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杨子江

　　［摘 要］宋明理学是儒、释、道三教长期冲突融合的结晶，由于它吸收中外文化之长，发展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峰，也发展为世界文明高峰之一，而传播和影响东亚、南亚各国。佛教对于宋明理学的影响最大在于其本体论的思维模式，进而对修养方式产生了影响。并分析了佛教对宋明理学具体流派的影响。

　　宋明理学是儒、释、道三教长期冲突融合的结晶，由于它吸收中外文化之长，发展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峰，也发展为世界文明高峰之一，而传播和影响东亚、南亚各国。宋明理学的基本内涵是以道体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居敬、明诚为存养工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成圣为目标。

　　一、佛教对宋明理学产生影响的机缘

　　理学是一个传统综合创新体系，是针对自汉代以来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历史挑战，所做的积极回应。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后，经过东晋南北朝的广泛传播，到了唐代，便正式走向独立发展时期。中国的佛教宗派，始于隋朝，而盛于唐。佛教宗派的出现，标志着佛教的中国化。唐代佛教宗派的创建过程，也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国僧侣对佛教的改造过程。因此，中国化程度越高的宗派(如禅宗)，它的生命力就越强，因为它更好地和当时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从而也就能更好地为这—基础服务。佛家中人，不少都是学儒出身入佛的，他们对儒佛经典都很精通。两者在如孝道等道德修养方面，本质上是一致的。以儒家的“正心”、“修身”变禅数为“正心”。在道德修养方面提出“以佛明法，正心治国”的口号。佛教着重内心教化，佛儒关系只是内外之分，本质上都是通过教化治国安民。从人性论的基础上与儒家取得一致，大大推动了佛教教育的广泛传播。由于佛性理论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忠已被儒学化，这更为儒学吸收佛教思想提供了方便。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逐步沦落为繁琐的章句注疏之学。尊经的目的本来是要通经以致用，但经学发展的结果却使手段变成了目的，浩瀚的汉注唐疏转移了人们对于儒学基本精神的关注，使经学变成了士子追求名利的工具。儒学也不能给下层人民以某些精神寄托和满足。与儒家经学日益走向精神的贫瘠化相反，南北朝以来的佛教始终关注着人的内在精神的发展，并建立起了精致细密的本体论哲学。隋唐两代，佛教的浩大声势几乎压倒了儒学，尽管儒学并未丧失其正统地位，但异教的兴起毕竟向儒学在文化价值层面的独尊提出了严峻挑战。

　　佛教“本体论”的思维方法，与儒家“本源论”或者“天人合一”的思维方法，在理论思辨上，前者比后者较高。理学家们理论思想体系的建立需要概括的、精致的思辨结构作支撑，吸收较高层次的理论思辩来丰富和提高自身，这也是思想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理学对于佛教的吸收，是合乎思想理论的发展规律的。

　　二、佛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一)思维模式

　　佛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最大在于其本体论的思维模式。这是深层次的、根本的东西。

　　人性论是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儒家学说的理论核心天人合一论长期以来一直缺乏思辨性逻辑本体论的论证，至于天地之道与人之道如何贯通，没有严谨的体系论证。而佛学在这方面则有精细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的心性论具有庞大的思想体系，传入中国后又以中国传统的“人性”、“心性”去谈佛性，但是佛教谈论“人性”、“心性”并没有放弃其原有的思维模式，即其固有的本体论方法，而是用本体论的方法来谈论“人性”、“心性”。佛学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人性问题，如佛的本质、人有无佛性、能否成佛、成佛的依据等，从而也就使自己充分显示了理论优势。儒学则在理想人格及人性等问题上缺少本体论的支持。

　　就价值取向来说，儒家人性论关注现实的善恶是非，佛性论追求出世的涅槃解脱。儒家人性论的价值取向是封建国家希望稳定封建秩序、规范伦理行为的集中表现，但封建剥削的沉重、各集团间的争权夺利等都使此王道理想无法实现，人世间总是充满各种苦难。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将希望寄托于佛的境界，锦衣玉食的富贵人家也向往更为高妙的极乐世界。

　　就思想方法来说，儒家人性论使用的主要是一种心理体验和价值判断的方法，佛性论使用的是一种本体论的思想方法。佛性论居于本体论的理论高度，思辨精微，而儒家则不过人世间的一般经验之谈，显得粗浅，难与力敌。

　　就政治作用来看，儒家人性论直接为封建政权的合理性进行论证，为政权行为寻找合理的途径，佛性论虽然也为君父的优越性进行论证，但将其列入世间法之内。佛教是解脱道，它教人的终极目的并不在于人天胜果，而是超脱生死流转，出离三世轮回，成佛作菩萨，在终极目标上，它是超越封建伦常这些世间法的。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儒家人性论立足于社会现实，具有人伦和政治等多方面的优势，而佛性论作为一种宗教学说，具有理论思辨和心灵慰藉等方面的长处。儒家人性论就是缺乏本体层面的理论论证，而不如佛性论那样对人的心灵有吸引力和说服力。宋明理学把传统儒学人伦上升到本体论高度，并进而打通本体论与心性论教育论的内在关联。

　　(二)修养方法

　　传统儒学注重通过自家身心的修养，进而上达天道。理学家则是主张通过“善反本性”“变化气质”等方法，从而达到返归具有本体性格之本性。例如张载认为，每一个人都兼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至纯至善的，而“气质之性”则是有善有恶。圣人并非没有“气质之性”，其“气质之性”也不是全然是善的。凡夫也不是没有“天地之性”，他们具有的“天地之性”同样是至纯至善的。圣人和凡夫的区别仅在于圣人的“善反”，即善于发现、洞见进而返归此至纯至善的天地之本性，而凡夫则为“气质之性”所桎梏而不知反、不善反，故难于超凡脱俗。张载的反天地之性无疑是具有本体性格的本性。

　　理学家都把发现洞见到的本体，作为最根本的修行方法，这自然让人想起禅宗的“明心见性”。佛家认为，学佛学法的最终目的就是洞见此心的“本来面目”所谓见性，就是发现自心本具佛性，自性本是佛。由于理学家也把“明本”“反本”作为思想回归。在修行方法上走上了注重证悟的道路，因为对于本体的体会只能采取意会或证悟得方法。朱子有“豁然贯通”之说，陆子提倡“悟则可以立改”，王阳明说的更直接“本体工夫，一悟尽透”。

　　此外，佛学典籍的浩瀚、智慧的高深，体系的完备，使儒家经典相比之下显得简单、脆弱、缺乏体系。为了抵制佛学对儒学地位的冲击，朱熹经过努力把《孟子》、《大学》、《中庸》和《论语》儒家经典合称“四书”，成为理学的经典结构，“四书”在儒学中的地位从此空前重要，并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而“四书”在儒学中的地位的确定，及儒学经典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佛学影响和刺激。佛学对儒学自身的体系完善的形成起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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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贾顺先：《论宋明理学的二重性》，《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1月。

　　［3］王丽梅：《论佛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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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庄海生：《儒学发展史中的佛学化倾向》，《许昌学院学报》2004年4月。

　　［6］刘亚明：《中国佛教人文精神的圆融特性及其当代意义》，《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2月。

　　［7］汪涛：《论佛学对儒学思辨方式的提升》，《船山学刊》2004年4月。

　　作者：杨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