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区域历史研究的新成果—评王荣国先生的《福建佛教史》

　　东井玉

　　刘志伟先生在论及制度史的区域性研究时曾说：“中国实在太大了，以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除非有大师般的学识和眼光，否则很难作总体的把握，而将研究范围收缩到一个省区，就容易把握些，因为一个省区至少在地理条件、地方行政、经济状况和文化类型上，比全国有更多的一致性。其实，许多标榜为全国性的研究，也大都是以研究者所着眼的地区为中心，很少真正作全国性的把握。”(《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若要对时下冠以“中国”名号的佛教史著作把把脉，则刘先生的上述说法堪称是最好的诊断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可谓深远矣，其区域性的变异也甚大，有所谓“作全国性的把握”者，倘能真正达到“宏观的理解”，未尝不是地方性研究的经典性范导。问题是许多中国佛教史大作，体系虽是大而全，但若欲深入追间下某个区域的详致情况，就不免有雾里看花或隔靴搔痒之感了。从区域历史视野来审视佛教在中国自身发展的轨迹，或许是一种更合理因而也是更现实的研究理路。

　　王荣国先生的《福建佛教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堪称是近年来佛教区域历史研究的新成果。作者称“本书的写作力求追寻福建佛教自身发展的轨迹，比较系统地反映历史上福建佛教的基本面貌，注意探讨佛教各宗派在福建的传布，特别是在探讨禅宗在福建的传布时，适当变换写作角度，采取分派别支系阐述其师资承传，同时尽可能地以佛教史籍记载与地方史籍相印证、补充，通过考证确定某位禅师在闽传法的确切地点、大致年代，并订正佛教史籍或地方史籍记载的疏忽。”(第一页前言)综观全书，作者对中国佛教并不抱有“宏观理解”或“整体把握”的野心，而是从考据、校订正典史籍及地方性资料入手，让人走出历史的时间性迷雾，从而对福建佛教漫长的发展历程有一“经验性的知识”。在有意“忘却”对佛学思想的形上追溯之余，作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性描述，重组并再现在大社会背景下的福建佛教的时空律动。王君谦称“这本小书远未达到‘福建佛教史’应有的境界，只能说是写在‘福建佛教史’的边上”，然而恰恰是这种貌似边缘化的写作，以及作者清醒意识到经验性描述的历史性和未完成性，读者更能轻松地置身于历史性的视域中，在视界融合中理解这部《福建佛教史》的开放性意义。

　　与一般佛教史著作偏重于思想流变的考察不同的是，本书特别关注作为佛教传播载体的寺院的空间发展过程。作者采取社会史与宗教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西晋以来寺院在福建政区的区域分布及兴衰状况作了详细的描述，并依是来透视佛教信仰与国家及区域社会的关系。这种研究视角颇值得注意。佛教在福建的传播与发展无疑属于区域空间现象。佛教主要通过寺院的兴建，建构其在某一区域内的空间秩序(控制)和空间象征。研究历史各个时期福建兴造寺院的区域分布，对于探讨佛教组织如何通过神圣空间的象征秩序来塑造并强化其地方性的文化(信仰)宰制颇有意义，对于反思诸如宗族、族群等地方性制度怎样影响佛教的区域性进程也甚有价值。而通过考察寺院的兴衰情况，即佛教区域性空间秩序的变更，我们不仅能够了解社会秩序的变迁对地方性生活世界之人文时空建制的影响，亦可分析诸如寺院组织、寺院经济以及以寺院为依托的佛学思潮等如何或为何产生地域性变异。王君以寺院作为剖析福建佛教变迁的一个契入点，无疑开启了佛教区域历史研究的新视野。

　　隋唐以降，中国佛教各宗派特别是禅宗各支系在社会各地获得广泛传布，但这种传布与寺院兴造一样毕竟有地域性的差异，因而其发展也必然存在着不平衡和复杂性。《福建佛教史》的作者并不试图去预设或找寻各宗派、支系在区域传布过程中的某些共同性规律，或逞论其思想特性及其历史性地位，而是侧重从共时性和历史性两重向度来解读其空间传布过程的差异性特性。作者对同一时期不同宗派、支系在闽各区域的传布情况的详致考察，使得我们比较各宗派、支系的区域差别及衡量其在短时段的区域历史地位成为可能。而作者对历史各个时期每一宗派、支系的传布过程的描述，也让我们能够较理性地审视佛教长时段的区域变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翔实的考证功夫，也为读者更深层次地反思佛教各宗派、支系与国家及区域社会的互动奠定了基础。

　　“看似平常实奇岖，成若容易却艰难”!这部凝聚着王先生多年心血的大作，理当也必然在佛教区域历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我想精明的读者无疑能从王先生独具匠心的思考中汲取智慧的资粮，进而更深刻地理解佛教的区域化、民间化过程予以福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