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五弦琵琶的历史渊源与艺术表现力

　　□ 李维路　《人民音乐》 2007年第02期

　　琵琶是我国主要的民族乐器之一，也是最富于艺术表现力的弹拨乐器之一。从历史上看，张骞和班超的两次西征打开了一条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汉魏以来琵琶由波斯、印度通过佛教的形式传入我国，经过我国人民的不断改进，使其在形制与演奏技艺上都得到了发展。琵琶在我国的引进演变过程，集中体现了我国人民的智慧与创造能力，也是我国古代在音乐艺术领域引进消化外国乐器的典范。

　　五弦琵琶与四弦曲项琵琶相同，均不是源于我国本土。那么五弦琵琶是如何由西域传入中国，它在中国古代音乐发展中具有何种地位，五弦琵琶这种古已有之的民族乐器在人们审美文化需求日益提升的今天应如何继承和发展，笔者想就此做一些初步探讨。

　　五弦琵琶的历史渊源

　　五弦琵琶最初起源于印度，随后逐渐成熟于波斯、犍陀罗等地，接着传入中国。与四弦琵琶由新疆天山南麓的于阗进入中国内地的路径不同，五弦琵琶是通过新疆天山北麓的龟兹（今我国新疆库车）、焉耆一带，逐渐东进中原。印度佛教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诞生，逐渐成熟后途经阿富汗、巴基斯坦、俄罗斯的中亚地区，大约在公元一世纪上半叶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了我国新疆地区。佛教在进入天山北麓的龟兹后得到了极度的发展，成为当时西域佛教的中心。在佛教盛行之时建造了大量的寺院、石窟，留下了许多壁画、塑像等。这些壁画始建于三世纪末及四世纪初，完成于八世纪。其中位于龟兹地区拜城县境内渭干河河谷北岸的克孜尔千佛洞，是中国的敦煌、龙门、麦积山四大佛教石窟之一。石窟壁画内容多为印度佛教故事。在克孜尔千佛洞第八窟的壁画“伎乐飞天”佛教说法图和第三十八窟顶部的佛教乐伎图壁画中都出现了演奏者横抱着棒状五弦直项琵琶弹奏的形象，由此可见五弦琵琶在中国的两晋时期已随着佛教传入我国新疆西部地区，并从两幅乐伎图中可以知道五弦琵琶在这一地区已非常盛行。

　　到了南北朝，特别是北齐五弦琵琶已经逐渐进入了中原地区，这可从河南安阳北齐墓出土的瓷壶壶身上的乐舞图中的西域琵琶乐人斜抱直项五弦琵琶弹奏的画面中得到认证，从歌舞欢腾的画面中可以看出龟兹乐包括五弦琵琶不但在中原广为流行而且深受欢迎，并得到迅速的发展。

　　隋唐时期五弦琵琶达到了鼎盛，唐初成立的十部伎（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中除西凉伎和康国伎外，其它八部乐都使用了五弦琵琶，可见其在大唐宫廷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当时汉族的燕乐伎及东亚朝鲜的高丽伎都融入了胡器五弦琵琶，由原来隋末唐初的雅、俗、胡乐三乐鼎立逐渐走向了盛唐的相互融合，进入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团结和睦政治统一的昌盛时期。当时从西域龟兹来朝的乐人琵琶名手曹妙达、曹僧奴、曹婆罗门及苏祗婆等为隋唐汉族宫廷带来了丰富的外来乐器，包括五弦琵琶，通过他们的琵琶演奏使胡乐在唐朝广为流传，并促进了胡乐与后来中国宫廷中的唐燕乐及雅乐的互融。五弦琵琶在我国宫廷音乐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对隋唐时期的音乐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琵琶乐器在中国的隋唐时期不仅在宫廷音乐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在民间也广为流行。特别到了唐朝其盛行之广可从许多唐代文学作品和史籍中得以应证。如从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诗作《琵琶行》中对琵琶乐生动形象的描绘中，可以想见当时琵琶在中原汉族一般民众中所接受与喜爱的程度。由于白居易本人精通音律，深谙琵琶，其诗文中有关琵琶音乐意境的文学性刻画才会精彩绝伦。他的另一首被收入《新乐府》五十首中的堪与《琵琶行》相媲美的诗《五弦弹》，曾有文云：“《五弦弹》，恶郑之夺雅也。”足见其精美绝伦之雅趣。诗中的“五弦弹”，指的就是五弦琵琶，在唐代广为流行。中唐杜佑的《通典》曰：“……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旧弹琵琶皆用木拨弹之，大唐贞元中始有手弹之法，今所谓掐琵琶都是也。”是对五弦琵琶的历史记录。《五弦弹》诗句中“五弦弹，五弦弹，听者倾耳心寥寥，赵璧知君入骨爱，五弦一一为君调。第一第二弦索索，秋风指松疏韵落；第三第四弦冷冷，夜鹤忆子笼中鸣；第五弦声最掩抑，陇水冻咽流不得……”除了对音乐意境的文学性刻画和情绪的展衍与抒发之外，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对琵琶各弦音色特征深刻的认识与把握，其种种描写无不展现唐代琵琶技艺的高深与莫测。与白居易同时的许多诗人如张祜、元稹、刘禹锡、韦应物、李贺、刘景复、薛逢、岑参、王健等都对琵琶的演奏留下了精美的诗句，其中也不乏对五弦琵琶演奏技巧的赞叹，这些唐诗将诗情与乐韵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我国今天了解和研究唐代琵琶艺术可资借鉴的珍贵史料。

　　令人遗憾的是宋以后五弦琵琶在中国未能像四弦琵琶那样得到应有的发展，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原因并无史料文献记载，给我们世人留下的唯一的历史性的见证，是唐朝日本遣唐使带回奈良正苍院保存至今一千二百多年的一面唐传五弦琵琶，乐器是用坚硬的紫檀木制成，上面镶嵌着螺钿、玳瑁等，画有骑驼胡人弹琵琶图案,透过它那极其精美的制造工艺我们仿佛看到五弦琵琶在隋唐时期宫廷和民间音乐中所铸就的辉煌。

　　五弦琵琶的传承

　　中国历史上五弦琵琶自宋代以后逐渐销声匿迹，没有得到应有的传承与发展，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至今尚无史料可查。所幸的是，曲项四弦琵琶大约在南北朝时期由西域传入我国后，一直得到不断的改进和发展，从其形制到演奏方法都得到了逐渐的丰富和完善。四弦琵琶经历了琵琶形制基本定型、琵琶演奏手法的确立、对传统乐曲进行新的手法结构的重组、对琵琶乐器的制作演奏手法结构进行一系列改革几个不同的阶段，积极吸收现代作曲技法创作出了一批新颖而富于时代气息的作品，如20世纪60年代初前后和70年代初创作及改编的《月下欢舞》《彝族舞曲》《欢乐的日子》《赶花会》《狼牙山五壮士》《送我一枝玫瑰花》《天山之春》《草原英雄小姐妹》等，提高了琵琶乐曲的创作及演奏艺术水平，造就出一大批非常优秀的琵琶演奏家，如马圣龙、刘德海、王范地、王惠然、叶绪然等等，琵琶艺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欢迎，创造了琵琶历史上四次发展的高潮期。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愈加频繁，特别是信息高速发达的今天，人们获取各种文化信息更加便利、快捷、广泛，社会文化形态与结构也在悄然改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审美取向出现了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新的艺术欣赏族群。在这种多元文化碰撞的大环境下，我国的传统琵琶艺术面临着新时期的机遇与挑战。笔者发现近年来学习琵琶的后继人才和欣赏琵琶的观众数量有下降的趋势，不能不引起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在目前大量的外来音乐与文化“包围”之中，琵琶这门中国传统的艺术应如何“突围”，使其进一步发扬光大，国内一些颇具才华的中青年琵琶演奏家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开始在四弦琵琶的基础上对五弦琵琶进行挖掘、研究、改良与创新，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五弦琵琶的艺术表现力

　　五弦琵琶古已有之，现在的五弦琵琶是在仿古基础上的创新。提到五弦琵琶的挖掘与研究，不能不提到当代中青年琵琶演奏家方锦龙。方锦龙在中国民乐演奏技巧的挖掘与创新上可谓倾注了全部的心力和热情。他认为，对于中国民乐，首先应该是继承，然后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近年来，他根据史料挖掘制作了早已失传多年的五弦琵琶，被称为“当代五弦琵琶的代表人物”。正是他深厚的文化修养与非凡的艺术造诣，才使五弦琵琶今天得以重新挖掘与发展。进入90年代，他深感四弦琵琶对一些传统乐曲如《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等和外国乐曲移植的曲目在演奏质量上还存在不足，于是开始对现代五弦琵琶进行挖掘与研究。传统五弦琵琶因演奏时持琴姿态是向左下方斜抱，琴身较小，故品少、柱少，共鸣不够，表现力较差。而方锦龙研制的新型五弦琵琶是在发展成熟的现代四弦琵琶形制的基础上的改进，新型五弦琵琶品、相位都较传统的五弦琵琶多，琴身也较传统五弦琵琶大，方锦龙在现代四弦琵琶的基础上多加了一根里弦（低音），这样琵琶的音域变宽，音箱的共鸣加大，和声织体异常丰富，音响变得完美柔润，琵琶的艺术表现力大大加强。

　　新型五弦琵琶指法的改革支撑着五弦琵琶的演奏。五弦琵琶较四弦琵琶因多了一根弦（低音），大大拓宽了音乐的表现力。首先弦距缩短了，指弹的速度加快，共振加强，音色更加立体，和声织体丰富了。方锦龙率先提出五弦琵琶的组合夹弹、组合摇指、摆指及双摆、三摆等新技法，包括轮指过弦、和弦过弦、五指轮换摇指、摇指间交替的双摇剔、三摇剔、左手大横按、八度大跳、五指轮出六连音等高难度技术动作，将琵琶珍珠般的音响用一根美妙的线串了起来，加强了琵琶的整体感，大大拓展了琵琶演奏者尽情发挥的空间，真正做到了“琴人合一”。例如方锦龙用研制改良的新型五弦琵琶重新诠释其改编的琵琶武曲《十面埋伏》，乐曲第一段“列营”，表现的是古代战场的战鼓，五弦音效一出，战鼓的层次和密度骤增，还夹杂了号角！乐曲后面的“吹打”、“点将”、“埋伏”、“鸡鸣山小战”、“九里山大战”，更是波澜壮阔，乐曲最后的“呐喊”将全曲推向高潮，用“并双弦”和“推、拉”技法表现千军万马呼号震天、如雷如霆、惊心动魄的史诗场景，全曲战场上厮杀呐喊声的空间层次效果及场景气氛的描述都明显优于四弦的演奏，可以说方锦龙在以单件乐器的独奏形式表现宏大史诗场面的演奏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又如琵琶曲《彝族舞曲》，五弦琵琶曲的定音为3 6 2 3 6，因增加了第五根弦，即多了一个低音，其中第二段第22小节开始到第29小节即主题部分，和声织体丰富多了，原来只有纯八度，现低音有纯八度、纯四度、纯五度，低音丰富，音程的运用增加，和音多了，音乐的层次感加强了。再如根据琴曲改编而成的《梅花三弄》这首琵琶曲，五弦琵琶曲的定音为1 5 1 2 5，增加了第五根弦后，从乐谱开始第一小节到第十小节，低音变得浑厚，音色更具古琴的音响效果，丰富了琵琶的艺术表现力。另外在《渔舟唱晚》的演奏中方锦龙创造性地运用右手五指轮出的六连音，连贯流畅，丝毫无换指的痕迹。在《江南三月》中他更是以精湛的从相把位到高音把位的八度大跳令五弦表现的空间再度扩张。琵琶曲《送我一枝玫瑰花》中，他大量运用轮指的快速分解和弦的挑轮技术，提出轮指的弹奏要打破传统概念，轮指不一定要在外弦，也可在第二、三弦上，强调轮指技巧表达的文化含量。2000年以后，进入了方锦龙五弦琵琶的推展时期。方锦龙是一位能将多元文化的音乐进行整合的音乐家，他认为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琵琶要想不断发展，必须要从姊妹乐器中汲取养分。琵琶本身即混血儿，它身上融入了中国的血液，现在吸收外来因素仍是必要和自然的，民族音乐应放在世界大音乐的概念中去研究和发展。他探索性地将古琴、大三弦、冬布拉、吉它等乐器的特点融进五弦琵琶的演奏中，并融入西洋和声，丰富了琵琶的音色和表现力。

　　中国琵琶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而今我们正置身于前所未有的社会与文化环境的挑战中，琵琶艺术在当代的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而复杂的研究课题，本文对五弦琵琶所作的初步探讨，是想借此引起我们对中国传统民乐发展的关注，多角度地对琵琶演奏艺术与演奏技术的关系加以研究，使琵琶这件古老的乐器得以继续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赵维平《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4期。

　　李维路 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艺术表演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