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仁入唐在城镇乡村所见茶事

　　□ 宋伯胤　《寻根》 2005年第06期

　　日本学问僧慈觉大师园仁在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随遣唐大使藤原常嗣一行“入唐求法”,历时9年7个月,于大中元年(847年)离开长安踏上归途。回国后,著有日记体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书中对他们一行抵达扬州府后,经淮安、登州、青州、淄州、齐州、德州、冀州、赵州、五台山、忻州、太原、绛州,由龙门渡过黄河,经朝邑到长安的沿途见闻,记述颇详。特别是出现在他笔下的种种茶事,更为罕见。陆羽、封演二人虽有唐代两都大邑饮茶风尚的记载,可惜过简,叫人看不出眉目,因此,应该感谢这位异国高僧,在他的笔谈中为我们保存了从小城市到穷乡僻壤的种种茶事消息,重现了一千二三百年前从长江之滨到八百里秦川的饮茶风尚,这是极为可贵的历史证言。现在,先看看园仁在农村是怎样吃茶的:

　　(1)到如皋,去“茶店暂停”。

　　(2)“到黄县界”,“斋后行十里,到乔村王家吃茶”。

　　(3)到莱州,“到潘村潘家断中”,“就主人乞菜、酱、醋、盐, 不得。遂出茶一斤买得酱菜”。

　　(4)到镇州节度府,“向正北行二十里,到南接村刘家断中”。主人“长设斋饭”,“入宅不久,便供饭食。妇人出来慰客数遍,斋了吃茶”。

　　(5)“到长白山东南”,“于仙人台前不村史家吃茶……史家宿。竟夜狗吠,恐惧不眠”。

　　(6)到郑州,“行十五里,回头望西,见辛长史,走马赶来……遂于土店里吃茶,语话多时”。

　　再看看园仁在城市的茶事活动:

　　(1)在扬州,“新罗译语刘慎言细茶十斤,松脯赠来”。

　　(2)在平县,“参见使君,邀上厅里吃茶”。

　　(3)到唐县,“西行二十里,到乘夫馆吃茶”。

　　(4)到登州,“赴肖判官请,到宅吃粥,汤药茗茶周足”。“尚书赐给布三端,茶六斤。”“行前,向节度使张员外道别。”“员外唤入衙里,给茶饼食,啜茶。”

　　(5)园仁离开长安回归时,“出府到万年县”,大理卿中散大夫御史中丞杨敬之遣使来问:“何日出城,取何路去,兼赠团茶一串。”又“李侍卿相送到春明门外,吃茶”。职方郎中杨鲁士送“潞绢二疋,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

　　最后,看看园仁在各地佛寺的茶仪:

　　(1)在扬州开元寺,“登阁上,相公及监军并州郎中、郎官、判官等,皆椅子上吃茶,见僧等来,皆起立作手,并礼唱且坐,即俱坐椅上啜茶”。

　　(2)在扬州延光寺,“当寺庆僧正入寺,屈诸寺老宿于库头官茶官饭,百种周足,兼设音声”。

　　(3)乍到拟入开元寺,缘者(另本作统者)门人不放入,“移住崔家禅院,遣维正慰问,兼赠细茶等”。

　　(4)在宿城,“未时到兴国寺”,“寺主煎茶”。“行廿里,到心净寺”,“啜茶之后,便向县家去”。

　　(5)“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山里有寺,名赤山法花隐”,“偶谒寺家,诸僧等三十有余,相看吃茶。夜宿闲房”。

　　(6)到长山县,“六日早朝,主人施粥。正西入谷,方得到醴泉寺果园吃茶”。

　　(7)到行唐县,“向西北行廿五里,到黄山八会寺断中,吃茶饭”。“常有饭粥,不论僧俗,来即便宿,有饭即与”。

　　(8)在五台山竹林寺,“堂中傍壁,次第安列七十二贤圣画像”,以“花灯、名香、茶、药食,供养贤圣”。“吃茶之后,入涅道场,礼拜涅相,于双林树下右胁而卧”。

　　(9)兰田县,“从三月八日至十五日,设无碍茶饭,十方僧俗尽来吃”。

　　(10)会昌三年(843年)正月廿八日,“青龙寺南天竺三藏宝月等五人,兴善寻此天竺三藏难陀一人,慈恩寺狮子园僧一人,资圣寺日本国僧三人,诸寺新罗僧等……都计廿一人,同集左神策军军容衙院吃茶。吃茶后,见军容,军容亲慰安存”。

　　另外,开成五年(840年)六月六日,园仁在五台山,正好看到唐皇“敕使”给十二大寺敕送衣钵香花,“寺中众僧尽出迎候”的盛况。在园仁写下的一长串礼单中,有“茶一千斤”。

　　这位日本高僧虽是说着他在入唐求法途中所过农村、城镇、官衙、寺庙见到的一些生活小事,而且往往只是短短的一两句话,但确实为“会昌灭佛”前的饮茶习尚,替我们保留了信实的史料;而这恰恰又是唐代茶史中最是阙如的。就连究心茶事的陆羽,在他写的《茶经》中对于如此广泛流行在民间的茶俗一个字也未提到。园仁到达扬州那一年,陆羽去世还不到三十年,像这样较为普遍的茶俗,该不会是还未“呱呱坠地”吧!

　　那么,上面列举的21条园仁的笔录,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的看法是:

　　第一,它表明当8世纪中叶,以茶待客已在广阔的城乡成为一种最习见的礼仪。每逢有客人来,总是请客人上座吃茶,这和我童年时代在家乡看到的一模一样,都是含有“迎之致敬以有礼”的深意。它虽只是一碗香茶,却在表达着城乡官民和寺院僧众的“恭敬”、“明礼”的礼仪。正像明代诗人吴宽写的:“自笑贫居无款曲,只呼童子预烹茶。”因此,园仁写出的第一要义就是他毫无做作地表明唐代诗人刘宾客诗句“采来翘英为嘉客”,确实是写实之作。

　　第二,饮茶解渴,特别是长途跋涉之后更需要吃茶。此外,园仁还说也有在“斋了”或饭后吃茶的,这或许说明在当时吃茶还有帮助消化的作用。

　　第三,除了“吃茶”之外,园仁还吃过“茶粥”、“茶饼”、“茶饭”。在佛教寺庙里还看到有把茶和香、药等放在一起作为供品的。其实,把茶作为礼佛供品,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僖宗李俨供奉佛祖的物品中,就有一件“琉璃茶碗拓子一副”。最近,大理学人吴棠先生告诉我,大理下关上村玉皇阁,至今还天天在佛前供茶6杯,“取有福有禄之意”,从未间断。

　　第四,园仁曾以细茶作为礼品赠给新罗翻译和禅院。同时园仁也收到地方官员的多次赠茶,如“细茶六斤”、“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另外,园仁在开成五年六月六日亲眼看到唐皇敕使赐给五台山十二大寺茶叶一千斤,而且说是“常例”,“每年敕送的”。一次数量如此之大,可见当时茶的产量更是非同小可。由是想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户部侍郎赵赞所以提出“榷茶之税”的动议以及贞元九年(793年)诸道盐铁使张滂再次奏请在“出茶州县及茶山、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的茶税;而且每岁可得钱四十万贯”。又据《旧唐书·韦坚传》说,韦坚曾在广运潭侧安排小斛底船二三百只,船上都挂牌标明郡名及纳物。在豫章郡船上就有名瓷、酒器、茶壶、茶铛、茶碗等等,皆可相互解读,并对陆羽笔下的“茶之出”,更加有具体的感受。

　　第五,园仁在佛寺吃茶,还提到“兼设音声”,可见寺院吃茶,有时还有音乐伴兴的。

　　总之,对有唐一代多元化的茶文化,觉得最切要的是关于唐代芸芸众生的茶事知道的太少,缺少了这一环,唐代茶文化就不全面,更少时代色彩。因此,园仁的见闻就很珍贵了,值得深入研究。陈寅恪先生说:“唐与我们隔得太远了。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了解唐留给我们的影响。日本、朝鲜、安南现尚保存唐代的习惯很多。”(《讲义及杂稿》)这段话使我明白了许多。虽然它是陈先生跟学习唐史的同学讲的,但我看也是对从事研究唐代茶文化的人的指点,特别是“影响”和“习惯”够我们含嚼与受用。结合自己的专业,我初步认为,前者是指历史沉积与传承而言,而后者说的是现在仍然活着的留存在生活中的痕迹及其感情。如果具体到唐代茶文化,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桩桩茶事,可以说无一不是当时当地的饮食、起居、交际、风俗习惯以及参与创作和使用者自身放大的肖像。六月间,我在报纸上看到邵洵美画的茶壶和茶杯,且有题言四行:“一个茶壶,一个茶杯,一个志摩,一个小曼。”题得妙,画得神,仅仅几笔,就使人看到了徐志摩和陆小曼的肖像,同时也多了几个“能够了解”或“完全了解”(这8个字,见于叶公超《新月怀旧》176页)他们的“爱”和“美”的后生。

　　(作者单位:南京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