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意书法浅识

　　缘起

　　禅意书法（是佛教书法的高级阶段）是中国书法艺苑中的一枝奇葩。它起步较晚，大抵是在公元三世纪中叶佛教使用汉字译经抄经（是传播佛教思想的一种手段。在我国尚未出现雕版印刷之前，佛经的传播主要是靠抄写。抄经人主要是佛教信徒。但也有靠抄经收入谋取生活的人，这种人称为经生。）时起，鼎盛于唐。迄今已逾1700多年。

　　在漫长的中国书法艺术发展中，大体存在着两种自然体系。一种是注重于形式的，即表现的、技法的。一种是注重于内容的，即精神的、思想的、伦理的。两者相辅相成，并驾齐驱。

　　禅意书法是从佛教中孕育出来的。它同佛教的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一样注重于作品的内涵，是弘扬和传播佛法的工具。因之，禅意书法也就理所当然地属于前述注重于内容的，即精神的、思想的、伦理的书法。

　　禅意书法，亦被人们称之为不立文字的文字书法。禅是佛陀的一种以心传心、见性成佛的说教。禅不立文字，但也不否定文字的作用。禅以为，语言与文字只能做些有声有形的表达，而无法使人深入地理解离言的真谛，只有通过亲身体验才能把握诸法的实相。

　　禅意书法的构成大体是：创作目的必须是出于对佛教的虔诚；其作品必须是在弘扬和传播佛法方面有所作为；运用书法的技艺以达到较高的感染力和预期效果。

　　禅意书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抄经（又曰：写经）、镌刻（碑、幢、题记）和禅韵书法（禅喻书法和书法喻禅）等。作者只有怀着极为诚挚的信念和思想上处于超高度的净觉中，才能创造出上乘的作品。

　　禅意书法的风格，主要有两类：有虔恪的，要求创作绝对忠实于佛教的主旨，并在技艺上恪守法度。有松散的，它在创作中除在内容上是禅的意旨之外，在技法上、形式上采取的是浪漫主义的态度。它追求主观的、个性的创作、形式美及其感染力。认为客观效果与其创作宗旨是一致的。

　　禅意书法与中国书法新局面

　　抄经，是我国佛教初期阶段弘法的主要手段和方式。同时也是禅意书法的主要形式。

　　抄经，始于西晋后期。至隋唐时已发展成为以僧侣牵头，以教徒为主体的社会群体的书写活动。由于这项活动在宣传和传播佛教思想方面不受场地、财物等的限制，其功能与效果比较，寺院里的讲经更为优异。因此，很受当时佛教领袖们的提倡和重视。并且为体现佛教的尊严和发展书法艺术在佛徒中的感染力，一些在书法上很有造诣的大德们向教徒们进行书法艺术——主要是技法上的教育。梁、陈、隋间著名高僧、大书法家智永禅师就是一个范例。智永禅师以其惊人的毅力，运用王家古法，闭关多年，书写“千字文”八百余本，主要散发江南各寺（也有一部分流入社会群众手中）。实际是作为广大寺僧、佛徒习字抄经的范本。智永禅师要提高写经人的书写技艺，在客观上产生的效果是，使当时的社会性群体抄写佛经活动，跃入到群众性的大规模的书写活动。使抄经更具有书法的艺术作品性格，进入了社会的各个层面，供世人欣赏。

　　在抄经的同时，做为禅意书法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以佛教为题材的社会性群体刻石活动，也大为兴起。“佛造像题记”、“塔铭”、“碑幢”等书写与镌刻相结合的活动，已成为著名的北朝碑刻石的主要组成部分。

　　抄经与刻石是北朝时期禅意书法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一定的意义上，抄经与刻石也代表了北方书法的鼎盛时代。同时，也冲击了中国书法艺坛中的创作与欣赏者的结构和层次。这即是打破了书法仅为文人占有的历史局面。禅意书法是群众创造的，也为群众欣赏的这个事实，渐渐的被世人接受。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由于书法理论家的偏见，北朝书法是受鄙视的。他们说，北朝“书籍卑陋”，“草野粗俗”。直至清代晚期，一些著名的书法理论家如梁启超、康有为等人，才对中国书法史上存在着的那种不公平状况提出了异议和抨击。康氏说，“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碑为可宗”。又说，“北碑莫盛于魏”。“其题材俊伟，笔气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康氏认为，造像题记、佛经抄本，这些出于不传姓名的书法作品，多数已达到北朝书法的高峰。他感到那些出自“穷乡儿子”之手的作品虽“拙厚”，但“皆有异态”。是一种宗教感情与艺术风格的结合。康氏说，造像题记、佛经抄本，确似“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童之谣谚”。并且说，那些作品却“有后学所不能为者”。梁氏认为，过去书法从来都是一种文人所专有的，与庶民脱离的艺术，而事实上曾有许多由工匠结合而产生的成功的书法，那即是铜器上的铭文和佛造像题记。他还非常赞赏北魏的抄经。梁氏则把北魏的造像题记和抄经比做是“汉代乐府”。并把这些庶民作者称为“平民书家”。

　　禅喻书法和书法喻禅

　　“禅喻书法”最初出现的主要形式是佛教的抄经以及以佛教为题材的刻石。它是佛教的传播者运用书法宣扬佛教教义的重要形式和手段之一。由于抄经的机动性强，它在传播佛教教义、思想、理论上较之佛寺的讲经更为虔恪、准确，迅速、方便。也有着浓厚的笔墨艺术的感染力。因之，虽然抄经与刻石出自于寺僧、庶民之手，但也很受古代佛教领袖们的重视。当时，佛教的领袖们多是抄经与刻石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书法喻禅”是古代帝王将相、文人雅士等社会名流崇敬佛教而产生的禅意书法的一种形式。它流行于南北朝时期，极盛于唐。当时崇敬佛教的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们多愿与僧交，与寺院往来颇密。他们常常为表达对佛教的虔信和敬仰而与佛寺结下了翰墨因缘。留下了不少的作品。其内容有：写经如柳公权抄“金刚经”；碑文如隋文帝书“慧则法师碑文”；匾牌如清雍正书“法海真源”；清咸丰书“敬佛”；中堂如唐张继书“枫桥夜泊”；以及题记、横批、楹联、条幅等洋洋大观。字体有隶、行、篆、楷、草等。

　　“书法喻禅”的出世，说明了禅意书法的层次，已从庶民阶层进入上层社会；从主要出于佛徒之手，走向社会化；从比较单一的形式，发展为多种形式；从寺院步入宫廷、雅室并散布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反映了由“禅喻书法”和“书法喻禅”组成的禅意书法，从内容、形式和技法上以及作者的层面上，都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奠定了它在中国书法史中，独树一帜、自成体系的综合的社会条件。

　　禅意书法与中国的书法教育

　　佛教不仅极为重视书法内容（精神的、思想的和伦理的），同时对书法的形式（技法的、艺术的）也是极为重视的。这正似佛教建造一座寺院一样，不仅是造成一幢房子使佛像有一安放地方就行了，而是对于安放佛像的房子也是极为重视的。从房子的造型、规模、彩雕和周围的环境、布局都是加以严谨考虑的，以期达到内容与形式相协调的效果。以智永禅师要把自己的书法立为抄经僧的典范用心来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智永禅师是一位历史上杰出的书法教育家，他是梁、陈、隋人，是书圣王羲之的第七代孙。他的书法造诣极深。在书法发展史上他是晋隋之间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在传承上他继承了蔡邕、崔子玉、钟繇和王羲之的法度；在启后上他把书法传给了虞世南，启发了唐代的第一代大书法家。他写的《千字文》，不仅做为范本提高了当时寺僧抄经的书艺水平，也使后代学书者甚至一些名家亦受益匪浅。据有关文献记载：唐张旭、欧阳询、褚遂良、怀素等书法大家都临过他的《千字文》，皆视智永为师表。宋、元、明、清直至今日各代书家、学书者，也莫不习临智永禅师帖。也无不认为智永禅师的《千字文》是古今学书者的最佳范本。宋苏轼把智永禅师的书法比做似陶渊明的诗一样：“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并说，“师欲存王氏典型，故用旧法”，但又“非不能新意求变矣”。总之，智永禅师的书法是非常近于法度又有规范性，的确是古今学人习练书法的极好范本。可见智永禅师书法的影响是极为广泛的。其作用已远远超出禅意书法之外，对中国书法教育事业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怀素大师的书法艺术

　　中国书法史上成就最大、最为著名的高僧怀素(737—？)，字藏真，俗姓钱，唐时长沙人。怀素大师所处的时代正是书学鼎盛、继往开来的年代。当时，各派书法都已成熟并发展到了高峰。他们争芳斗艳，在竞争中求其发展，繁荣了古老的中国文化，繁荣了书法艺术。怀素大师做为一个僧人以其诚挚的信念酷爱书法艺术，他在《白叙帖》中说：“经禅之暇，颇好笔翰。”他通过长期苦练，终于在草书上取得了神奇般的成就。他是继张旭之后的又一位草书书圣，在传统的书法史上故有“额张狂素”之称。是当时中国书坛中的一颗巨星。

　　怀素大师在书法上的巨大成就，主要是他把禅意与技法的结合、融汇和统一是任何人也无法比拟的。这一成就也可以说他把佛教禅的思想与书法艺术的高度统一。怀素大师善于草书，尤以狂草出名，自称深得草圣三昧。他运笔“旋写旋归”，使文字刚刚形成，就已经被抛弃、被否定、被超越。使文字成为只是他的刹那间的一念一闪，前念后闪，即生即灭，于念而无念，笔才落已被推翻，已经过去，即写即无。最后在一张白纸上只留一条缭绕崎曲的、粗细均匀的，以纯速度形成的甚至连顿挫痕迹都看不到的活泼的、自由浮翔的轨道式墨迹。这也许是禅师以不立文字的文字书法的禅意，抑为禅师的佛教意识与书法艺术的结合，而产生的奇异别具一格的上乘书法作品的由来。

　　怀素大师的草书虽与张旭不相上下，但他毕竟是张旭的学生。张旭是盛唐时期唯情派书法中主张表现个人的浪漫主义派的笔首。无疑，张旭在酣醉中创作，主张突出个性并致力于技法上的奇妙，是不能不对怀素大师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此说，怀素在书法的技法上属于唯情派的、浪漫主义派的范畴之中，也是有道理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禅意书法在其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善于博采众派之长，立自己之异，并逐渐形成和完善了自家的理论和风格而自成体系。禅意书法对推动佛教之发展和繁荣中国书法艺苑，继承和发展书法艺术，都做出了卓越的、巨大的贡献。

　　千百年来，禅意书法艺苑中名家辈出，诸如怀素、智永、怀仁、僧高闲、黄庭坚、苏轼、赵孟頫、董其昌、弘一、赵朴初等古今书法大家，各领风骚，纷呈异彩。他们肩负着禅意书法艺坛的主将和旗手作用，而且也是中国书坛中的名将，在中国书坛人物史册中都具有极为显要的位置和篇章。影响颇大，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