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县令解决文化冲突的一个探索性方案——陕西福地水库西魏佛道混合石窟的图像与观念

　　李凇

　　[杭州]新美术（中国美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3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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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地石窟，位于陕西省宜君县五里镇福地村东的福地水库的中心岛上，距县城约15公里，开凿于西魏大统元年（535年），是目前所知南北朝时期唯一的、也是我国最早的佛教与道教混合造像的石窟。“福地”一词，道教有七十二福地之说：“太上曰，其次七十二福地，在大地名山之间，上帝命真人治之，其间多得道之所。”道教典籍中详列了七十二福地的所在地，没有宜君县及邻县。（注：张君房辑，《云笈七签》，齐鲁书社（明正统道藏本影印），济南，1988年，第160-162页。）宜君县的福地之名，应与道教有关，但详细来源不知。

　　此窟由于位置偏僻，一直不为学界所知。1978年到1982年，当时在延安地区工作的靳之林先生考察了当地许多石窟，包括福地石窟。靳之林编著的《延安石窟艺术》一书于1982年出版，书中将福地石窟称作“牛家庄石窟”，发表了7幅照片和十分简短的介绍文字，记载了它的开凿年代，对窟内形制和造像进行了描述：

　　宜君县牛家庄石窟，位于牛家庄福地水库断崖上。窟内宽1.78米，深1.30米，高1.50米。洞窟形制为方形平顶。凿于西魏文帝大统元年（公元535年）。洞内后、左、右壁正中各雕一龛造像。右壁造像已坍毁，尚存火焰龛楣、交龙、数小龛坐佛和山岳中的双鹿、猴子等；后壁佛龛左侧为高浮雕佛传故事，左壁佛龛龛楣上部浮雕持腰鼓、手鼓、横笛、长篝、琵琶、筝、箜篌的七伎乐天，佛龛左侧为供养人题名，第二层雕挽手持团扇的两个少女和一组裸体格斗相扑，洞窟雕刻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反映了当时一定的社会生活。雕刻造型风格古拙、纯朴。（注：靳之林编著，《延安石窟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1982年，未编而码。）

　　遗憾的是，作者当时没有看出窟中右壁（文中称左壁）的内容实为道教，而是混同于一般的佛教造像。并将像主的图像误认为“佛传故事”。

　　1983年，延安地区群众艺术馆编辑了《延安宋代石窟艺术》一书，此书经吾师王子云先生（1897-1990年）过目并作序。书中将福地石窟称之为“宜君道教石窟”，显然已经敏感而正确地看出了道教内容，而在这本宋代的石窟集中将这个北朝的石窟作为一个例外收入，表明编著者感到了它的特殊意义。但该书的简短描述却混淆了窟内各壁的造像，也没有具体指出道教造像内容，并且似乎不知道靳之林已经读出了该窟的开凿时间，而是将“道民功曹孟永兴”之“永兴”二字作为北魏年号来考虑。（注：延安地区群众艺术馆编：《延安宋代石窟艺术》，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西安，1983年，第2页。）

　　同年9月，王子云先生编辑了《陕西古代石雕刻》一书（1985年出版），也将福地石窟称之为“宜君道教石窟”，在简略的图版说明中具体指出了道教造像，但还是混淆了正壁（后壁）与右侧壁的造像，并且仍称其年代为“北魏”，也似乎不知道窟中主龛为佛教造像。（注：王子云编，《陕西古代石雕刻》，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西安，1985年，图版说明未编页码。）1986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辑了《陕西名胜古迹》一书，书中介绍了福地石窟，仍误称为“北魏初年”雕凿，并将老君像误为“文殊菩萨像”。（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陕西名胜古迹》，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86年，第304-305页。）

　　靳之林先生随即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1989年他在《文物》月刊发表了《陕北发现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一文，文中将该石窟改称为“宜君县福地水库石窟”，并正确的定性为“佛道合窟”。该文对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文字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与记录，然而报告中缺乏各壁面图像的布置图，以致有的图像记错了位置，影响了对石窟意义的进一步理解。无论如何，这是迄今所留下最为详尽的记载。（注：靳之林，《陕北发现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文物》月刊，1989年第4期，第63-65页。）

　　1990年，笔者去福地水库石窟实地考察，后撰成《陕西北朝道教雕刻》一文（1991年在台北发表），文中配置发表了福地石窟右壁（道教造像壁）的线描草图及其它一些照片，笔者将它归之为“双教窟”（即佛教与道教混合窟），并对该窟造像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认识：1.道教内容丰富多样，试图形成与佛教造像相仿佛的多层次神像体系；2.现实性因素较以前更强；3.一些动物形象寓寄着某些象征意义；4.风格上是北朝最为清秀飘逸的阶段。（注：李凇，《陕西北朝道教雕刻》，《艺术学》半年刊，1991年，总第6期，第12页。）1997年，陕西省第三次文物普查（1987-1989年）的部分重要成果在《文博》杂志发表，其中将福地水库石窟简称为“福地石窟”，并有数百字的简略描述。但再次将主壁（后壁佛龛）与右壁（道教龛）的部分造像内容混淆。（注：《福地石窟》（未注作者），《文博》1997年第3期，第91页。）在尔后1998年正式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中，对福地石窟的描述几乎与《文博》杂志完全相同。（注：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第197页。）

　　笔者在1999年出版的《陕西佛教艺术》（台北）和2000年出版的《陕西古代佛教美术》（西安）二书中，刊布了福地石窟三面石壁造像的线描草图，并对窟中造像重新进行了描述，对文字也进行了抄录。（注：李凇，《陕西佛教艺术》，艺术家出版社，台北，1999年，第20-22页；李凇：《陕西古代佛教美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西安，2000年，第16-18页。）然而，像主的身份却始终没有确定，一些图像的名称、来源、意义和相互关系也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

　　福地石窟现已不复存在，宜君县文物管理部门已于几年前将它从原地砸下，运回县城，未能复原。2000年5月，笔者在陕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中心罗宏才副研究员的陪同下，再次到宜君县考察，在该县文化馆的仓库中见到了已经被砸为碎块的一些造像，拍摄了一些照片，并对某些关键文字又作了确认。

　　近年来发表的上述考察成果和笔者两次实地考察，构成了本文写作的基础。

　　一　图像的直接描述与文字识别

　　该窟曾大部保存完好，为平顶方窟（略不规则），尺寸如前引，下距水面约1米（1990年笔者首次调查时），四壁均有造像，正壁及左右壁各有一主龛（图1），另有若干小龛和其它图像，以下分述之。

　　正壁　正壁即后壁。左右分为三部分：中间为佛龛、龛左为长篇发愿文、龛右为像主像。佛龛为尖拱形，中央为坐佛，佛结跏跌坐，高0.56米，双手结禅定印（已残），外著交领式袈裟，内有僧祇支，衣纹为平行线，衣裾下垂呈梯形。佛像面相清瘦，额有白毫，顶有肉髻，肉髻较高大，其表面刻有卷曲纹。后有头光，为长瓣莲花形。佛左右各立一胁侍菩萨，菩萨高0.3米，立于莲花座上，手持净瓶和宝珠。

　　佛龛左侧为长篇发愿文，惜已风化严重，其中年代隐约可辨：“大代大统元年岁次乙卯七月九日”。其它漫漶不清。从数量和位置看，有数百字之多。

　　佛龛右侧为像主像。上下可分为三排（三组）：1.中层为像主夫妇坐像。中间为一屋宇，左右各立一柱，下有柱础。屋中并坐男女二人，正面端坐于胡床上，床沿刻有卷曲纹。男像左女像右，均着交领长袍，双手叠放于腹前似作禅定印状。男像束腰带，头戴花冠，旁刻有“王洛生坐”四字。女像束胸带，头束高髻，形体略小于男。屋外左右各立一持伞侍者，男像一侧的侍者为男装，着窄袖短衣、长裤、穿靴；女像一侧的侍者为女装，着宽袖长裙。2.下层为像主骑马像，共四人，像主王洛生骑于马上，头戴笼冠，身著宽大衣袍，手握缰绳；其马佩有马具。对面站立一妇女，头梳双高髻，着宽袖短衣和长裙，双手捧两边上翘的碗状物作迎候状，地面置一罐，罐下刻有文字：“妻贺兰”，可知迎候者为女主人。骑马者身后有一举伞侍者，头部以下已残，头侧刻有字，隐约可辨首字为“息”，可知是骑马者家眷。贺兰身后又有一男侍者，着窄袖短衣长裤，双手持一长条形旗，上刻波状纹，其名应为旟，《释兵》：旟，誉也。军吏所建，急疾趋事，则有称誉也。汉代武氏祠画像石中已见此形。（注：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山东美术出版社，济南，1995年，第157页，图35：左石室第十幅后壁下部小龛后壁画像，图中二骑马士卒持有略小的旟。）佛龛与两层图像（中层和下层图像）之间的醒目处刻一长条文字：“像主抚军将军石保合王洛生乘马时”，这显然是匹配于下层图像，指骑马者为王洛生。3.上层为六个动物，从左至右为：一只兔、一只鹳、一只蟾蜍、一只鹳衔有一条蛇、一只大公鸡。关于兔和鹳需要作一点确认，靳之林先生认为是鹿和双鹤，（注：靳之林，《陕北发现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文物》月刊，1989年第4期，第64页。）笔者以为不妥。此处兔的双耳很大、尾短，头大而身躯小，图像的比例上比公鸡和鹳还小，如何能为鹿呢？鹤与鹳本来同为长腿的水鸟，它们在外观上最显著的区别，可能应该是后者有宽厚的长喙而前者是尖细的较短喙，成年鹤的喙一般长约16-17厘米，且颈较细长，而此处的鸟喙有意强调了宽大形状，以及粗壮的颈，鹳的物种特征十分明确，故不能认作鹤。

　　右壁为道教，主龛为尖拱形，中间为太上老君坐像，（注：北朝时道龛主尊为太上老君的直接证据，如有临潼博物馆藏北魏孝昌三年庞双造像碑，道像旁刻有“太上老君”四字；又有山西芮城永乐宫藏西魏大统十四年蔡氏道教造像碑，发愿文中明确有“造太上老君像”。耀县药王山博物馆藏北周保定二年李昙信造像碑的发愿文有“敬造释迦、太上老君诸尊菩萨石像一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另详见李凇：《关中一带北朝道教造像的一些基本问题》，《新美术》，1997年第4期，第37-49页。）老君双腿盘坐，上身着对襟短衣，外着披袍，下有长裙覆座，座为梯形，刻以密集衣褶，右脚露于外，左手置于腹前，右手持羽扇亦置于腹前。束发并戴道冠，双耳略大，有络腮胡须。（注：此老君的头部已于1980年代中被人盗砸，下落不明。）老君左右各立一胁侍真人，二真人服饰动态相同，均束发，着宽袖长袍，双手持笏于胸前，立于仰瓣莲花座上。龛下左角刻一供养者，面前有一博山炉，供养者面对老君跪拜。龛沿之上刻有十个半身正面像，十像衣饰动作相同，均着宽袖衣，头部似乎戴有圆形软帽，双手叠合于胸前。中间像略大，余九尊略小，左四右五不严格对称。十像之上刻有七身伎乐飞天，各持乐器，从左至右为：束腰腰鼓、直筒形腰鼓（或为正鼓，鼓身刻有菱形格纹）、横笛、大筚篥、琵琶、筝、箜篌。伎乐飞天均为坐姿，身后各有二至三条披帛，披帛飞扬似双翼展开，似从天空降落，有飘扬飞动之感。主龛之右的图像分为上下四排，由上至下：第一与第二排相同，均为双坐像龛，龛中像为正面端坐，着垂领长袍，头束髻，双手叠合置于腹前，衣裙下垂覆盖方形台座。第三排为二男二女像，二男裸，束发赤足，身强力壮，仅身着三角裤，两人互相拉住对方的宽腰带，抬脚相钩作角抵状。二女并肩而立，身着宽大裙襦，其中一女梳双高髻，右手持团扇上举过肩，另一女束胸，双手上抬，似与之作拉手状。最下一排为三位正面而立的供养人像，二男一女均有榜题，即：1.“道士吕清黑”，头戴道冠，双手捧笏板于胸前；2.“道民功曹孟永兴”，束发，亦双手捧笏板于胸前；3.“妻白颜容”，梳双高髻，双手合于胸前。主龛之左有些残损，图像上下分为三排，由上至下：第一与第二排相同，均为单坐像龛，龛中坐像正面、发有高髻，双手叠合（或结禅定印）置于腹前，衣裙下垂覆盖方形台座。上龛的龛楣之上还可见龙首。两小龛之下为供养人像，现存者有“化主孟真莲”、“□邑主盖□主”、“邑主□□□”，可见二位供养人立像；最下层有“香火”、“典录”、“典录”数字。

　　左壁　左壁下半部已毁，上半部完好。中央开有一大龛，尖拱顶，龛中主像已不存，龛楣为火焰纹，上方刻二交龙，二龙花纹不同：一为鳞纹一为短斜线。二龙两端各有二圆形莲花图案。主龛左右各有若干小龛，右存三排左存二排，每排二龛；主龛上方亦有一列小龛，现存六个龛，这些小龛均为尖拱形，均造单尊坐像，坐像有高髻，着对领大袍，衣裾覆座，双手交于腹前，掌心向内（而不是掌心向上的禅定印）。

　　左壁内端（近正壁处）开一略大龛，尖拱顶，龛中刻思维像一尊，右手上抬作文颐状，但又与北朝流行的思维像不同，头有高髻颇似佛像，左腿未下垂。龛下刻有二交龙护宝珠（现存龙头）。龛上的角落刻有山峦，山中有三只动物：一对梅花鹿和一只猴，牡鹿昂首，有大角，牝鹿形体略小，低头吃草。猴为蹲状，前肢上抬，可见尾。

　　前壁右侧　前壁左侧已毁，仅存右侧局部，刻有供养人姓名，计有：功曹孟永兴、主簿雷元知、录事孙元显、西曹掾白万年、户曹掾孟盖（民）、金曹掾盖天和、知曹掾似先道录、兵曹掾炤龙祖、西曹掾未平睹。（注：靳之林将金曹掾误为“全曹掾”，前引文第65页。无此官职。“金曹掾”为北朝郡县掌货币盐铁的佐吏。其它，户曹掾主民户及礼、祠、农，兵曹掾主兵事，西曹掾主府史署用，均为郡县佐吏。）从现存状态看，各壁的图像风格、造型和凿刻手法都表现出一致性，各壁的图像关系也十分协调，显示为一个经过统一安排的整体。石窟规模很小，应属一次性完成。

　　二　图像的意义及样式的来源

　　1.开凿者身份

　　我们首先辨认一个关键性的文字，在正壁像主乘马图旁有“像主抚军将军石保合王洛生乘马时”一行字，它标明了像主身份，“王洛生”十分清楚，上面已有“王洛生坐”，即指坐在屋宇中的像为王洛生，但“石保合”之“合”字颇令人费解，容易使人误解为石保合、王洛生二人。我认为“合”即“令”字。

　　魏晋时宜君属泥阳县。今编《宜君县志》称：宜君县始置于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66年），属雍州北地郡，永安元年（528年）又分北地郡置宜君郡，宜君县属之，兼设郡治。北魏又分泥阳地置石保县（今宜君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