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佛典的史话

　　张小嘉

　　最早编纂的佛经

　　佛经的编纂是通过答问的形式，把释迦牟尼所说的教法编成简短的语句，以便佛门弟子共同背诵，防止异见邪说。在释迦牟尼去世后三四个月，由他的大弟子摩诃迦叶主持，选出五百大阿罗汉（已断烦恼的圣者，在王舍城附近的毕波罗窟中结集经典。由多闻第一，即最有学问的阿难背诵释迦牟尼在世时所说的法（经藏）；又由持戒第一，即以严守戒律著称的优婆离诵出释迦牟尼制定的僧团戒律（律藏）。他一共诵了八十次，所以名为《八十诵律》。这次结集，佛教史上称为第一次结集。又因其结集有五百罗汉参加，也称“五百结集”。这次结集只是口诵，并没有写本，但后来的经典写本，是以此为始基。

　　中国译经之祖

　　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便询问群臣，据大学士傅毅的说明，帝于是派遣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三年后，他们同两位印度僧人迦叶摩胜和竺法兰回到洛阳，于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是为中国译经之祖”（见《大唐内典录》卷一）。全经仿老子《道德经》形式，概括佛陀重要言教成四十二章，是佛弟子摄身修心的一部宝训。也有人认为此经是摘录《阿舍经》语句编辑而成。但《四十二章经》作为我国第一部翻译的经典，还是大多数人所公认的。

　　卷数最多的经

　　汉译佛典绝大部分完成于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其间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被称为“四大翻译家”。有姓名记载的佛典翻译家有二百多名，共译佛典二千一百余种，六千余卷。其中，卷数最多的经要算玄奘法师翻译的《大般若经》，共有六百卷。全经十六会，是佛陀在王舍城的鹫峰山舍卫国的给孤独园、他化自在天宫、竹林精舍的白露池（简称“四处”）说出，是中观学派的根本经典。唐代西明寺沙门玄在《大般若经初会序》里称此经“乃希代之绝唱，旷劫之遐津；光被人天，囊括真俗”的重要典籍。古代书写此经要用一万三百多张纸，如果把这些纸连接起来，足有四华里多长。

　　字数最少的经

　　《大七宝陀罗尼经》一卷，是佛在给孤独精舍为阿难所说之七佛陀罗尼。全经包括二十字的咒语，总共只有二百一十六个字，比日常念诵的《般若心经》（包括十八字咒语）少四十四字。这就是字数最少的经。如果说到咒语，要算《一字水轮真言》字数最少，平常持诵有六字，除去咒语开头的“唵”字，实际只有一个“镂”字。

　　我国高僧说的经

　　佛教的“经”，是佛陀在世时他本人所说，由印度及其邻近国家传来我国。随着佛典翻译和介绍的增多，中国僧人对佛教义理领会逐渐加深，自两晋南北朝以来，中国佛教学者以自己的著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三藏”的内容据估计，中国僧人的汉文佛典撰述有五百八十二部，四千一百七十二卷，其中包括现存的唐代以前的大部分撰述和唐代以后的重要撰述，也包括流行于我国的高丽、新罗（今朝鲜）少数学人的著作。从撰述的体裁来分，有章疏、论著、语录、史传、音义、目录、杂撰、纂集等。从撰述的数量来看，章疏部分居首位，数量最多，反映了佛教徒的崇信和解注经典的虔诚；其次是论著部分，反映了隋唐佛教宗派学者的创作热情和独特见解，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风格；史传部分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反映了中国僧人重视史实的特性。在所有的撰述中，唯一称但上“经”，并流传于后世的是禅宗六祖大师慧能所说的法语，后来由弟子法海记录整理称为《坛经》。此经的中心思想是注重“见性”，强调顿悟，认为人人本来具足佛性，彻见此性，就是成佛；也就是提倡单刀直入、直指人心，顿悟自性，自成佛道。这是当时禅宗学人突出六祖学说的一种表现。这部经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已被列为中国二十种必读的哲学著作之一。

　　数量惊人的写本经卷

　　在新版印刷术发明以前，佛经的弘布流通，靠纸墨抄缮，即以抄写本的形式流传于各大寺院和民间。由于抄写并非易事，所以六朝以来，大的寺院盛行一种建造经楼以珍藏写本经卷的风气。据现存记载的粗略统计，仅从陈武帝（公元557年）令写一切经十二藏起，至唐高宗显庆时（公元656年）西明寺所写一切经为止的一百年间，皇室和民间的写经就达八百藏之多。写经事业大约一直延续到南唐保大年间（公元943-957年）才终止。可惜的是，这批辛辛苦苦抄写成的藏经绝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六朝隋唐写经，虽然已是残篇零卷，也堪称举世的瑰宝了。

　　举世无双的石刻经

　　佛教徒鉴于北魏和北周两个王朝曾利用政权力量焚毁经像、消灭佛教的历史教训，巧妙地利用北方的自然条件，刻经石上，埋藏地下，以使佛经流传久远，佛法永存。石刻发明于公元六世纪中叶的北齐高氏王朝统治时期，如现存的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河北�闾蒙降摹段�摩诘经》等，都是早期的代表作。大规模的石刻佛经，则始于隋大业年间静琬禅师在北京房山云居寺的刻经活动。自隋炀帝大业年间始一直持续到清康熙三十天启年，前后千余年共刻经石一万五千余块，刻佛经一千一百二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二卷，静琬在唐贞观八年的题刻中说：“此经为未来佛口（字迹不清）难时，拟充底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刻经的碑版封在石洞和地穴之中。

　　用金银书写的经

　　一九八六年在我国青岛市即墨县、县发现了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用金银字书写的佛教《妙法莲华经》，这确实是一件稀世珍宝。该经是大乘佛教著名经典，为后秦时西域人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所译。写经人是果州（今四川境内）信教弟子何子芝。这部七卷《妙法莲华经》，每卷长一千一百多厘米，宽三十多厘米，共计七万字。经文分别用金银子书写，经文包首系用北宋特有捻金线织成的樗蒲锦装裱，经文纸也是北宋特制的磁青纸。佛经每卷卷首的“经变画”，即每卷经的内容带有故事情节的画，风格沿袭唐代画家吴道子独创的“吴家样”的画法，这表明在我国绘画史上，吴道子的画风不但影响了唐代画坛，也为宋代许多画家所追摹向往。

　　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

　　随着木刻印刷术的发明和进步，唐代已有少量的木刻本佛经问世，现存的唯一实物是刻于唐懿宗李漼咸通年间（860-874年）的《金刚经》，可惜这一极其宝贵的文物早已流失到国外去了。根据现有资料，全部木刻大藏经--《开宝藏》的雕造，是始于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四年（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竣工，历时十三年，刻板十三万块。全藏印本后来传到日本、高丽和西夏，《高丽藏》和《契丹藏》即以《开宝藏》为范本。当时为什么选择益州（今四川成都）来刊刻大藏经？一九四四年在成都附近发现了梵文陀罗尼经，据考证，经文是用唐代著名茧纸印刷的。咒语的右边有汉文题记“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经咒”，以此可以证明四川成都在唐代就是一个雕版印刷业务的重地，这与《开宝藏》选择在成都雕版印刷有着密切关系。

　　最先使用千字文编号入藏的经典目录

　　我国古代翻译的经论，大都散在各地，未经统一整理。自苻秦释道安（312-385年）综理众经，纂成目录即《综理众经目录》，至梁僧榕（445-518年）撰《出三藏记集》，约一百余年间，所出经目录不下二十余种（可惜现在只存《出三藏记集》一种），但大多是以时代先后，按人著录，对卷帙浩瀚的群经没有统一的编定。嗣后，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纪》十五卷，按大、小乘排列，分成经、律、论三个部分，于是汉文《大藏经》的分类才初具规模。唐代智升撰成《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其中藏录收入当时有书可见的经律论等四百八十帙，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后来，智升还创造性地取千字文编号，编定了《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每帙一字，循字索经，对《大藏经》的检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一编号方法一直为后代刊《大藏经》所沿用。

　　最新出版、容量最大的《中华大藏经》

　　在我国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领导下，由任继愈教授主持编纂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是一部迄今为止搜集最宏富的汉文大藏经。它拟将中外各版汉文藏经中所收录的佛教典籍，按内容体系全部收入，总数可达四千二百余种，二万三千余卷，分正、续两编，分装二百二十册。它以世界上仅存的善本中的孤本--《赵城藏》为底本，采用《房山石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嘉兴藏》、《高丽藏》八种有代表性的版本进行校勘，影印出版。它为佛教界、学术界提供了完整、丰富的佛教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