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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释、道的战争与和平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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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释、道的战争与和平观 来源：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 作者：张树卿
一，儒、释、道的战争观 儒家的战争观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历史上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集中反映。中华民族主和反战心理由来已久，而这种求安宁怕战乱，求稳定怕动荡的民族心理的形成，源于长期实行的小农经济结构和田园般的自给自足生产和生活方式。儒家的战争观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认为战争与和平是矛盾的统一体。从战争到和平，或从和平到战争均要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对此，儒家强调在和平时期要做到“居安思危”，即使生活在太平盛世之下，心中也要时刻存有忧患意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是儒家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在儒家看来由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或外族入侵引起的王朝更迭或天下大乱，尽管持续的时间有长有短，但终归要达到天下大治。儒家在对待战争问题，一向主张两害相较取其轻，两利相较取其重的价值取向。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 第二，对非正义战争持反对态度，对正义战争持肯定态度。相信正义战争必然得道多助，而非正义战争必然得到寡助。确信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光明一定能够战胜黑暗。历史上无数爱国仁人志士，无不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奋斗不息。如诸葛亮“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岳飞精忠报国，一生征战；邓世昌血战日舰，殉难黄海。林则徐虎门销烟。面对强加于民族身上外来强权和暴力，没有半点的退缩，而是挺身而出。有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捍卫民族的独立和自由。 第三，认为任何形式的战争，首先都不是针对下层老百姓的，而是针对当时最高统治阶级的。交战双方最高统治阶级由于政治、经济利益之争而引发战争，而作为战争的直接后果，不论是战胜方还是战败方，其受到最大伤害的则是平民百姓。 第四，主张反对战争，但不能惧怕战争。强调在有道伐无道过程中，首先自己必须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平不能靠某个人或种势力恩赐，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依靠自己的力量去防范，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捍卫。基于此种认识，故我国古代社会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即“国之大事，在祭在戎”。 第五，认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其本身是不自由的。主张民族要在求同存异中和睦相处，在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中加强民族团结。 佛教的战争观 佛教是从古代印度，在我国两汉之际通过和平方式传入我国的。佛教既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文化。其战争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认为战争与和平是生命的两极，永远是世间的一种实相。而战争的原因，是从人们求生存的欲望中而来的。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矛盾斗争。矛盾激化就会酿成战争。正如《中阿含经》所指出的：“以欲为本故，母共子诤，子共母诤，父子兄弟姊妹亲族辗转共诤，更相说恶，况复他人？……以欲为本政，民民共诤，国国共诤。彼因斗争共相憎故，以种种器仗辗转相害”。 第二，佛教并不一概反对战争，认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佛教对正义战争持肯定态度，认为正义战争恰恰是捍卫民族自由与独立的保障。对非正义战争，为争霸而发动的侵略战争，持反对态度。佛祖在世的时候，位于中印度的摩揭陀国家崛起，野心勃勃的摩揭陀国王，大肆对外扩张，直接威胁到比舍璃的璃车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璃车人向释尊求教，大敌当前如何应对摩揭陀的毁灭性打击，释尊向他们传授了“治国七法不危之道”。其主要内容有：“修备自守”（见《般泥经》），即事先做好一切迎接挑战的准备；“常自警策不放逸”（见《杂阿含经》），即内政修明，上 下团结一致，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根据《杂阿含经》记载：在琉璃王进攻迦比罗卫时，释尊也曾给予过迦比罗卫人道义援助，设法使琉璃王退兵。 第三，早期佛教认为，正义战争是扬善惩恶的有效武器。同善不积不足以扬名一样，恶不积不足以除名。惩治战争狂人，好战 分子，是正义战胜邪恶的必然结果。佛教坚信“仁者无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什么都报。 第四，认为热爱和平与拒绝战争都是有条件的。维护和平要有必要的武装实力，拒绝战争也要有足够的物质和精神准备。早在印度佛教时期，在佛教轮王政治的施政纲领中，就主张轮王必须有“主兵臣”即有一支“军众净洁”为自由与独立而战的武装。在释迦牟尼的信众中，像频婆沙罗王、比琉璃大将等，都是参预战斗的军事领袖。根据《生经》记载：有一个军人在行军前向佛辞行，释尊对他说：“汝等之身，受王俸禄，所作当然，佳善！”。 道教的战争观 道教的战争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道教从“清静无为“思想出发，反对战争，认为战争是对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破坏。人们在混乱不堪的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下生存，是人生的一大悲剧，是强加于万物灵生的一场灾难。战争对大自然造成巨大破坏，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也破坏了正常的自然秩序，这种人为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的做法，必然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无情惩罚。战争势必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损失。从而给社会、家庭带来一系列的空前痛苦和灾难，这不仅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 第二，道教对正义战争持赞成态度。主张有道伐无道。认为正义战争是扬善惩恶的重要手段和有效形式。对灭绝人性的战争狂人和一意孤行的好战分子，必须予以武力打击。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曾爆发多次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特别是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大起义，张鲁领导的“五斗米道“大起义，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对以反阶级剥削和迫为内容的人民革命运动，早期道教予以支持和赞许。 第三，认为维护和平与反对战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和平不能靠什么人赐予，自己必须具有维护和平的思想和物质准备；对别人强加的战争，惧怕无济于事，反而助长了好战分子的嚣张 气焰，必须敢于应对，赢得战争。 二，儒、释、道的和平观 儒家的和平观 儒家主张和为贵。这种“和”的精神贯穿于儒家的“仁义”思 想之中。“和”乃是和平、和解、和睦、和乐、和美、和合、和好、和祥之谓也。这种“和”的思想在儒家典籍中不仅随处可见，就是在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医学、文学、武学、农学、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及各种艺术，都以“和”为一贯的主流，最高的境界。儒家认为哲学和，则哲理圆融；医者和，则医道入神；文和，则文风俊雅；武和，则武德纯正；农和，则农耕适宜；商和，则商誉兴盛；人和，则相濡以沫；事和，则相辅相成；声和，则悦耳动听；色和，则悦目赏心；身和，则血脉通畅；心和，则快乐安祥……，总之，和则两利，各得其所；斗则两伤，得不偿失。所以李大钊先生在其《东西文明根本之异同》一书中指出：东方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儒家大力倡导人类要和平，人与人之间要和睦，人与自然之间要和平相处。 佛教的和平观 孙中山曾说：“佛教是智慧而不是迷信”1。佛教教义以慈悲为本，反对杀伐和社会动乱。佛祖释迦牟尼之所以出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当时古代印度社会到处是纷争，残杀、流血现象深恶痛绝的结果。概括起来，佛教的和平观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 主张热爱和平。佛教强调众生平等，尤以戒杀生为第一要务。佛教认为“和平为养人间福，潇洒真如地上仙”。没有和平安定的自然和社会生活环境，就没众生平等的自由生存空间。佛教讲“随缘”，“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不变是宗旨，原则、整体、全局；随缘又有宽容、谦让、谅解之意。以达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圆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圆融，从而赢得世界和平。 第二， 主张热爱和平，要有维护和平的实力。佛教认为和平是建立在实力平等基础之上的。国富民强，是有效维护和平的物质力量。没有实力上平等，就没有现实的和平。国贫民弱，难免不沦为弱肉强食，被人宰割的地位。 第三， 主张热爱和平，要敢于拿起武器捍卫和平。强权政治是和平的敌人。只有不畏强权，敢于斗争，才能捍卫自身的民族自由和独立。如抗日战争时期，许多爱国佛教徒，面对灭绝人性 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勇敢的投身于抗日斗争之中。有的主动为八路军提供帮助，有的为抗日活动捐款、捐物，有的置身于抗日战场，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道教的和平观 道教的和平观，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观点： 道教认为和平就是维护正常的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和平就要从自身做起。和平就要具备自卫的实力。和平就要反对战争。 三，儒、释、道战争与和平观比较 儒、释、道三家的战争与和平观，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三家均主张人类要和平相处，支持正义战争，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正义战争。三家均认为反对战争和维护和平的主要责任在最高统治者身上。三家均认为反对战争与维护和平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经济实力。 不同之处是： 儒家的战争与和平观，虽然最为现实，最为实际，但它自身也存在不现，不实际的一面，即幻想依靠和劝说贤明君主来赢得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佛教与道教对和平的企盼，在很大程度上是幻想借助或依靠佛祖的力量、道教神灵的力量来实现，来维护，这就使其和平的主张难免不陷于空论，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虽然三家均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但是支持与反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不同。儒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现实人生，面向和关心的是人民大众。佛教与道教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佛教和道教事业的发展得失、及其弟子们的生命安全。 三家在各自的战争与和平观指导下的社会实践，其作用和社会影响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儒家精神培养教育下，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将士。其社会作用和影响即深且广。相比之下，佛教、道教在这方面的作用和影响远不如儒家。 作者简介： 张树卿，男，（1954，12——）吉林省九台市人，现为白城师范学院教授，吉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李秀超，女，（1977，7——）吉林师范大学思想史在读硕士研究生。 该文已发表在《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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