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造像艺术的顶峰——大同云岗石窟纪实 |
 
中国早期造像艺术的顶峰——大同云岗石窟纪实 时间:2001年12月13日下午6:30分,北京时间14日零点10分 地点:芬兰首都赫辛基国际会议中心 内容:联合国第2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全体会议评审、表决本年度列入遗产名录单位 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此次会议陈述人享利的助理尤戈博士,两手扶住讲台,声音沉静有力: “关于中国云岗石窟,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云岗石窟已有一千五百年历史,现存佛像51000尊;其二,云岗石窟代表了中国早期造像艺术和佛教造艺术顶峰;其三,云岗石窟造像艺术风格不仅继承了中国优秀民族艺术,而且与健陀罗艺术,阿旃陀石窟艺术产生了融合……” 时间牵动着彼洋两岸。一分钟、二分钟、六分钟过去了……,当陈述人离开讲台,无人发表异议,本次会议主席先生宣布:中国云岗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几乎在同一时间,越洋电话报告了这一喜讯,等待了二十多个小时的大同儿女,跳啊!蹦啊!云岗石窟的武洲山麓,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千百年来属于大同三百万人民的云岗石窟,同时也属于世界…… 翻开1500年历史,大同市县志有这样一段记载。大同云岗石窟始凿于北魏文帝和平初年,也就是公元520年至524年,历时64年。位于大同市郊外16公里处的武洲山南麓,东西绵延1公里,占地面约40万平方米,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窟龛207个。 公元398年,自北魏从今天内蒙古和林格尔迁到平城,即现在的山西大同市后,定佛教为国教,并推广到民间,武洲塞地处在盛乐与平城交通要道上。山雄水秀,林木茂密,北魏皇帝多次在这儿祝祷祈雨,听说还很灵哩。文成帝以前的太武帝时信仰道教,压抑佛教,成为教史上太武灭法事件。从这以后,太武帝病逝,文帝即位,推行佛教,这也就是开凿云岗石窟的主要原因。 谈到当时云岗石开凿的情况时,市档案馆一位同志拿来了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当时的一本《水经注》,虽然纸张黄淡,线装旧断,但记录情况十分珍贵。郦道元写到:“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意思是形容当时盛况空前。 云岗石窟与甘肃敦煌莫高窟不同,传说莫高窟是僧人乐尊和尚云游到敦煌,发现一道佛光,自己开凿石窟,由少到多,形成规模。然而云岗石窟是皇帝信佛,官方派人推行佛教,凿石而成。 为了弄清云岗石窟来龙去脉,在当地朋友的陪同下,我们来到16-20窟,习称“昙曜五窟”。 昙曜是著名的凉洲禅师,这五窟是由他负责建造的,故名为“昙曜五窟”。我们看到,窟的造型大同小异,外壁满雕千佛,内为椭圆形草庐形式,造像主要是三世佛。主尊形体高大,面相方圆,深目隆鼻,神情庄严肃穆,身躯健壮高大。其第20窟因前额于辽代以前塌毁,今成为露天大佛。主尊是13.7米高的释迦牟尼坐像,传说这是魏道武帝的造像。头部高肉髻,广额丰颐,唇薄隆鼻,双耳垂肩,双肩广厚,身着袈裟,神情庄重肃穆,火焰纹背光。整体造型雄伟浑厚,气势宏大,其雕刻技术法直接继承汉代画像石刻的传统,又吸收了印度健陀罗佛教的成分,创造出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雕刻艺术品。 陪同的一位朋友提醒我们说:你们看,在造像上,昙曜五窟表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纷然杂陈的特征: 18窟主佛衣纹厚重,凸起感强,身躯魁伟,颇有健陀罗造像风韵; 16窟主尊褒衣博带,挺秀劲健,完全是一种中原汉代风格。这种融多种造像样式于一炉并加以创新的情形,正是云岗早期造像的显著特点。 太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494年,北魏迁都洛阳,虽然政治中心南移,但北都平城,现在的大同仍是佛教重地。从494~524年的30年间,由留居平城的中、下层官吏和信仰佛教的民间团体开凿的中小型窟龛,如蜂窝般从东到西遍布崖面,现存这类型窟达210个,从这里可以看到平城佛教文化的光盛炽烈。这一时期流行三壁龛式及重行列式洞窟,窟风方整,窟外门楣门楣处雕饰繁缛,佛像面形清瘦,长颈,削肩,均着褒衣博带式服装。这时云岗造像艺更臻成熟,尤其是许多窟顶的微含敛意,宁静中充满意境,是艺术美的典范之作。这种清新、典雅的艺术风格与昙曜五窟中深厚、淳朴的西城式情调,和第二期石窟中复杂多变、气度恢宏的太和情调,似乎各有不同的趣味,但是,这是中国石窟艺术民族化进程中最显著的转折点。 (中广网记者李振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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