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响堂山石窟(下)

　　神秘的高欢墓

　　一代枭雄高欢在《敕勒川》苍茫的长调中，消逝在历史的风尘里。史书只留下了“虚葬齐献武王（高欢）于漳水之西，潜凿鼓山石窟天宫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的片语记载。响堂山(鼓山)石窟从一开始便充满了神秘色彩，没有人知道开凿石窟的真正目的，没有人知道

　　大佛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天机。鼓山周边的村寨，乃至开凿石窟的匠人，都只是感到这项工程不仅浩大而且异常神秘。重兵把守在鼓山的四边，不允许任何人靠近。整个工地除了叮叮当当的凿石声，不允许任何人说话。

　　所有工匠的心中都充满了疑虑。他们建造过很多大佛，他们的父辈也一直在为皇室贵族们营造精神家园，早在北魏时期，他们的父辈在都城平城（今大同）西侧的武州山下开凿了云冈石窟寺，依照北魏五个皇帝的形象建造了高达数十米的大佛。后来由于都城迁往中原的洛阳，他们随从皇室贵族也来到了洛阳。在洛阳的龙门山他们又为皇帝和太后建凿了伊阙石窟（龙门石窟）。北魏政权分裂后，以高欢为主的东魏皇权又将都城迁到了邺城（临漳），他们又随高欢来到了邺城，起初是为他们建凿都城。后来，他们又被派往这个叫做鼓山的地方开凿石窟。而这次的开凿，在所有工匠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他们所有的活动全部在监视之中，所有的联系全部被断绝，日夜不停地开凿着山体，精雕细刻每一尊佛像、菩萨、弟子、飞天伎乐。在经过无数的日夜后，工匠们如期完成了大佛的雕刻、彩绘。一座座宏伟的石窟寺庙展现山腰，栩栩如生的佛尊、妖娆妩媚的菩萨、威武庄严的力士……工匠们终于盼到这一天。就要回家与久别的儿女团聚了。然而，从都城又传来一个新的任务———在大佛的顶部再开凿一个隐秘的洞穴，洞口也要做成佛龛的样式，使人从外面看不出这里有一个隐秘的洞穴。工匠们心中阴云密布，鼓山北侧的大树上也不断有乌鸦鸣叫。

　　隐秘的洞穴终于完工。这一天，装饰一新的鼓山石窟寺忽然热闹起来，皇宫内的文武大臣、皇亲国戚全部来到了鼓山石窟寺，一场盛大的安葬仪式在神秘的气氛中开始。陪葬品中满是金银宝物，这种规格只有皇上才有。所有的工匠此时才明白，征战沙场开拓北齐一朝伟业的献武王高欢驾崩了。不祥的预兆终于落到了这些工匠们的头上，他们开凿的这座石窟寺庙原来是帝王的陵寝。按照先朝的规矩，为了防止帝王陵寝被盗，建造陵寝的工匠都要被杀死殉葬。一个工匠已经预感到死亡的来临，悄悄在山石树木上刻下了密码，这个密码是在他离家之前就给儿子交待好的，没有人能够知道，也没有人能够读懂，只有他的儿子才能够解读。

　　果然，在安葬仪式完毕之后，所有的工匠噩运来临。皇室贵族们为防止这些工匠将这个巨大的秘密泄露出去，将这些工匠们全部杀死在鼓山石窟之中。高欢陵寝就这样被封存起来，从外观看俨然一座庄严肃穆的佛寺。寺院内僧侣成群，禅声梵呗。这些来自邺城的僧人们也不知道在大佛的背后就是高欢皇帝的陵寝。

　　２０多年后，短命的北齐王朝，遭遇到了北周进攻，邺城摇摇欲坠。北齐的皇室贵族被北周武帝杀的杀，逃的逃。北齐王朝在瞬间的辉煌之后走向了灭亡。北周武帝在占领邺城后首先宣布了废除佛教的政令，并责令僧人还俗，烧毁佛经，破坏寺院。鼓山石窟作为北齐的皇家寺院也遭遇到了严重的毁坏，僧侣们也被遣散。曾经戒备森严的鼓山成为一片灰烬。

　　此时，那个工匠的孩子来到了鼓山，找到了父亲留给他的暗语，知道了石窟里的秘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工匠的儿子爬上了山腰，按照父亲的密码，找到了那个隐秘的高欢陵穴，撬开墓穴洞门，将里面随葬的金银财宝洗劫一空，自此，永远消失在乱世之中。

　　到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记述：“甲申，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顶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匠。及齐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

　　此后的上千年间，高欢陵穴成为一个神秘的传说，没有人知道那个隐秘的陵穴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高欢是不是真的埋葬到了这里。直到上世纪初期，两个日本人乘坐着雇来的小马车悄悄来到鼓山之腰，一座被废弃千年的古刹重新引起了国内外考古专家的注意。

　　北齐雕塑艺术的宝库

　　扒开荒草，进入石窟，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此前，他们已经对中国境内的几座大石窟进行过考察，洛阳的龙门石窟、山西的天龙山石窟、甘肃的麦积山、敦煌等等，从这些散落在中国北方地区的石窟艺术中，他们了解到，中国北朝的佛教造像艺术主要受印度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多，从造像风格到凿窟样式，从造像题材到雕刻技法等，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健陀罗和摩陀罗的佛教造像艺术，还没有进入到中国化的进程。而响堂山的这些造像风格却使两个日本专家感到迷惑。

　　大佛洞是响堂山最大的一个洞窟，进深、面阔为１２米，高达１２．５米。石窟中间为一个直通窟顶的方柱，方柱的三面各开凿出一个大佛龛，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像。龛基上雕刻有中国传统的神王形象。在洞窟的四壁均匀地分布着十六个繁细富丽的塔形龛，塔形龛的下面采用物象外减地平浮雕的技法雕刻出天人、香炉等轮廓，类似剪影效果，也很像中国汉代墓葬中的画像石。而细部则采用壁画的形式画出人物的五官、服饰。佛像的雕刻技法也不同于其它石窟，在龙门、云冈等地，佛像的雕刻手法多采用平直刀法，而在响堂石窟中的佛像雕刻开始使用了圆刀技法，佛像、菩萨、弟子等造像趋于圆润，生动，传神。

　　更令他们吃惊的是，在大佛洞中心方柱南侧的佛龛内，他们发现了一尊细腰斜躯、上身赤裸、下身着裙的具有女性风格特征体态优美的菩萨像，虽然这尊菩萨像头部已经残缺，手臂也已残断。但其极具动态美感的身体曲线，加之极为写实的表现力，使这尊菩萨像充满了妩媚和迷人的神色。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端详着这尊菩萨像眼前浮现出了断臂的维纳斯神像，而这尊像要远远早于维纳斯。这种造像风格在中国唐代以后才出现，两位日本专家凝望着这尊菩萨像充满了迷惑：唐代风格的造像怎么会出现在北齐石窟里呢？在公元４世纪到５世纪的古代中国，在由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小王国，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神像呢？而这尊婀娜多姿的神像显然不符合当时的审美条件和历史环境，莫非这尊神像是天外来物，莫非这尊菩萨像就是东方的维纳斯吗？

　　这个困惑了国内外学者数十年的迷惑直到上世纪８０年代才被解开，有学者对大佛洞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发现这尊菩萨像的雕刻年代正是北齐时期，这尊造像特征的出现，开启了隋唐造像细腰斜躯三道弯的先河，也影响了整个中国雕塑艺术的大改变，自此之后，中国的佛像雕刻开始生动起来，也开始有了汉式的风格和女性化的倾向。

　　抬头仰望高大的大佛洞，在洞窟的顶部，一排雕刻精美的小佛龛浮现在虚空中，佛龛内佛像端庄肃穆。水野和长广发现，其中一个佛龛与其它佛龛不同，佛龛内的佛像被盗凿，只留下一个黑黢黢的洞穴，由于太高他们无法进入考察。他们走出了大佛洞，与神秘的高欢陵穴擦肩而过。

　　之后，他们来到释迦洞，这是一座富丽堂皇的洞窟，窟门的雕刻极具华丽，变形为装饰图案的龙体从窟门两侧盘旋上升，至门顶端龙首昂扬，二龙相望。窟门甬道的墙壁上雕刻缠枝纹、联珠纹饰。窟门左右两侧还雕刻有近２米多高的胁持菩萨像。在两开间内各有一个大佛龛，佛龛内雕刻手持法器的武士。门侧高大的石雕柱子底下卧着两只巨大的石狮子。石狮把门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具有镇安、辟邪等寓意。他们在中国行走，曾看到很多寺院、宅院、府邸等门前都摆设有石狮，而在释迦洞看到的石狮把门是他们所看到的中国较早的实例，尽管此前中国的汉代已经大量使用石狮，可作为建筑物门前的石狮却很难觅到。

　　刻经洞是北响堂山另一个重要的洞窟。其开凿的时间大概在北齐天统年间，也就是公元５６５年。洞窟外形明显流露出受印度犍陀罗风格的影响，呈现出一座覆钵塔的造型。这种造型在早期佛教中是为了安葬佛祖释迦牟尼特意创造出来的。传到中国便成为一些高僧大德圆寂后的神圣象征。水野清一和长广明雄在其它石窟的考察中，还没有见到过石窟和佛塔合为一体的先例，他们对北响堂石窟中出现的一系列新异的造像题材、造像风格、洞窟造型感到惊奇。他们不知道这种窟形的出现与高欢的那个陵葬有很大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这种石窟造型到后来成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经典之作。

　　在刻经洞外，他们发现墙壁上刻满了文字，仔细辨认，原来这些大面积的文字全部是佛教经卷。有的是整本的佛经，有的是一部佛经的节选。

　　在石窟中镌刻佛经，也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独创。而中国佛教刻经的发源地便是响堂山。公元５６８年，北齐晋昌郡开国公唐邕首次在响堂山开创了将经文镌刻在石壁上的先河。此后，这种做法影响到山东、河北以及北京房山云居寺等地，并历经一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的刻经文化体系。迄今，在响堂山仍保留有数十部石刻经文，遍布在洞窟内外、佛像上下。２０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刻经研究专家罗昭先生来到这里，看到这些遍布石窟内外的刻经，激动地说：“这是中华第一刻经”。

　　水野和长广拿出随身携带的宣纸和墨汁，小心翼翼地将这些文字拓了下来。回日本后不久，他们用日文出版了《响堂山石窟》一书，记录下了他们这次考察的收获。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其后，北京大学、社科院等专家学者纷踏而至，一时间，本已没落在蒿草丛生的北响堂石窟再次引起世人的瞩目。

　　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在考察中的遗漏，使大佛洞中遥遥在上那个隐秘的陵穴失去了被世人认知的机会。直到半个世纪后，响堂山石窟文物保管所的青年学者、本书的作者之一赵立春在偶然中发现了那个隐秘的洞穴。在捆绑连接在一起的三个梯子的颤微中，他匍匐着爬到了窟顶，拿着手电，提心吊胆地钻了进去……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