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北京市文物拣选二三事

　　崔笑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祖国的文化遗产被视为四旧而横遭摧残，文物首当其冲地受到破坏和践踏，幸免于难的各种文物，从覆巢之下又经过种种不同的坎坷渠道，辗转流入物资回收、信托等部门，再次面临濒于毁灭的命运。

　　为了抢救这些劫后余生的文物，1967年12月12日，物资部金属回收管理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业生产指导局发出了《关于从供销社收购杂铜中挑选有价值的历史文物的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我市文物主管部门即在当时还不能正常开展业务活动的混乱局面下，组织一部分有鉴定能力的同志，成立了拣选小组，负责抢救文物的工作。首先是在各铜厂拣选古代铜器和在各造纸厂拣选古书字画碑帖。后来，古书的拣选任务交由中国书店负责，文物部门遂将拣选重点放在物资回收、信托、银行等部门的铜器拣选上。

　　1967年12月23日，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派往东城、西城、宣武、崇文4个区的34个清查小组，清理出有保护价值的铜质文物约43吨。这些文物中有上至商、周、战国、秦、汉，下至明、清的历代文物。均已入库保管。1971年12月30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有关查抄物资方面的文物拣选工作基本结束。清理出八千户被查抄的物资（不包括财政局各实物库的无主户），共拣选清理出文物538500余件，字画185300余件、图书（包括资料）2357000册（捆），木器5000余件。另从各造纸厂、废品站、炼铜厂拣选出图书314吨，铜质文物85吨。1973年11月16日，外贸部、商业部和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联合发出的《关于加强从杂铜中拣选文物的通知》中，就提到了我市拣出西周“班簋”等重要文物。“四人帮”既倒，文物拣选面更行扩大，拣选点遍及城郊区县多达49处。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人数有限的文物拣选小组，显然是力不从心了。于是，依靠各拣选点的职工群众做初选工作，然后再由拣选小组鉴定以决定去留。

　　1981年通县信托公司在一次收购工作中，有人拿了一组（23件）战国青铜器来卖，卖主嫌给价低，要拿回去另卖私人，该公司的收购人员根据“一切地下遗存的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政策，扣下了这批文物，并及时和拣选小组取得联系，予以收购，使得这批珍贵的出土文物得以保存下来。这组随葬器物的图案纹饰精细秀丽，别具一格，其中有三犀鼎、豆、铲、勺、车辖、马衔、剑、戈等，有较高的艺术价值；1982年顺义县物资回收公司牛栏山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发现有人来卖青铜器，便主动追根溯源，找到了出土地点金牛大队。起因是该大队拨给四户社员一块宅基地，社员们创槽时挖出了一些青铜器，便由四户分别收起，其中一户把所藏的青铜器送人了，这人拿到收购站去卖。事后收购站的同志们还不辞辛苦地到现场了解，并动员其他三户社员将所藏铜器一并拿出。这批出土的青铜器计有卣、觚、爵、尊、鼎等，经鉴定是西周墓葬的随葬物，有较重要的研究价值。

　　1982年5月28日，北京市文物局所属文物工作队和首都博物馆共同举办了《拣选古代青铜器展览》，在首都博物馆公开展出，共展出112天，展品600余件。这仅仅是文革以来从49个点拣选出来的一小部分，其中不少是国内罕见的珍品。

　　展出期间，一些专家学者边看边赞扬拣选工作的成绩和贡献。有的铜器专家说：战国时期的鸟鼎、敦等，都是具有燕国文化特点的；汉代的羊、马等饰物很有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的特色；战国的带链铜带钩，日本有两件收藏品，此种器物十分珍贵稀少；商代的带銎兵器、提梁卣、无柱斝、战国时期的铜豆和赵国的戈等，都是国内少见的器物；“三年诏事”鼎也是一件新的发现，“诏事”是秦代制造兵器的机构，以前认为此机构只造兵器，但从这件鼎的铭文上，说明它也制造别的器物。整个展出期间共接待观众48609人次，其中集体观众7756人次，外宾1512人次。

　　文化大革命中运京的佛教文物很多，拣选尺度有所放宽，一部分运孔庙，一部分运故宫。1973年拣选小组从稀有金属提炼厂拣回一尊鎏金不动佛残像，该佛只残存上半身。1983年，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在拣选铜库中发现，鉴定它是原西藏小昭寺供奉的唐代铜佛，立即电告西藏自治区，自治区派西藏佛协的仁布活佛和西藏宗教局的平措元邓以及拉萨文管会的戏玛专程来京，办理迎接佛像事宜。原来，唐时的吐蕃王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以及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尼泊尔王盎输伐摩的女儿，盎输伐摩王虔信佛教）联姻，两位公主各从自己的家乡带去一尊佛像到吐蕃（今西藏）。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拉萨的是释迦牟尼十二岁的等身像——觉卧佛像，尺尊公主带去的就是这尊释迦牟尼八岁的等身像——不动佛像。以后，尺尊公主主持修建了拉萨大昭寺，将不动佛像供奉寺内。文成公主主持修建了小昭寺，把觉卧佛像供奉在寺中，到了公元八世纪前半期，金城公主嫁到吐蕃时，才把两尊佛像调换了位置，所以不动佛像就一直在小昭寺供奉，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砸毁，上半身流落到内地，下半身仍存在小昭寺内。此次将佛像上半身护送回藏，和下半身对接复原，这对中尼两国宗教、文化交流都有重要意义。

　　1979年原文物工作队恢复建制后，拣选文物小组附设于该队，仍然进行工作。从文革开始后的十余年间，拣选出的铜质文物多达百余吨，除佛像42吨、各时代的钱币22吨外，均为各类铜器物。对于具有经济价值的近代器物和工艺品，如民国时期的墨盒、镇纸、笔架、铜锁、水烟袋等，也拣选回来，作为文物商店的货源以换取外汇。其中具有文物价值的有数万件，全部交首都博物馆入藏，其中的一、二级品多达200余件，如商代的龟鱼纹盘、无柱斝、西周班簋、战国鱼鸟敦、豆、三国太平元年（256年）铜镜、唐代四凤透腿镜、宋代熙宁十年（1077年）款铜钟、明景泰元年（1450年）嵌金回纹炉、永乐、宣德年款的铜佛等，都属国家文物珍品。这些文物不但为博物馆增加了库藏品，而且对博物馆的陈列和研究也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和科学依据。

　　1984年文物拣选工作任务由原文物工作对转交给首都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