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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血凝成的一部名山佛史——评《五台山佛教史》 王士召 中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五台归来不看庙。”它说明:一、五台山是中国佛教的首府;二、五台山佛教寺庙数量最多,式样最全,历史也最悠久;三、五台山佛教最能代表中国佛教发展的水平,抑或就是中国佛教发展的缩影。五台山作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其影响是无可估量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级的佛教圣地,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全面反映它的发展历史、演变过程及状况的著作。诚为可叹!值得欣慰的是,这个空白终于被填补了,这就是今年6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崔正森研究员撰著的70多万字的《五台山佛教史》(上、下册)。为了它,崔先生孜孜砣砣、苦苦披阅了15个寒暑,终于在世纪之交完成了这个“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在世纪之交的龙年为“佛都”五台山献上了一份厚礼。若名山有灵,也会为这等待了千余年的历史性总结所证得的“圣果”而欣喜不已。 崔正森先生是山西省忻州市人,80年代初到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不久被派到北京师从任继愈先生专攻佛学,经4年苦修,奠定了良好的治学根基。从1985年起,参与发起组织五台山研究会,历任秘书长、五台山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从1985年起开始主编《五台山研究》杂志,先后出版了《五台山游记选注》、《五台山诗歌选注》、《五台山楹联牌匾集锦》、《五台山碑文选注》、《五台山》画册、《山西寺庙大全》、《三晋古塔》等书,并撰有关于五台山佛教文化的论文百余篇,这就为撰写《五台山佛教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恰如国家社会科学规划成员黄心川研究员所言:崔正森研究员被“公认是这方面的专家,《五台山佛教史》一书是他多年来的学有所得,也是他的学术生涯的一次总结”。这是十分中肯而评价极高的赞誉之词,应该说,由崔正森先生来完成这部名山佛史是当之无愧的,也是责无旁贷的学术任务。 通览《五台山佛教史》,我觉得有几个明显特色: 一、观点确正。撰述一部学术著作,必须有正确的立论,缜密的论述,才可成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这就譬如盖座房子,必须有牢固的基础,方可建起万丈高楼,不然,垮塌就是必然的结局。研究五台山佛教史,必须正本清源,以史实为依据,这就要求,首先弄清五台山佛教的起源时间。由于五台山是佛教圣地,历史上流传下来许多著名的山志。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唐释慧祥的《古清凉传》、宋释延一的《广清凉传》、宋张商英的《续清凉传》和明释镇澄的《清凉山志》,这些山志是历来研究五台山佛教文化者不可或缺的必备之书,而且也是影响五台山佛教研究最权威的资料。因此,历来的观点或几乎成为佛教界公认的观点是,五台山佛教史的起点是东汉,即东汉时佛教就传入了五台山。其依据是,《清凉山志》卷五日:“后汉明帝永平十年,摩腾、法兰二尊者西至,以慧眼观清凉山乃文殊化宇,中有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奏帝建寺,额日:‘大孚灵鹫寺’。大孚,弘信也。帝以始信佛化,故以名焉”。本书卷三《摩腾、法兰传》也说,二尊者“礼清凉山回,奏帝建伽蓝。腾以山形若印度灵鹫山,寺依山名也。帝复以始信佛化,乃加大孚,孚即信也。始度僧数十居之”。仅把二尊者入五台山的时间定为“明年春”即永平十一年春,推后了一年,但建寺度僧的“事实”未变,而且煞有介事,使人信之不疑。况且,《清凉山志》的观点与《广清凉传》如出一辙。《广清凉传》卷上日:“大孚灵鹫寺者,世传后汉永平中所立。所以名灵鹫者,据《西城记》第九卷说,梵云结栗陀罗矩吒山,即释尊说《法华经》之地,唐云鹫峰,亦日鹫台。接北山之阳,孤标特起。既栖鹫鸟,又类高台。空翠相映,浓淡分色。此山亦然。今真容院所居之基,冈峦特起,有类高台,势接中台、北台之麓。山形相似,故以名焉。寺依此山名,故云大孚灵鹫寺也。”而且一般人的想法是,能把历史说得越早越好,信仰五台山的人谁也不愿使五台山的佛教史缩短。所以,以“东汉论者”居多。后来,顾炎武等人提出“北魏”说,亦未能与“东汉说”抗衡。但崔正森先生坚持唯物史观,贯彻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不惧权威,不落俗套,扒开历史浮云,经缜密考证,认为“入晋以后,(山西)仍为匈奴占领,此时匈奴并未信佛,所以直到西晋中期,佛教还没有传入五台山境内”。具体地讲,就是“西晋永嘉三年(309)之前,佛教还没有传入五台山,五台山也没有佛寺建筑,没有出家的僧人”。但是,“由于‘八王之乱’,由于五胡十六国的长期混乱,中国北方地区充满了战争、灾祸、死亡、毁灭等等恐怖事件,因此说黄河流域是当时活生生的现实地狱。处于这种灾难、恐惧地狱里的人民群众,看不到自己的出路在何方,就会产生一种绝望心理。于是,他们就仰望茫茫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处于战争、灾难环境里的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治者,也会有一种忽兴忽败、忽生忽死、变化无常、捉摸不定的心理。所以,这些心理懦怯、精神空虚、一心想做帝王的豪酋们,也是仰望茫茫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帮助他们实现梦寐以求的皇帝梦。这样,寻找救星就成了处于地狱中的所有人的共同问题。但是,儒学、玄学,乃至道教都解决不了这一问题。而佛教呢?它恰有一套因果报应、三世轮回、赏善罚恶、戒杀行善等唯心主义的哲学理论和神通变化的法术。于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佛教就在中国北方迅速传播开了,兴盛起来了”。这样的主客观原因分析,使人信服,在事实上站的住脚,经的起推敲。佛教传入山西,得“之于(后赵时期的)神僧佛图澄”,而佛教传入五台山,则功推“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一位对佛学研究贡献最大的学者”——东晋弥天释道安。看《五台山佛教史》中《五台山佛教的渊源》一章,你会被崔先生那抽丝细剥、缜密无漏的考证所折服。当然,他所确立的佛教传入五台山最早的时间应在“东晋”的立论,也就和风细雨地植入你的思想,并被你心悦诚服地接受,从而不会对他把五台山佛教史推迟了300余年而有所诘难!通观全书,以史实为依据的治学态度贯彻始终,这就保证了全书的学术性和正确性,使五台山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全史成为一本信史。因为它是用心血凝成的。 二、探撷精微。五台山佛教一千五百余年的发展史,70余万的文字是难以容纳下的。按一般的想法,只能从大处着眼,采取挂一漏万的“浓墨重彩”,把五台山佛教文化最为精彩的几页描写一下就行了,况且一本开山之作,有不足之处也不足为怪的,因为没有前例可循,处于探索之中,就是要抛砖引玉,给后人铺路,但崔先生之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愿做急就章、急于求成,从1986年着手构建《五台山佛教史》的框架,到列入“五台山研究丛书”之中,五台山诗歌、游记、碑文等书均已出版,此史并未动手,就连一本“简史”或“纲要”也未出炉,这期间《五台山史话》、《五台山览胜》之类连篇累牍,崔先生不为所动,他心里有谱,所有这些草成之作,其学术价值谈不上,其生命力也不会长久。他利用主编《五台山研究》的便利条件,一方面收集资料,吸收全国乃至世界上关于五台山研究最新和最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丰富自己的理论库存,使自己的著述站在更高更坚实的基础上和高水准上;另一方面,他把有关五台山研究的关键及症结问题提出来,用单篇或连续数篇的文章发表出来,征求学术界的意见,在反馈与商榷交流中提高与升华,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而且取得学术界的认可。1994年,《五台山佛教史》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列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崔先生对这个课题的要求又提高了一个层次,他并不满足,仍加压力,这就是学术研究者最值的称道的品质。从此,崔先生带着一种紧迫的使命感,使《五台山佛教史》的撰述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五台山佛教史》写皇帝扶持五台山佛教,写著名将相护持五台山佛教,写五台山著名高僧,写五台山佛教流派宗别,这都是这一命题中的应有之义。从北朝开始,该书用十章篇幅写北朝隋唐五代元明清的五台山佛教发展史,洋洋大者,此不赘述,现就专叙一例,以显作者探撷之精到,以展示该书错落有致、于细微处见真功的高深学识与素养。 宋代大名士苏轼(1037—1101),以诗词书画见长,既是“宋四家”之一,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更是“三苏”中的台柱,其名声之大不言而喻。就是这么一个“文宗”巨匠,也因“乌台诗案”被封建制度所戕害,由积极入世而变为消极避世,从大文豪变成了“在家的大和尚”,成了真正的东坡居士。苏东坡信佛参禅,理应来五台山朝拜,但因历史原因他未涉足清凉胜境,使金代独步文坛的一代文宗元好问也为他惋惜。崔先生经过考证,苏东坡虽未到过山西和五台山,但与山西和五台山有“文字缘”,这恐怕真应了文人之笔比腿长的比喻了。 苏东坡与五台山的“文字缘”,简单地说,就是苏东坡代宋哲宗起草了三则敕五台山寺庙的敕文。一是元佑二年(1087)十一月一日《赐五台山十寺僧正省奇喻教书》,二是元佑三年六月十八日《赐五台山十寺僧正省奇等喻教书》,三是元佑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赐五台山十寺僧正省奇等奖喻敕书》。具体内容都很简短,均不超过30个字,收在《内制集》卷五和卷八。不知是大文豪惜墨如金,还是宋哲宗金口玉言,不便多说,另有隐情。苏东坡与五台山的“因缘”仅限于这不足90个字里。 由于苏东坡与五台山的文字缘,连带考拣出苏东坡与山西的另一段文字缘。说来更奇,这是起因于苏东坡的一首打油诗,才28个字,却给山西河东妇女蒙上了永久的恶名,崔先生在这里弄清了它的来龙去脉,给河东妇女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也把苏东坡与山西的这段文字缘化作一段佳话更久地流传下来。 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他有一同乡好友陈季常,号龙丘先生,也正好迁居于黄州之岐亭,因此二人过从甚密。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三《陈季常》条下载:龙丘先生好宾客,喜畜声妓,并好空谈讲禅,与苏东坡有共同语言。“其妻柳氏绝凶妒”,龙丘先生十分惧内。一天,苏东坡与几位好友在龙丘先生家中谈天说地,至晚仍无去意,忽然柳氏在内室一声大吼,吓得龙丘先生脸色惨变,赶快趁势劝友人散去。苏东坡回到家,想起龙丘先生在柳氏发威时的落魄之状和窘态,殊觉可笑,便随口吟成一首打油诗:龙丘先生亦可怜, 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 拄杖落手心茫然。 “狮子吼”本一佛教典故。宋道原《传灯录》日:释迦佛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云,天上天下,唯吾独尊。狮子为兽中之王,狮子一吼,百兽慑服,比喻佛法威力巨大之意。苏东坡精通佛理,便巧妙地借用了这一典故。问题并不在于借用“狮子吼”这个典故,关键在手“河东”二字,给河东妇女蒙上了冤屈。 经考史,陈季常之妻柳氏并非山西河东人,而是四川女子,苏东坡何以冠之于河东呢?原来,中国古代人极看重郡望,从魏晋以来,一些世族大姓因世居一郡,名人辈出,便为当地所仰望,形成郡望。如太原王氏、清河崔氏等。大文豪韩愈本河南河阳人。因其郡望在河北昌黎,便自称“昌黎韩愈”,人称韩昌黎。柳宗元称柳河东,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柳氏郡望在河东,恰龙丘先生之妻姓柳,所以苏东坡便以郡望相名,才有了“河东狮吼”一词。《分类东坡诗》卷十六收有此诗,因苏氏大名,得以广为流布。明代汪廷讷以此故事编成《狮吼记》杂剧,更使“河东狮吼”成为妇孺皆知的悍妇之代称。《红楼梦》第七十九回写道:“薛文起悔娶河东吼,贾迎春误嫁中山狼。”说薛蟠的媳妇夏金桂,“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连天不怕地不怕的薛呆子也惧怕她三分。《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也有一折讲:“从来夫唱妇相随,莫作河东狮子吼。”看来,从苏轼始,都把厉害媳妇比作河东狮子吼了。其实,河东民风纯朴,妇女更是敦厚善良,教子相夫,尊老扶幼,不仅内持家务,还要去田里辛苦劳作,忍辱负重之精神,完全秉扬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因为苏东坡的一则笑话,不经意间给河东妇女蒙上了如此恶名,至此应该完全平反昭雪。从崔先生这则探撷精微的考证,不难看出其不拒细流,在执其牛耳之时,并未抛弃细毫。更由于这些可读性极强的故事充填其中,使洋洋70余万言的《五台山佛教史》读来并不像一般的纯学术著作那样使人感到枯燥而索然无味。反而因此具有了更高的学术品味和流布基础。 三、设计奇妙。研究五台山佛教史从何入手,这是首先应当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且是奠定五台山佛教史成败的关键所在。我们知道,五台山是文殊菩萨化现之区,到底五台山缘何成为文殊道场,文殊菩萨又是为何选择五台山作为他的演法之地呢?这是开启五台山研究之门的第一把金钥匙,找到了这把金钥匙,就能迅速打开进入五台山佛教研究宝库的第一道大门。它实际体现着作者能否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地抓住五台山佛教史研究的根本之点的学术水平。看来,本书是达到了这个水准,因为他用“绪论”这么一章的篇幅,写了五台山的地形、气候的特点和“文殊身世”、“文殊思想”、“文殊禅法”、“文殊信仰”等,这就奠定了五台山为“文殊道场”的历史形成过程及举世公认的理论依据。所以,作者在开篇就说,“在对五台山佛教史进行系统研究之前,有两个问题应该首先弄清楚,并向读者做一个详细介绍,这就是五台山为什么能成为文殊道场,它是怎样形成的。这是研究五台山佛教史的一个核心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才可以此为主线,贯穿五台山佛教史及其它文化发展之始末”。正由于此,他省却了在以后的论述中夹叙夹议、不停地解释文殊信仰等许多有关知识的麻烦,使文字显得流畅简洁,具有了一气呵成之势。在整个谋篇立义方面,这个设计是具有匠心独运之长的,此其一也。 其二,一部五台山佛教发展史说明,它的兴衰荣辱与封建皇帝的扶持是分不开的,也与名公将相的护持分不开,更与五台山高僧大德的努力息息相关,为此,作者分三个层次来分朝代论述,先讲历朝历代皇帝对五台山佛教的扶持,次叙名公宰臣对五台山佛教的护持,再论五台山高僧大德的历史功绩。层次分明,各具千秋。同时,详细论述了五台山佛教流派与宗别,使你对五台山佛教史不仅有完整的纵向了解,更能清楚地在一个横断面上观察一朝一代五台山佛教之兴衰。这里融“记传体”、“本末体”、“章节体”等著史方法于一体,详略得当,错纵有法,读之使人叹服不已。 第三,在各章散见五台山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之后,于书后专列一篇写“名山古刹的佛教文化交流”,前者是珠玑漫撒,后者是锦绣堆集,反映出五台山不是封闭的山林,而是极具开放姿态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佛教文化不是拘泥于一隅的萎缩景观,而是展示着极具蓬勃生命力的世界文明之苑。五台山的中外文化交流代代相传,不绝于缕,这样才逐渐酿成了五台山这座世界级的佛教文化圣地与文化宝库。 如此一本大著,结构设计如此精当严谨,谋篇立义如此大气、宏博,在近年来此类著述中罕见其匹。 中国佛教有四大名山,它们被人们称之为:金五台、银峨眉、铜普陀和铁九华。“金五台”就是五台山地位的标志。中国历来崇尚著书立说,像五台山这一作为中国佛教首府的圣地,迄今竟无一部“通史”,更遑论其它名山了。崔正森先生所著《五台山佛教史》一书,它不仅填补了这个领域学术研究的空白,而且在四大名山的历史研究中起了一个好的带头作用,无疑将推动这方面研究的深入。黄心川先生之言正是对这部书最权威的评价。《五台山佛教史》一书,确实值得一荐,值得一读,值得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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