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历史
　　印度
　　依照禅学者的说法，禅的历史始于佛陀在灵山会上以一枝美丽的金波罗花示众之际。这件事载于“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Dialogue of the Buddha and Mahapitaka Brahmaraja)上(2)：
　　“波罗门来到佛弟子集会的灵鹫山，将一枝金伯罗花(utpala)奉于佛陀，俯身在地，求佛说法以惠有情众生。佛陀升座拈花示于诸佛人天之前；无有应者；唯大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于此，佛陀对众曰：‘我有得见妙法之眼，即是涅盘，是心，是实有与非实有之奥秘，是超越的真理之门。现在我将它传之于摩诃迦叶。’”(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今咐嘱摩诃迦叶) 摩诃迦叶把这可见入法之深处的“眼”传给他的继承者阿难 (Ananda) ，而这次的传递据记载是这样的：
　　阿难问迦叶：“除了衣钵之外，你从佛陀接受的是什么？”迦叶呼叫说：“阿难。”阿难回答说“在此。”于此，迦叶说：“你可不可以把门口的旗杆放下来？”于接受这个命令之际，一道光明照破阿难心中，于是“心印”就从摩诃迦叶传给了这个大弟子。
　　禅宗认为在菩提达摩(Bodhidharma)于公元五二○年来到中国之前，在印度有二十八祖，成功的将此“心印”传递下来(3)：(一)、摩诃迦叶；(二)、阿难陀；(三)、商那和修；(四)、优婆鞠多；(五)、提多迦；(六)、弥遮迦；(七)、婆须蜜；(八)、佛陀难提；(九)、伏驮蜜多；(十)、波栗湿缚；(十一)、富那夜奢；(十二)、马鸣大士；(十三)、迦毗摩罗；(十四)、龙树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十六)、罗侯罗多；(十七)、僧迦难提；(十八)、迦耶舍多；(十九)、鸠摩罗多；(二十)、奢夜多；(二十一)、婆修盘头；(二十二)、摩孥罗；(二十三)、鹤勒那；(二十四)、狮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二十六)、不如蜜多；(二十七)、般若多罗；(二十八)、菩提达摩(一般简称达摩)
　　中国
　　菩提达摩是印度的二十八祖，中国的初祖；他原是印度香至(Kasi ?)王的第三子。成年以后做了和尚，据说追随般若多罗垂四十年。师父圆寂以后，六十年间，他致力于破除小乘禅观诸宗。此后，为了实现般若多罗给了他的使命，航海三年，至中国。公元五二○年(梁代，普通元年九月)他终于到达了广州。梁武帝立即请他到首都金陵(今之南京)。武帝是一位最虔敬的佛教徒，为佛教做了许多善事，但此中并非没有个人利益的计较。因此，当他的西方贵客到达宫殿之际，他立即就问：“我已造了那么多寺庙，写了那么多佛经，度了那么多比丘与比丘尼；尊师认为我已经积了多少功德？”然而，对于这个问题，这个中国禅宗的创立者却冷淡而简单的回答说：“并无功德。”
　　梁武帝又问道：“佛法圣教的第一义谛是什么？”达摩回答说：“廓然无圣。”武帝不解这句回答的意义，因此又问了一句：“那么在我面前的又是谁呢？”
　　他这句话的意义或许是说，在存在的第一义中，既然只有廓然的虚空与绝对的超越，则在我们此世为什么又有相对的比较与关系呢？不是有些人被认为是圣者，有些人被认为是劣者吗？而站在武帝面前的这位菩提达摩，岂不是属于第一种？然而他的回答却何以同经验中的事实相背？因此，他便发出了“那么在我面前的又是谁呢？”之问。这番对话颇似于希腊王米林达(Milinda)与纳迦森纳(Nagasena)之间的对话(见 Rhys Davids 所着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 V1. I, p. 40-45)。
　　但达摩却是神秘主义的使徒，学术性的讨论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因此简单的回答说：“不知是谁。”
　　由于梁武帝不是能够接受他信仰的人，达摩就离开梁，到北方的魏国，隐居于少林寺。据说九年的时间，他面壁而坐，沉入静观之中，因此被人称之为壁观婆罗门。
　　最后，终于有一个人来向他求教，这个人叫神光，原先是一个儒家学者，但由于儒家的教训不能令他满足，因此决意追随达摩的信仰。然而后者似乎完全忽视这个人的存在，对于这个真理的寻求者之恳切的请求，不予任何留意。据说在这种冷淡的接待下，神光在雪地里站了七天七夜。最后他用自己携带的刀，将一支胳膊，呈在达摩面前，说：
　　“这是我诚心求道的表示。许多年我寻求心的安定，但不能求得。请尊者为我安心。”
　　达摩回答：“心在何处？拿来我为你安。”神光说：“我的困难就在于我找不到的心。”于此，达摩说道：“就是！我已经为你把心安好。”而神光立刻得到了精神上的开悟，这个开悟解除了他所有的疑虑，结束了他所有的挣扎。
　　达摩逝于五二八年(永安元年)，依照传统的说法，年龄约一百五十岁。神光(四八七──五九三)由菩提达摩取名为慧可，成为中国禅宗的第二祖。
　　慧可将佛陀心印传于他的大弟子僧璨(殁于六○六年)，后者又成功的传给道信(殁于六五一年)，道信传给弘忍(殁于六七五年)。弘忍以后，禅宗分为南北两派，北派系属旁出，没有继者也没有继续的发展；南派则由慧能(六祖)领导，继续正统的传递(4)，后来虽然经过长期的沉寂，并且几乎在它的诞生之地消失，却在日本仍然繁盛。
　　六祖慧能是一位伟大的宗教天才，而他的生涯标示了远东禅宗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在他以前禅宗可以说是隐退的、静态的，现在却活跃的展示出它的特点，并开始将影响力越来越发扬光大，特别是在有思想的人士之间为然。
　　他的传道活动在弘忍死后立即开始。他接引了许多有能力的弟子，由于这些弟子，禅宗得到迅速的发展，并分成数个宗派。其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在唐(六一八年至九○六年)宋(九六○至一二七八年)两朝代十分盛行，而酿成了禅宗的黄金时代。六祖的说法收集成书，称之为《六祖坛经》，列入中文的大藏经之中，被认做是禅宗最权威的著作之一(后面我们要引录其中一些说法)。
　　慧能继承弘忍衣钵的事，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五祖希望在他的许多弟子中选出一个精神上的继承人。有一天，他宣布，不论何人，凡能证明出自己彻底的宗教见解的，就可以得到他的衣钵，并成为他合法的继承人。神秀在诸弟子间以博学闻名，并且精通教义，因之被诸弟子认为是无可置疑的继承人。缘着这个机会，他就在禅堂外的墙上写了一首诗偈表明他的观点：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勿使惹尘埃
　　所有读了这首诗偈的人，都深为赞扬，私下认为这首诗偈的作者，一定会获得衣钵的传授，但第二天早晨当他们醒来，却惊异的发现旁边有另一首诗偈：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首诗偈的作者，只不过是一个毫无地位的行者，他大部份时间都是用来为和尚们舂米。他是如此不引人注目，以至没有一个人会把他放在眼中，因此现在整个寺院都哄闹起来，要看他向众人所共认的权威挑战，会有什么的结果。但五祖已经看出来，这个毫不做作的行者，是众人未来的领袖，因此决心把衣钵传给他。然而对于这件事，五祖有他担心的地方，因为他的弟子们大部份还没有开悟到足以看出这个舂米者的诗偈中，深沉的宗教直观；如果他独得衣钵，他们会用暴力对付他。因此五祖暗示慧能，半夜到他的房中来，那时和尚们都已熟睡。于是五祖为了慧能无匹的精神成就，而将衣钵交给他，做为权威的信物，深信禅宗的未来会比以往更光辉。接着五祖告诉慧能，目前不可露出锋芒，应当等待适当的时期才公开露面，并宣扬善法。
　　然而，消息立刻传遍了整个寺院，一群愤怒的和尚由惠明带领追逐逃跑的慧能，后者已经遵循五祖的劝告，暗地离开了寺院。当他要越过一个大庾岭的山道之际，惠明等人赶了上来；慧能把衣钵放在附近的石头上，对惠明和尚说：“这件法衣，代表着我们的信仰，不是武力所可争夺的，如果你要，可以取去。”
　　惠明去取，但法衣重得如山一般。他住手，犹豫，因敬畏而战抖，终于他说：“我为法来，不为衣来。望行者为我扫除愚昧。”
　　六祖说：“你既然是为法来，请把一切心念，不思善不思恶，看看你未生以前的面目是什么。”(“不思善，不思恶，正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经这样一提，惠明立即悟得了一切事物的根本，而这是他一直寻求却寻求不到的。现在他之了解一切，就如同饮了一杯冷水，感受到它们的沁凉。由于强烈的感动，他汗泪并流，恭敬的走近六祖，行礼说道：“除了这深远的话中所含的意义之外，还有其他奥秘的东西吗？”
　　六祖回答说：“我所指明的事物中没有隐藏的东西。如果你反观内在，你会认出你的本来面目，这本来面目是有世界之前即已有的；奥秘在你心中。”
　　六祖慧能(殁于七一三年)之后，禅宗分为两支，代表者是他的两个杰出的弟子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六祖是禅宗最后的一祖。他没有把衣钵传下去，因为他不希望再因衣钵之争而产生像他所遭逢的事情与派系的划分。因此，我们不得不说，由于六祖，禅宗开了新页；不仅外在如此，内在亦复如此。宗祖体系破除了，正系、旁系与异端的分别也不再存在；任何领袖，只要在众人公认的大禅师之下接受适当的熏陶，并且他的精神成就得到禅师的认可，就可以用最适合他个性的方式自由发展禅宗。南岳(殁七四四年)与青原(殁七四○年)都代表禅宗的正统，只不过一个强调一面，另一个强调另一面。
　　从南岳和青原的时期开始，禅宗进展迅速，并且在各阶层人士间发生日愈增加的影响，特别是受教育的人士为然。唐朝，可以说是传给文明与文化达到顶峰的时期，而佛教也在这段时期彻底本土化。它抛弃了由印度所借来的不合适的服装，而完全依照中国的习好，用完全属于中国的材料纺织，裁制了它自己的衣服。虽然佛教的学说方面，中国人的心灵还没有加以完全的消化，禅宗却沿着它自己的路线发展，而成为完全中国化的产物。(稍后我们讲到禅宗的信念与实践时，这点会更清楚。)最伟大的禅师几乎都出现在这一段时期──从唐朝中期到宋末，大约八百年的时间。许多杰出的学者、诗人、政治家与艺术家都叩访禅寺，因与禅师交谈而心神为之开豁。禅宗的这些在家弟子带给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当大。后来禅宗的真髓虽然已经名存实亡，“中国”(Middle Kingdom)所以重要的庙堂寺院，却几乎全都是属于禅宗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想见，禅宗在唐宋的全盛时期影响是何其巨大。
　　日本
　　在日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两派禅宗，即曹洞宗与临济宗。前者溯源于青原行思，后者则源于临济(殁于八六六年)。临济宗盛于唐代中期，其本源为六祖的大弟子南岳怀让。曹洞宗由道元于一二二七年传入日本；他于十三世纪早期去中国，得到师父青原系的天童如净(殁于一二二八年)的印证。临济宗则由荣西与一一九一年传入。北条家族──当时实际的政府首领──对于禅学的传播殊有贡献。结果这导致中国禅师与日本禅师的经常交流。而随后三、四百年间，许多有能力的继起领袖都致力于保持禅门的兴盛。
　　目前，日本的两派禅宗经历着二十世纪佛教的共同命运──即是，处于一种由中世纪的、教条的与保守的精神到进步的、启蒙的与自由主义精神的过渡阶段。临济宗是较为倾向于观照与智性的，而曹洞宗则较为倾向于寂静。曹洞宗在数量上较盛，临济宗则在质地上较高。最近在远东所发生的战争(5)，有助于唤醒古老的民族精神，年青的日本急切的探索它的道德与精神遗产，其富裕与意义是它最近才开始认识与珍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