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风格佛教造像的形成与发展
　　□ 李静杰　《敦煌研究》 2007年第02期
　　内容摘要：此稿着重分析了泰安北魏太和十八年金铜佛像在青州风格佛教造像形成过程中的位置和作用。之后，讨论了典型青州风格形成时期，广义青州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佛教造像，以及青州地区继续吸收外部因素，和青州风格对外部的影响情况。
　　关键词：佛教造像、青州风格
　　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7)02-0006-08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青州为中心的山东北部区域，出土了数批北朝隋代佛教造像，引起学术界密切关注。这一区域，即大体相当于北朝齐州、青州、光州范围的佛教造像，在雕刻形式与样式方面，有别于山东西部、南部地区以及山东以外地方，可以界定为青州风格佛教造像。也就是说。青州风格佛教造像不限于狭义的青州一地，而是泛指山东北部具有明显当地特征的佛教造像。此前，笔者对佛教造像的青州风格略有阐述，尔后，学者们相继提出一些有见地看法。所谓青州风格，可以分为造像样式与造像形式两个层面。造像样式主要针对佛像、菩萨像的躯体造型，造像形式则侧重于背光图样。此稿着眼于构成青州风格佛教造像重要特征的，由龙、缠枝莲花、化生、飞天、弦纹带，和火焰纹组合的背光图样模式，以期深化对青州风格佛教造像形成与发展问题的认识。
　　一　青州风格佛教造像的前期阶段
　　从已发现的作品推断，典型青州风格佛教造像约形成于北魏正光(520～525年)前后。在此之前，青州风格佛教造像还经历了一个前期阶段。
　　目前，能够确定为山东520年以前的纪年佛教造像计17例，均为金铜佛像。其中山东北部，即属于广义青州范围的占16例，分别为博兴10、惠民1、诸城2、高青1、淄博1、莱州1例。16例作品中含禅定佛坐像4、释迦多宝佛并坐像4、佛立像(含释迦、弥勒和尊格不明者)5、莲花手观世音菩萨立像2、普通观世音菩萨立像1例。除淄博的1例佛立像外，与此前及同时期广义定州区域流行的金铜佛像基本一致。可以说，山东北部金铜佛像艺术是在定州影响下产生的，上述佛教造像的分布地点，也大体反映了由西向东波及的倾向，博兴一带似为当时金铜佛像的重要铸造地。这些金铜佛像呈现出一些地方特征，如人体造型朴拙、施用细隆线法雕刻衣纹以及多不镏金等，而这些特征与此后形成的青州风格没有内在联系。由此看来，尚须从青州以外作品探索青州风格的来源问题。
　　在山东520年以前的纪年佛教造像中，1984年泰安汶口村南汶河边出土北魏太和十八年(494)比丘尼妙音造释迦佛金铜像，特别值得重视。出土时仅存光背，高47厘米，如果附加上台座，造像总高约70厘米左右，为一中型金铜佛像。由光背上的铆孔与身光纹样推测，光背前下方原嵌有一主尊并二胁侍三身立像。光背内区由主尊的头光和身光组成。头光部分，正中高浮雕一上面观开敷大莲花，莲花之外表现五圈同心弦纹带，弦纹带外围高浮雕五身化佛，由身光向头光曲折伸延的缠枝莲花，将莲花化生佛串连起来。身光部分，内侧为五圈纵向外弧的弦纹带，外侧为侧面观缠枝莲花。在光背外区，上部两侧各高浮雕一举长幡的飞天，装饰浅浮雕火焰纹地纹。二飞天之下，两侧各高浮雕一上面观开敷莲花。光背外缘有突出于光背的铆孔(两侧各4个，现存6个，疑残缺的顶部原来也有一个)，当初可能用于安装飞天或莲花等。造像记云：“太和十八年十一月八日，太山郡奉高县(今泰安市东)法林寺尼妙音，为第(弟)子法达敬造释迦像。愿眷属、师僧父母及一切众生，在所生处，因庄严净，面奉圣容，仰诸道教，一闻法言，位登无生。脱落行口，堕于非口者，夜遇观音大圣，速令解脱，所愿如此。此像之口建虽是妙音，成犹众助，名多难列，一豪之福，功弥于上，所愿如是。”据北齐魏收《魏书·地形志》，太山郡隶属兖州，辖县奉高在邻接泰山的东部，铭文所见地望与该像的出土地点符合。
　　十六国时期金铜佛像背光上，已经装饰有莲花、化佛、飞天和火焰纹，然此像表现的缠枝莲花以及由之连接起来的化生佛，是新出现造型。此像背光图样已形成后来青州风格图样模式的雏形，这种缠枝莲花与莲花化生佛组合及其后出现的龙，共同构成了青州风格佛教造像的本质因素。缠枝莲花与莲花化生佛组合，不见于此前的定州佛教造像，因此，妙音造像的光背图样构成，一定另有来源。
　　太和十八年，正值北魏由平城(今大同)向洛阳迁都之际，龙门石窟尚未开凿，须将目光投向更远的云冈石窟和南朝地区。约在5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前半营造的云冈第11窟和第6窟中，见有与妙音造像背光近似图样。如云冈第6窟中心柱南面上层佛立像的背光，由莲花、化佛、飞天和火焰纹组成，除没有缠枝莲花及弦纹外，与妙音造像非常接近。缠枝莲花见于云冈第11窟南壁下层西部二佛并坐龛的龛楣，尤其缠枝莲花上开始表现化佛，龛楣上方还见有飞天。妙音造像出现的长幡不见于其他金铜佛像，云冈第11窟南壁上层东部多宝塔的相轮上则有类似图像。幡主要用来庄严佛事，出现在象征法华经的多宝塔上，似乎还有称扬法华经或大乘佛法的作用。可见，妙音造像背光所见诸图样因素，均在稍前的云冈石窟出现。
　　北魏太和十七年至十九年(493～495)，随着都城南迁，平城文化也带到洛阳。在龙门古阳洞南北两壁迁都后几年内开凿的诸龛像中，可以见到上述云冈石窟中的图样。如古阳洞南壁第三段第一龛惠珍造像的背光图样，开敷莲花、化佛、飞天、火焰纹俱全，与云冈石窟有明显承袭关系。不过，妙音造像的太和十八年，洛阳的文化建设刚刚起步，古阳洞最早龛像也是这年开凿的。而且，古阳洞最早开凿的一批龛像中都不见缠枝莲花。因此，难以说妙音造像背光图样来源于洛阳。这样看来，妙音造像图样因素主要反映了与平城的联系。尽管如此，在云冈石窟造像中，却不见头光装饰一圈缠枝莲花的造像实例。而且，在永靖炳灵寺西秦、北朝石窟，敦煌莫高窟北凉、北朝石窟，以及麦积山北朝石窟中，也全无踪影。头光装饰缠枝莲花为印度笈多朝佛像通行式样，妙音造像头光装饰缠枝莲花作法与前者别无两样，只是细部表现有所不同。应该考虑妙音造像光装饰缠枝莲花受到印度方面的影响，问题在于怎样的传播途径。如上所述，由西域传来的可能性不大，遗憾的是四川南朝造像中也不存在这种表现，只能另外考虑。
　　妙音造像出现的南朝因素尤其值得注意。佛像身光上表现的侧面观缠枝莲花，在北方佛教造像上从未出现过，类似表现见于常州南郊戚家村南朝墓画像砖。戚家村墓画像砖上，表现出从覆莲中央伸出一把茎上附着莲蕾、小覆莲花与扇形荷叶的图样，诸要素则与妙音造像的缠枝莲花大体一致。类似的莲花纹样还见于其他南朝墓，这种情况反映出缠枝莲花纹样由南朝向北朝传播的线索。据《魏书·帝纪》，5世纪60年代末，北魏刚刚从南朝宋的版图掠取并拥有兖州及山东北部地区。相对定州、洛阳等地方，可以说南朝文化对广义青州区域的影响更为深远。妙音造像所在的兖州临近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并且造像年代距离南朝势力退出该地区仅20余年，南朝文化的影响力可以想见。值得注意的是，妙音造像头光装饰缠枝莲花与身光两侧的缠枝莲花，均作形象的侧面观表现。在中国，侧面观缠枝莲花最早出现在长江下游的南朝，应自印度经南海传来。从520年前后开始，广义青州地区的金铜佛像和石刻佛象，头光与身光两侧普遍装饰侧面观缠枝莲花，又呈现向中原腹地扩展的倾向。这样看来，侧面观缠枝莲花很可能由印度，经长江下游地区传播而来，从而在山东尤其广义青州地区获得巨大发展。
　　综上所述，妙音造像背光纹样多可以在云冈石窟中找到来源，同时也见有南朝因素，是北魏首都平城因素与南朝因素的融合体。太和十八年金铜佛像背光纹样，与后来的青州风格造像比较，唯少一龙的要素，已经构成青州风格造像的雏形。
　　此外，前述淄博金铜佛像，即日本藤田美术馆藏刻太和年间(477～499)齐州魏郡铭立佛，人物造型与同时期北魏造像大体一致，其宽阔背光则不同于其他北魏造像，圆锥体覆莲座也有别于四足方座式北魏金铜佛像，不应归入定州因素影响下的山东金铜佛像组群。而且，上述妙音造像的出土地也发现圆锥体覆莲座，发掘者判断与妙音造像同体。诸城林家村出土北魏末期金铜佛像依然保留着这些特征。南朝前期金铜佛像所存甚少，宽阔背光与圆锥体覆莲座，可见于故宫藏传世的南朝·梁大同三年(537)金铜佛像。梁大同三年佛像尽管年代较晚，却为探索宽阔背光与圆锥体覆莲座因素的来源，提供了间接依据。这些特征，均被520年前后兴起的青州风格石刻造像继承下来。
　　二 青州风格佛教造像的形成
　　正光以后的北魏末期，典型青州风格造像艺术形成。这一时期金铜佛像继续流行，石刻造像成为主流形式。石刻造像在金铜佛艺术基础上产生，背屏式造像作莲瓣形背光并覆莲台座的三身像，造像碑通常雕刻突出或凹入碑面的的莲瓣形背光。以下分别介绍属于青州风格的西部、中部、东部，即当时的齐州、青州和光州范围作品。
　　西部地方作品，以济南黄石崖洞西壁一佛二菩萨三身像为代表，据佛菩萨像的样式推断为北魏末期。高浮雕一佛二菩萨三身像。背光分内外区，内区由主尊头光、身光组成。头光内侧为同心弦纹带，外侧为缠枝莲花，身光为弦纹带。外区两外上侧环列九身飞天，飞天之下两侧各一化生佛。两侧飞天之间的上方配置化生佛，下方一对龙之间置一博山炉。弦纹带、缠枝莲花、飞天与龙诸因素及其配置形式，构成典型青州风格。龙是这一时期新出现因素，它的来源还不清楚，不过，在洛阳与大同的石窟造像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龙门古阳洞北壁第三段第二龛杨大眼造像，约造于500年前后，将龛梁雕刻成一对龙，龛梁尾端龙首反顾，龛梁正中龙尾绞缠，这是中原腹地最早出现的龙纹图样之一。北魏迁洛稍前的云冈第13窟天井，即构成此窟主尊交脚菩萨像背光的顶部，雕刻着一对绞缠的龙。虽然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龙的造型不尽相同，从二者时间差来看，龙门石窟的龙纹应由来于云冈石窟。还须注意的是，黄石崖洞西壁三身像主尊头光弦纹带与缠枝莲花组合，尤其缠枝莲花形状与早于北魏正光年间的龙门宾阳中洞三壁主尊头光一致，反映了当时齐州与洛阳地方的密切联系。黄石崖洞西壁三身像头光上方，一对龙之间置一博山炉的表现形式，在山东以外地方难以找到同一造型，但是，云冈6世纪初的小龛造像以及龙门北魏晚期龛像，经常见有二飞天之间置一博山炉的造型。
　　中部地方作品，以日本藤井有邻馆藏北魏正光三年(523)魏怀玉造释迦佛金铜像为代表，造像者系高阳县(今桓台县)人。为一主尊立佛并二胁侍菩萨的三身式造像。主尊背光纹样由内向外依次为开敷莲花、弦纹带、龙衔缠枝莲花与火焰纹，光背两外上侧各有5身铆合组装的飞天，胁侍菩萨站在立体表现的龙衔莲台之上。这是已知最早的龙衔缠枝莲花，以及胁侍立在龙衔莲台上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该龙衔莲台造型成熟至美，似乎不是创始期作品。这种造型构思精巧，前所未见，成为北魏末期至北齐初期十分流行的青州风格要素。龙为水神，龙衔莲花宛如水中生莲，莲上安置佛菩萨，意在佛法兴盛。龙门古阳洞杨大眼造像龛，以及时间略晚的莲花洞南壁东侧下部小龛龛梁，见有龙衔长茎莲花，莲花上坐化佛。这种造型与青州风格造像龙衔缠枝莲花，及胁侍立在龙衔莲台的意匠相近，但表现形式有较大差别，目前还难以判断两者之间有无影响关系。须提及的是，传正定出土北魏晚期五尊式金铜佛立像，两胁侍菩萨立在龙衔莲台上造型，与青州风格无大差别，这种情况在广义定州区域北朝造像中尚属孤例，推测其因素来自青州地方的可能性较大。不仅如此，该造像顶端出现一覆钵顶方形塔，塔的两面各坐一佛，推测是作为多宝佛塔表现的，用来象征法华经或大乘佛法的存在。这是较早出现的金铜佛像背光，或石造像背屏上部表现覆钵顶方形塔的实例。在东魏、北齐青州风格造像中．比较流行背屏顶端二龙或二飞天拱一覆钵顶方形塔的造型，其方形塔因素源自定州的可能性不无存在。尔后，二龙或二飞天拱一覆钵顶方形塔的青州因素，又影响到定州系白石佛教造像，以及北齐邺都乃至太原地方。
　　另一例，青州王孔庄北魏正光六年(525)贾智渊夫妻等造像碑。正面高浮雕一佛二菩萨三身像。背光分作内外区，内区由主尊头光与身光组成。头光由内向外，依次为开敷莲花、弦纹带、缠枝莲花，身光内侧为弦纹带，外侧为缠枝莲花。外区内侧雕刻密集的火焰地纹，地纹之上环列9身化佛，中央上方为一条腾空飞翔的龙。龙衔莲茎向下延伸，成为主尊头光的缠枝莲花。外区外侧环列9身飞天。与前一例作品比较，此像衔缠枝莲花的龙为侧面立体表现，成为后来流行的主要形式。以上二实例表明，在典型青州风格形成过程中，狭义青州地区呈现出文化的先进性。此外，青州龙兴寺出土北魏永安二年(529)韩小华造弥勒佛三尊像碑，背光两左右外上角分别雕刻出一手擎圆盘状物的人物，推测是日天、月天的表现。表现这种图像的造像在狭义青州地区比较流行，也可以看作青州风格造像的特征之一。
　　东部地方作品，以平度苏村北魏正光三年(522)王弥之造像碑为代表。背光图样由内向外，依次为开敷莲花、弦纹带、火焰纹、飞天，这些都是青州风格常见因素。此作品与上述属于青州核心区域的，正光三年魏怀玉造像同年制作，后者已形成典型青州风格，尤其龙与莲花形象生动，造型立体感强。王弥之造像碑则平面化倾向比较强，特别是缺少龙与缠枝莲花要素，呈现边缘地区文化相对滞后的一面。
　　通过以上分析，正光及其以后的北魏末期，在北朝齐州、青州、光州地区，青州风格佛教造像出现并流行。其中狭义青州地区，在青州风格佛教造像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青州风格的形成，还表现出与洛阳地区的某些联系。
　　三 青州风格佛教造像的发展
　　东魏(534～550)、北齐(550～577)时期，青州风格佛教造像获得很大发展。这一时期，广义青州地区进一步吸收外来因素，同时青州因素也波及到周围地区。
　　1．背屏式造像的兴盛
　　在广义青州地域，背屏式石造像出现于北魏晚期，流行至北齐前期，上述背光图样模式，就是针对背屏式石造像而言的。龙与莲花是青州风格佛教造像的本质要素，在青州核心地区，东魏至北齐初期，龙与莲花雕刻玲珑剔透，成为青州风格佛教造像引人注目的标志性特征。龙通常表现为侧面观的倒立形式，口衔莲茎，尾巴上扬。粗壮的四腿有时雕刻出云状羽翼，突出了不寻常的神兽特性，尤其前爪奋力前抓，后爪用力蹬地造型，雄健而气魄。莲花作具体形象的侧面观造型，肥厚翻卷的荷叶背面刻画着清晰叶脉，清脆欲滴的感觉油然而生。饱满的莲蕾含苞待放，看到它，仿佛置身于粉红色的夏天。那充满果实的莲蓬，圆浑灵巧造型透露出几分可爱，预示着收获和希望。龙与莲花造型在青州风格佛教造像，尤其青州核心地区造像中获得充分发展，这是青州艺术家用心血铸就的辉煌。
　　2．外部因素的再吸收
　　东魏、北齐时期，定州系白石佛教造像与青州风格佛教造像，两种民间色彩的造像艺术在山东的黄河沿岸地带汇集。青州风格佛教造像艺术在旧有基础上，吸收了定州系白石佛教造像的某些因素。诸如博兴兴益北齐造像碑，背光上部环列飞天，胁侍立在龙衔莲花上，呈现青州风格佛教造像特征。背光外缘以镂空形式雕刻出菩提树的树叶，应受到定州系白石佛教造像盛行的镂空造型影响。在青州龙兴寺遗址曾经发现一尊半跏思维菩萨像，半跏思维菩萨像是定州系白石佛教造像的本质因素，二者有明显承继关系。同时，半跏思维菩萨垂下的一足踏在龙衔莲花上，又带有青州风格佛像特征。
　　3．青州因素向外波及
　　东魏、北齐时期，青州风格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力超出青州范围，波及到周围地方。首先表现在对广义定州地区的影响，正定出土的东魏白石佛像，以及临漳和曲阳出土的北齐佛像，背光顶部也出现雕刻龙的情形，这种造型进而通过定州影响到太原地区。其次表现在对鲁西与豫北地区的影响，出自河南北部的东魏武定元年(543)路子宽等70人造像，二胁侍菩萨与二胁侍弟子立在龙衔莲花上。地处泰山西麓的东平北齐三尊式佛像，背屏顶端雕刻宝塔，两侧各5身飞天，二胁侍弟子立在龙衔莲蓬上。这些都是来自青州方面的因素。青州风格向外传播，还表现在对临沂北齐佛教造像的影响。临沂北齐佛像多采用河南流行的方柱状造像碑形式，在雕刻内容方面则吸收了青州龙的因素。在临沂造像碑上，不仅流行主尊两侧胁侍立在龙衔莲台上的造型，还见有包括主尊在内的胁侍弟子、菩萨，共同处在同一龙衔莲台上的表现形式。
　　此外，青州风格图样模式飘洋过海，传播到朝鲜半岛，乃至影响到日本飞鸟时代佛教造像。在这方面，学界已经做了较多研究。
　　附记：2000年，笔者承泰安市博物馆王丽娟女士，提供北魏太和十八年金铜佛像图片资料，谨致谢忱。又，在长清灵岩寺2002年9月召开的，“中国济南大灵岩寺佛教文化与艺术高级学术研讨会”上，笔者以“泰安北魏太和十八年金铜佛像分析”为题，口头发表了如上关于该造像的考察情况。基于以上考察，增加新内容形成此稿，其后在诸城2005年11月召开的，“中国北朝佛教造像及其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口头发表。
　　(责任编辑　赵声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