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雕塑的八大风格特质

　　我之所以要谈中国传统雕塑的艺术风格特质，乃在于近现代以来，西方雕塑的介入，导致了雕塑价值标准的偏离与混乱。原本优秀的中国雕塑传统在本土被排斥于主流之外。这“主流”指官方大型展览、重要的学术策展、学院的主干教学以及艺术的评价体系。近百年来，造“菩萨”的渐衰，“塑人”的兴起，导致写实的功用性要求愈高，西洋法价值凸显，又加上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革命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文革”的新偶像塑造，80年代的西方现代主义热和90年代至今的后现代风潮，使得中国传统雕塑一直处于边缘的、民间的、非正统的境地，甚至被斥为封建落后余絮。

　　纵观中国雕塑发展，就其精神性，受政治、宗教、哲学影响；就其造型，受绘画的影响，并在意象、抽象、写意、写实诸方面显示出其道、其智、其美，有着迥异于西方传统的独立体系、独特价值。数年来，笔者在对中国雕塑的直觉感受和理性分析中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将中国雕塑归纳为8种类型的风格特征，并将风格的阐释诉诸于对中国雕塑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的思考。以下，就这些风格加以一一阐释。

　　原始朴拙意象风：原始的意象风是原始人生命自然状态的发散表现，是直觉感受的表达。通过鲜明、夸张的表现与外貌特征的塑造，直截了当地表达心灵。原始意象风的生成基于原始人主客未分的混沌心理状态。雕塑的外形特征按基本形分类，眼睛的塑造或是两个凸球，或是阴刻线纹，或是凹洞。泛神论与空间恐惧在此演化为造型手法的稚拙与朴野，这种意象反映了原始人对事物的模糊直觉，在造型上体现为把对象归纳为简单、不规则的几何形，是盛行于后世写意风与抽象风的基础。

　　商代诡魅抽象风：与原始意象风呼应的是商代始大行其道的抽象风，东方的抽象，带着神秘主义色彩，它是万物有灵与抽象本能的结合。其神秘，富于图腾意味；其抽象，乃视复杂事物为简单之概念。三星堆青铜雕塑的特征集中体现了诡魅的抽象之风。它有别于根据美的原则简化组合、表达审美理想于意蕴的现代主义抽象构成。它像文字的生成一样，有象形、会意、形声，有天象、地脉，有不可知的虚无。因此，弧、曲、直、圆、方等线面体概括了对风、雨、雷、电、阴、阳、向、背的认识，此中有许多令人费解的密码。但从云纹图案、鸟头纹、倒置的饕餮，可以显而易见抽象风形成的原型。

　　秦俑装饰写实风：秦俑的写实风带着装饰意味，较之于商代的抽象更贴近生活的情感以及自然形体的特征。它塑造的方式是通过对客观形体结构的整理、推敲和概括，向有机几何体过渡，继而以线、面、体的构成完成整体之塑造。众多人物的塑造在装饰风手法的统一之下，整体气势更觉恢宏。秦俑在一些局部处理和人物背后的刻画方面极为用心，它展示的是多维空间。即使是跪射式武士的鞋底，其千针万线也表现得细致入微。秦俑的纪念性强，几何体的构造及整体概括性增加了其空间感，只不过强大的“军阵”是埋于地下。秦俑的装饰写实风为我们提供了在现实物质形体结构中寻找形式的可能。它是区别于西方写实主义的中国式写实，这“写实”体现了东方人善于将形体平面化的倾向。

　　汉代雄浑写意风：我以为汉代的意象风是中国雕塑最强烈、最鲜明的艺术语言，它是可以与西方写实体系相对立的另一价值体系。汉代写意雕塑从形式与功用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霍去病墓前石刻为代表的纪念碑类，第二类是陪葬俑。霍墓石刻不仅是楚汉浪漫主义的杰作，也是中国户外纪念碑形式的代表。它的价值体现在：其一，借《跃马》、《马踏匈奴》赞美英雄战功，这较之于西方直接以主人骑马或立像雕塑表现更富于诗性的想象，这是中国纪念碑的“借喻法”。其二，以原石、原形为体，开创了望石生意、因材雕琢的创作方式。这种方式的哲学根基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一方面尊重自然、时间对石头的“炼就”，另一方面融入人的创造。这与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雕刻相比，更显中国人重“意”的艺术表现思维方式。这种风格至汉代达到鼎盛，所憾的是汉代以降，此风渐衰。至近现代，又因西洋雕塑传统的介入，中国雕塑大有以西方写实主义为体、为用的倾向。时至今日，以西方现当代艺术为参照之势愈演愈烈，故那种存在于我们文化中的写意精神未能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发扬。

　　佛教理想造型风：与汉代写意风有着明显风格区别的是佛教理想化的造型风。庄严与慈悲是超越现实造型的精神基础。它外化为形式，这形式综合了严谨的法度与理想的形态，它弥漫着普渡众生的慈光。从形式看，如果说汉代雕塑重“体”的话，佛教艺术则发展了中国雕塑艺术中线的元素。这主要是由于画家参与佛像范本的创制。两晋南北朝时期，各地佛寺石窟画师荟萃，西域佛画仪范与汉民族审美融合交汇。卫协、顾恺之、张僧繇等画家参与佛教绘事。东晋顾恺之在《论画》中说卫协“七佛”伟而有情势；师学卫协的张墨则“风范气韵、极妙参神”；陆探微启“秀骨清像”一格，其人物“使人懔懔，若对神明”；张僧繇创“面短而艳”之体。曹仲达立“衣服紧匝”之法；陆探微之子陆绥“体运遒举，风力顿挫，一点一拂，动笔新奇”。“曹衣出水”风格，张僧繇的“疏体”，杨子华、吴道子、周昉等所创造的造型样式均成为后来佛教造像的理想化图本、仪范。

　　宋代俗情写真风：佛教雕塑到了宋代则明显转化为世俗题材和写实风格。凿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大足石窟136窟八菩萨像，129窟数珠观音，宝顶山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的侍女像，江苏吴县紫金庵罗汉像，这些雕塑除外形上表现为世俗的写真风外，与之相呼应的内心活动的特征，即身体姿态手势、瞬间表情的捕捉与刻画更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一些罗汉被塑造成睿智、有异禀的知识分子，常常在道具、衣纹细节等方面的刻画上形态酷似，质感的逼真为我们所惊奇赞美。总之，宋代写真风的特点可归纳为：题材的世俗化、形象的生活化、心理人情化、手法逼真化，内容及形式与宗教教义背道而驰，形成表现生活的画卷。

　　帝陵程式夸张风：大型陵墓石刻肇始于汉代，南朝和唐代的作品代表了陵墓石刻的最高成就，其程式化的夸张风介于俑和汉代石刻写意之间。南朝时期的辟邪则具有诡魅的抽象意味，与原始图腾、楚汉浪漫同属一个造型体系，通过对比因素在视觉上造成体量的庞大、凝重、厚硕，时时蓄聚着冲击的张力。辟邪在中国雕塑史上，是对造型的巨大贡献，它与汉墓前石刻不同点在于雕塑通体都经过了塑造、雕琢，线、体、弧面、圆面、曲面、平面的有机整合，匠心聚在，工艺性虽强，却有气贯长虹的生动气韵。为守护帝陵，神化了的人物、动物立于天地之间，它的体量、它的神气要镇住一个广阔空间、一个悠远的时间，“夸张”是其必然选择，同时，程式也与“尽忠职守”并存，放眼后期的陵墓雕刻，程式化是其雕刻艺术的又一隐形特征。

　　民间朴素表现风：劳动之余的一种欢乐、审美的愉悦，更自由，更自在，只为表达心灵。这里有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有不经意中散发的智慧之光。直觉的、率真的、表意的、抒情的、想象的、现实的、奇异的……犹如古代民间的歌谣，是唱出来。糖人、面人、泥人及南北各地木雕，在那造型过程中，形的灵动、形的拙朴，能点起心灵深处审美的灵犀，是我们民族自身对美的本真感悟。一个民族的创造性、活力要在那原始的内驱力中去寻找发现，艺术创造才有生命之感。民间艺术的表现性，是对生活积极意义上的歌颂，是在美好向往、自娱自乐心态下的创造，这与西方现代表现主义的“宣泄”大相径庭。因此，民间朴素的表现是艺术的生态发展，是非功利的纯艺术劳动。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不仅在于技巧、形式，更在于创作心态。在这种心态之下创作的艺术，其特点是题材丰富、情感纯真、手法自由、造型生动。

　　通过对中国雕塑8种类型风格特征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雕塑的精神特征是神、韵、气的统一。所谓神，应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指对象的内在精神本质；其次指作者之精神，创作时的艺术思维活动，创作时的精神专一；再次指作品所达到的境界。所谓韵是通过线条来表达的，中国的线不为描写对象的物理性质，它是赋有诗性、神性、巨大的超越性。它有着道家思想的元素象征——水的特性，与物推移、沛然适意、彰隐自若、任性旷达；也有着禅家灵性的元素象征——风的特性，不羁于时空、自由卷舒、触类是道；更禀执儒家中和、阳刚、狂狷之气——神与韵的物质化生发出之“气”，它是无处不在、无处不可感的文化与宇宙气象。空灵宏宽，寂静缥缈。古气、文气、大气、山林之气、宏宇之气，这气场的存在，使得中国雕塑的感染力量——情感辐射、先声夺人、涵蕴沁心，看不到体积、材质、手法，恍惚窈冥，只有无可抵御的感染力量，它聚散、絪蕴、升降、屈伸、浩浩然充塞于天地之间。这气更是超拔于形质之上的精神境界。人类在发展，中国雕塑艺术在未来将实现着风格的不断嬗变，但其脉络始终不离其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