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书法

　　来源： 衡阳日报

　　·谢宏治

　　记得赵朴初先生在《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要搞中国古代文史哲艺术等的研究，不搞清它们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及所受的影响，就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不可能总结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规律”。当时觉得这个结论有点玄，后来通过习书和参禅，慢慢领悟到其中的奥妙。书法作为中国本土艺术，禅作为中国本土佛教，虽属不同门类，但理是相通的。

　　今天我们开会的地方，即七祖怀让的弘法地，大家进山门时看到的对联“六朝古刹，七祖道场”即是佐证。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个磨镜台，唐朝时期，后世尊为南禅七祖的怀让和尚在这里磨镜点化马祖道一，于是便呈现出禅学史上“一花五叶、五叶流芳”的枝繁叶茂景象。

　　南禅的基本思想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它告诉我们，禅是以心传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禅不承认权威偶像，不迷信圣典和教规，也没有繁琐奥涩的教义，他提倡简捷的修行方式和精炼的语言文字，这对我们的书法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书法研究有一种不正常的风气，即喜欢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故弄玄虚，使理论与实践脱节，且渐行渐远，这是不利于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

　　十二世纪初，日本有位道元禅师，在中国修炼学禅功成回国后，别人问他：在中国学禅十年，悟到了什么?他回答：“我已真正领悟到眼晴是横着长，鼻子是竖着长的真理，所以我空着手回来。”众人听后莫不捧腹大笑，“眼横鼻竖”这一简单的道理，用得着远涉重洋到中国修炼十年吗？

　　这则禅学界广为流传的故事，使我想起了何绍基在《张玄墓志》中的一段题跋：“包慎翁之写北碑，盖先于我十年，功力既深，书名甚重于江南，从学者相矜以包派，余以横平竖直四字绳之……”“横平竖直”应是蒙学习字时老师的要求，为何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学书几十年后仍以“横平竖直”四字自绳呢?这看似平淡的四字，实则蕴含深刻的禅学思想和美学意义。

　　孙过庭在《书谱》中讲过：“至于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这里所说的平正，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哲学过程。追险绝，归平正，是书法追求“熟极返生”“人书俱老”的艺术境界。

　　禅界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禅语，“平常心是道”，这“平常”二字，不能简单理解为心态方面的指向，而蕴含更深刻更杂复的内核，至于是什么内核，也只能用道明和尚的一句话：“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来解答。

　　禅学最大的贡献是将复杂的东西、奥涩的问题简单化、朴素化。这种朴素的观念与书学上很多观点相通的。“既雕既琢，复归于朴”是书学研究的重要美学观点之一，也是书法所要求的“朴实”和“朴素”。

　　所谓朴实，可理解为艺术上的“真”。明代书法家傅山曾大胆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这一美学观点。这“四宁四毋”的提出，对当时刻意雕琢追求完美的甜俗书风是重重的一击。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曾讲过“不完整的形式和有缺陷的事实都更能表达精神”。可见，太完美的形式，往往容易吸引人的眼球，如同漂亮的外衣，具有美化和遮丑的功能，能给人带来愉悦，同时也带来虚伪。

　　所谓朴素，即通常艺术上所强调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西方艺术大师罗丹曾感叹：“艺术上最大的困难和最高的境地，却是要自然地、朴素地描绘和写作。”这与庄子“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美学思想是相通的。

　　现在的书法创作空前繁荣，流派纷呈，各领风骚，但繁荣的背后，有许多泡沫的成分，在这里不展开讨论。我个人认为，真正的书法，一是要立足传统，离开传统的书法是无根浮萍；二是要面对社会，面对大众，不能将书法变成极少数人“孤芳自赏”的把玩之物；三是要雅俗共赏，要防止以雅为幌子，追求创作上的“奇、怪、丑”，因为这类“丑”书往往容易远离了古人所强调的“丑”的真相。“丑”要建立在“真”之上，才可能达到美的境界，这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境界，只有得道高僧才能游刃其间。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禅与书法，事实上，禅与书法这两者都是讲不清楚的，越谈有可能越偏离真相。前面我提到的怀让还讲过一句话：“说似一物即不中”，他提醒我再讲下去，则有悖禅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