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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百里石窟长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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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百里石窟长廊 2001年12月26日，新华社首先报道了泾川百里石窟长廊，引起央视、《光明日报》及境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仅美国就有500多家媒体相继转载。但因未作过全面介绍，一些人质疑：“泾川何以有百里石窟长廊？”笔者就2000年普查和近年来深入调查所获资料及实物为据，作以下介绍，以飨读者。 泾川，古称泾州，安定，是今日甘肃东大门，是古丝绸之路西出长安，东越陇山进入京都的关陇咽喉。百里石窟长廊在长安至罗马的整个丝绸之路上的价值，不只是一条路的概念的惊现，而是百里“原生形态”的古文化遗产的存在。它以百里石窟长廊的巨大规模，护持着隋文帝仁寿元年(601)，第一批分发给泾州等30个州的佛祖舍利。唐大周延载元年(694)，武则天敕赐的金银棺椁佛宝容器而开创了“唐代舍利痤埋制度上的划时代变革”(《甘肃文物工作五十年大事记》)(图1)。1964年出土于古泾州大云寺遗址的这组顶级国宝，于1971年9月19日经郭沫若鉴定后一直代表国家外展文物在世界许多国家展出(图2)，40年来，从未出现“泾ā倍帧Ｖ敝?004年10月20日，《甘肃日报》刊登了记者许维揭示泾川佛宝金银棺椁尘封40年的文章，巧于同时也看到北京佛光寺佛牙舍利在泰国展出76天，得到价值46.7万美元回报的消息，以及比泾川晚了180年的法门寺佛指舍利金银棺椁外展香港、台湾，人们才感到失去了文化资源占有的主动权和优先享受权，更谈不上什么回报，文化资源的大量“流失”，泾川才陷于这种“资源富饶的贫困悖逆现象”的困惑。 泾川百里石窟长廊的全面考察论证，是对泾川佛教文化遗产的整合和再认识，也是对文化资源的整合和再认识，通过整合，将佛宝圣物从40年尘封中烘托出来，可望他能随着今日泾川大云寺博物馆工程的启动，能重新回到百里石窟长廊净土原址，长廊将重新展示它昔日的辉煌，人们将重新认识百里石窟长廊，也将重新认识泾川，同时还将认同古泾州曾是“白马”“青牛”聚会京都的第一驿站。 由于佛教初传中国时，首先是从京都皇族宫庭向民间普及的放射式传播，并非由西向东波浪式推进的，如果不是那样的话，那么，洛阳白马寺是中国最早的佛寺，汉明帝的异母兄弟楚王刘英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徒就说不通了。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原因所致，造成当时出入京都长安、关陇咽喉之地的古泾州滞留了数以万计的沙门四众。又由于当时政教合一的体制和连年战乱，导致经济馈乏，根本无力改变在古泾州僧侣们的基本生存条件，所以，在当时的嵩显寺(今高峰寺)东侧沟内聚居了大量的和尚，因此，那条沟至今名为“和尚沟”(图3)。现在的袁家庵村、东庵村、庵山等地，都是因当时比丘尼聚居之地而得名，这是古泾州在北魏前后大兴佛寺和开凿以石窟寺为中心，同时建造大量简陋禅窟、生活窟、僧房窟等，以解决僧侣们居所而缓解政治和社会矛盾的惟一抉择，也是古泾州“何以有百里石窟长廊”的基本线索。 据记载，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京兆人刘弘也只在前凉时期才燃灯于武威天梯山。而候子光以佛太子名义于东晋咸康三年(337)，就在古泾州城东南杜南山聚集泾州僧众起义，此时期，十六国四足方座二重圆背项光莲瓣圆伞盖金铜佛像早在泾州供养，是现在全国惟一的绝品。足见当时的佛教及僧侣和信众在古泾州已达势如破竹之态。开凿石窟当早于此，也先于敦煌。北魏永平二年(509)，古泾州沙门刘慧汪又率僧众起义，震惊了北魏朝廷，也使泾州籍当朝太后胡充华惊恐万状，先由其夫宣武帝“敕赐嵩显寺之碑”，同时，速派当时华州刺史一边血腥镇压，一边建造现存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陇东双明珠——北、南二石窟寺(图4)。实际上，在这之前的太和二年(479)，孝文帝在古泾州王母宫山下，已建造了大型中心塔柱窟。这一时期前后，可能还建造了罗汉洞、千佛寺石窟群，石嘴山中心柱窟、太山寺石窟，以及许多早期无造像的小禅窟(图5)。这一批较早的石窟文化，已为古泾州佛教兴盛开创了规模宏大的空前隆盛之举。我们普查了泾河泾川段南北两岸确知的南石窟、王母宫石窟、千佛寺、丈八寺、罗汉洞、太山寺等6个石窟群之后，惊奇地发现，还有512个石窟龛，竟然在泾河两岸形成了近百里之遥的长廊，如果将南、北两岸石窟分布的曲线距离连接成一条直线，远在200里之外，因此，我们称“百里石窟长廊”并非夸张之词。2004年8月4日至7日，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中科院佛教研究中心研究员杜斗城教授，以课题研究专程来“长廊”，全天候的到实地考察后，深有所感地说：“真了不起，百里石窟长廊名副其实。”他曾在《北凉译经论》里指出：“我国北朝以前的石窟，往往和僧人习禅有关。”“这种修行方法，在十六国北朝时代是非常流行的，因此，也出了很多禅师，也修造了很多‘禅窟’。”(图6)“当时的南朝活动着很多北方僧人”，如“安定道温，僧慧等人。”已故的祝世林老先生也在其遗著《平凉古代史考述》中指出：“北魏时的泾州是很值得研究的……佛教兴盛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十六国时高僧竺佛念曾驻于安定，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的弟子中道温、僧丰石刀是来自泾州的僧人。北魏虽未见有关记载，如此大量的佛教文化遗存，应曾经是有大量僧侣的集中地。大量石窟佛寺的营建……沿丝绸之路东来，一路多是边荒之地，翻越陇山，到达关中，才算进入中国内地，泾州是进入关中后的第一个政治军事中心的大城市。” 1923年，美国哈佛大学派出的所谓来华考察团，由当时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员陈万里陪同前往敦煌，途经泾川时，在“考察”罗汉洞、南石窟、王母宫等重点石窟时，几乎都剥掉造像泥表，在剥除南石窟造像泥表，欲锯下头像时，被当地村民发现，美国人不得不赔偿60块大洋而溜之大吉，但他们并没有一走了之，他们顺手牵羊，带走了王母宫石窟一件精美石刻。陈万里把“南石窟寺之碑”帽浮雕携到了北大(图7)。美国人还是不甘心对泾川佛教石窟艺术的仓促“考察”。1925年，他们二次踏进泾川这块神圣的净土，盗去王母宫石窟隋、唐时期补造的石佛头像7件，现存美国哈佛大学弗格艺术博物馆(图8)。 1979年，联合国制定了一个《教科文组织促使文化财产送回原有国家或归还非法占有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会章程》，其中规定，可以索回150年内被非法掠夺的文物。作为信息记录于此，让我们在关心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同时，也不要对已流失的文化遗产回归问题熟视无睹，因为我们亲眼看到已消逝和流失的文化遗产太多，我们有责任为后代找回，不然，我们无脸去见先人，更无脸面对后代。 美国人之所以两次“考察”古泾州佛教石窟艺术，是因为他们无意中发现了这一处值得研究的佛教中心地。当年霍勒斯H·F杰恩就曾在《泾河流域的佛教石窟》中指出：“罗汉洞在当时曾是一处很有名气的佛教活动中心。即使现在，尽管沿这条公路，从泾川到罗汉洞需要几个小时，但僧侣接踵而来的盛况和悬崖下面建造的若干居室都暗示出，它仍然是邻近地区的重要礼拜场所。石窟开凿在崖壁正面，大小洞窟错落其间……在风格上与云冈最早开凿洞窟内的造像是相似的……这是一处值得深入研究的遗迹。”罗汉洞在清乾隆年间，其规模宏大程度，是今人难以想像的，当时的诗人李植元写有一首七言律诗描述到：“佛阁高浮碧水涯，氛浓团殿散晴霞，登峰放眼藤萝洞，千顷琉璃十丈花。”罗汉洞以200余窟龛规模成为长廊中最大的石窟群，主窟内现残存宋代泥塑彩绘高浮雕艺术，在敦煌、龙门、云冈等著名石窟中难以找到(图9)。遗憾的是它至今得不到应有保护，以致近期还有人破坏。 霍文在叙述王母宫石窟时说：“尽管云冈石窟早在437年就已雕凿，但我们有许多理由确信，云冈没有这么早的东西保存下来。”由于王母宫石窟的断代，学术界几乎都以北魏太和年间建造为定论(图10)。北南石窟寺，由现存“南石窟寺之碑”证实建造于509至510年无疑。其实在10多里长地段的南石窟区内，大量早期禅窟失去原貌，就南石窟7佛主窟也是在早期禅窟遗址上建造的(图11)。南石窟区最西端的凤凰沟，距古泾州城约10里，沟内山青水秀，清静幽雅，古代僧人在那里开劈了洞天福地，辟置“支提”，拜佛修行，静心修持。千百年来，只在当地流传着“泾川有个倒吊塔，把天坠得咯吧吧，行人时常从此过，不知金(经)塔在哪哒”的民谣。2000年7月，我们发现这一倒悬于洞中的石塔和基座四周，原来分数层雕刻着许多佛像，外层以泥表造形并彩绘，是一个十分精美的覆钵形造像塔(图12)。覆钵形塔这种特殊塔形，张宝玺在《甘肃佛教石刻造像》中说：“在我国早期佛塔中虽有记载，但未见到实例。”那么，泾川发现的倒吊石塔便成为中国真正的覆钵形石塔。 泾川百里石窟长廊中不少石窟遗存，的确很不起眼，但它是早期佛教文化的见证，它见证了佛教初传中国时，僧侣们是以怎样的艰难走向今天的，而今天的中国，似乎又成为全球佛教文化的中心，佛教却也已成为全世界的大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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