其次则为汉武帝开辟西域，纪元前一三九年张骞出使大夏，听说身毒国有浮图教，但此时国人虽知有佛教，然非正式传入之始。或说汉明帝十年（纪元六十七年）始正式传入，然经多数历史学者考证（若梁任公等），认为明帝时东来的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及其所译四十二章经，犹待考证，是否有其人，尚属疑问。所以佛教正式传入的年代，应在明帝以后之八十年，即汉桓、灵二帝之间，此说较为妥当。故纪元一世纪中叶应为佛教传入的时期，殆近于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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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佛教初期译经事业，全由外人主持，自纪元一四七年起由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国东来之高僧，间接传入印度的佛教。这些高僧既不懂汉文，而笔受者又不明教义，每传一句，必经数番审意，故所译经典，难免错误。其所传都属小乘佛教经典，而所译又多属小品，如四阿含经中单品。这时中国政治日渐衰弱，黄老清净无为思想，既浸YIN于士大夫间，故对外来小乘佛教个人解脱的观念，颇能符合黄老思想，易为土大夫间所接受。
　　第二、南北朝时代：东晋以后，政治趋于分裂，进入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开始发生变化，显然缺乏活力，丧失维护人心的力量。佛教文化于此时便代替了中国文化，活跃于南北朝时代，使中国文化更加充实。但中国佛教沙门对初期译经事业，殊多不满，以所译经典，都未尽善。故有朱士行（二六○）、竺法护（二六五）、法显（三九九）、智严、宝云、智猛等，冒万难，轻生死，先后发动西行求法的运动，从西域获得大批梵文的经典，这对三四世纪间中国文化思想发生启发的作用。大翻译家鸠摩罗什（四○二年）、佛驮跋陀罗（四一八年）、昙无谶、真谛等先后东来，译出大小乘经论。如罗什译出龙树中观学之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以及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等；佛驮跋陀罗译出六十华严经；菩提流支译出解深密、楞伽、十地论等，勒那摩提译出宝性论等；佛陀扇多译出摄大乘论等；真谛译出大乘起信论、摄大乘论、中边分别论、显识论等；无著世亲之大乘法相学说，亦于此时传入。昙无谶译出涅槃经，如来法身真常不灭的思想，于此发端。而与罗什同时代的尚有僧伽跋澄、昙摩难提、昙摩耶舍、僧伽提婆、弗若多罗、昙摩流支、卑摩罗叉、弗陀耶舍。跋澄、难提、提婆及前耶舍译增、中两阿含及阿毗昙婆沙；大小乘教经论，于兹大备。多罗、流支、罗叉及后耶舍，则与罗什合译十诵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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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律；律学昌明，实由此始。罗叉及后耶舍皆为罗什的老师，而后耶舍又译长阿含，于是四阿含至此已得三阿含矣。这些大德，都来自罽宾，又属小乘论师。
　　南北朝为译经史上第二期，以罗什、觉贤、流支、真谛、昙无谶等为中外合译之主要代表。法华、华严、涅槃等大乘经论，及中阿含等小乘经论，以及四分律等小乘律，先后译出，是佛教各宗派于此时已发其端。或依经，或依论，各标胜义，创立成实、十地、摄论、涅槃、三论等宗。
　　第三、盛唐时期：自东汉至隋唐七百年间，佛经传译、研究而至盛唐开华结实，殆为佛教全盛时期。译经史上第三期属国人主译时期。罗什、觉贤、菩提流支、真谛等大翻译家，先后译出印度第二期大乘龙树中观学及无著、世亲瑜伽学（部份）等，使佛教学术思想发展至高峰。但空前绝后的伟大佛学家玄奘三藏出世，其对以往翻译家所译经论，犹多不满，故发愤亲赴印度，探求法源。贞观元年（六二七年），孤征印度，亲近法相宗大师戒贤论主，博究三藏，对五明四含之典，三藏十二部之筌，七例八转之音，三声六释之句，无不精心研究，穷究其微。奘师留印十有七年，于贞观十九年（六四五）回国，译出大小乘经论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印度大乘佛法，自此始正式传入中国，以往均属间接。在译经方面，至奘师不需经第三者传语，由奘师直接译出，奘师以前称为旧译，又曰意译；奘师为新译或曰直译。要以对佛学贡献而论，奘师殆为中国佛教史上之第一人，无出其右者。奘师以后译家，最显著者有六人焉：（一）实叉难陀重译八十华严及大乘起信论，（二）义净传译毗奈耶十一种律学，（三）菩提流支完成大宝积经，（四）不空译出密部经典，（五）般刺密帝译出大佛顶首楞严，（六）般若译出四十华严。以上六人对大乘显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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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发扬贡献殊大。
　　隋大业间造佛像
　　自贞元至宋太平兴国，约三百年间，译经事业，完全终止。太平兴国八年始复起译场，至景祐四年止，凡五十六年间，译出百余卷经典。所译经论，仅惟净所译大乘中观释论九卷，法护所译大乘宝要义十卷，大乘集菩萨学论二十五卷，施设论七卷，施护之集法宝最上一乘二卷，其余都属方等，显属小品。元至元间，虽续有译出，以多属小品，对佛学理论上并无多大影响。
　　唐麟德元年造观音像
　　中国自东汉以来，与印度文化接触以后，于是印度佛学及其他学艺技术、天文、数学、因明、医学、文物等，相继传入，经观摩研究，发扬光大。由于中国文化伟大容忍性，虽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但中国文化本位，依然存在，只吸收外来新血液，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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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自己，并非同化。所以对外来文化不但不予拒绝，并且汇通而求超胜境界。在教义上，中国禅宗与净土宗远胜于印度，并创立了天台与华严两宗。在艺术上，北魏、隋、唐之采纳印度犍驮罗艺术镌刻之大同、龙门、敦煌等佛窟，成为东方艺术之宫。这又说明了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富有消化力，能以平等相待，引为己用;不特无碍于中国文化之发展，且扩大了中国文化思想的领域，增强了中国哲学思想的体系，使中国人生观、宇宙观、本体观开一新境界。即在社会伦理风俗习惯上都渗有佛教文化的成份，蔚成具有活力之大唐社会文化的伟观。
　　第二节　佛教东渐之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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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印交通的路线，因时而异。汉魏时期，中印的交通，多由海道；东汉末，大秦等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主孙权据有江南，更注意及此。南朝传经求法者，多由海道前往爪哇及婆罗洲、锡兰诸岛。在中国交通口岸，约有四处：一为广州，昙无竭（即法勇）西行求法归时，由此登陆;法显往天竺回国时，亦欲于此上岸，后因风浪漂至青州;求那跋陀罗及真谛来华，均先抵广州，然后转赴内陆。二为交趾，即今安南之河内，六朝交州之首都，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到交趾，太守吴邈使人送诣权，权问论以方土风俗。宋时求那跋摩在爪哇弘法，声誉远播，文帝敕使交州刺使泛海迎接之。三为梁陈之梁安郡（今地不可考），真谛于此附大舶欲西行回天竺。四为胶州一带，晋佛驮跋陀罗海行至东莱郡登岸，而宋元嘉中道普西行取涅槃经后分，在长广郡舶破伤足，遂以疾终。东莱、长广俱近今日之胶州一带。
　　中国北部至印度之路线，多经今之新疆及中央亚细亚。汉武帝开辟西域，东西行旅商贾往返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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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苻秦及其后之北魏，其兵力均远及乎西域。故中印间之僧侣往返，多取此道，而陆路较南方海路往来者为多，其路线之大别，在新疆则分为南北二路，一路由凉州出关至敦煌，越沙漠，以至鄯善，乃沿山脉以达于阗。又西北至莎车，是为南道。由南道则经巴达克山南下，越大雪山而达罽宾。一路由楼兰北上，进至伊吾，经吐鲁番、焉耆进至龟兹，而至疏勒，是为北路。再经葱岭西南行而至罽宾，此二者为通常往来印度之路线。此外或由北路之焉耆南下以至于阗，即法显所经行者，或由此西北行越过天山冰岭而至素叶会见叶护可汗，则为玄奘所经行者。西域各国中，以罽宾、于阗、龟兹三国为交通重镇，以上三国佛教影响于我国者至大。而西方传教者由陆路东来，先至敦煌，因敦煌为东西交通必由之路。而晋代中原大乱，士族多有避居者，尤为中印文化交融之点，故此地最为重要。由敦煌东下而至长安，进至洛阳，是为中国佛法之中心地点。但至南北朝时，东来者常由敦煌经凉州，南经巴蜀，东下江陵，以达江东，而南朝之西去者，亦有取此道者，如法献等。
　　西域中亚虽为北部通往印度之要道，然迂回取南海者，亦有其人。佛驮跋陀罗，本北印度人，与同学游迦湿弥罗，因遇中国僧人智严，坚邀东来，南回度小雪山，经印度，再泛舟抵青州登陆，进至长安，见罗什法师，则其终止地在北而取道在南者也。其目的在南方，乃取道西域者，亦有其人：昙摩密多，经敦煌入蜀至建业，此其例也。取道海上则常经交趾，广州；汉末时之交趾，南朝时之广州，乃中印海上往来之重镇。
　　佛教东渐，陆路与海道所传者，亦有不同，印度西北为大乘佛教盛行地区，故传至北方佛教，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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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若方等，而迦湿弥罗，为一切有部发祥地区，以是发智、毗婆娑诸要籍，均在北部传译。于阗、龟兹似为华严、般若、法华、涅槃等大经中心弘扬地区。而陆路与我国佛教最密者，则为于阗、龟兹也。
　　锡兰、缅甸、暹罗、高棉等为小乘佛教通行地区，其经典多属上座部，即今之所谓巴利文经典是。故关于此类经典多由此传入，善见律毗婆沙为巴利律藏注疏，则由南来僧人僧伽跋陀罗所译。晋时师子国遣使献玉像，经十载乃至，梁武帝命遣沙门昙宝，随扶南使返其国迎佛发，此为中印海上交通重要之史实也。其他若藏道、滇道均详于后。
　　第三节　西方教士之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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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哥孛罗像
　　佛教到了唐代，其盛况无比；会昌以后，其元气大伤。历经五代北宋，佛教趋于抱残守缺，独有禅宗风靡天下。律至元明，更是一蹶不振，日渐衰落，以至今日国运、教运，相互交杂，更是不堪设想。造成这种现象，其主要因素，固为政局的变乱，同时受外来宗教文化影响，殆为主要的因素。这可远溯自元世祖远征欧洲，把西方教士带进中国，殆为绝大的关系。西方宗教虽早于唐代传入（景教——基督教别支），因敌不过唐代佛教的声势，便销声匿迹。至元代又卷土重来，不独直接影响佛教的进展，并破坏了国人对五千年来立国基础的民族文化（不敬孔，不祭祖先）。这是中国近三百年来西方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侵略我国的起点。元世祖远征欧洲，给欧洲人一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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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的“黄祸”的印象。欧洲人在武力上敌不过元朝，想以宗教感化它放弃战争，一二七五年欧洲第一个东来的基督徒，就是马可孛罗。他虽不是传教师，但罗马教皇却因他牵引先后派遣柏朗嘉宾（一二四五）、隆如美、罗伯鲁诸人东来，想以宗教感化犷悍的蒙古人，结果虽属失败，但西方宗教种子却已播下。马可孛罗在中国十七年，并做了元朝的官，出使异国，历游四川云南等地。一二九二年回到义大利威尼斯，并著了一本马可孛罗游记，又名“东方见闻录”，竭力描写东方富庶，说中国遍地黄金，夜不闭户，于是勾起欧洲人的幻想，种下了侵略东方的野心，人人都梦想到东方来，航海家哥伦布、麦哲伦等也都受了他的影响。哥伦布于一四九二年原想东来印度的，结果发现新大陆，名其地曰：西印度群岛。一四九七年葡萄牙人华士噶德伽马经好望角至印度。一五一六年葡萄牙人斐斯特罗Rafael,Perestrell始到中国，麦哲伦于一五一九年经南美洲出太平洋发现菲律宾。中国至欧洲航线既经打通，从此西方的海盗、教士、商人三位一体地不断向中国作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侵略。
　　明末以后，西方文化突飞猛进，而中国国势日益衰落，且明末各地兵匪猖獗，几已无法对付，对西方新式火器颇感需要。这时利玛窦东来传布基督教，而利玛窦东来，不独使基督教在华复活，并为破坏中国文化道统及西方文化侵略中国重要的人物。利氏初来之服饰类似中国僧人，张尔岐蒿庵闲话曰：“玛窦初至广州，下舶，髡首袒肩，人以为西僧，引至佛寺，摇手不肯拜，译言我儒也”。利氏入京后，“专以辟佛为事”。谓佛教这窃自天主教，加以轮回之说，以惑世者也……。因之，佛教中之最先发动反攻者为虞淳熙——号德园，官至铨部，规劝利氏多读佛书，如无时间尽阅其书，请先阅宗镜录、戒律发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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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域记、高僧传、法苑珠林诸书。时杭州莲池大师亦相继反击天主教。当时徐光启，从利玛窦游，又劝说当局铸造大炮。一六○四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学，并把西方历算、天文、水利、火器学等传入中国。在徐光启传记中说中国文武落后西方三百三十年。于是自明万历至清乾隆二百年间，中国便同西方文化一天比一天接近，同中国本位文化及印度文化一天比一天远离，将来如何，现时虽还不能预料，但吾人可根据以往的教训，预测将来不会有好的结果！
　　明清之季，西方新式火器、历算、天文、水利等学先后传入中国，使国人迷信西方文化，而对本国文化渐渐失去信心。当时知识份子虽吸受了西方文化，然对西方宗教发生极大的反感。因为西方宗教对中国五千年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根本否定，不准敬孔，不祭祖先，致使杨光先等掀起反天主教运动。杨光先反对天主教，并非仅凭感情用事。他根据基督教徒不敬孔、不祭祖先、无父无君的教条，是违反了中国民族精神，以及国家利益。他说西方教士随海盗枪炮到东方来，对山川形势既为其所知，西方洋人远谋深算，将来必受其害，因此他为保卫文化道统即所以保卫国家民族而激烈反对天主教。入清以后，天主教与佛教之争势，由民间转入宫中。由于世祖宠爱汤若望，因此，汤若望与道忞在宫中互相争势。道忞为天童寺反天主教健将密云圆悟之徒，僧人中为世祖最先召见者为憨璞，皆力劝世祖信奉佛教，憨璞以后，则有玄水、玉琳、茆溪，而玉琳两次受召，屡次竭力以进，致世祖未为邪教所惑。憨璞、玄水为密云三传弟子，玉琳则为密云同辈磬山弟子也，茆溪则又为玉琳弟子，皆为当年反天主教主将。由于佛教人才颇占优势，故能挽回帝王及知识分子对佛教的信心。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先后禁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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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教活动，尤其乾隆时取缔更严，甚至杀害教徒，驱逐教士，先后不绝。于是西方教士不得不走入地下活动，直至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后，列强藉武力压迫，取得在华传教的权利，并规定在不平等条约中—南京条约。西方教士又在中国公开活动，从此中国受尽西方教士欺侮、凌辱、蛮横、跋扈，种种蹂躏与压迫。
　　第四节　类似宗教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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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国玉玺
　　鸦片战争，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战争，上结秦汉以来对外关系，下开近百年中国历史上急剧变化的端倪，而直接影响了中国百年来国运，以至今日还在这个急剧变化中。中国门户被打开，丧权辱国，割地赔款，门户开放。从此海盗、教士、商人，更肆无忌惮地在中国各地展开侵略活动。以其本国军事及外交力量为背景，他们以传教为名，对山川河岳气候形势做调查测量的工作，以供其本国作侵略中国的蓝本。
　　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首领，以西方宗教为背景，以天父为幌子，发动史无前例的宗教战争，几乎吞没了半壁河山，到处烧毁寺庙，破坏中国文化。一八七四年，以曾国藩为首，为维护中国历史文化，对西方宗教宣战，卒将破坏中国历史文化的太平天国粉碎。在表面上，这是国的内战，但实际上是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的战争。佛教虽未参加战争，但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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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所受之摧残最大，这是中国文化与基督文化不能融和的一个例证。
　　一九○○年，光绪二十六年，因西方宗教在种种不平等条约庇护之下，其异端邪说，更日见猖獗，淆乱视听，黑白不分，致引起一般国民内心愤慨不平，而导至狭意识爱国运动“义和团之乱”，结果引起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外表上，这是国际间战争，实际上是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第二次战争，这更造成国人对西方宗教的仇恨，日以加深。这是西方宗教不能与中国文化融和并存的第二个例证。
　　由于这两次类似宗教战争的教训，我们可彻底的了解西方宗教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有灾难，没有幸福；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这可远溯自马可孛罗“东方见闻录”所勾起西方海盗、教士、商人三位一体向中国作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侵略。结果签订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之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割让香港，这是中国丧权辱国，割让领土的一个开端。相继一八五八至一八六○年，英、法联军之役，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中、法之役，签订中法天津条约，割让安南。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之战，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澎、朝鲜。一九○○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庚子赔款。这一连串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导因于马可孛罗“东方见闻录”所引起西方海盗、教士、商人三位一体向中国侵略的后果。希望国人要以冷静的头脑回忆百年来历史上的教训，不要一味盲从，要辨别是非，分清敌友。中国自东汉迄北宋，吸收印度文化，中国文化本位依然存在。不唯未印度化，并光饰了中国的文化，增强中国哲学思想内容，使中国人生观、宇宙观获得更高尚的境界。元明以后自与西方文化接触，不特逐步远离中国文化本位，降至今日，将固有文化抛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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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方文化来装饰自己生活的本体，几全为西方文化所征服与同化。从初级中学起，中国子女每日都为西方语文历算等所困扰，而中国固有文化孔孟学术，在课程上所占比例极少，所以造成青年们迷信西方文化的心理。试问，这样教育，怎能造成维护中国文化的忠贞分子？又怎样能复兴中华文化？
　　第五节　文化交流之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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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人要说，你这种国家利益至上观念，狭义民族思想，宗教上的固执，是不适合时代的落伍思想。二十世纪是天下一家，讲究国际合作，政治谅解，文化交流，集体安全。独木怎能成林，一国至上观念又怎样生存呢？我对这些理论，不特不反对，并且百分之百的赞成。只是讲究国际合作，文化交流，必须基于平等互惠的原则，绝不可存某一民族优越感，或某一国独占利益的观念。同时，要讲国际合作，文化交流，也不能忘记本国的立场，甚至否认本国的文化。试观中国历史上对外来文化态度与政策，特别是汉唐时期，中印佛教文化交通的史实，足可为今日国际文化合作的示范。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中国与中央亚细亚及印度之间，中印两国威德沙门东来西往，既没有护照，也没有签证，合作之诚，和平之气，充满于史乘。中印两国二千年间从未发生过类似欧洲宗教战争，中印两国对邻国也从未发生过领土的纠纷。中印两国实为安定亚洲二千年和平的柱石，这种伟大的成就，光明的政策，试问世界史上还有那一个国家，或那个时代可以相拟？假使今日世界列强能摒弃其民族优越感的偏见，而重温中国汉唐时期对外文化的政策，这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人类永远的和平，必更伟大！否则，只是口头讲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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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文化交流，而以征服的姿态，同化的观念，作支配的目的，既不以平等互惠为原则，试问，这种同床异梦的国际合作，文化交流，又怎能臻进世界永远和平呢？雅尔达协议出卖中国的利益，以及让外蒙古混入联合国，这是近代史上谈国际合作、政治谅解，一个最大的讽刺。今日我们对国际合作所以要持这种态度，正是要以中、印佛教交通史迹，奉献给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士，也就是说明中国之所以为世界爱好和平的民族，正是受了中印两大文化熏陶所致。同时我要唤醒国人，不要一味的盲从跟人家走，更不要想从海盗手里获得面包，背十字架的，并非都干的好事。我们要反省二千年来中国对外文化的史迹！
　　国际文化交流，互相贡献，实是人类最高尚的美德。但必须摒弃优越感，始能加惠人类。我们对外来文化，要是无条件的接受，甚至将自己固有的文化抛弃，或降至次等地位，这是被人同化。要是完全以外来文化来装饰自己的生活，这是被人征服。必须在有条件的平等上吸受外来文化，即所谓取长弃短，引为己用，以补助自己之不足，才符合国际合作的正义。否则，美其名曰合作交流，其实只是征服、同化、支配的异名词而已。
　　笔者写这本中印佛教交通史，其目的：（一）以供初学者检阅中印佛教史迹，以期激起青年人奋发继起先贤古德为法为人的精神。（二）检讨导至中国佛教衰落的远因及抢救之道。（三）以供国人检讨中国二千年来对外来文化关系及近百年来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作深一层透视的观察。（四）中国自与西方文化接触以后，除掉饱受战争的痛苦，及割地赔款惨痛教训以外，究意获得些什么？今日中国文化方面已被人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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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服，在国际上，被人支配利用，完全失去自主。什么国际合作、政治谅解，都是欺骗弱者的口号。我们要提高警觉，重温中印佛教交通史迹，作为国际文化合作的示范。
　　同时！我要唤起中印两大民族的觉醒，恢复汉唐时代之崇高友谊，同心协力弘扬我们传统的佛教文化，拯救中印两大民族，以安定亚洲，实现世界人类永远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