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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祥洲:佛教与全球化:异化乎?典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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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21世纪的大趋势。自前苏联(USSR)解体以后,全球局势就已经明显地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抗,转型而为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论述的东西方宗教文明的对抗 。顺此一义而言,佛教如何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找到自己的明确定位,并且发挥佛教的中道智慧,化解东西方的宗教对抗,为世界和平奠定更稳固的基础,这是全球佛教领袖们所面临的严肃挑战,也是佛教未来全球化开展的重大契机。

  笔者在近十余年来有关全球化的研究中,得出一个基本的看法,那就是,所谓全球化,仍是一条未定的道路;未来正向发展与负向发展的可能性,两边几乎相等。关键在于,人类所投入的选项,到底是正多于负,或是负多于正?  

  从经济面来看,全球贫富结构两极化的现象,正在加速恶化。从文化面来看,人类对于生命主体性的价值迷失,也普遍地表现为网络成瘾、自杀率上升、毒品泛滥、暴力与恐怖事件升高、卡奴、投机行为猖獗、援交合理化……等社会病态。就此而论,全球化的世纪,也可说是一个人心失衡、价值混乱的世纪。  

  你能想象一架失衡的波音747如何穿越乱流吗?面对全球化的失衡现象,全球各地也不断地出现了反全球化运动。这些运动的诉求,包括:反WTO、反世界银行、反全球暖化等。反对的理由都很充分,问题是,长江不会逆流,没有人反得了全球化。面对洪流,拦堵绝非办法。你必须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导引这个洪流。

  站在佛教研究的立场,深观当前全球化的种种问题,你可以发现,佛教文化正是一帖良药。问题在于,佛教发挥了良药的功能了吗?或是这一帖良药,本身也正在逐渐地随势变质、异化了呢?这是一个重大抉择的时刻。佛教面对全球化,究竟是随势异化(Alienation),或是创立典范(Paradigm)?

  从这个角度来看,2006年“世界佛教论坛”的举行,的确有其时代性的意义。伴随着“全球化”的开展,全球思潮也已经从“现代化”的狂热中,转向“后现代”的多元思维。因特网的自由性、穿透性与匿名性,更使得人类的心灵生活,一夕之间转向一个更加不可知、不可测的虚拟世界。佛教处在当前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纪里,如何彰显佛教本身的核心价值,并且理性地检视本身的发展进路,特别是及时“对治”某些可能“异化”的质素,为人类创立一个良性的宗教“典范”,这是当前佛教界最为迫切的共同课题。十种异化,如何对治? 

  所谓“异化”,也就是变质。一个事物的发展,竟然与自己的本质疏离,形成一种自相矛盾的状况,这就是“异化”。根据笔者长期的观察,佛教随着“全球化”的开展,至少有十种可能的“异化”。兹略述其要,并试论其对治之道。

  第一、深度批判,对治“资本主义化”(Capitalism)。  

  从经济面来说,“全球化”的现况,也有人把它定义为“全球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之所以风行全球,与其说这是资本家的造化,不如说“资本主义”本身具有某些迎合人性贪婪面的有力质素。我们要检视的是,佛教团体是否也开始走向“资本主义化”的道路?

  佛教一旦资本主义化,这样的佛教,根本就是颠倒!理由很简单,“资本主义”是以“利”为中心,而佛教则是以“法”为中心。两者未必矛盾,但佛教一旦向“资本主义”倾斜,“法”的坚持就马上为“利”所替代。现在佛教很多“异化”的怪现象,都是由此而起。 

  资本主义的人间功过,自有人间的因果判断。从佛教“四悉檀”的角度来看,不管哪一种经济主义或形态,都只是“世界悉檀”的铺陈题材而已。重要的是,佛教本身不能停留在“世界悉檀”上,更不能忽略了上达“第一义悉檀”才是佛教的终极目标。

  对治佛教资本主义化的偏失,有赖于佛教领袖与学者们对资本主义的深度批判。这种批判,不应该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也不应该是政治八股的游戏。目前全球佛教团体固然已经做了许多令人赞叹的慈善与入世工作,但奇怪的是,面对资本主义的庞然巨兽,却很少佛教团体能够针对其弊病,作出有深度的批判与论述。这是全球佛教目前最脆弱的部分。笔者以为,“世界佛教论坛”的重心,应该放很大的比重在这里。

  第二、建立公共论坛,对治“商业主义化”

  商业主义化最常用的手段包括:夸大广告、功利取向、市场争夺、业绩用人,以及最明显的,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把它商品化、价格化、卷标化。如果这些商业主义化的特质,反映在佛教上,将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觉,以为修行是要得到什么,殊不知修行只是放下什么罢了。心经所谓“以无所得故”,正是此意。

  欧美思想界接触东方宗教以后,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避免走入灵修唯物主义(Spiritual Materialism)的陷阱。修行乃是老子所谓“为道日损”的过程,如果佛教组织的经营策略,采取了商业主义化的思维,这个时候,不但修行被边缘化了,同时,有许多可能扭曲佛教的花样,都会跟着施展出来。 

  对治商业主义化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成立一个非官方的、非宗派的、非营利的佛教公共论坛,针对佛教的发展议题,不定期地提出监看报告与客观论述。唯有如此,才能抑制商业主义的扩张。

  第三、开创制衡机制,对治“托拉斯化”

  “托拉斯”(Trusts)一词是资本主义企业透过寡占垄断(Monopolies)的手段来扩张企业规模的学术描述。社会资源的寡占垄断,将使得资本家掌握更大的社会控制力而没有制衡的力量。“托拉斯”最大的问题,就是违反自由市场公平竞争的基本伦理。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从1890年开始,就已经在联邦与各州分别制定各种“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Act),以防止企业的寡占垄断。这里必须思考的是,全球的佛教组织中,是否也已经出现了托拉斯化的组织形态?全球的佛教资源,是否逐渐出现过度集中的现象?就佛教本身而言,托拉斯化的最大危机,就是财力与权力的过度膨胀。

  对治佛教教团“托拉斯化”的规模扩张,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除了善用上述深度批判、公共论坛等方式之外,再来就是建立“制衡机制”。佛教的中小型组织,必须彼此建立联谊合作的机制,来制衡大型教团的扩张。这不是在玩“合纵连横”的游戏。“托拉斯化”的教团,往往是一个金字塔形的控制性结构,而中小型教团如果能够采取网状脉胳的互补性结构,就能够有效地发挥“制衡”的机能。

  第四、尊重草根文化,对治“组织跨国化”

  当前经济全球化最明显的问题之一,就是西方跨国财团的全球性扩张,对弱势国家所带来的经济与政治冲击。跨国财团的影响力,几乎已经凌越了国家的力量。最糟糕的是,当西方的信息传播业与跨国财团结合时,它更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帝国主义,对传播弱势国家,造成莫大的文化冲击。  

  从文化面来看,“文化全球化”最理想的发展,就是如何将“全球化”(Globalization)重新定义为“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当全球化的风潮扫向全球各地时,“文化离根性”的危机感,同时也激起了全球各地“文化固根性”(Re-embedding)的觉醒。这就是易经的阴阳之道。现在要省思的是,目前部分佛教组织的跨国性发展,是否有此“全球在地化”的文化自觉?佛教组织的跨国性发展,究竟是将发挥资源互补与济弱扶倾的功能?或是它也可能对全球的佛教文化生态,造成单向传播的不当冲击与倾斜?此外,佛教组织跨国性的发展,是否也将压缩全球各地传统在地寺院的生存空间?一个地区的佛教,其文化厚度,绝不能用财力来衡量,然而,一个佛教组织如果因为资本主义化的手段而拥有庞大的财力,那么,它的跨国发展是否也可能对经济落后地区的佛教,产生错误的示范?    针对上述问题,全球的佛教领袖们必须审慎评估其未来可能出现的正负影响。

  五、提倡简朴生活,对治“消费主义化”(Consumerism)

  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副产品。鼓励消费以提高生产,提高利润,这是消费主义的根本思维。如果佛教的信仰生态也在消费主义的引导下,成为一种商品化的消费行为,那么,佛教有很多非常核心的信仰质素,就可能在无形中被蒸发了。你念佛求生西方,靠的是纯净的信念,靠的是广结善缘的发心,绝不是跟阿弥陀佛做买卖。消费主义另一个特色,就是迎合顾客的口味,如果佛教朝着这个媚俗化的方向发展,那么,佛教就必然要向下沉沦。 

  唯有提倡传统佛教“十二头陀行”所呈显的简朴生活风格, 才能够对治佛教消费主义化的偏差。

  第六、提振僧团民主化,对治“道场山头化”与“丛林子孙化” 

  “山头”一词,在佛教本来是一个正面的字眼。一位善知识,有他自己独特的修行方法,又愿意开山接众,于是而有“山头”。华严经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何尝不是参访五十三个“山头”。但“山头”一旦变成现代所谓的“山头主义”,那就变质了。“山头”以“法”取胜,而“山头主义”则是着重在这个山头本身“势力”的扩张。一“圣”一“俗”,截然有别。与“道场山头化”同时发生的,就是“丛林子孙化”。中国佛教鼎盛时期的明显指标之一就是,到处都是“十方丛林”。等到“子孙丛林”起来了,中国佛教的衰象,也跟着起来了。殷鉴不远,能无省乎?  

  对治“道场山头化”与“丛林子孙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提振僧团的民主化传统。原始佛教的“布萨”制度,就是透过僧团内部会议的程序民主化,来落实僧团自主与民主。

  圣严法师在《戒律学纲要》一书中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最可惜的就是没有把印度佛教的“布萨”制度落实起来。

  在这样一种体制下,不但有“众”无“我”,并且没有人可以操控僧团。也唯有如此,才能够从根本上破除僧团私有化的偏失。

  第七、提升“凡夫菩萨”的警觉,对治“教团领袖造神化” 

  伴随着“山头主义”与“丛林子孙化”的现象,教团领袖的“造神运动”也来了。西方的“一神教(Theism),完全没有个人自我神化的空间。佛教从一切众生本具佛性这个立足点出发,强调“我就是佛”,这个理念中的“我”,乃是彻底把“我执”解消的“我”。“无我”之我,才是“佛”。但是这个“我就是佛”的理念,对于权利欲极重的凡夫而言,却可能被曲解为,只要把“自我”无限地膨胀,“我”就是“佛”。这个“佛”,其实是“神”的代名词。一个佛教徒一旦失去了“凡夫菩萨”应有的警觉与本分, “凡夫菩萨”是印顺法师的话。

  就很容易在群众中不自觉地自我膨胀,自我神化,这是宗教师本身最无可救药的自我迷失。佛陀与提婆达多的区别,就是权力欲已否升华的问题。一个防水表,它在水深三百公尺的地方还不会渗水,但是超过了三百公尺呢?宗教情操的可贵处,就是:不自欺。作为一个“凡夫菩萨”,必须随时自我警惕,你的防水底线到底在哪里?你的权力欲的防腐底线到底在哪里?自古以来不同宗教的先知与传承祖师,都是因为“法”的体证而为后世所推重。近现代的造神运动如斯大林与希特勒,虽然在当时轰轰烈烈,俨然上帝临在,结果还不是逃不过老子所谓“飙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自然法则。 

  然而,佛教组织一旦庞大了,有几个人能够保持一个修行人“清明在躬”的清醒,不被这个造神运动的迷思所诱惑呢? 

  对治这个“自我神化”的盲点,当然有赖于宗教师本身如何保持“凡夫菩萨”应有的警觉。在此同时,学界与教界的监督机制,更是不可缺少。

  第八、落实僧团管理合理化,对治“僧团成员游离化”。 

  在“道场山头化”与“丛林子孙化”的现象之外,另外还有一种反向发展的现象,那就是教团成员的“游离化”。佛教本来就有“阿兰若比丘”的制度,僧团的成员为了精进修行,个人短期闭关用功,本来就是佛教的常态,但现在的情形则是,新出家的僧团成员,不愿意住在寺院里,因为寺院里要分担职事,处处要受到约束,于是才受完三坛大戒,自己的修行功课还没有一个基础,就急着在都会中租一个公寓,忙于接众、聚众,都会小佛堂于是兴起,成了佛教的“个体户”。这个现象最直接的冲击,就是传统僧团戒律的落空。“僧伽”(Sangha)在佛教的信仰体系中之所以被尊为“三宝”之一,与佛宝、法宝并重,就是因为僧团透过团体共修、团体纪律、团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勉励与规劝,可以对个人的修行,生起增上的力量。如果僧团的成员,不愿意依律共住,那么,僧团与戒律,就必然逐渐空洞化。

  对治这个现象,强硬不来,必须诉诸软性的途径。首先要落实僧团内部管理的“合理化”。现在还有很多传统型的寺院,内部的管理方式过于保守,跟年轻的世代之间,缺乏尊重,也无法沟通。再加上寺院本身不熟悉年轻世代的思想与行为模式,因此更扩大了彼此的“代沟”。要改善这个状况,最有效的切入点就是:“管理合理化”。唯有如此,才能够把年轻的世代留在僧团中,让他们觉得自己受到尊重,在僧团中有发言权,也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让他们热爱僧团,真正体认到僧团是一个成长与分享的好地方。

  第九、六度相摄,对治“修行浅薄化”

  由于全球麦当劳式快餐文化的普及,当代社会大众对于修行的理念,也趋向于快餐化的模式,此一模式的结果,就是修行浅薄化。因为不耐烦深入,所以浅,因为求速成,所以厚度不够。站在佛教的立场,如果一味地迁就这种浅薄化的模式,对佛教的发展而言,必然是负面多于正面。 

  半个世纪以来,“人间佛教”在华语世界里,已成为主流思想。“人间佛教”的精彩处,乃是立足于“凡夫菩萨”的自觉,善用人间修学六波罗蜜的优势,“由人乘直接佛乘”。但现在也有一部分人顶着“人间佛教”的名义,却把佛教推向浅薄与俗化的方向。事实上,人间菩萨道的健全发展,必须“六度相摄”,万万不可偏执偏废。也唯有如此,才能够对治“修行浅薄化”的缺失。 

  原始佛教的僧团,有每月两次诵戒的传统,同时还有雨季“结界安居”的制度。目前在南传佛教以及韩国几个有历史的大寺院里,都还维持着这个传统。佛教在全球化的世纪里,必须重视这个传统,坚持佛教本身的核心价值,才能够保持佛教永续发展的生命力。第十、显正破邪,对治“道场虚拟化”。 

  由于因特网的发达,未来将会大量出现虚拟化的宗教布教所,佛教亦不例外。也许只要一部计算机,一个虚拟化的道场就可以开张了。未来这种虚拟化道场所提供的服务与影响力,很有可能超越传统道场。新的虚拟化的佛教领袖,也可能异军突起。 

  虚拟化道场的出现,至少将会带来三种冲击:第一、其所提供的佛教教义与实践方法,因为未经检验,极可能大量出现鱼目混珠的滥数据;第二、一旦发生不法的行为,很难管制;第三、传统佛教伦理的实践,根本无从落实。 

  面对虚拟化道场的出现,其对应之道,就是善用中国三论宗所谓“破邪显正”的原则。不过笔者以为,“邪”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是破不胜破,因此,应该集中力量,把重心放在“显正”上面,因为“显正”本身,自然就已经蕴涵了“破邪”。凡是坚住正法的道场,都应该提供因特网的信息服务,使一般社会大众更容易接近正法。 创立良性典范,承担全球责任 

  笔者以为,在全球化的世纪里,佛教应该创立一个新的典范,这个典范所呈显的文化映象(Image),至少可以包含以下二十四个质素:   1、一个主张内修外弘,而非外求外炫的宗教。   2、一个主张唯有“自律”才有“自由”的宗教。   3、一个主张“如实观”的宗教 。   4、一个主张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必须兼顾的宗教 。   5、一个主张简朴生活,但绝对不把贫穷“神圣化”的宗教。

  6、一个主张尊重生命、尊重人性,而非扭曲人性的宗教。

  7、一个主张众生平等,反对用宗教神话或阶级制度来限制人的自由的宗教。   8、一个主张从生活中追求自我觉醒的宗教。

  9、一个主张“整体和谐”(Comprehensive Harmony)的宗教。

  10、一个主张六根对着六尘,随时都要保持“明相应触”的宗教。   11、一个主张活在当下、活出自己、活出生命深度与广度的宗教。   12、一个主张“现法乐住”、“现法涅?”、“当下净土”、“人间净土”的宗教。

  “当下净土”是越南一行禅师的重要主张之一。这句话的英文表达是:“Pure Land is Now or Never.”

  13、一个主张禅修可以转化EQ,并且疗愈情绪与心灵创伤的宗教。

  14、一个主张“人乘可以直接佛乘”的宗教。

  “人乘可以直接佛乘”是太虚大师的话。详请参阅笔者所撰(1990):《论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理念的形成及其实际》,编入《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论文集》,霍韬晦主编,第214-233页,香港:法住出版社。

  15、一个主张“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给人希望”的宗教。“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给人希望”,这四句话是星云大师的口头禅。

  16、一个主张提高“国民快乐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比提高“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更重要的宗教。

  GNH一词,是当今不丹国王His Majesty King Jigme Singye Wangchuk的创见,笔者曾在2001年6 月拜访这位曾在英国牛津留学的年轻国王,并且与他讨论他对“全球化”的看法。详请参阅笔者所撰(2002):《论全球化,一条未定的道路——从佛教形上学的观点看全球化的可能发展》,第四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论文,台北: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

  17、一个主张“身土不二”,强调“绿色消费”与“环保伦理”的宗教。

  “身土不二”是《维摩诘经》的经旨,也是近三十年来日韩两国提倡“绿色消费”的共同语言。详请参阅笔者所撰(2005):《论“身土不二”——从佛教“不二法门”的观点,探讨当代全球环保伦理的哲学基础》,“第一届两岸三地佛教传统与当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香港:中文大学 & 广州:中山大学。

  18、一个主张“同体共生”的宗教。   “同体共生”是星云大师为国际佛光会订立的宗旨。

  19、一个主张“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的宗教。

  “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这两句话,是慈济功德会证严法师最重要的思想表达之一。详请参阅笔者所撰(2004):《从慈济环保志工论“菩萨人间化”的体现——传承与抉择:论证严法师对“菩萨人间化”的诠释与实践之引论》,“海峡两岸宗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华梵大学。

  20、一个主张“三世业报”,而又强调“超越宿命”的宗教。

  详请参阅笔者所撰(2005):《论〈金云翘传〉对于宿命论的辩证思维——从佛教三世业报论观点,看超越宿命的关键》,第二届“中国文哲的当代诠释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台北大学中文系。

  21、一个主张“忏悔”,而又反对把“罪恶感”实在化的宗教。

  详请参阅笔者所撰(2005):《论〈金云翘传〉的罪恶感问题及其疗愈之道》,“宗教与亚洲文化”研讨会论文,台湾宜兰:佛光人文社会学院。

  22、一个主张“烦恼实相即是菩提”的宗教。

  详请参阅笔者所撰(2000):《“烦恼免疫学”导论》,“方东美先生百岁诞辰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中国哲学会。

  23、一个主张“不二法门”与“非暴力”的宗教。

  详请参阅笔者所撰(2005):《不二法门与非暴力——从佛教哲学的观点,探讨全球伦理轴心思维的绝对预设》,2005台湾宗教学会年会“台湾宗教研究的本土性与国际性”论文,台北:台湾宗教学会。

  24、一个主张理事无碍,二谛圆融的宗教。

  详请参阅笔者所撰(1993):《二谛与五祖传法的双重肯定》,编入《中印佛学泛论——傅伟勋教授六十大寿祝寿论文集》,蓝吉富主编,第123-133页,1993年12月,台北:东大图书。另请参阅笔者所撰(2002):《从两个层面看佛指舍利》,《普门学报》第九期,台湾高雄:佛光文教基金会。

  如果佛教能够从这许多面向,向这个全球化的新世纪,展现一个新的典范,那么,佛教将成为全球化“浊流”中的一股“清流”。笔者一直认为,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这个“清流”,那么,有一天,这个“清流”,一定会成为全球的“主流”。

  “把清流变成主流”这句话,是笔者2003年应邀在慈济功德会台中分会所做的一次演讲中,听到引言人东森电视新闻主播靳秀丽女士提起的,此处借用这个表达。

  长江与黄河,何其浩瀚,而其源头,也不过是一道可以滥觞的小溪罢了。套用一句《金刚经》的句型:“所说 小溪,即非小溪,是名小溪。”谁说“小溪”与“大河”,真的有小大之别呢?

  结语:发挥中道智慧,促进全球和平

  现在许多佛教的新兴组织,有着一种“急起直追”的使命感,希望把佛教快速地普遍化、全球化。不过笔者在此,必须提出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在你积极地“向前追”之前,请先弄清楚,你到底在“追什么”?你所追求的,到底是随势“异化”的梦幻泡影?或者是真正有助于全球价值重建、法尔常住的良性“典范”? 

  对治“异化”,创立“典范”,这是佛教在全球化的多元挑战中,承担全球责任的基本前提。  

  旷观全球,东西方的宗教对抗,正是方兴未艾。全球两个“一神论”的信仰圈,欧美的基督宗教与亚洲的伊斯兰教,彼此的误解与仇恨,仍然看不到化解的迹象。从“九·一一”的恐怖攻击事件,到中东地区以巴之间一连串的激烈冲突,在在都有宗教的影子在后面。宗教冲突已成为全球和平最直接的威胁。西方累积两百年所型塑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在东西方之间,掘起了一道错误的鸿沟。西方学者与政治决策者,对于“东方主义”的扭曲 模式,仍缺乏深度的反省。全球和平在东西方宗教对话不足的情况下,实际上存在着太多不安定的因素。 

  佛教是一个主张和平而反对暴力的宗教,是一个主张中道包容而没有对立极端的宗教。这样的宗教,正是化解东西方宗教对抗最好的调解者。此时此地,来自全球各地的佛教领袖与学者们,会聚杭州,论议天下,正可以凝聚佛教中道智慧,为全球“和平共生”,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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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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