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袋和尚的意义——读《中国佛教史》
　　作者：夏明仁
　　“布袋”和尚乃五代时奉化岳林寺高僧契此，也就是当今中国佛寺几乎必供的那尊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
　　弥勒，是佛教中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中的未来佛。佛教诞生于公元前的古印度，弥勒当然是印度籍的，而布袋和尚是奉化人，后者怎么会是前者呢？当然，在奉化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里，一致持“布袋”是弥勒转世化身的说法。但除了笃诚的善男信女，谁会把这些离奇的传说当真？
　　翻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著名哲学家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有这样短短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关注：“至五代始，又以布袋和尚为弥勒造像。”
　　在这部《中国佛教史》中，有关“布袋”的文字仅此一语，这短短一语只是陈述了弥勒造像演变中的一个转折点，并未释清中国佛教为何要另塑一个以中国和尚为原型的弥勒。但是，读完厚厚三卷《中国佛教史》，再把“布袋”与弥勒的命题放入中国佛教发展历史的大背景中加以思考，不觉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数千年中华文明史反复证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需要在与本国国情较相适应的条件下，与本国传统文化逐步结合，才能得到传播和发展。作为代表古印度文化的佛教也不例外。在它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儒、道等）不断互相影响、吸收，产生了新变异。本来是外来文化，却逐渐发展成为具中国特色的宗教，最后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直白的话，佛教从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不再是原来的印度佛教了。
　　弥勒信仰是佛教三大世俗化信仰之一，在南北朝，它曾一度超过观世音信仰、阿弥陀佛信仰而在我国民间流传最广，在现在全国各地，如在著名的敦煌、龙门等地遗存的佛像中，弥勒佛像的数量大大超过观世音佛像、阿弥陀佛佛像，这就是明证。隋唐之后，随着整个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合流，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弥勒信仰也进一步实现民族化、民俗化。
　　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原理，一种事物内容的变化，必然引起其形式的相应变化，佛教内涵的中国化，必然要求其形式有相应的连动变化。于是，佛或菩萨像的塑造——作为佛教最直观的形式，也就逐步中国化了。原来在印度佛教中头戴天冠的弥勒塑像改变“国籍”，成了以布袋和尚为原型的中国弥勒——布袋和尚，实则是佛教中国化的外部标志或符号之一，甚至也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座具体直观的里程碑。
　　至于中国佛寺里的弥勒是以奉化布袋和尚为原型，而不是以别的僧人为原型，这可能不能排斥一定的偶然性，但更多的是必然性，至少是存在的合理性。譬如可能因为他是当时有名的高僧（宋《高僧传》等许多历史、宗教著作和地方志书中有其传，就是今天的《辞海》也专门有“布袋和尚”的词条），也许是因为他圆寂前的偈语“弥勒真弥勒，化身亿千百。时时示时人，时人皆不识”起了作用……不管怎样，重要的是布袋和尚成为弥勒造像这一现象恰是与中国佛教的演变、发展非常吻合的。
　　掩上《中国佛教史》，不禁想：如果有人因为“布袋”不是印度籍而否认他是中国佛教中的弥勒，其差谬就如同因为中国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而否认它是佛教一样地显然。也只有从这个认识出发，才有可能廓清民间传说中笼罩在布袋和尚头上的种种虚妄的灵光，过于神奇而到了迷信地步的迷雾，从而合乎实际地去认识、把握布袋和尚在中国佛教和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具体地说，把布袋和尚认定为中华弥勒，这无论是从佛教演变历史，还是从认识论上来说，应该是无可置疑的。
　　这该是“布袋”的真意义，也是我阅读《中国佛教史》后的小小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