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法门寺塔及地宫沿革探讨
一、唐贞观以前的法门寺塔及地宫
东汉至唐贞观五年，由“圣冢”形成为单层木塔，地宫尚未形成，舍利贮于石臼直接埋藏于塔基。
塔，梵文作stupa，原意指古代印度安葬诸王显贵建造的覆钵式坟墓。公元前483年，释迦牟尼佛在拘尸国逝世后，为供养佛的遗骨舍利，波婆国、遮罗颇国、罗摩伽国、毗留提国、迦毗罗径国、毗舍离国及摩揭陀国举兵相争，最终以武力达成协议均分舍利，八国各起stupa供养之。于是，stupa开始成为具有佛教纪念意义的建筑。
佛典记载，佛祖释迦牟尼逝后二百多年，有阿育王大举弘扬佛教，传说他又将佛的遗骨分葬于八万四千处建塔供养，同时，佛教徒又在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地、成道地、初转法轮地、涅槃地以及当年曾经游历说法的地方建塔作为纪念。阿育王塔因此成为佛舍利塔寺的代名词。
汉、魏时期，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舍利东流”（道宣《震旦神州佛舍利感通序》），在各种灵异感应事迹包装下，阿育王塔寺纷纷出现在中国境内。
法门寺建自“西典东来”之时，由东汉到北周均称阿育王寺。唐代以前至东汉时期的法门寺塔，据唐大历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记载：“昔者汉□□□□齐梁鼎□遭时毁歇，晦迹丘墟，营□不□□□无□□祥异气往往间出，故风俗谓之圣冢焉。”①
所谓“圣冢”，其实正是《魏书·释老志》所说的“天竺旧状”。《魏书·释老志》记载晋时洛阳佛塔：“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也。”②早期中国佛塔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天竺旧状”，就是古印度覆钵式坟墓，与中国民间坟丘、墓冢形象相近 。
东汉至隋，法门寺的“圣冢”共经历了三次大的开发。第一次是北魏文成帝恢复佛教时有“太白二三沙门”“摄心住持”、“奉以身命”，经他们之手“验其铭曰育王所建，因以名焉”，阿育王寺（法门寺）成为一方名寺。第二次发生在西魏恭帝二年（555），唐大历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云：“岐州牧小冢宰拓跋育以为□□□古名同于今□，削旧规，创新意，广以台殿，高其閈閎，度僧以资之，刻铭以纪之”；《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作“元魏二年岐守拓跋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养”。第三次乃隋文帝仁寿末岐州刺史李敏所为，唐大历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记其事云：“仁寿末，右内史李敏复修之，赓其铭矣。”《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作：“隋文时郡牧李敏……继开灵趾，咸荐香花”③。由于史料缺乏，第二次拓跋育之“削旧规、创新意”及第三次李敏之“复修”作何形象，不得而知。
唐武德二年（619），秦王李世民奉诏为法门寺度僧八十。然而，由于隋末诸乡民众凭寺筑城以避战乱，唐初杂住失火，西魏拓跋育、隋李敏先后重修的法门寺塔遭受重创。
新兴的李唐王朝在贞观五年（631）首次开塔供养佛指舍利时，敕令岐州刺史张亮对法门寺塔进行了恢复重建。此次恢复重建，根据唐人的记载，主要是重建塔基之上的建筑。唐道宣律师《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贞观五年（631），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诏许之，因构塔上尊严相显。”④唐大历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云：“贞观五年（631）二月十五日，岳伯张德亮曰‘睹神光，□□及物。’上章奏□动天有，□以望云□寝殿□施焉。”元和张仲素《佛骨碑》云：“太宗特建寺宇，加之重塔。”五代薛昌序《大唐秦王重修法门寺塔庙记》也同记此事：“文皇迁寝殿而修花塔。”⑤
按照唐道宣律师的有关记载，直到高宗显庆年间唐皇室第二次迎佛骨时，法门寺塔下佛舍利的安奉竟极其简陋，佛舍利处于塔基下一丈余深处一石臼中。道宣麟德元年（664）撰《道宣律师感通录》宣律师感天侍传：“宣律师问：‘诸神自在，威力殊大。至如蜀川三塔，咸名大石，人有掘者，莫测其源。至如秦川武功一塔，古者相传名曰育王。三十年中一度出现。贞观以来，两度出现。光瑞殊壮。而舍利如指骨，在石臼中。如何狭陋若此？’答曰：‘诸鬼神中贫富不定，各是往业，如人不殊，天中亦尔。随其所有而供养此塔云云’。”⑥
道宣（595~667）律师曾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奉敕亲赴法门寺迎礼佛骨，为皇室任命的行道高僧之一。“舍利如指骨”，“在石臼中”乃道宣奉命开塔时亲身经历。
法门寺用极其简陋“石臼”安奉佛舍利，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佛舍利瘗埋制度史上仅见的一个特例。基于以下三条理由，我们认为，这个特例可能是比较魏、晋以后用宝瓶、石函安奉舍利的传统更早出现的一种舍利安奉方式。
理由之一，据《魏书·释老志》载：“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宫宇，谓为‘塔’”。⑦北魏时中国佛教界已经确立用宝瓶安奉舍利的传统。
理由之二，道宣所著另一部名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搜罗宏富，书中采集晋、宋至唐初神州大地有据可依的各处佛塔圣迹普遍采用宝瓶、石函或金、银、铜函安奉舍利。
舍利塔基石函安放示意图理由之三，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经科学发掘的北魏到明清近40处舍利塔基考古资料证明：最早从北魏开始，各地舍利塔基已普遍采用石函、盝顶石函和舍利瓶安奉舍利，如河北定县北魏兴安二年（453）石函、北魏太和五年舍利石函，而且都有一定数量的钱币或金、银、琉璃等七宝类供养品随葬；隋代则开始采用鎏金铜盝宝函、铜质函盒以及精致的石函安奉舍利，随葬供养器物更多⑧。
既然显庆年间开塔时“舍利如指骨”仍“在石臼中”，简陋到如此地步，可以知道贞观五年张亮修塔时，塔基之下一仍其旧，没有安奉佛舍利的石室，舍利石臼直接埋在塔基下一丈余深处夯土中。见诸报道的考古资料证明，北魏时期采用宝瓶、石函安奉舍利的塔基普遍没有地宫石室，舍利石函直接埋入塔基夯土中.
关于唐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重修之法门寺塔的形制。从前述“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加之重塔”，以及道宣律师《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显庆年间重修宝塔寺僧以塔上“旧材多杂朽故，遂总换以柏”，可以推知贞观五年张亮重修之塔为单层木塔。
又据《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高宗“显庆四年九月，琮即入塔内，专精苦到，行道久之，未有光现。至十日三更，乃臂上安炭，就而烧香，懔励专注，曾无异想。忽闻塔内像下震裂之声，往观乃见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内三像足各各放光，赤白绿色缠绕而上，至于衡桷，合成帐盖。琮大喜，踊，将欲召僧，乃睹塔内畟塞，僧徒合掌而立，谓是同寺”⑨。可见单层木塔内有相当大的空间作佛事活动。
贞观五年法门寺单层木塔的形制，可以从地宫前室出土安奉佛指舍利的汉白玉阿育王塔及其内部鎏金铜浮图得到佐证。鎏金铜浮图造型精制，通高53.5厘米，塔基平面为方形，塔基三重均设勾栏，上层作须弥座形式，束腰部分壸门处透空。各层塔基上下于各面正中设拱桥形飞梯，桥头立二望柱，柱顶蹲兽。塔身面阔、进深均为三间，当心间设双扇门，门中部有插杠，门外置金刚力士一对。顶似“攒尖顶”，柱头斗拱、补间人字拱、攀间枋、栏额、蜀柱俱全。塔顶表现出筒板瓦屋面及屋脊端头三叠翘头筒瓦的形式。塔顶中心置覆莲、宝匣、覆钵、六盘相轮及刹顶宝珠等。这种面阔三间的方形单层木塔在敦煌盛唐壁画中多有出现，应该是比较接近唐初法门寺塔的造型（图三，地宫出土汉白玉阿育王塔及鎏金铜浮图）。
二、唐法门寺四层木塔及地宫建造年代探讨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至龙朔二年（662），按照“三十年一开”的传统，唐王朝如期举行第二次迎佛骨盛典，法门寺真身宝塔由贞观五年的单层木塔改建成四层木塔，并在塔下首次修筑安奉佛指舍利的石室，按照帝王陵墓的规格建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塔下地宫。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九月，距贞观五年（631）第一次开塔示现佛舍利将满30年，开启法门寺塔供奉佛骨事再度列入唐王朝的议事日程。
根据道宣律师《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述，唐高宗朝开塔供奉舍利不同于贞观五年由地方官岐州刺史主持其事，而是唐高宗李治直接部署内道场僧实施。高宗朝此次援引贞观五年旧例开塔供养佛骨，标志着“三十年一开”正式确立为有唐一代国家祭祀的基本制度。
高宗朝此次开塔供养佛骨，正值唐王朝经历“贞观之治”以后步入盛世的重要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政治文化的稳定繁荣以及整体国力的逐步强盛，使得此次有皇权政治强力介入的开塔供养盛举有可能完成对法门寺塔、地宫进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制。经过此次改制，法门寺塔及地宫一举成为中国佛舍利安奉制度至尊等级的象征。
高宗朝开塔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自显庆四年（659）九月至龙朔二年（662）二月历时三年之久。
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
显庆四年九月，内山僧智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