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工艺美术

　　宋代工艺美术的发展是以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宋代的商品经济，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唐代，相应宋代的商业都市也得到了普遍的发展。

　　宋代的商品都市已经是近代型的。官府对商业活动的干涉和管制减少，主要的是通过行会组织征收赋税和摊派官差。《东京梦华录》中所描写的汴梁是北宋都市的代表。汴梁有许多十分繁华的大街，大街上“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的大商店，而且有晓市、夜市、酒楼、饭馆、货摊、小贩及定期的庙会。汴梁的马行街的东西两巷称为“大小货行”，皆工作技巧所居。南宋时期的杭州，其繁华又进了一步，“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每日清晨两街巷门浮铺上行百市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盖杭城乃四方辐辏之地，即与外地不同，所以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其余坊巷桥道，院落纵横，城内外数十万户口，莫知其数。处处各有茶坊，酒肆、妆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每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城市中有普通商店，并有种类繁多的作坊商店，工商业者各有其行会组织。杭州有四百行，包括商业及各种劳动职业，如瓦匠等。货物供应，多有从各地贩运而来的，例如汴梁就有“温州漆器铺”。地方的商业中心也逐渐形成，特别是一些交通要道上的市镇，是宋代驻军的地点，也往往成为繁华的地方市场。宋代的对外贸易在范围及贸易数额上都大大超过唐代，陆路北向辽金，西向夏、回鹘的丝织、铁器等交换马匹、牲畜的交易频繁。南宋和元代的海上对外贸易尤其茂盛，当时造船工业世界上最为先进，可以制作搭乘六七百人至千人并有隔水舱设备的远航大船，广州和泉州都是国际性的大商港，元末马可波罗曾称泉州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海港。对外贸易的国家为南洋群岛各国，并越过印度洋，远达波斯湾一带，贸易的商品是输出金银、铅、锡、铜器、铁器、丝织，输入各种香料及珠宝，这种奢侈商品的交易也显示了中古海外贸易的特点。

　　宋代的商品生产的发展首先是农业品，如茶、糖的商品化，其次是各种原料生产的手工业，如坑冶业等都大大扩充了规模。日用品的作坊手工业也普遍发展，如糕点、衣服冠帽、家用杂物等制作都有专门的作坊。例如杭州，据《梦梁录》记载，“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且言其一二，最是官巷花作，所聚奇异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冠梳及锦绣罗帛销金衣裙，描画领抹，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手工业中与美术史有直接关系的是印刷、丝织、陶瓷和装饰品，这些手工业都在宋代大有成就，我们将在后面分别谈到。

　　宋代手工业中，官办手工业仍有相当重要地位。宋代官办手工业组织比唐代更为庞大，在少府监下有文思院“掌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及凡器物之用”。文思院领有玉、银泥、扇子、捏塑、牙、销金、绣、刻丝等四十二作。文思院之外尚有绫锦院、染院、裁造院、文绣院，掌管大规模织染刺绣服饰的制作。另外内侍省里有造作所“掌造禁中及皇家属婚娶名物”，造作所领有八十一作（各有详细名目见《宋会要稿·职官》）。此外关于土木营建，军器制造也都有专门的机构。但就文思院和造作所已可见包括了宋代的加工性质的属于高级奢侈品部分的手工艺（没有一般的丝织、陶瓷，然而有刻丝、铜镜等），而且可以看出分工的细密（筷子、羹匙、扇子、打球用的杖都有专业作坊）。大规模的陶瓷生产和丝织一样另有专官。宋代的官办手工业的劳动力来源多是通过所谓的“团会”（即行会的组织）召募而来，付给报酬，普遍实行工役制。但同时，与工役制同是代表着官办手工业性质的改变的是官府用物不由官府工厂制作，而是在市场上用收购的方式获得。“官府宅司，但用诸般物色金银器皿珠玉犀象绫锦罗彩食用物料，招行人对面商量，立支价钱，永无词讼”（宋人著作：《为政九要》）。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的进一步解放。

　　宋代工艺美术在经济方面这一新的变化都表现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特色。宋代开始的工艺美术的新传统，在明清时期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在北宋和南宋统治地区的经济繁荣的情况在北方辽金地区是见不到的。辽金在北中国的统治带有浓厚的种族压迫和奴隶制的性质，大批手工业工匠被俘而沦为奴隶；同时由于战争残酷的屠杀和抢劫破坏，使北宋时期的工艺美术生产的中心地区，如汴梁、定州等地区的经济相反受到破坏。

　　唐宋时期的定州是北方重要的手工业中心，有发达的纺织业和陶瓷业，设有官府的工厂，定州的刻丝和白瓷器都是天下闻名的。十二世纪以后以定州为代表的整个北方的丝织工业衰微下来，陶瓷则停留在旧日民间陶瓷的水平上。定州已不复成为著名产地了。

　　元朝手工业，丝织工艺和军器工业提高了生产数量并有精密的分工。在官营手工业作坊及军器作坊中工作的工人沦于工奴地位，称为匠户或军匠，也有私雇的工人称为民匠。元代用匠户的制度固定下来的手工技艺工人数量很大。在元代庞大的官手工业管理机构中，手工业单位达到七十余所，配有系官匠户四十二万之多。这种制度束缚了手工业的发展。

　　宋元工艺美术中最有成就的是陶瓷工艺。宋代的青瓷、白瓷及黑瓷的产地增加了，生产规模更扩大了，制作技术提高了，造型及装饰的手法更成熟了。宋代陶瓷中出现很多在艺术性上达到高度完美的作品。

　　青瓷生产中心在宋代已不复是上林湖的越窑。北宋初年，钱越降宋以前曾大量烧造越窑瓷器贡于宋。现在上林湖越窑遗址犹可见有“太平戊寅”四字的越窑残片，即钱越投降之年烧造的。其后，北宋也还置官监窑，但熙宁以后越窑就衰落下来了（图306）。青瓷的中心移至北方，也移到浙江南部的龙泉县。

　　北宋时期，北方烧造青瓷第一个中心在汝州（今河南临汝）。临汝四乡烧造青陶瓷器的古窑遗址很多，在南乡有严和店，在东北乡有大峪店、东沟、叶沟、黄窑等处。

　　临汝东北乡烧造的是没有花纹装饰的青瓷，釉色极润泽而带葱绿，是早期的产品。南乡烧造的多有印花或划花的装饰隐隐浮现在透明的艾绿釉之下。但制作时代可能晚到南宋。

　　临汝曾设官府的窑场，其产品过去称为“汝窑”（图310）。“汝窑”出现的时期是在越窑衰微之后。产品主要供宫中御用，供御拣退之件，方许出卖。汝窑胎土细润，微带红色。釉汁稠厚莹润，多豆青、虾青色，通体有细片，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是支烧的痕迹。现在故宫博物院藏有“汝窑弦纹炉”，是古陶瓷中罕见的珍品。

　　临汝烧造的青瓷在北方引起一些影响。耀州窑（陕西铜官县黄堡镇）在熙宁年间烧造青瓷已很发达（图311）。临汝附近宝丰的大营、青龙寺在宋代也烧造印花青瓷。青龙寺和另一邻近临汝的鲁山县的段店也都有白釉画黑花或划花、黑釉的瓷器和铅质绿釉的三彩陶器。在汝窑的影响下，又有北宋的官窑，也是北宋时期最著名的青瓷窑之一。北宋官窑是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所造，窑址尚未发现，据传世的若干实物及过去鉴赏家的观察，知道北宋官窑釉色主要有月白、粉青、大绿三种，釉中显蟹爪纹，胎土作铁色，口缘部釉较薄，所以口及足皆露胎色，而称为“紫口铁足”。现在故宫藏有北宋官窑“冲耳三足炉”，其釉色和前述有名的汝窑相似。

　　北宋时期北方的青瓷又有所谓“董窑”（或称“东窑”），其窑址亦不可知。

　　南渡后，在杭州附近两次设立官窑烧造青瓷。一次是邵成章于修内司烧造，沿袭北宋官窑旧风，称为修内司窑。修内司窑据明代人记载在杭州凤凰山下，但若干年来调查的结果，凤凰山下万松岭一带发现的碎瓷片皆日用废弃的堆积，修内司的窑址尚未发现。修内司窑的特点据过去记载是釉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胎泥细润，有黑土者（含铁分特别丰富），谓之“乌泥窑”。第二次的南宋官窑是在郊坛下别立的新窑，就称为“郊坛下新窑”。南宋郊坛在杭州乌龟山，郊坛下窑址现已发现即在乌龟山麓，根据发现的碎片可见其胎骨为含铁分甚多的黑胎。胎骨制作甚薄，而釉很厚，有超过胎骨四五倍者。釉色晶莹美丽，近粉青色，也有近蜜蜡黄的釉色，有细开片。

　　南宋时期，青瓷烧造的中心又在江南发展起来，除了杭州的官窑以外，浙江的龙泉窑也恢复并发扬了越窑的传统。龙泉窑在南宋到明代的兴盛是南方青瓷的重要贡献。

　　龙泉窑的窑址在龙泉县琉田（今大梅村大窑）。龙泉县境内发现的古窑址除大窑以外，还有金村、新亭、岱根、大麻、岰头等十余处，皆在龙泉县境内。属于庆元县的有枫堂等三处，丽水县的瓷窑有宝定窑等处。龙泉窑的起源较早，属于越窑系统。南宋、元、明时期，龙泉窑的规模很大，是景德镇未充分发展以前，南方最大的产瓷地。龙泉窑出口数量甚巨，在埃及及日本都有大量残片堆积。龙泉窑在景德镇窑之前为中国陶瓷工艺博得了世界的声誉。

　　宋代龙泉窑的胎骨为灰白色，无釉露出部分显铁血色。标准龙泉的釉色为极柔美的粉青色，也有氧化不足而显翠青色，或氧化稍过而显米黄色的。器物的口缘部分或凸雕隆起的部分，因釉较薄，显出胎骨的白痕。龙泉窑器物上常有凸雕的花样装饰，牵枝牡丹及双鱼纹样是很常见的。龙泉窑的青瓷上也有时出现红褐色的斑点，是利用含铁量较多的釉汁有意施加的一种装饰。

　　龙泉的一种特别产品，即所谓的“哥窑”。哥窑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有纹片，纹片有大小的不同，具有天然的装饰效果（图307）。釉色有黄及青两个系列的不同浓淡深浅的变化。其称为“哥窑”者，由于传说宋代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二人烧窑。章生一为兄，烧制的瓷器是有开片的，所以称为“哥窑”。龙泉之无开片的，即被认为章生二所烧。

　　在青瓷的范围中也要谈到钧窑。

　　钧窑在河南禹县的神垕镇，其烧造中心为神垕西十里的野猪沟。钧窑是在临汝窑衰落以后，兴起于临汝附近代替了临汝窑的。其发达的时期是金和元的时期。

　　钧窑的青釉的色泽是釉中的氧化铜和少量的铁分的颜色。釉料的成分中有过量的矽酸，过量的矽酸在徐冷的过程中处于游离状态成为结晶，于是形成了“失透釉”，是钧窑釉的一种特殊效果。钧窑釉一般的是天青、月白等诸不同深浅浓淡的青蓝诸色，而在天青、月白诸色上也出现了不同的红色，或如云霞一样■散于全器，或呈一朵红斑或紫斑。失透釉及铜红色的发现是钧窑在技术上的重要创造，为中国色釉陶瓷开辟了新的道路。模仿钧窑的红斑青器的制品在河南一带很流行。临汝、洛阳、安阳、汤阴各地在金、元时期及其以后都有出产。

　　在南方模仿钧窑的有广东阳江地方的“广窑”或称“广钧”，釉色青、蓝、灰各种色彩自然混合流动，有特殊的艺术效果。钧窑器物胎骨粗而厚重，器形呈敦厚朴实的风格，富于单纯质朴的魅力（图308）。

　　青瓷的发展连带的产生了黑色的陶瓷。因为青瓷的釉色是由于釉中的铁分，黑瓷的黑釉也是利用釉中的铁分烧成的。所以在唐代，烧造青瓷的德清窑的产品中也有纯黑釉的器皿。

　　釉中含铁分量决定着釉的颜色。少量的氧化低铁可以使瓷釉带青绿色。例如：0.8％则呈极淡的淡绿色，如玻璃。1％—3％则呈不同程度的青绿色。氧化低铁的分量如果再提高，则在烧制时还原困难，5％呈铁绿色，8％釉色就是赤褐，甚至暗褐，而在釉之较厚重的地方，也可能有真正的黑色出现。龙泉窑上的褐斑就是利用原料相同而浓度不同的含铁的釉汁点成的。南方的青瓷多是还原焰烧成，其还原充分的就烧成甚为美丽的青釉。临汝窑是氧化焰烧成，一部分氧化低铁变为带黄味的氧化高铁，黄绿混合结果是一种特有的艾叶青色。

　　釉汁中含铁量如果达到饱和状态，就可以烧纯黑色的釉。纯黑釉的瓷器在日本受到特别的重视，称之为“天目釉”，而成为今天通行的名称。在南方烧造黑釉瓷的最有名的产地是福建建阳县的“建窑”。窑址在今建阳县池墩村。

　　建窑的黑瓷在北宋末年很被重视。宋徽宗赵佶提倡黑瓷盏饮茶，而不复是如唐末陆羽那样推崇青瓷。建窑黑瓷因釉中铁分散聚不匀，所以烧后显出黑褐不同的色泽，形成不同的装饰效果，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名目。例如最有名的是“兔毫”黑釉中显出黝白及褐黄色的细丝如毛；又有所谓“鹧鸪斑”黑袖上浮现金紫色有光的斑点；“油滴”黑釉上出现密集的闪银发光的圆点。在建窑废址附近发现的黑瓷残片都是敞口的碗盏，而且有的碗底刻划或摹印“供御”二字。这是可以和赵佶提倡饮茶用建瓷的记载相印证的。北方也烧造黑瓷，其产地多与白瓷一致。

　　白瓷在宋代的发展是中国陶瓷史上最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改变了历史悠久的青瓷传统，真正建立了白瓷传统。在唐代与越窑青瓷并峙的邢窑白瓷到了宋代已不再那样有名。宋代白瓷的精品是北宋的“定窑”，其他一些白瓷产地，如磁州窑、当阳窑等，除了有一部分也产若干黑瓷外，并且利用黑瓷创造了新的装饰方法，产生了此后白色瓷器进行装饰的主要方法。

　　北宋的定窑在今河北曲阳（宋代属定州）的灵山镇附近涧磁村和燕山村。现在尚有大量的残片堆积。定州是唐宋时期重要的工艺中心。生产瓷器至少在五代时已开始。在宋代成立了官窑，现在在涧磁村附近据说还发现有“尚食局”字样的盘底。记载中称汝窑未兴起之前北宋宫廷中原来是用定州白瓷的，而后来不用定窑的原因是因为“有芒”（定窑口部不施釉，涩边）。北宋定窑也大量供应市场，定窑的衰落在北宋倾覆的时候。定州最精的产品，胎骨很薄很轻为了避免烧制时变形，一些敞口小底的碗盏多是扣烧的，所以口缘部不能施釉而是涩边。补救的办法是用金、银、铜镶口（五代越窑也有此办法）。定窑釉色洁白，一般是先涂一层白色的化妆土，遮盖住胎骨上不够细腻洁白的缺点。化妆土上再施透明的牙白色玻璃釉，釉微带黄味，在凹聚稍厚处更易查觉。定窑白瓷有多种雕花技术，例如：用刀雕削的称为划花，用针剔刺的称为绣花，用带图案的范压印的称为印花（压印用的陶土范也有发现）。定窑有花者多，无花者较少，纹样题材多系牡丹、萱草、飞凤、蟠螭等形，花草间也有孩儿穿插其间（图309）。北宋的定窑在靖康之变以后衰落下去，工匠也南迁。与定窑风格相同的白瓷移到江西景德镇继续制作，而称为“南定”。南定的窑址在今景德镇附近的湘湖、湖田两处。

　　景德镇最早出产越窑风的青瓷，北宋时期之改名为景德镇，据记载是因为在宋真宗景德年间以出产洁白的白瓷受到了重视的缘故。南定瓷质极细，色极白，所以又称为“粉定”。釉为透明玻璃质，但釉厚的地方，略闪水绿色，是“影青”釉一类。南定的器皿在器形及装饰方面和北定相同。

　　北方定窑除白瓷外还生产黑瓷，胎很细很薄，釉色黑而匀，称为“黑定”。红褐色釉，釉色显出深浅不同的变化的，有“金花定器”的名目。宋人曾谈到“定州红瓷”（苏轼诗及《邵氏闻见录》），有的学者认为就是红褐色铁釉。

　　北方白釉陶瓷的另一重要产地是磁州窑。磁州窑在今河北省峰峰市彭城镇。磁州窑的陶瓷，胎质较粗较松，有白釉、黑釉的各种器皿。磁州窑的重要的创造是黑色铁釉在白釉底上进行绘画的装饰方法。明清以来陶瓷流行描绘的装饰，就是从磁州窑开始的。磁州窑的黑绘笔致流畅活泼，有的非常奔放，成为非常健康有力的民间的风格（图313）。磁州窑的产品历明清数百年至今仍流行于华北各地，长时期成为景德镇以外的全国第二大窑。其艺术风格也仍旧保持。现在所用的“磁器”二字应该专指磁州窑，如所谓“汝器”、“定器”、“处器”，后来则磁瓷混用，竟代替了“瓷器”的通称。过去被列为是磁州窑的某些风格类似的作品，根据近年来调查古窑址的结果知道了它们的真正的产地。

　　河南安阳的观台镇和河北磁县的冶子村，两地仅漳河一水之隔，都发现黑色装绘或黑绘再加划刻的白釉瓷片，绘画风格和磁州窑类似。该两地都出产瓷枕。瓷枕上除各种图画装饰外，并有文字题词。往往自称“古相张家”造。图画的题材有故事、婴儿及妇女生活、花鸟动物等。有一定的绘画水平，而且有明显的宋代绘画的风格。

　　河南修武县当阳峪的出品（现称为“当阳窑”）以剔划的装饰方法为其特点。当阳窑是在十二世纪初继耀窑而兴起的。陕西耀县黄堡镇的“耀窑”在宋代以仿临汝窑的青瓷出名，但有很象定窑的白瓷，并且开始出现剔划的装饰方法。

　　剔划的方法是在胎上先施以白釉（或黑釉），然后按照一定的花纹图案剔去一部分白釉（或黑釉），使有釉部分与无釉露胎部分的色调及质感都形成对比。或者更在剔去的部分加以黑釉（或白釉），甚至加以刻划。总之是利用黑、白釉及胎骨本色而变化着处理的，技术是剔划，而产生的是绘画效果（图312）。也有不只是利用黑白两色釉，而更增加黄、绿玻璃釉，上下四层釉色，技术上是很繁复的。花纹多是牵枝牡丹。其产品以梅瓶为最常见。在过去，“当阳窑”都被当作磁州窑。从艺术风格上看，是当阳窑和磁州窑共同创立了宋代以后的北方民间陶瓷的风格。河南禹县扒村也是一个经过勘查的宋代重要窑场。扒村有白釉、黑釉器，有当阳窑风格的白釉画黑花器和白釉划花器。扒村还出产继承了唐三彩的遗风的三彩陶器，并有女像及骑马人等。磁州窑风的作品在南方出产于吉州窑（江西吉安县永和镇附近）。吉州窑有细而薄刻花的白瓷，有绘黑花的白瓷，也有黑瓷。吉州窑也有青瓷，很象龙泉。

　　辽金地区也有烧造陶瓷。辽上京的官窑（辽上京临潢府在内蒙古巴林左翼旗）摹仿定窑烧造白瓷及黑瓷。又在热河赤峰附近辽时有所谓官窑镇，产白瓷，现在发现品器底划有“官”字的标志。辽瓷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辽三彩”，是唐三彩的发展，胎釉皆较唐三彩为硬。“辽三彩”已知的一个重要产地是赤峰附近的“乾瓦窑”，其地也产定窑风的白瓷、磁州窑风的黑绘陶器。辽金地区陶瓷制品的特殊式样是“鸡冠壶”，一种上扁下方，有嘴的水壶。

　　元代的陶瓷最重要的是南方的景德镇窑和龙泉窑，北方的钧窑。景德镇的白瓷在宋代影青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一步，除了薄胎的碗盏以外也制了厚胎白瓷，并开始利用铜料在器物表面进行红色的绘画性装饰，即后世所称的“釉里红”。利用钴蓝进行绘饰“青花”，至少在元代也已开始。元代的龙泉窑，釉色青中带绿，不复是宋代龙泉流行的粉青色。元代龙泉窑大量供应出口。元代钧窑制作较粗，胎骨色泽都远不如宋代精美，所以到了明代已经接近末声了。

　　综上所述，可知宋元陶瓷全面发展的情况。宋元陶瓷在技术上和艺术上都获得重要的成就。宋元陶瓷中出现很多古代工艺史上的典范作品，宋元陶瓷的艺术价值在于它们是科学技术和艺术创造的结晶，它们的造型既实用也给人以美感；宋元陶瓷的艺术价值也在于造型、色泽和装饰的美的效果得到高度的发挥。宋元陶瓷的造型、色彩和装饰都是古代艺术家在劳动生活中养成的丰富的美的感受能力的最高的表现。

　　锦绫工艺在宋代也很发达。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蜀锦，元丰六年（公元一○八三年）扩充了成都的转运司的锦院，募织匠五百人，进行大量织造，年产量达到七百匹。南宋初于茶马司置锦院，目的在生产锦缎赴西北边地易马匹。南宋时期为了支付马价，不仅增设新场，并且禁止私贩，但效果不大。宋锦的花式，从名目上看还有不少是沿袭了唐代纹样，有很多已经同明清时代者相似。但就现在可能见到的实物（流传在日本有一些佛教徒的用品），则给人的印象主要是和明清以来的风格接近的。宋锦名目有八答晕、六答晕、盘毬、簇四金雕、葵花、翠地狮子、大窠狮子、天下乐、大窠马、大窠、青绿云雁、双窠云雁、宜男百花、青绿瑞草云鹤、青绿如意牡丹、穿花凤、真红雪花毬路、青（真红）樱桃、鹅黄水林擒、天马、四色、两色及真红湖州百花孔雀、真红聚八仙、真红六金鱼等诸色锦。又据记载南宋装潢书画所用之锦除上述者以外还有青绿簟文、红黄霞云鸾、紫鸾鹄、青楼台、紫龟背、龟莲、紫百花龙、紫四水、荷花、青大落花、紫滴珠龙团、皂方团白花、方胜盘象、宝照、练鹄、方胜练鹄、绶带、银钩云、红细花盘鵰、水藻戏鱼、红遍地杂花、红遍地翔鸾、红遍地芙蓉，红七宝金龙、黄地碧牡丹方胜等诸色锦（图314）。宋代绫也有多种名目；碧鸾、白鸾、皂鸾、皂大花、碧花、姜牙、云鸾、樗蒲、杂花、盘鵰、涛头水波纹、重莲、双雁、方棋、龟子、方毂纹、鸂■、枣花、鉴花、叠胜、白花、回文、白鸷、花绫等。宋代刻丝有新的进步，很重直接摹仿绘画或书法名作，例如有崔白的花鸟画和米芾的法书。北宋定州是刻丝的重要产地。南宋时云间（江苏松江）有朱克柔，又有沈子蕃都是当时名手，他们的名字也用刻丝的织法标明在自己的作品上。宋代刻丝也仍然有装饰性的，过去书画著录书中常称道宋制刻丝之用于挂轴或卷册的引首者。传世的紫地鸾鹊锦，色彩及构图都很美丽（图315）。

　　辽金统治下，诸京（辽京各设五十京城）及诸州都有绫锦院或织造院的机构，俘获的汉人工匠工作于其中。当时认为燕京（今北京）的织品精巧甲天下。唐末留居在陕西一带的回鹘族，为金人强迫迁至燕京，他们也擅丝织。宋人记载中特别提到他们所擅长的一种技术，名为“克丝”（即刻丝）。又称他们善捻金线。以金线或金箔入丝织，在宋代有十八种方式：销金、缕金、间金、戗金、圈金、解金、捻金、掐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阑金、盘金、织金、金线。北宋中叶曾一度下令禁断，但事实上并未全部禁绝。南宋送给金人的礼品中就有“青红捻金锦”一类的织物。中国古代原无棉织品。十三世纪时，黄道婆从海南岛黎人学得制棉的工具和技能，传于松江府乌泥泾，因而棉花的种植随了棉花的利用的方法而普遍起来。棉织逐渐代替了麻织在人民日常服饰中的地位。元代很重视丝织，设各种机构督促生产，而且制定了关于原料和成品的质量的各种规格。元代丝织生产量很大，除了出口以外，主要的是供应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的统治阶层的需要。元朝恩赐百官丝织，甚至有每人万匹的。元朝已开始用“缎”的名称，但似乎尚非素色的，也仍包括了多彩的、有花样的锦。

　　宋元时期的漆工艺也开始了明清以来的新传统。宋代螺甸器不如唐代华丽，而趋于朴直。用螺甸织成花样，花片硕大平板。宋元漆工艺流行的新的技术是戗金和雕漆，这两种技术最早的应用是可以推到战国时期的。剔刻戗金的技术在元代陶宗仪的《辍耕录》一书中曾记述很详细，大致是在漆面上用针剔雕出各种花纹，在刻痕中着以金箔。元代剔刻戗金的实物有当时传流在日本的佛经经箱五件。有两件上面写明制作的年代及制作者的名字：“延祐二年（公元一三一五年）栋梁神正杭州油局桥金家造”，“延祐二年栋梁神正明庆寺前宋家造”。元代戗金名手有嘉兴斜塘汇人彭君宝，据说他剔刻出来的山水树石、人物故事、亭台屋宇、花竹翎毛种种皆极巧妙。雕漆的技术过去往往称为剔红或堆朱。涂朱漆在木胎上，至数十层，然后雕人物花纹繁密的各种纹饰。也有以黑漆和黄漆，甚至各种色漆层层涂染的，加以雕镌时就显出各不同层次上的不同色泽。元代名手张成和杨茂的制品还有保存到现在的牡丹堆朱香盒。堆朱雕成的花叶作浅浮雕，棱角圆浑，富于体积感，构图紧凑，布满装饰面，不露底。风格很成熟。宋元漆工艺由上面所提到的寥寥几件实物可知，已经有很成熟的技术和艺术风格。一九五四年在杭州老和山宋墓中发现的三个黑漆碗和一个黑漆盘，造型单纯朴素，无装饰而漆色光洁，形式很完美。碗盘口沿外部都有硃书“壬午临安府符家真实上牢”的铭识，这几件日常用漆器也说明宋代漆工艺在艺术上的造诣。

　　宋元时期的工艺美术是明清的新传统的开始。宋元工艺的生产中心、生产组织、生产技术都成为明清工艺发展的基础。宋元工艺在艺术上的新创造，无论陶瓷、丝织、髹漆也都是明清工艺的前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