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卫藏地区几处佛教石窟遗址的调查与研究
　　来源：西藏研究　　作者：霍巍
　　佛教传入吐蕃之后，佛教石窟寺艺术也随之在西藏高原兴起。开凿石窟、雕刻塑造佛像之风在当时的政治、宗教、文化、经济中心拉萨初开其端，被称之为“吐蕃第一窟”的拉萨药王山查那路甫石窟，便是其中的一处重要的早期石窟寺遗存。①但由于田野考古工作的局限，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西藏高原这一佛教艺术重要的表现形式并未能够从文献与考古材料两方面加以认真的识别与研究，西藏一直被认为是佛教石窟寺艺术分布图上一个几乎是空白的地区。近年来，随着西藏西部以皮央、东嘎石窟遗址为代表的一批石窟遗址的考古发现，②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探讨开始渐为关注。90年代以来，笔者因参加西藏自治区文物部门组织的全区文物普查，有机会调查了解到几处卫藏地区石窟遗址的情况，现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加以整理，并提出自己的一些初步看法。
　　一、文献记载的卫藏地区佛教石窟与造像
　　卫藏地区是吐蕃及其以后历代西藏政府统治的腹心地带。随着佛教的传入与不断发展，佛教石窟寺也开始在这一地区兴起，并且有着广阔的分布范围。这里，我们首先以《卫藏道场胜迹志》为例，来加以分析探讨。该书作者相传为朵康德格人钦则旺布活佛，成书年代约为19世纪。这本著作根据译注者刘立千介绍，有三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此书系作者本人亲游卫藏各地，遍访所有名胜古迹，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后记录的文字，所记的方位、地名均比较翔实可靠，颇有参考价值；
　　第二，作者巡游的路线记载得有条不紊，脉胳分明，参照藏文史料中“卫藏四茹”的地域概念，将卫藏地区划分为这四个大区，以这四个大区为纲，分别加以叙述，体例分明；
　　第三，作者对宗教派别不怀成见，将藏地各教派的神山道场一视同仁加以介绍，比较客观全面。③
　　在这部著作中，记载了卫藏地区各种佛教胜迹，其中一类即为雕刻塑造有佛像的岩洞。下面，依书中叙述的顺序，仅举出数例（拉萨市查那路甫石窟因笔者已有专文所论，故此处略去）：
　　从拉萨沿藏河北岸逆流而行便到扎耶巴。耶巴的达瓦浦岩洞内有邬坚大师的替身像和很多天然生成的各种神像。④
　　据刘立千注文，上文中的“藏河”，指的是机曲河，通称为拉萨河，此水源出于念青唐古拉山南麓，流至拉萨市郊称为拉萨河，在《唐书》中称为逻娑川、藏河。“扎耶巴”位于拉萨东北，在一些藏文史书中也称之为“叶巴”。松赞干布时代，其王妃芒萨赤姜在此建立过“耶巴寺”，赤松德赞时期在此又建立过许多修行院，与当时桑耶的青浦、雅隆的协札合称为三大修道圣地。“达瓦浦”在藏语中即为“月亮窟”之意。据《智者喜宴》记载，相传赤松德赞时期名臣杰瓦乔央在这里修道成功后，在窟外乘着月光升天而去，故名之。
　　书中记载，在仲堆也有类似的洞窟：
　　在仲堆有宁译师寝处的岩洞。洞内供有极为威灵的四面明王像。⑤
　　文中的仲堆，在耶巴的东面，今西藏达孜县的一个区，这里相传是藏传佛教噶当派祖师仲敦巴生长之处。
　　在雅隆河谷一带的佛教修道圣地，也存在着这种供奉有佛像的岩洞：
　　此外在最驰名的贡塘蚌摩齐、斯居蚌巴、乃措蚌巴以及北部山岭上最驰名的雅隆协吉扎浦等大修道圣地的中心岩洞内，还有邬坚大师的真身替代像，是开口显过圣的神像和其他天然生成的佛像，为数真是不少。⑥
　　书中还记载，雅隆河谷琼结一带，这样的洞窟也不少见：
　　从巴郭往上行，中途就到了格西库敦·尊追雍中的驻锡地名苏拉唐布齐。这里有蚌纳斯巴坚等很多的古迹文物，还有阿底峡居住过的岩窟和窟内的佛像等，均是有护佑力的圣迹。⑦
　　据藏文史书《青史》、《土观宗派源流》等记载，上文中的格西库敦·尊追雍中为藏传佛教阿底峡大师的三大弟子之一，“苏拉唐布齐”是其宣讲佛教《大波若经》之处，刘立千注文中认为这个地点可能是在今西藏山南琼结县境内的琼结河东面某地，⑧但具体地址无法详指。
　　上述岩洞是否与本文所要讨论的佛教石窟寺有关，还需要具体的分析。根据文中透露的信息来看，可以推测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些洞窟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原本系自然洞窟，后来才被加以改造利用，成为具有礼拜性质的修行窟。从笔者长期在西藏地区从事考古调查所掌握的情况看，这种类型的洞窟应当占多数；另一种可能性是，其中某些洞窟本系人工开凿的石窟，但后世却多依照西藏佛教习见的古老传统，将其比附为某种“自然显现”之圣迹，以抬高其地位，这种情况在西藏也同样十分常见。只是要对这两种洞窟确切地加以区分，在没有进行考古调查核证之前，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文献记载反映出的这些线索却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随着佛教传入西藏并不断地发展，开凿石窟、雕塑佛像便绝不会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仅仅局限于某一地区，很有可能在佛教传入时间较早、人口密度较大、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都存在着这类遗存，只是由于它们往往在流传后世的过程中渐渐被蒙上了一层宗教或神话的外衣，不易被辨识出来而已。
　　二、卫藏西南部的岗巴县乃甲切木石窟
　　岗巴县位于卫藏的西南部，地处喜马拉雅山中段北麓，藏语的含义为“雪山附近”。它南与锡金相接壤，东南紧靠着尼泊尔，是西藏著名的边境县之一。据藏文史书的记载，8世纪中叶，印度高僧莲花生大师应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之迎请，返回时便路过岗巴，并在此传授过密法。县境内的多吉曲登尼玛寺（意为金刚太阳塔寺），相传便是在赤松德赞的授意下建立起来的，至今在西藏及锡金、尼泊尔的佛教信徒中仍很有影响。
　　昌龙位于岗巴县城西南约30公里处，在南北两列雪山环绕的一片草地中，有一条名为苦曲藏布的小河流过，河北岸有一名为“乃”的小村庄，村后有一座泥砂岩山，海拔高度约5000米。1990年，在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中在此调查发现了一处由5座洞窟组成的石窟群，当地称其为“乃甲切木”石窟。这是首次通过考古调查在卫藏西南部发现的佛教石窟寺遗存。现以原调查简报为基础，⑨对有关情况作以下分析讨论：
　　（一）石窟的平面型制
　　乃甲切木石窟开凿在距离地面高约10余米处，洞口皆面向南方，从西至东排列，依次编号为第1至第5号窟。
　　其中，第1、2、5号窟因长年雨水冲刷及自然破坏，已经残损，窟内已无壁画、雕塑等遗存。唯第3、4号窟窟形保存尚完整，可以观察到它们的型制特点。第3号窟平面为不规则的圆形，面积约15平方米，高3米，无雕塑，窟顶部遗有壁画的痕迹，但内容因长年烟火熏黑后已无法辨识。窟外西侧约3米处的崖壁上雕刻有一组石龛造像，高1米，宽1.2米，内容详后。第4号窟的平面呈圆角方形，进深3.2米，面阔3.7米，高3.2米。窟顶平展，原绘有壁画，也因被长年烟火熏黑，内容无法识出。窟门高2.2米，宽1米，四壁从窟底1.5米以上均为浮雕造像，造像的方法为石胎泥塑。
　　（二）石窟造像及其性质
　　乃甲切木石窟的造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雕刻在洞窟外崖壁上的浅龛石胎泥塑浮雕造像，一种是石窟内四壁上的石胎泥塑像。
　　第一种造像见于第3号窟。在此窟外西侧崖壁上，凿出了三个“门”字形的小龛，高出地表约3米，中间的小龛稍高于两侧的小龛，龛的两边各有一根立柱，呈圆柱形，无柱础，柱头上雕饰以仰莲，4柱支撑着3座雕塑拱门，拱门之上原雕刻出佛塔，西侧拱门与中间拱门之上的佛塔已毁，唯有东侧拱门之上的佛塔尚存，方形的塔基之上有圆形的塔瓶，塔瓶之上可见相轮与塔刹。正中拱门内的佛像头戴三花佛冠，着通肩大衣，双手结相于胸前，但两手掌已残失。佛结跏趺坐于仰莲台，台座外层的泥塑已残。西侧小龛内的佛像头上未戴冠，高肉髻，耳垂至肩，双手结印相于胸前，结跏趺坐，两手掌已残失。东侧小龛内的佛像为高肉髻，着通肩大衣，结跏趺坐，右手残缺，左手自然下垂，手掌也残失不存。
　　第二种造像可以第4号窟为例。此窟四面均有造像，北壁正中一佛像，肉髻，脸型略呈长方形，面颊丰满，耳垂肥大，下垂至肩，赤裸上身，饰以项链、臂钏、璎珞等，左肩至右胁斜结一带，双手交至胸前结印，手掌部已残缺。佛像的腰部束联珠窄带，下垂璎珞，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之上。须弥座中间有一柱，两侧各有一立狮。佛像的头部上方，有泥塑的椭圆形头光，佛像的两侧雕塑有仰覆莲、金刚杵、摩羯鱼、大象等“六孥具”。
　　石窟的东、西两壁共有四组造像，每壁两组，每组造像的高度、宽度、布局等均相同。其基本的组合方式为：正中有一须弥座，须弥座上置一覆莲座，其上为一尊结跏趺坐的佛像，为该组造像中居于显要位置的主尊，高度约0.7米。围绕着主尊的上、下、左、右四方，各有一尊造像，均结跏趺坐，台座为仰莲座，造像的头后有椭圆的桃形浮雕头光，身上饰有项饰、臂钏、手镯，上身多赤裸，或着袒右贴身僧衣，下身均着紧身长裤，赤足，除最南壁的两尊小像外，其余诸像均无背光。
　　上述四组造像主尊所处的须弥座上，在中柱的两侧各有浮雕的动物图案，分别为大象、立马、金翅鸟、孔雀等。
　　对于乃甲切木石窟第4号窟各壁造像的造型、组合、布局特点及其所反映出的性质，原调查者简报指出：“乃甲切木石窟造像均为裸露上身或着右袒袭裟，臂着钏，颈戴项饰，身佩璎珞，佛均作跏趺座，菩萨头戴宝冠，并配以表示种种誓愿、智慧、功德的手印，具有密宗造像的特征”。⑩这个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此外，笔者进一步认为，第4号窟造像从布局与配置上来看，应当与金刚界五佛有关，是一座以金刚界五佛曼荼罗为题材的“坛城窟”。
　　按照佛教密宗典籍的记载，金刚界五佛曼荼罗的基本构造为：
　　中央为如来部，东方为金刚部，南方为宝部，西方为法部（莲华部），北方为羯磨部，分 别由大日如来（中央）、阿閦佛（东）、宝生佛（南）、阿弥陀佛（西）、不空成就佛（北）统率各部，为各部之部主，称为五方佛或五佛。五佛之中，以大日如来为最高尊神。
　　大日如来之外，有四个最为亲近的波罗密菩萨，即金波罗密菩萨（东）、宝波罗密菩萨（南）、法波罗密菩萨（西）、业波罗密菩萨（北），据说大日如来以外的四佛，均系这四波罗密菩萨所生，四佛各为一方部主，四菩萨则称之为部母，也称为金刚女。
　　其余四佛的四方，也有十六大菩萨。再其次，为向诸尊供养的八供养菩萨以及守护四方门卫的四摄菩萨等。
　　上述金刚界曼荼罗诸尊像一般有“金刚界三十七尊”或“金刚界三十二尊”（不计入大日如来等五佛）的称谓法。［11］
　　对照乃甲切木第4号窟各壁造像的配置，其五佛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北壁的佛像为窟中最高大的佛像，像座下雕有立狮，当系大日如来，其双手结印当为智拳印；而其东、西两壁上四组佛像的主尊，当系各部主。但原调查简报中对其身份未作出明确的识别，导致其后一些研究者引用这批材料时错误地将这些造像定名为“有释迦像5身、弟子像16身、天女像8身、力士像4身。释迦坐于生灵座上，内刻双狮、双象、双马、双鸾、双怪人”云云。［12］现据原简报重新定名如下：
　　原简报描述“东壁北组”造像主尊之须弥座上饰有浮雕大象，左手结禅定印，右手结触地印，具东方阿閦佛的造像特征，由此可以判定其当系东方部主阿閦佛；“东壁南组”主尊左手结禅定印，右手结与愿印，须弥座上饰有浮雕立马，具南方宝生佛的造像特征，当系南方部主宝生佛；“西壁北组”须弥座上有金翅鸟浮雕，主尊左手结禅定印，右手结施无畏印（原简报误为说法印），具北方不空成就佛之特征，当系北方部主不空成就佛；“西壁南组”须弥座上有孔雀浮雕，主尊双手于腹前结禅定印，具西方阿弥陀佛之特征，当系西方部主阿弥陀佛。
　　唐代汉地密教金刚界五佛的配置方位，一般都是按照密教大师不空所译出的《略述金刚瑜伽分别圣位修正法门》［13］等密宗金刚部典籍的仪轨，按右旋的方位来加以布置的，即，前（西）为阿弥陀佛，后（东）为阿閦佛，左（北）为不空成就佛，右（南）为宝生佛，居中为大日如来。我们可以观察到，乃甲切木第4号石窟内的金刚界五佛，也基本上是按照与唐代汉地密教相同的金刚界五佛右旋的配置方位来加以布局的。这个特点很引人注目，反映出印度密教传入汉地与传入西藏的某些同类题材具有一定的共性。
　　此外，原简报记载在该窟南壁有上下两排造像，上排为8尊菩萨，正与密教金刚界曼荼罗中的八供养菩萨之数相合；南壁的下排则为4尊力士像，可能与金刚界曼荼罗中的四摄菩萨之数暗合。这些特点都表明，该窟造像具有十分明显的金刚界五佛曼荼罗的特征，应当是一座“坛城窟”。
　　（三）关于乃甲切木石窟的年代
　　位于卫藏西南边地的这处石窟的年代，由于没有发现有关的纪年材料，所以对其年代的判断只能依靠其他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遗迹现象进行初步的推测。
　　原简报认为，乃甲切木石窟的年代“很可能早至吐蕃王朝时期”；而也有研究者提出：“石窟的雕刻时代，似在12—13世纪之间。生灵座上的五孥，与14世纪的有明显区别”。［14］很显然，上述意见彼此之间有着较大的分歧。
　　从石窟造像上所反映的特点来看，其造像方法为石胎泥塑，这与前述拉萨市查那路浦石窟早期（第一期）石胎泥塑像有着相同之处，而到了查那路浦石窟的晚期造像中，或为单纯的石雕，或为典型的泥雕，已不见这种石胎泥塑像。查那路浦石窟早期造像的年代，可能与印度后期波罗王朝时期密教造像的盛行与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故其上限不可能早过8世纪，但也不会晚到12～13世纪。［15］
　　此外，乃甲切木石窟造像中已出现了头戴花冠的佛像，这也是波罗王朝时期密教像的特点之一，它最初出现于7～8世纪，至10世纪方大为盛行。考虑到这些因素传播影响到西藏本身还有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在卫藏西南部出现这种佛像的时间，也不大可能早过8世纪，似大体上定在8～10世纪为妥。
　　三、山南曲松县色物乡洛村石窟
　　藏族史书记载，西藏最早的原始人类居住在今雅鲁藏布南岸山南泽当一带，即历史上的雅隆地区。传说“六父天王神”的后代、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从天上降到地上，首先便是降临到雅隆，被尊为“赞普悉补野”，或称“圣神赞普鹘提悉补野”。其后，经过数代赞普，先后兼并周邻各部，雅隆部落渐渐强大起来。到松赞干布时期，最终以此为根据地统一西藏高原各部，建立起强大的吐蕃王朝。
　　不仅如此，在藏文史书中记载的佛教文物从天而降，就是降临在山南雅隆一带的雍布拉康。这虽然是后世的附会之说，但也可见该地区在西藏古代史和佛教史上均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然而，长期以来，山南地区佛教石窟考古却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本世纪90年代西藏全区文物普查工作中，才在曲松县的“洛”村发现了一处石窟遗址。［16］这处石窟的调查发现，为我们认识佛教石窟艺术在卫藏地区的发展与传播状况，提供了新的资料。
　　（一）洛村石窟遗址的分布
　　洛村位于山南曲松县境内的色物乡西北约10公里处，其西为自南向北流去的色曲河，其上游称为邛多江，河流两岸的山体为邛多江盆地的远古湖相沉积砾岩，由于水流侵蚀切割，形成了多处高崖，石窟便开凿在村庄南北两侧的山崖上。石窟地点与现河床相对高差在50～80米之间，海拔高度为4010～4030米。
　　按照石窟的分布情况，可分为A、B、C三区，开凿有石窟崖面的总长度约为750米（图一）。
　　A区：位于洛村南侧约100米处的崖面上，石窟开凿在长约200米的崖体上，共有大小洞窟共20座，型制有单层与双层之分，是该石窟遗址中石窟分布最为密集的一区。
　　B区：位于洛村西侧约100米处的崖面上，分布长度约220米，共有石窟约20座。
　　C区：位于村庄东北侧约80米处的山崖崖面上，分布长度约200米，大小洞窟共约20座。
　　（二）洛村石窟的类别与典型洞窟
　　洛村石窟按其用途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供置佛像、绘制壁画的礼佛窟，一类为僧侣的修行洞窟。后者在窟中多遗有生活居住的痕迹，壁上开出灯龛、烟道，壁面遗有大量烟炱痕迹。这里，我们举出一些典型的洞窟加以介绍：
　　A区1号窟（编号AQ1）：此系洛村石窟中最具特色的一座洞窟。该窟位于A区中部，崖面走向为西北—东南回，朝向东北，距地面（崖面下一级阶地）高约15米，海拔4010米。石窟平面略呈马蹄形，洞口阔8.8米，高2.6米，深9米，沿洞口有一高出地面约0.3米的石槛，用石块砌成。
　　石窟平面为带中心柱的塔庙窟（即“支提窟”），中心柱位于窟内中部稍偏后，中心柱底部平面为长方形，长边长3.6米，短边长2.8米，侧视呈束腰形，高为2.8米。这是继拉萨查那路浦石窟之后，在西藏高原考古调查发现的第二座中心柱式的塔庙窟（图二、图三）。由于洞窟的型制特别，当地藏族群众称其为“折布拉古”，意为“牛鼻子”。
　　洞窟系用金属工具在砾石崖面上开凿而成，洞顶、三面壁上以及中心柱的四壁均抹涂一层草泥皮，其上再刷一层白灰浆。在一些泥皮已经剥落的壁面上，可以观察到清晰的呈长条形的工具凿痕，宽约1厘米。在刷有白灰的洞窟顶部、窟内的三面壁上，以及中心柱的四周，原来均有彩绘壁画和彩塑泥雕，现多已残毁，但尚可观察到一些残存的局部：
　　窟顶原满饰彩绘，图案为四方连续的圆形莲花，四朵莲花之间绘以四叶莲纹，图案采用红、白、黑三色绘出，色调淡雅统一，线条流畅自然。
　　南壁原塑有泥塑佛像一排，现仅余有东端火焰形背光一躯。
　　西壁原亦有泥塑佛像及彩绘壁画，皆因破坏凿毁不存，仅在壁面上遗有固定泥塑而安插短木桩的洞孔若干。
　　北壁原泥塑亦被凿毁，现残存泥塑背光五躯及彩绘壁画的局部。五躯背光一线排列，凸出壁面约6—8厘米，从西向东1～4躯背光为舟形，由身光与头光两部分组成，光环上有泥塑涡旋纹。第5躯背光为呈桃形的火焰形背光，型制与南壁火焰背光相同，其位置亦相对，估计原泥塑可能为密宗的护法神像。背光原高1.6米，宽1.1米，下部多已残毁。在这排泥塑上方与窟顶之间可辨识的彩绘壁画内容有：卷云图案一排4朵，其间以横条色带相连，最东端为四叶莲花纹一朵，这排图案之间还绘有一长方形的色块作为点缀。卷云、莲叶纹的下方有佛像数尊，从遗痕上看原为4尊，其中较为清晰的有2尊。由西向东的第1尊头戴宝髻高冠，着袒右大衣，内着僧祗支，右手屈于胸前作说法印，手臂戴有钏等饰物。第2尊佛像螺发，着右衽长袍，右手平置于膝上，左手作与愿印。第3尊佛像仅可见其背光，余不可辨。这组彩绘以单线勾勒形象，平涂色彩，线条流动而富有弹性（图四、图五）。
　　中心柱的四面壁上，也残存有壁画和泥塑的痕迹。中心柱的东南面（正面）中央有泥塑佛像的舟形背光一躯，两侧塑有卷云纹，外环以泥塑光环一周，光环上有连续的的涡旋纹，原佛像已不存。背光的上方左右两侧分别绘有一飞天的形象，头戴花冠，身披飘飞的帛带，作翩然飞舞状，形象虽已残毁，但其姿态依然生动可辨。
　　中心柱西面（背面）彩绘仅存上半部图案清晰可辨。中间残存泥塑背光一躯，为舟形头光及圆形身光组成，光环上塑出涡旋纹及云状纹饰，原来似用色彩作过填描，局部凹处尚存红、绿色矿物质原料痕迹。背光之上方为半圆形的彩绘背屏，其上绘满了菩提树叶，中间嵌描出两朵圆形单瓣花纹；背屏的两侧画有单个的圆形莲花及圆形、长方形的色块。背光的左右两侧及下方原绘有佛像数尊，大部已被凿毁，仅在靠上的两尊残存背光画痕，依稀可辨出右侧似为一菩萨像，头戴花冠，身披飘带、天衣，手、臂部均戴有钏饰，项下饰以璎珞。左侧似为一尊观音像，头戴高宝冠，身披天衣，结跏趺坐于莲台，手、臂皆佩有钏饰及插花等饰物（图六）。
　　中心柱的北面（左侧）残存泥塑佛像的圆形背光，大部已残，仅见光环上饰有涡旋纹；其左侧可辨识出较为清晰的彩绘内容：佛像一尊，有圆形的头光和身光，结跏趺坐于莲台，莲台下有一排长方形色块与其下方的彩绘佛像相间。
　　中心柱的南面（右侧）仅存中央泥塑佛像的背光残痕，由舟形的身光和圆形的背光构成，光环上塑有涡旋纹并残存填彩痕迹。
　　B区1号窟（编号BQ1）：该窟位于B区最北端，平面亦呈马蹄形，但无中心柱，窟顶为横长券式，洞口长9米，洞深5米，高3米，洞内壁上亦有被凿毁的泥塑佛像痕迹，洞顶及三面壁上部有用红、黑、黄三色绘出的宽带饰流苏，将窟顶与三面壁的上部连接成一个大宝盖状的桃形纹带图案。
　　C区4号窟（编号CQ4）：该窟位于C区北段中部，分为上下两层窟，下层窟系僧侣生活起居用的修行窟，在壁上凿有方形及长方形的灯龛。上层为礼佛窟，平面呈长方形，阔3.3米，深1.8米，高2米左右，窟顶为平顶。此窟内泥塑佛像皆已不存，仅在顶上有彩绘的天花图案，图案满绘于窟顶，周边以红、蓝、白三色绘出方格状装饰纹带，中间以蓝、白二色满绘莲花纹。
　　C区6号窟（编号CQ6）：位于C区4号窟南侧约10米处，平面略呈外宽内窄的梯形，洞口凿有门道，门道阔3.9米，高2.5米，进深2.5米，窟室内阔3.7米，进深3.7米，窟顶为弯窿顶式，四面向上收分，顶部凸起呈一圆形，最高处3米。
　　（三）拉日石窟与洛村石窟
　　在洛村石窟群的附近，考古调查中还发现了另一处石窟地点，这个地点与洛村紧相毗邻，位于色物乡甲日贡村以东约2公里处一条近南北向小山沟的西侧，名为“拉日”，藏语中意为“神山”。因这处石窟的建造特点、壁画的风格特色等方面均与洛村石窟群十分接近，故在这里一并加以论述。
　　拉日石窟所在地点海拔高度4170米，石窟开凿在山沟西侧略呈一西北向的山体崖面上，山崖为湖相沉积砾岩的切蚀面，略呈阶梯状，石窟距沟底地面高度为30～50米。该地点共计开凿有石窟20座左右，大部分洞窟为僧侣的修行窟，窟内壁面上开凿出小龛，窟壁及窟顶部遗有烟炱痕迹。但是，也有少量洞窟在壁上绘有壁画，其性质可能为礼佛用的礼佛窟。这里，我们举出比较典型的第4号窟（编号LQ4）为例说明之。
　　拉日第4号窟位于这一地点石窟分布最为密集的山崖西北端，这一处共有各种型制的洞窟9座，洞窟的前缘多砌有石台阶或石围垣，有的洞窟门楣处还残存有安设木檐的痕迹，推测原来可能前接有木石结构的檐棚之类建筑。4号窟洞窟平面略呈马蹄形，洞口阔1.1米，高1.6米，洞窟进深约1.5米，洞内最宽处为1.54米，洞口的上方有浅平的门龛式的横楣，长约3米。
　　此窟窟内三面壁上及门龛式横嵋上均有彩绘壁画的遗痕。其中券拱式窟顶正中绘有八瓣莲花一朵；北壁绘有直径为0.9米的同心圆圆圈纹饰，圆圈的正中绘一正三角形图案；南壁绘有宽叶瓣莲花一朵，其下方为一宽边色带，上面绘有白色的圆点纹；西壁绘有同心圆纹三重，层层叠垒，状如宝塔，左下方可辨识出莲花一朵，其外围绕以三重圆圈纹饰。门龛的正中绘有神像一尊，其下半部分已残毁不清，仅有头部及左臂尚可辨识，神像头戴三花宝冠，冠上两侧有如牛角状向上翘起的角，双耳佩垂肩大耳环一对，胸前挂饰物一串，两臂上举，臂上佩有钏饰。
　　拉日石窟窟内彩绘的壁画均以墨线勾勒造型，主色调以红、白、黑三色为其特点，平涂施色，色彩淡雅简朴，与洛村石窟的总体风格十分相近。因此，两处石窟应有密切的关系，很可能原系同一群体，可将这一石窟遗址归入洛村石窟群一并加以考虑，视为同一石窟群的两个不同地点。
　　（四）洛村石窟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洛村石窟的调查发现，丰富了卫藏地区佛教石窟寺艺术的内容，同时也有力地证明自佛教传入西藏高原之后，各个地区都有可能接受这种艺术形式，以便于进一步传播和扩大佛教影响。
　　洛村石窟在调查中没有发现相关的纪年文字，所以，这处石窟年代的判定只能依据其他的一些间接材料。据实地调查，洛村石窟群大约始凿于西藏佛教“后宏期”的早期，但却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期的发展阶段。据传最早在这里开凿石窟、塑造佛像的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僧人，他们所建立的石窟主要集中在石窟群中的A区。而B、C两区石窟开凿的年代相对较晚，据称开始为噶举派的僧人在这两区开窟塑像，后来与宁玛派的僧人合二而一。随着寺院规模的扩大，在今洛村境内建立了一座佛寺——洛曲地寺，才逐渐放弃了山崖上的这些洞窟，将供奉的佛像迁移到寺庙当中。［17］根据这些线索并结合这一地区历史上各教派的活动情况分析推测，我们曾将这一石窟群的年代初步定为11～14世纪（约当北宋中期至元代）。［18］在没有新的纪年材料发现之前，暂从此说。
　　从洛村石窟的类型上来看，较之于上述拉萨查那路浦石窟、岗巴乃甲切木石窟更显多样，其中既有带中心柱的塔庙窟，也有不同型制的修行窟；石窟的立面结构既有单层，也有双层；平面结构则有单室、双室等不同的式样，反映出这已是比较成熟时期的石窟形式。
　　洛村石窟的规模也远要大于前两处石窟，三个区域的石窟在分布总体上相互呼应，但又自成一系。联系到上文提及的调查情况来看，应与不同时代、不同教派的僧人的宗教活动有关。与此同时，这处石窟与后来在同一地点建立的佛寺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成为一处石窟寺与地面佛寺相结合、并具有一定规模的佛教寺院遗址，这应当经历过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
　　洛村石窟的造像方式不是直接在岩石上凿造佛像，而是采用泥塑绘彩的方式，但与拉萨查那路浦石窟、岗巴乃甲切木石窟不同之处在于，这里已不见后两处石窟中早期采用的石胎泥塑造像的方法，而是直接在石窟壁面上泥塑佛像。这一方面可能与这个地区山崖石质构造特点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不同时代或不同地区的造像艺术传统有关。
　　从石窟中残存的壁画与泥塑作品上观察，建造者的工艺水平并不高，无论是壁画的施线设色，还是泥塑作品的造型施彩等各个方面，都显得比较粗糙简单，毫无华丽富贵之风。我认为这可能与这处石窟在宗教上的地位不高，仅仅是一处较小地域内的宗教中心，不具备迎请高水平的工匠、采用价格昂贵的工艺材料等原因有关，极有可能是依靠当地的人力与财力资源开凿建造起来的。如果这一推论成立的话，反过来恰恰能够证明，随着佛教在卫藏地区的发展与传播，即使远离像拉萨这样的政治、宗教、文化中心，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内，也受到了佛教开窟造像这种宗教艺术形式的影响。各个地区依照自已对这种艺术形式的理解和人力、财力条件，也开始兴建石窟寺院。这个例子能够说明，西藏高原石窟寺艺术不仅在其中心区域有所分布，同时在更大的范围内也可能存在着不同时代开凿建造的石窟。这也再次提示我们，前引藏族文献所记载的许多具有佛像的洞窟，有相当一部分很有可能便是属于这种石窟，只是过去由于实地进行的考古调查工作不多，未能够加以识别而已。［责任编辑　李登贵］
　　注释：
　　①霍巍：《吐蕃第一窟——拉萨市药王山查那路甫石窟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即刊稿。
　　②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联合大学考古专业：《西藏阿里东嘎、皮央石窟考古调查简报》，载《文物》1997年第9期。
　　③④⑤⑥⑦⑧钦则旺布：《卫藏道场胜迹志》，刘立千译注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8～9、9、21、23、49页。
　　⑨何强：《西藏岗巴县乃甲切木石窟》，载《南方民族考古·西藏文物考古专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
　　⑩同注⑨。
　　［11］［日］立川武藏：《曼荼罗诸神》，东京书房1986年版，第156页。
　　［12］参见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442页。
　　［13］《大正新修大藏经·密教部一》。
　　［14］同注［12］。
　　［15］同注①。
　　［16］参见霍巍等编著：《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洛村石窟”条，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此调查资料系笔者与曲松县当时任县人大副主任的平措、统战部长旺久两位藏族同志共同调查时的笔录，所有藏文材料皆由二同志翻译提供。
　　［18］见注［16］，第214、215页。
　　［作者简介］霍巍，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