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文殊菩萨造像女性化现象及与观音的比较研究

　　姜莉

　　【摘要】文殊菩萨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其造像一直存在女性化转变的倾向，但并没有像观音造像性别转变那样受到广泛的重视，本文就通过对敦煌等地文殊造像的分析，对文殊菩萨造像女性化现象进行解读，通过与观音的对比得出两者形象转变的差异及原因。

　　【关键词】文殊菩萨造像 女性化 中国化 世俗化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关于观音菩萨造像女性化现象一直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成果颇丰，但同样在造像上具有女性化现象的文殊菩萨，却极少被重视。为何会出现这种区别？文殊菩萨造像女性化现象是否真实存在？本文将通过对文殊造像女性化解读，并通过与观音的比较，对此做出解答。

　　一、文殊菩萨的身世、性别以及女性化表现

　　文殊菩萨，又称文殊师利，或文殊室利法王子，是般若智慧的代表，为大乘佛教首席菩萨，《文殊涅槃经》称：文殊有大慈心，生于舍卫国一个婆罗门家庭，后投奔释迦牟尼处学道，成了释迦弟子，其中大乘以其为智慧第一，推为众菩萨之首；[1]《悲华经》说：“有转轮圣王，名无诤念（阿弥陀佛），他有一千个儿子，老大是观世音，老二是大势至，老三名王象，即文殊菩萨。”[2]这是佛经中直接提到文殊为男性的记载。在佛教基本理论经典中，文殊以及其他菩萨都具有三十二相，金刚身，尤其在密教中，文殊均表现为男相。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因袭印度习俗，其菩萨造像大多被塑、绘成男相，带有浓重的西域风格，这可以从敦煌石窟的大量壁画画像以及雕塑中得到印证。中国具有明确的文殊菩萨造像大致可追溯到东晋时期，且是以维摩经变中与维摩诘对坐辩论的场景出现，即“文殊师利问疾品”的内容，依据《维摩经》而创造的维摩经变相，在4世纪末已经开始流行，[3]这段时期的雕塑工匠仍处于摸索期，一方面模仿外来样式；另一方面又试图创作出更加适应中土环境的风格，故这一时期的文殊造像多维持男相，变化不大，西域风格浓厚，但在服饰神情上已经出现细微的中国特色。如南朝建弘元年（420年），炳灵寺第169窟维摩经变相等。隋代第420窟及276窟所绘的维摩变相图，是莫高窟较早的文殊造像，其中420窟的文殊倚坐在须弥座上，举手论道，姿态从容，服饰简单，尽管已经摆脱了西域风格，但仍然是男性形象，保留有南北朝时期士大夫的飘逸儒雅的风度；276窟中文殊菩萨与维摩诘为少有的立像，文殊服饰已比前期略显华丽，形态优美，略呈S形造型，展现出了女性形体婀娜多姿的媚态。总体来说，其造型由最初的不着僧衣、裸露上身、留须、身材魁梧，逐渐过渡至隋唐出现的一种“非男非女相”，表现为袒胸、服饰逐渐冗繁华丽，身材丰腴柔美、丰圆盘脸、柳叶眉、丹凤眼、樱桃嘴，外加唇上两撇蝌蚪形胡须，有些下巴也留有一小撮山羊胡。

　　莫高窟唐代第340窟佛龛南侧的骑狮文殊菩萨图，尚带有早期造像特征，头顶宝冠，半裸上身，肤色较深，下身着单色围裙，盘坐在青狮之上，为典型男性僧人像；五台山大佛光寺大殿，有一新样文殊造型的雕塑，文殊头戴华丽宝冠，手持如意，面容祥和，体态端庄，属唐代以丰肥为美的女性审美标准，但因身着战袍，骑在雄狮之上，又不失男性的庄严威武之气。另外像中唐莫高窟159窟和榆林窟25窟的文殊变以及五代时期的莫高窟220窟的新样文殊和榆林窟第19窟文殊变等，均为骑狮文殊，体态雍容华贵，头戴华冠、身披璎珞、手持如意，手指纤细，唇上下巴都留有胡须，有头光和背光，除手形和身姿以及服饰稍有女性特色以外，俨然就是一个年轻帝王形象，与唐代阎立本笔下的《历代帝王图》中的皇帝形象有几分相似之处；唐代是文殊信仰发展的高峰期，关于文殊菩萨的造像也非常多，但大多是这种面带胡须，衣着华丽的“非男非女”的中性形象，或许这正代表了文殊菩萨女性化转变的关键过渡时期，但也有个别已经表现出完全的女性形象，如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绢画骑狮文殊、骑象普贤四观音菩萨像，其中文殊包括其他菩萨，体态丰腴，衣带飘飞，是典型的唐代女子形象，充分表现了以唐代为代表的佛教造像极大的乐观、入世以至世俗化的写实倾向，唐代段成式的《寺塔记》中曾描述道：“造像梵相，宋齐间皆唇厚鼻隆目长颐丰，挺然丈夫相。自唐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貌，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4]

　　在唐、五代之后的十国、宋、元等几个朝代，遗留下来的文殊造像也很多，整体特征是，完全女性化的造像逐渐增多，典型的蝌蚪胡子逐渐消失，唐代丰腴肥美风格逐渐消失，体形呈清朗柔美姿态，如宋代大足大佛湾第14窟的骑狮文殊菩萨石雕，俨然就是一个面容俊俏的女子形象，安然结痂端坐于狮背的莲花座上，面容祥和，充满了母性的温柔。像大足石窟北山136窟其实文殊菩萨、大足妙高山第三号罗汉窟中的骑狮文殊菩萨，均表现为女子之相。榆林窟第二窟佛坛骑狮文殊菩萨塑像，竖高髻，长披风，胸带璎珞，面容和悦，亦是一位纯洁妙龄女子的形象；198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出土了两尊西夏佛像，一为骑象普贤，一为骑狮文殊，均衣着华丽，身披璎珞，眉目清秀，面带笑容，同样是女性化的形象；1909年在黑水城遗址发现的金代骑狮新样文殊图，其中的文殊柳叶眉、丹凤眼、樱桃小嘴，皮肤白皙、衣着华丽、右手兰花指持如意，身体丰满，可谓风情万种，尚有唐人遗风。

　　二、与观音造像的女性化现象比较

　　文殊与观音在造像的女性化原因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本身存在的女性化倾向，对母性的崇拜心理，以及儒释道思想的影响；唐代尤其在武则天时期，女性地位的提升；菩萨本身所具备的救苦救难的职责等等。但文殊菩萨造像女性化的现象，并未像观音造像那样受到学者和大众的普遍关注。相对于文殊菩萨来说，观音造像的女性化更具有彻底性，到宋元以后，观音造像几乎已经没有男相了，均为青春美丽的女子形象，最典型的应该是在《西游记》中出现的观音像，身披白衣手握净瓶，温柔典雅。而文殊的形象女性化转变却没有观音彻底，他除了有一部分造像，逐渐变为女性形象以外，还有一小部分文殊造像，却一直保持男相，如莫高窟第144窟佛龛南侧唐代时和第100窟佛龛北侧五代时的着僧服的骑狮文殊菩萨；莫高窟第25窟佛龛北侧宋代的着僧服的骑狮文殊菩萨；陕西子长钟山石窟第3窟中坛右侧金代的骑狮文殊菩萨，带官帽，服装较正式，类似朝服，这些男性形象的文殊造像，说明了文殊菩萨造像的女性化转变的不彻底性。其次是文殊信仰在民间的流传还不够普遍，受众面也远不如观音。

　　这种转变的不彻底性和信仰的不普遍性，原因可能要从文殊和观音各自所代表的思想和所司职责有关了。在大乘佛教中，四大菩萨各有所司，地藏主愿、普贤主行、观音主悲、文殊主智。这四者是一脉相承，缺一不可的。其中，观音主悲，是大悲的象征，又称“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说明她是以慈悲为怀，救世为首要职责的。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经历了无数朝代更迭、频繁的战乱、民族和阶级矛盾，以及天灾人祸，人民饱受疾苦，长期生活在一种朝不保夕的恐惧之中。随着《法华经》的译出，观音信仰的传入正好满足了人民这方面的心理需求，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甚至无论善恶是非，只要诵念她的名号，就可寻声而至，不求任何回报解救众生，在民间普遍得欢迎。除此之外，观音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还被赋予了更多的法力，如送子观音，封建社会对传宗接代看的非常重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送子观音的出现，无疑又是一次雪中送炭，迎合了大部分民众的心理，观音作为送子之神，即是生育之神，所以作为女性，更是合情合理了。

　　而文殊菩萨主智，象征着“智慧”，比起救苦救难的观音，更加注重精神方面对众生的解脱，对人类智慧的开导，这对当时生产水平不高，人民常常饥寒不饱，普通百姓文化水平低下的下层社会来说，是不具有实用性的，文殊思想虽然精深，但有谁会在吃穿都在犯愁的情况下，再去思考何谓“第一义谛”、何谓“不二法门”呢？所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观音是更多的在下层民间流行，文殊则主要受到上层社会统治阶级和士大夫的青睐。在很多历史文献中也可以看到，文殊造像，许多为上层社会或统治阶级所倡导的，但观音造像却更多的来自民众的自发行为，在普通百姓的心里，观音比文殊更加懂得民间疾苦，比文殊更加亲切，更加如同自己的母亲，观音造像也更加实用一些。所以虽然同为普度众生的菩萨，但侧重点不同，也必然导致其形象演变和其信仰传播的不同步。

　　三、结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文殊菩萨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其造像一直存女性化转变的倾向，经历魏晋南北朝的含蓄，到唐五代的繁盛期，最后进入宋以后缓和期，但最终并没有像观音一样彻底的完成这一转变，这与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我们又必须看到，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在衣食无忧的当代社会，人们所追求的早已经是超出温饱的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更加注重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和愉悦感。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文殊和观音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从哲学的角度说，观音的悲，主要解决的是当前问题、眼前问题和表面问题，急众生当下之苦难，并运用神通加以解救，所以应更多的是属于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而文殊，象征着“智慧”、“觉悟”、“真实”和对一切事物深刻的领悟力与洞察力，察众生问题之根源，从而运用智慧，开启众生的心扉，以便永久地解决众生生存的长远问题，注重精神方面的需求。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这似乎比观音更具有现实意义。正如李利安先生所说：“人生的本质和终极价值不在苦难之中，而在明心之后或往生之后的永恒快乐之中。而要达到这种境界，也必须借助于智慧，透过现实各类问题的蒙蔽，认识到万象之本性，即所谓‘明心见性’，最终证悟实相涅”。[5]所以，笔者认为，文殊菩萨信仰在当代将会得到更多的传播与重视，他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佛教理论和各个经典里面，同样会越来越多的体现在现实生活中。而文殊菩萨造像的女性化，也必将在这个新的时代，继续演变，并最终形成她最完美的才貌德智兼备的女性形象，真正成为中国的智慧女神。

　　注释：

　　[1] 马书田:《中国佛教诸神》,团结出版社, 1994年,第105页.

　　[2]同上.

　　[3]孙晓刚：《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4]宋·释道成《释氏要览·卷中：三宝·造像》.

　　[5]李利安：《观音与文殊：悲智双运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中国宗教》，2005年第6期.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