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瓜州、伊吾经行考

　　玄奘法师西行求经之路最为艰难的路段，是从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锁阳城）到伊吾（今新疆哈密市）的一段。在这段长达九百里[1] 的旅途中，玄奘法师“渡瓠芦河，出玉门关，经莫贺延碛，艰难险阻，仆而复起者，何止百十耶！”（唐·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玄奘）塔铭》）西行的艰难宻集出现，最生动地体现了玄奘百折不挠的精神，给后世留下一连串蘯气回肠的故事。

　　唐·冥祥《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以下简称《玄奘行状》）明确指出：玄奘是从瓜州趋西北、过莫贺延碛而抵伊吾的。这条路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新北道”，唐代名莫贺延碛路，敦煌遗书中又名“第五道（见后）。由此道路往高昌国，可避开白龙堆之险，“且省道里之半”。由于唐代初年，“国政尚新，疆埸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而玄奘西行，既属违命私出，不敢公然经行官道，却又须依傍官道，免遭迷路怆惶。其穿插绕行的具体路线，学者少有涉及。本文拟就下列问题加以探讨：一是考证莫贺延碛道的取线及沿途驿站，二是弄清玄奘这段行程中几个关键性地点处所，最后讨论玄奘此行怎样同官道离合交叉。

　　莫贺延碛道名称由来及沿革

　　传统文献关于莫贺延碛路的记载率皆疏略欠详，令人难以把握，幸得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对此道诸驿及里程有详细的记载，可据以考证落实“关外五烽”之所在及玄奘旅行的进程和路线。该《图经》载：

　　“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 右在州（此指沙州）东北二百廿七里二百步，瓜州常乐［县］界。同前奉敕置（引者按，此谓天授二年（691年）沙州刺史李无亏奉敕置），遣沙州百姓越界供。奉如意元［年］（692年）四月三日敕，移就矟竿道行。至证圣元年（695年）正月十四日敕，为沙州遭贼、少草，运转极难，矟竿道停，改于第五道来往（引者按：“第五道”即莫贺延碛道。初唐时，与伊吾国不相交通，此道封锁不通。唐朝据有此道之南段，并在所控路段递置五所警烽，其最临前线、最关紧要、驻军最多、最为著名的一所警烽名第五烽。当地以第五烽名此道，故称“第五道”）。又奉今年（所谓“今年”，笔者考为武周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6年）二月二十七日敕，第五道中总置十驿，拟供客使等食。付王孝杰并瓜州、沙州审更检问。令瓜州捉三驿，沙州捉四驿。件检瓜州驿数如前。”[2] 本条所列“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三驿为瓜州所捉驿（“捉”即经管、掌控）；乌山驿以北之第五驿、冷泉驿、胡桐驿三驿归沙州越界捉；胡桐驿以下有赤崖驿及失名二驿归伊州捉。

　　又“双泉驿”条载：“唐仪凤三年（678年）闰十月奉敕移矟竿道就第五道莫贺延碛置，沙州百姓越界捉。”

　　所谓“矟竿道”，是指从敦煌向西北，经鹻泉戍、矟竿戍抵伊州之路。唐仪凤三年（678年）以前，从瓜州往伊州，官道是先抵沙州，然后循矟竿道而往。仪凤三年（678年）闰十月以后，改由常乐县直趋西北，穿过莫贺延碛而抵伊州，此即所谓“莫贺延碛道”。莫贺延碛为今安西县马莲井以北、哈密北山（古亦名天山）以南的戈壁大漠，伊吾绿洲即镶嵌在此戈壁大漠之中。汉代，这一带为匈奴呼衍王领地。“呼衍”，又作“呼延”，本匈奴贵姓，世与单于联姻，见《史记·匈奴传》。盖此地既属呼衍王，故以“呼衍”名其地。西汉末又译“呼衍”作“五船”，“五船”一名见《汉书·西域传·车师后城长国》及《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西戎传》。“五船”一名见《汉书·西域传·车师后城长国》及《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西戎传》。“船”字从?得声，古当读“延”音。“五延”即“呼衍”、“呼延”）。西汉末以来，或称此道为“五船道”，或称“伊吾路”（见《周书·异域下·髙昌传》），或称“新道”（见《汉书·西域传·车师后城长国》及《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西戎传》），学界习称“新北道”，唐代始称“莫贺延碛道”，“莫贺延”为“呼衍”、“呼延”、“五船”之又一异译。唐代文献最早出现“莫贺延碛”之名，见于麟德元年（664年）僧冥祥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以下简称《玄奘行状》）。“莫贺延”又别译作“拔河帝”，《新唐书·地理志》载：瓜州常乐县“有拔河帝山”是也。拔河帝山即莫贺延山，为今之星星峡山[3]。

　　隋末丧乱，鄯善人割据伊吾称王。时，唐朝初立，以今甘肃、新疆交界处星星峡山为界，彼此隔绝，禁断往来，莫贺延碛道因而封闭不通。唐朝为了防控此道，乃在星星峡山以东至瓜州常乐县间分设五处烽戍以为警戒。五烽以西，过莫贺延山属伊吾国境，非唐所管，玄奘于贞观元年秋末傍此道西行[4]，此道犹闭不通。贞观四年（630年），伊吾国首领石万年奉伊吾七城归唐（见敦煌遗书S.367号《沙州伊州志》），唐于伊吾之地置伊州，始在五烽以西继置五烽，此道总有十烽。高宗仪凤三年（678年）闰十月，此道正式开通；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年）又于各烽置驿，乃有十驿，于是形成驿戍并置的格局。上引《图经》“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条所记，大体反映了高宗及武后时此道开通及置驿的情况。

　　初唐在瓜州常乐县以北到莫贺延山的一段路上所置五烽，其第五烽置在莫贺延碛头，为最北面的一座烽燧；后于烽侧置驿，即名“第五驿”。

　　玄奘于贞观元年（627年）从瓜州起程往伊吾，即傍循此路。是时，第五道不通，故不置驿。唐朝在其所辖段仅置五所警烽，即《玄奘行状》所谓玉门关外“凡有五烽，五烽之外，无复戍逻”；《玄奘传》亦云：“关外西北，又有五烽……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玄奘行状》及唐·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玄奘传》）又多次说到五烽中的第一烽、第四烽及第五烽，如：

　　《玄奘行状》：“于是夜发，至第一烽。” “第五烽外，有野马泉。” “法师过第五烽，遇风沙大起，不知泉处。”

　　《玄奘传》：“径八十余里，见第一烽。”“师从此路，径向第四烽，彼人亦有善心，又是弟子宗骨，姓王名伯陇。至彼，可言弟子遣师来。” “既去，夜到第四烽，恐为留难，欲黙取水过。”“第一烽王祥校尉，故遣相过。” “师不须向第五烽，彼人疏率，恐生异图。” “又路盘回，不知所趣，乃欲东归、还第四烽。”

　　以上所谓“第×烽”诸名，除“第五烽”确为此烽真名之外，其余第一至第四烽并非各该烽燧之名。第一烽名新井烽，第二烽名广显烽，第三烽名乌山烽，第四烽名双泉烽，第五烽则确为真名。玄奘只是听人说“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并不详知道五烽各有烽名，遂历数其烽第而称之曰“第×烽”。幸得《沙州都督府图经》有载，方知五烽各自有名。

　　莫贺延碛道之取线及驿站

　　《沙州都督府图经》对此道“十驿”有颇为详细的记述，拙著《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中有详考[5]，请参阅，这裏简述于下：

　　新井驿 置于第一烽处，在瓜州常乐县北27里，其地今名沙井子。位于戈壁南缘、瓜州绿州之北缘；北4里有疏勒河从东向西流过。此河一路渗漏，至常乐城北已成干河，只在山洪暴发季节方有洪水通过。山洪暴发皆在七、八月份，每年多不过两次，每次洪流一、二日即过。洪水过后，仍为干河一道。驿道由此过河，无须于河上架桥，最为省便。烽火台西侧有水泉，可供人马饮用。西北地区驿戍选址，水源为必要条件之一，《玄奘传》记石盘陀云：“前途崄远，又无水草，唯五烽下有水”是也。同《传》又载，玄奘“见第一烽，恐候者见，乃隐伏沙沟，至夜方发。到烽西见水，下饮盥手讫，欲取皮囊盛水，有一箭飒来，几中于膝，须臾更一箭来，知为他见，乃大言曰：‘我是僧，从京师来，汝莫射我。’”即此烽。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年）于烽旁置驿，名新井驿。

　　广显驿 置于第二烽处，在新井驿北（略偏东）79里，今名白墩子，原为汉代所筑，北朝及唐代均曾重修。烽火台及坞垣建在一小山丘上，今存，残高犹达7米。烽台西北有水泉，可供人马饮用（清代始筑水坝蓄水）。万岁登封元年于烽旁置驿，名广显驿，驿垣建在烽台所在山丘东北脚下，距烽台不过50米。今颓毁成一方形土台，纵广各20余米，土台南、东二面墙体尚在。清代在此置白墩子军塘，故今名白墩子。

　　乌山驿 置于第三烽处，在广显驿西北70里，今名红柳园。烽火台今已坍毁，残高3.5米，台基东西宽11米，南北长13.5米，细土夯筑，层厚10厘米，形制规格表明为汉代旧燧，唐代续修沿用。烽台西北200米芦苇丛中有水泉一泓，可供人马饮用。万岁登封元年在烽台之南百米、古驿道西侧置驿，名乌山驿（驿西北有山，隋唐名乌山，故烽名乌山烽，驿名乌山驿），今存驿垣遗址，南北长55米，东西宽80米。墙垣虽已颓毁，而轮廓规模及房屋基址显然可见；驿垣外东南隅见有多处马粪及垃圾堆积，于中发现汉简、汉半两铜币、王莽泉货、开元通宝、乾隆通宝及古代麻布碎片。清代于此置红柳园军塘。

　　双泉驿 置于第四烽处，在乌山驿西北69里，今名大泉。烽火台建在驿道东侧小山头上，用土墼砌累，夹层用芦苇三层作米字形迭压；驿道西侧坡下有大泉二眼，二泉南北相距不过30米，水质甘甜，可供人马饮用。烽有二泉，故名双泉烽。万岁登封元年在烽燧所在小山头北脚下、驿道东侧置驿，即名双泉驿。今存驿垣残址，驿垣西侧有多处大堆生活垃圾及马粪堆积，从中发现有开元通宝、麻布碎片、麻鞋、铜箭头等。清代于此置大泉军塘。《玄奘传》记玄奘“夜到第四烽，恐为留难，欲默取水而过。至水，未下间，飞箭已至，还如前报，即急向之，彼亦下来。入烽，烽官相问，答：‘欲往天竺，路由于此，第一烽王祥校尉故遣相过。’彼闻欢喜，留宿。更施大皮囊及马、麦相送，云：‘师不须向第五烽，彼人疏率，恐生异图。可于此去，百里，有野马泉，更取水。’”从此，玄奘离开官道，凭感觉、取捷路前行，导致失路困顿，觅水不得，“四日五夜，无一滴站喉。口腹干焦，几将殒绝”。双泉驿处的第四烽，对玄奘此行最关紧要。

　　第五驿 置于第五烽处，在双泉驿泉东北64里（北多东少），今名马莲井。烽火台建在驿道东侧，土蟿垒砌而成。20世纪50年代于烽台南侧修建商店，烽台被平毁，今仅可见台基遗痕。烽台东北百米许有驿垣废墟；北有水泉，可供人马饮用。泉在涧沟内，涧沟宽20米许，深六米，向东延伸，长约三里。疑即《魏略》引《西戎传》所谓“横坑”。万岁登封元年在泉东南置驿，名第五驿，驿垣废墟至今仍在。自此以北即莫贺延碛。清代于此置马莲井军塘。玄奘当年，仅闻此烽，并未身至其处。因第四烽校尉王伯陇告其勿经第五驿，免生不测故也。

　　以上五驿，分置于“关外五烽”处。玄奘经行时，此路封闭，故不置驿，其后七十年，至武后万岁登封元年（696年）始置驿。

　　下面介绍万岁登封元年于此道下段、即第五驿以北至伊州间所置五驿――冷泉驿、胡桐驿、赤崖驿及失名二驿：

　　冷泉驿 《沙州都督府图经》记此驿在第五驿西北68里，余考为今星星峡。开元、天宝年代于此兼置冷泉戍。

　　胡桐驿 《图经》记此驿在冷泉驿西北84里，余考为今哈密市沙泉子。开元、天宝年代于此兼置胡桐戍。

　　赤崖驿 《图经》记此驿在胡桐驿西北80里，余考为今哈密市天生墩。天生墩又名红山墩（见祁韵士《万里行程记》及林则徐《荷戈纪程》），这一带为丹霞地貌，土色丹红。驿道南侧有一红土高崖，平地突起，“高三丈余”（《辛卯侍行记》），驿名“赤崖”，显然因此红土高崖得名。烽火台建于崖顶，驿垣当在高崖下。开元、天宝年代于此兼置赤崖戍（见S.788《沙州、伊州志》伊吾县条）。

　　笔者多年来对此道进行研究，反复踏查寻找，《图经》所载之八驿幸得全部找到，每处皆有烽火台、驿垣、水泉（或古井）。其烽火台除某些毁坏太甚仅存基址者外，保存较好的烽火台大都有唐代补修的痕迹；某些驿站还发现唐代遗物，表明武周年代以来每一站点上都有烽有驿，驿戍并置。

　　瓜州抵赤崖驿为656唐里，由赤崖驿往伊州，尚余244里（900里－656里＝244里），中间当置有二驿，《沙州都督府图经》失载其名。余比定其一为今哈密市格子烟墩，在赤崖驿西北80唐里；其二为今哈密市黄芦岗，在格子烟墩西北103.5里（诸书载格子烟墩抵黄芦岗里程多作140里，乃当地浮报之数。林兢《西北丛编》载其实测里数：格子烟墩至长流水53.5里，长流水至黄芦岗50里，合计103.5里），唐里为92里。又西北去伊州70里。自瓜州抵伊州，经此十驿，为程900唐里。

　　综括前述，制成《莫贺延碛道诸驿位置关系图》以见其概（见图1）。

　　玄奘瓜伊段行程考证中三个坐标

　　1921年，英国考古家斯坦因（Sir Aurel Stein）出版了他关于中亚及中国西部考古成果的巨著《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Detai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o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volumes I—V.Oxford,Clarendon Press,1921.）[6]。又在同年的《通报》上发表《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程》[7]，曾对玄奘这段路上的旅行进行讨论。他在上述撰着中正确地判断出玄奘这段旅行所循行的道路为莫贺延碛道，但他对玄奘经行的一处处相关地点的指认，却几乎一无是处。具体地说，他对玄奘这段行程的起点瓜州城、夜间偷渡的瓠芦河以及初唐时期这条路上诸烽第位置的比定都是错误的。他的一系列错误，起始于对唐瓜州城的误断，由此导致对瓠芦河及第一烽位置判断的失误。可以说，瓜州城、瓠芦河及第一烽位置的判定，是玄奘瓜伊行程考证中三个关键性坐标，不可马虎出错。

　　先说瓜州城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第三卷第二十六章《前往古代瓜州》中说：

　　“在经过头工村（它无疑代表的就是疏勒河的老河床）附近的一条宽阔、弯曲的沟谷之后，道路接下来就通过了那座废弃的以‘瓜州城’一名著称的古城。这名字来自整个绿洲的古代名称。其夯土的围墙成了一个大约1／2英里长、1／3英里宽的长方形墙圈子[8]，但是裏面很少有房屋遗址。据说这裏面曾做过一个军事指挥的‘衙门’，后来又迁到敦煌去了……然根据此城在绿洲的中心位置以及某些接下来将进一步讨论的考古学迹象来判断，它以前曾经很重要, 可能就是古代瓜州的首府地。”[9]

　　他又在《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程》一文中说：

　　“安西城南，在河流（引者按：此指疏勒河）同南山（引者按：此指安西县南之截山子）的中间，遍地荆棘，耕种的地方很少，荒芜的地方很多，城的周围，有不少的废迹，其间居中而最重要的，尚名瓜州城，相传是古瓜州的治所……玄奘所到的瓜州，好像就是此地。”[10]

　　斯坦因这裏说的“古代瓜州的首府”、“玄奘所到的瓜州”， 根据他上面的叙述及其《西域考古图记》所附第81号《安西地图》的标示，可以确知是指安西县西南三十里的新瓜州城，如今当地俗称“瓜州堡子”。此城筑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并非唐代古城。是时，吐鲁番回民（维吾尔人）不堪准噶尔部的蹂躏，逃难于酒泉、安西境，朝廷命于安西境筑五堡以居之，拨给土地耕种，置“瓜州营”就近弹压，更就五堡近侧又筑一堡作“瓜州营”驻地；又将安西州同知移驻此城，此城因而蒙有“瓜州城”之称。清乾隆二年分巡肃州道兼署安西兵备道印务黄文炜编纂《重修肃州新志》，在《安西卫册》中有明确的记述，该册《文》部载雍正十一年八月署陕西总督刘于义《请添筑瓜州城堡疏》云：

　　“臣等前因瓜州安插回民，凡及万口，请于安插回民五堡之外再添筑一堡，添设参将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兵丁六百名，就近居住弹压，并请将安西同知移驻瓜州，同教导回民之部即侍卫亦居堡内……奉旨依议，钦遵在案。臣等即檄饬安西兵备道王全臣切实料估。……今据安西兵备道申称‘查得瓜州地方，奉旨允准添设官兵，建筑营堡。遵即于回民头堡正南八里建筑城堡一座，计城内应建文、武、大、小衙署十座，仓廒一处，庙宇二座，神器库一座，小教场一处；兵六百名，每名给房二间，该房一千二百间，便拟将来招户民数百家居住，须多留余地。其城周围，估四里一方，较回民头堡稍大。’”[11]

　　所说“于回民头堡正南八里建筑城堡一座”即是此城，斯坦因以为“可能就是古代瓜州的首府地”、又说“玄奘所到的瓜州，好像就是此地”。从所谓“可能就是”、“好像就是”的措辞看，斯坦因本人并不肯定此城就是唐瓜州城，但他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却径将此城认定为唐瓜州城，并以此城为坐标，对瓠芦河、及第一烽、第四烽、第五烽的位置进行一系列的比定，不免令人匪夷所思！

　　那么，唐瓜州城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回答是：在安西县城东南75公里锁阳城。

　　此城“东去肃州四百八十里，西去沙州三百里”，与《元和郡县志》关于瓜州城位置的记载相合。其城占地平面约30万平米，今安西县境内所存汉至清代50余座古城堡中此城规模最大，足以表明此城等第必不下于州郡一级。城内外散布大量汉唐以来陶片、五铢钱、剪边五铢、开元通宝及铜箭头。其外城城垣夯筑规制符合唐代建筑特点；城东南有汉唐水利工程，其河道、斗门、干渠、支渠、子渠遗迹及农田分布宛然而在；城南屡屡发现唐代墓葬，且出土有唐三彩马；安西县博物馆李春元先生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城内还出土过“沙州都督之印”铜印一枚（其后此印下落不明）。上述种种，表明此城非唐之瓜州城莫属。

　　此城约废于元代，明代则称“苦峪城”。宣德十年（1435年），沙州卫被哈宻侵扰，不能自立。沙州都指挥佥事困即来率其部众“二百余帐走附塞下（见《明英宗实录》卷十二），朝廷命边将率兵缮治苦峪城安置其众，正统六年（1441年）冬，城成；十一年（1446年）秋，甘肃镇将任礼“收其全部入塞，居之甘州，凡二百余户，千二百三十余人”，此城遂空（见《明史·沙州卫传》）。

　　成化九年（1473年）后，哈宻亦屡遭吐鲁番人攻袭，难以安存，明王朝乃将哈密流亡部众安置在此城，复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及弘治七年（1494年）对苦峪城进行过两次重修（分见《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一及《明孝宗实录》卷九十五）。明代所筑的苦峪城，是在唐瓜州城废址上缩小规模重新筑造的，新城北、东两面，唐代城垣仍存残段。清代以来此城荒芜，遍生锁阳，遂被称为锁阳城，今安西县博物馆径称为唐瓜州城，尽管不太准确，其所在位置却是肯定无疑的。

　　次说“瓠芦河” 斯坦因既将清代瓜州营所驻城当成唐瓜州城，于是，又根据《玄奘传》的记述，判断此城以北“八英里”的疏勒河为瓠芦河。按照斯坦因的说法，疏勒河乃在清代瓜州城以北40里。而居临瓠芦河岸的东迁的玉门关，当然也被判断在清瓜州城以北40里疏勒河边了。但清瓜州城以北40里左右的疏勒河上，毫无玉门关踪影可寻，文献上也不找到任何线索，连斯坦因也不得不说：“玄奘时代的玉门关确在何处，我现在还不能说。”[12]

　　斯坦因只知清“瓜州城”北有条疏勒河，不知唐代瓜州城北还有另外的两条河，一名“苦水”（见《沙州都督图经卷三》），一名“白水”（见《通典·州郡·瓜州》），便率而断言：“瓠芦河只能是疏勒河，也就是蒙古人的布隆吉河（Bouloungir）”[13]。

　　按，疏勒河，西汉时原名“籍端水”，“籍端”疑是匈奴语或羌语之音译，汉语译为“冥水”[14] ；唐代名“独利河”（ 见《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明代名“算来川”（见《明英宗实录》卷108“正统八年九月丙辰”条）、速鲁川（见《秦边纪略》）；清代名素尔河（见《清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十三“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庚午”条），亦作苏勒河、苏尔河、苏尔水、（见吴省兰《河源纪略承修稿·质实三》），又作苏赖河（见乾隆钦定《河源纪略》卷三十）、西拉郭勒、西喇戈勒、锡拉谷尔、西赖古尔（以上四名，俱见陶葆廉《辛卯待行记》卷五“十一月初八日”条）。余尝考“籍端”、“独利”、“算来”、 “速鲁”、“素尔”、“苏尔”、“苏勒”、“苏赖”、“西拉”、“西喇”、“锡拉”、“西赖”等名，俱一声之转 [15]。历代关于疏勒河的各种称名中，从来不见有“瓠芦河”之名。可知“瓠芦河”并非疏勒河。

　　《玄奘传》说，自瓜州城“北行五十余里有瓠芦河……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载瓜州城北有条“苦水”，同《玄奘传》所载“瓠芦河”方望相当。其文云：

　　“苦水 右源出瓜州东北十五里，名卥涧水；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余里；西南流一百二十里，至瓜州常乐县南山南（引者按：常乐县南山即今安西县南之截山子），号为苦水；又西行卅里，入沙州东界故鱼泉驿南（引者按：“南”字，依实校之，应勘正为“北”）；西北流十五里，入常乐山；又北流，至沙州阶亭驿南，即向西北流，至廉迁烽西北廿余里散入沙卥。”

　　苦水从瓜州城东北十五里发源，西北流，抵常乐山南麓，沿山西流百二十里。此河南距瓜州城的里数虽短于《玄奘传》所说的“五十余里”，但考虑到传闻之言非实及道路曲折之不同，仍可说得过去。字面上看，“苦水”与“瓠芦河”二名不同，实则可通。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严耕望先生就曾指出：“余颇疑‘苦’为‘瓠芦’之合音。”[16] 从音韵学原理而言，严先生的推测完全可以成立。《广韵·模韵》“瓠，户吴切。”其吐气音作“苦吴切”，方言中“户、苦”不分及“户、苦”互换的现象屡见不鲜，至今豫南及湘鄂方言仍读“瓠芦”为“Kú lòu”，由此可知“苦水”之“苦”，确有可能是“瓠芦”二字的合音。

　　常思北方之河，多有以“瓠芦”为名者[17]。第考“瓠芦”二字，实即突厥语“哈喇”之转音，其义谓“黑色”[18]。瓜州之苦水，所过多为沼泽地，草木蕃茂，腐殖沤沃，水色黯黑，此所以受名“哈喇”也，汉译其音，稍变为“瓠芦”。清代径名此水曰“黑水”，水上之桥则名“黑水桥”[19]。而清代“黑水”之名，自当有所传承，似非凭空而来。元、明时期，此河附近有城，明·佚名《西域土地人物略》载其城名为“哈刺兀速城”[20]。“哈喇”，黑色也，“兀速”亦作“乌苏”，蒙语谓水也[21]。看来“黑水”一名，或是当地固有旧称。今此河上游因水源萎缩，已断流；中游以下赖多泉水出露汇入此河，故未断流而名芦水沟。芦水之“芦”何义耶？曰：谓黑水也。胡渭释《禹贡》梁州黒水云：“《禹贡》梁州之黒水，汉时名泸水。”又云：“泸本作卢，如卢弓、卢矢、卢橘之类，皆训黒。刘熙《释名》土黒曰卢，沈括《笔谈》云夷人谓黒为卢，汉中山卢奴县有卢水。郦道元云：‘水黒曰卢’……尤卢水为黒水之切证也。”[22] 余颇疑“芦”为“哈喇”“胡卢”之省音，亦犹“苦（水）”为“瓠芦”合音之比。则“苦水”、“芦水”即 “瓠芦河”，即“哈喇河”亦即“黑水”是也。

　　余考此河，起瓜州城东北，趋向西北之马圈村，至马圈村西南二里北折，行约300米，左岸有古烽火台及小城遗址，笔者考为东迁之玉门关，今有玉关烽燧残址在焉；小城西二十步有一大城废墟，笔者考为唐晋昌县城。《元和郡县志》瓜州晋昌县载：“玉门关，在（晋昌）县东二十步。”[23]完全契合。玄奘从玉门关上流十里许渡过此河，所渡之处当在今桥子村与马圈村之间，东南距瓜州城30余里。

　　若如斯坦因所说“瓠芦河”系清代新瓜州城以北的疏勒河，试问玉门关及晋昌城又当向何处安置？

　　复次，说第一烽。据《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载，莫贺延碛道上的第一烽，不在瓜州城与常乐城之间，而在常乐县北二十七里。余考其地，在今安西县四工农场西十里沙井子处，东南距瓜州城142唐里（驿道从瓜州至常乐城115唐里，常乐城至新井驿27唐里，合计142唐里）。根据什么将第一烽定在常乐城北的新井驿而不定在常乐城与瓜州城之间呢？主要依据有两点：

　　第一，瓜州往伊州的驿道并不起自瓜州城，而是起自瓜州所属常乐县城。常乐县城在瓜州西北115唐里。瓜州至常乐这一段路，属瓜州境内官道，又是瓜州往沙州官道的首段，自然不属莫贺延碛道。从常乐城趋西北，才算踏上莫贺延碛道。所以莫贺延碛道（即瓜伊驿道）的起点是常乐城。其第一烽则自当置在常乐城以北。

　　西北郡县，多为大戈壁包围中的小绿洲。绿洲之内，有村落、居民及耕田，谓之“内境”；绿洲之外，茫茫戈壁，无村落、居民及耕田，谓之“外境”。常乐城北27里之沙井子，为瓜州绿洲之北沿，自此即进入戈壁荒漠。此处有泉而无人烟，为贼人出没之所，故须于此设烽警戒。此烽既为北出首途之烽，必即第一烽。武周万岁登封元年于莫贺延碛道总置十驿，其第一驿（新井驿）亦在沙井子。则新井烽、新井驿同在一处，当非巧合。

　　第二，玄奘时代，瓜州在其北境（今星星峡山以南）总置五烽。其最北之烽为第五烽。伊吾归唐以后，此道交通恢复，武周时于第五烽处置驿，名“第五驿”。考第五烽乃在今之马莲井。从马莲井往南数，第四烽为今之大泉，第三烽为今之红柳园，第二烽为今之白墩子，第一烽适为今之沙井子。这就是说，以第五烽为坐标往回数，同样得出沙井子为第一烽的结论。

　　斯坦因以为莫贺延碛道起自瓜州城，不知此驿道起自常乐城；又以清代所筑瓜州堡子为唐瓜州城，于是误将清瓜州堡子及疏勤河以北的白墩子烽定为第一烽，他说：

　　“至若玄奘所说从河径八十余里见第一烽，也同我们从旧河床（引者按，此指疏勒河旧河床）算到第一站白墩子十六英里之数正合。”[24]

　　这一判断，是在以清瓜州堡子为唐瓜州，又以“瓠芦河即疏勒河”为前提而作出的，前提错误，结论必然出错，后续的一系列判断也就跟着一错到底。

　　近来，有研究者鉴于截山子南麓苦水河北岸之八楞墩（墩形立体八楞，故名。当地讹称“八龙墩”），在唐玉门关与常乐城之间，以为有可能是玄奘所说的“第一烽”。这也是不对的：

　　一、八楞墩烽火台始建于清雍正年代，为清代安西镇置在截山子（唐常乐山）南麓的警烽。唐代尚无此烽，玄奘无由得见，故知此烽绝非玄奘所说的第一烽；

　　二、玄奘从唐玉门关东十里许（今桥子村与马圈村之间）渡过瓠芦河，理应从今之桥子口子穿过常乐山向西北，《玄奘传》明言“径八十余里，见第一烽”。这个“第一烽”必在常乐山北数十里，不在常乐山南。而八楞墩不仅在常乐山南，又傍近瓜州往常乐县的官道，玄奘必不敢行由此道。由此亦可断知八楞墩非第一烽。

　　三、《玄奘传》载，玄奘于偷渡瓠卢河后第二天，在前往第一烽的途中，曾遥见戈壁幻景，所谓沙碛间“军众数百队，乍行乍息，皆裘褐驼马之像，及旌旗矟纛之形”。若从瓠卢河往八楞敦，必是沿常乐山南麓向西，这一路水草滋茂，并非茫茫戈壁，不可能出现戈壁幻景，自今依然。从玄奘在瓠卢河与第一烽间遇见戈壁幻景的记述，亦可推知八楞墩绝非玄奘所说的第一烽。

　　四、《玄奘传》载，玄奘渡过瓠卢河后，第二天奔波八十余里，一路无水。遥见第一烽，欲取水，“恐候者见，乃隐伏沙沟，至夜方发。到烽西见水……欲取皮囊盛水，有一箭飒来，几中于膝。须臾更一箭来，知为他见。”吓得玄奘赶紧大喊出首：“我是僧，从京师来，汝莫射我！”而八楞墩就在唐瓠卢河（今名黄水沟）北岸，俯临水涘。此水从东流来，向西流去。若八楞墩果为唐第一烽，玄奘一路走来，皆傍此河而行，并不乏水，何必独于此烽之西取水，还要“隐伏沙沟”夜间才敢露头？就此而言，亦可断知八楞墩并非唐第一烽。

　　玄奘此行怎样同官道离合交叉

　　关于玄奘远傍官道而行具体路线的推定，首先必须弄清官道的取线若何，这在本文第一节的论述及所附《莫贺延碛道诸驿位置关系图》已经明白揭示。其次，必须弄清玄奘所行同官道发生交叉与分离的情况及其对玄奘行进路线发生怎样的影响。下面就后一问题加以探讨。

　　《玄奘传》关于玄奘经行中同官道发生交叉与分离的情况，有以下三点须认真加以琢磨：

　　一、玄奘是从玉门关上游即玉门关以东十里许渡过瓠芦河的。玉门关作为关卡，必临大道。玄奘从玉门关以东十里许渡河，这就意味着在开始的一段行进中，玄奘是在官道以东前进的。结合附近地形具体言之，则是从锁阳城出发，傍官道东侧向北，在马圈村及桥子村之间渡过瓠芦河；又西北，经土疙瘩湾向北，入十工山南干沟（又名“桥子口子”），循南干沟穿过十工山，向西北直趋第一烽（沙井子）。从南干沟出山往第一烽，当经过今安西县十工农场及瓜州乡一带。这一带，唐代尚未开发，到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吐鲁番人“二千三百八十余户，九千二百余名”逃难出来被安置在这一带居住垦种，此后才成为人口繁盛之区。而玄奘当年，此地仍属荒地及戈壁，时常出现戈壁幻影，所以玄奘在这一带行进中“忽见有军众数百队，乍行乍息，皆裘褐、驼马之像，及旌旗矟纛之形。易貌移质，倏忽千变；遥瞻极着，渐近而微。”（《玄奘传》卷一）。

　　二、玄奘到第一烽（新井烽）旁水泉处取水，被守烽者发现带进戍堡，校尉王祥问明情况后，心生敬佩。次晨，“使人盛水及麨饼”，并亲自送行十余里，嘱“径向第四烽”，告以第四烽之烽官王伯陇将会给予帮助。玄奘经行路线同官道发生交叉，此第一烽为首次。从第一烽向第四烽，为程220里，少则二日、多则三日可到。玄奘之马驮有足够的干粮及饮水，两三天的需用当不成问题。第四烽（双泉烽）在第一烽西北，最直捷的取线当然是循官道西侧而行。释以今地，则是从沙井子出发，指向西北，直趋大泉。

　　三、次日晨（自瓜州出发之第三日），玄奘从第一烽出发，大约第二天夜间到达第四烽附近，“恐为留难，欲默取水而过”，却又被烽卒发现，射来“飞箭”，同样被带进戍堡盘问。玄奘告以王祥之言，果然得到王伯陇的关照。次日，王“更施大皮囊及马、麦相送”，且嘱“师不须向第五烽，彼人疏率，恐生异图。可于此去百里许，有野马泉，更取水。”王伯陇的建议，是说此后的行进不必依傍官道，可从官道以西不设防处走出唐界，直奔伊吾国境。王伯陇所说的“野马泉”不知今为何所。但有两点可以肯定：

　　1.王伯陇所提供的路线，除了要避开第五烽的不虞之外，还要选择伊吾边界距离第四烽最近之处，尽可能少走弯路，同时又必有饮水补给处。今知第四烽（今大泉处）西北80公里即入伊吾国境，而且这一地段之内唐朝不设防戍，第五烽（今马莲井处）又远在东北。据此，似可确定野马泉必在官道以西；

　　2.《玄奘传》载野马泉距第四烽“百里许”。考虑到此泉当与伊吾国境相去不远，故其泉亦须于大泉西北求之。

　　查今从之大泉（即双泉烽，《玄奘传》所说的第四烽）向西北，确有便道，人马可通行。在今照西车站附近穿过照壁山，到达红柳河，为程恰合“百里许”（按五万分地图比例尺量之为49公里）。红柳河为山间季节性河流，平时虽无长流水，但多有泉水出露。王伯陇所说的“野马泉”，或即红柳河附近诸泉之一。五万分地图上标有此一便道，古代亦当有之。不可想象王伯陇会建议玄奘走一条从不通行的无路之路。

　　据此，笔者判断玄奘取道应是从今之大泉向西北，经照东车站及照西车站附近，向西北穿过照壁山，又过红柳河车站，到达红柳河。此处有泉，可补给人马饮水。红柳河以西，便入伊吾国境。则第四烽处为玄奘此行与官道的第二次交叉。从此烽开始，玄奘便离开唐境官道，循便道直指西北而行。

　　从红柳河向西北，百余里可抵新疆哈密之苦水（在赤崖烽以东50里），苦水就在莫贺延碛道上，从此可以公然行走伊吾大道直抵伊吾，而无须躲避矣。以上，应当就是王伯陇指示的捷路。此道多穿行山丘中，无奈玄奘于穿插中迷路，变生不测，未能预期到达苦水。

　　此后的旅行中，玄奘又多次望见戈壁幻景（《玄奘传》所谓“至沙河间（沙碛中），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由于“失道”迷路，“觅野马泉不得”，所备饮水，不慎失手倾尽，“又路盘回，不知所趣”，只得返向第四烽。东返“十余里”，“自念我先发愿：‘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今何故来，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遂旋辔掉头西行。“于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燋，几将殒绝。不能复进，遂卧沙中。”以至晕厥不省人事。“至第五夜半，忽有凉风，触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马亦能起。体既苏息，得少睡眠……法师惊寤进发，行可十里，马忽异路，制之不回。经数里，忽见青草数亩，下马恣食，去草十步，欲回转，又到一池，水甘澄镜澈，下而就饮，身命重全，人马俱得苏息……即就草池，一日停息。后日，盛水取草进发。更经两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以上引文，俱见《玄奖传》卷一）此云玄奘得水草处，距伊吾仅二日程，推测其地约在今新疆哈宻市格子烟墩附近。由格子烟墩往哈宻，林竞《西北丛编》载其实测里程为165.5里，正合“二日”程。

　　总括玄奘此行，日程大致如下：

　　第一日夜晚，从瓜州起程，傍官道之东向北，在唐玉门关以东十里许渡过瓠卢河。从南干沟（桥子口子）入常乐山中，小睡片时；

　　第二日，晨起，出常乐山西北行（西多，北少），戈壁途中惊见幻景。晚抵第一烽（常乐城北新井烽，今安西县沙井子）；

　　第三日晨，离第一烽，傍官道西侧北行，遥越第三烽，直向第四烽（双泉烽，今名大泉）；

　　第四日晚，抵第四烽。校尉王伯陇告以勿向第五烽（今马莲井），可直趋西北，由野马泉（约为今红柳河车站西之红柳河）向伊吾之苦水（今地名），即可踏上莫贺延碛古道；

　　第五日，自第四烽出发，往野马泉。行百余里，觅野马泉不得。所携水囊又不慎倾覆，无水可饮。欲暂返第四烽。东行十余里，复忆当初不达天竺，决不东返之誓言，乃掉头向西，继续西进。终因无水补给，“渴不能前”，“遂卧沙中，默念观音，虽困不舍。”此后，终因脱水而致昏厥。

　　第六、七、八、九日，恒在昏厥睡卧中。第九日夜半，“忽有凉风触身”，竟得苏醒。复稍睡眠，体力有所恢复，乃起强行。“行可十里”，老马嗅知近有水源，遂异路强向水源处行，“制之不回”。法师随行数里，果有大片茂草，马恣食之，边食边行，竟至池水处，玄奘“下而就饮”，“人马俱得苏息。”

　　第十日，就水池边休憩一日（笔者推测此处水池，约在今哈密市格子烟墩附近）；

　　第十一日，“盛水取草”，继续向西北进发；

　　第十二日晚，到达伊吾。

　　法师自瓜州抵伊吾，首尾为十二日。笔者推考其时，约在贞观元年（627年）八、九月间。

　　综括本节所述，绘为《玄奘瓜、伊经行路线图》（见图2），以为本文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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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伊州条记伊州“八到”云：“东南取莫贺延碛路至瓜州九百里。”《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同。

　　[2] 本段引文之详释，请参阅拙著《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修订本）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54－63页。

　　[3] 参见拙撰《唐瓜州常乐县“拔河帝山”考》，收入《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115－119页。

　　[4] 玄奘西行出发年月，诸说不一。此据杨廷福先生考证。见杨廷福《玄奘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8。）89－118页。

　　[5] 见前引《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修订本）54－63页。

　　[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有巫新华等中文全译本。

　　[7] 冯承钧先生有中译本，收入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重印第一版，1995年北京第2次重印）22－33页。

　　[8] 此城至今仍存，在今安西县瓜州乡政府东500米处。近年安西县文化局李旭东先生实测为：东西长529.5米，南北宽534米，面积282913.2平方米，城垣残高1－7米不等。见李旭东《清代安西回民（回鹘）五堡考》，载《安西文史》第三辑，安西县政治协商委员会编印。157页。

　　[9] 巫新华等译、斯坦因著《西域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三卷，624页。

　　[10] 斯坦因著：《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程》。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商务印书馆，1962重印第一版。24－25页。

　　[11] 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甘肃省酒泉县博物馆校印本，1984年。470－471页。

　　[12] 前引斯坦因：《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程》，27页。

　　[13] 前引斯坦因：《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程》，26页。

　　[14]《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冥安县条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泽。”应劭生当东汉末期，人或以为“冥水”为东汉译名。但西汉即设冥安县，必因境内有冥水而命名，由此度之，西汉置冥安县之前已将籍端水译作冥水。

　　[15] 参见拙撰《籍端水、独利河、苏勒河名义考――兼谈“河出昆仑”说之缘起》，《西域研究》1994年第3期， 62－67页。

　　[16] 见严耕望着《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篇十二《长安西通安西驿道下》（台北文汇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1985年），439页注3。

　　[17] 例如：《新唐书·地理志八》引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于阗境有胡芦河；《元和郡县志》卷三安定郡萧关县西有葫芦河；《宋史·王彦超传》汾州有胡芦河；同书巻三百二十八《章楶传》渭州有胡芦河；同书卷四百八十四《韩通传》深、冀之间有胡芦河；欧阳修《文忠集》巻二十七《翰林侍读学士给事中梅公墓志铭》载灵州有胡芦河；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二十四蔚州城北有胡芦河；《明史·地理一》真定府元氏县有胡芦河；齐召南《水道提纲》巻六 庆阳府有葫芦河；赵一清《水经注释》卷十一山西广灵县壶流河，亦名葫芦河，《元和志》、《寰宇记》谓之瓠芦河；《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巻二十四“党河其合流入喇喇淖尔处名葫芦河”。其例甚多，不可悉举。

　　[18] 《辽史语解》卷四：“哈喇，蒙古语黒色也，（《辽史》）卷十五作曷剌，河名。”

　　[19] 《西域图志》卷二十四“安西南路”条载：“黒水河，在安西州东南九十里。水色微黒，有鱼。发源迤东之沙窝，西流入芦水沟河。上有桥，名黒水桥，厥名颇着。”

　　[20] 明·佚名《西域土地人物略》载：“苦峪（笔者按：此指下苦峪，即今玉门市之玉门镇）西二十里为古墩子，墩西六十里为阿丹城，阿丹西南三十里为哈刺兀速城。”

　　[21]《金史语解》卷十一：“乌苏，蒙古语水也。（《金史》）卷七十二作完速。”又，《辽史语解》卷六及《元史语解》卷七等皆有此释义。

　　[22] 清·胡渭《禹贡锥指》卷九“华阳黒水惟梁州”条

　　[23] 参阅拙撰《新玉门关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 1－13页。

　　[24] 前引斯坦因：《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程》， 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