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寺的渊源和历史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东汉三国时开始于宫廷贵族间传播。在此时期，与佛教信仰及宗教生活密切相关的佛教建筑艺术，也由北印度传入西域，进而流行于内地。我国的佛教建筑虽渊源于印度，但佛教建筑在我国的发展正如同佛教的儒学化一样，其古印度原型逐渐汉化，在汉地发展为殿宇式建筑，并用了表示官署名称的"寺"字。

　　《汉书》注云："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佛教传入中原，是由汉明帝派遣使臣前往西域，请来天竺僧摄摩腾等至洛阳而始。摄摩腾等初到时，被招待住于鸿胪寺。因其时鸿胪寺是掌宾客朝会礼仪的，其后将此寺改建，称白马寺。后世遂相沿以"寺"为佛教建筑的通称。于是，佛寺作为僧众供奉佛像和居住修行的处所，历来为佛教活动中心、偶像崇拜和弘法布道的堂奥。

　　佛寺在中国历史上曾有浮屠祠、招提、兰若、伽蓝、精舍、道场、禅林、梵刹、神庙、塔庙、庵、寺、庙等称谓。其名或源于梵文音译，如"浮屠"为梵语BUDDHA的音译，也译作"佛"，佛教刚传入时其建筑曾借用中国传统的"祠"的名称；或为假借、隐喻，如"梵刹"，梵表示清净，刹表示土地或地方，喻寺为清净之所在；或为某种类型的专称、别名，如"庵"，古代隐世修行者所居的茅屋，称为"庵"，后来称比丘尼所居佛寺为"尼姑庵"、"尼庵"；到明清时期通称为寺、庙。庙原为奉祀祖宗和前代贤哲的地方，后渐用以称奉祀神佛的地方。

　　我国佛寺的由来，途径不一。中国的佛教信徒，极少有如印度那样的迷狂者，他们深受儒、道思想影响，以世俗的目光来看待佛教，认为佛寺是佛"住"的，所以无非是住宅的放大和宫殿的缩小。因而，"舍宅为寺"之风盛极一时。如洛阳的建中寺，为普奉三年尚书令乐平王朱世隆所立，原为阉官司空刘腾之邸第。一部分佛寺由崇信的帝王建造，如简文帝造波提寺，梁武帝造同泰寺；一部分佛寺由僧徒启乞而立，如瓦官寺。

　　我国的汉地佛寺历经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它发轫于汉代，风靡于六朝，继盛于隋唐，没落于明清。

　　汉代，佛教被统治阶层视为类似黄老之学，并未受到重视，因而此期佛寺数量不多。我国最早见于记载的佛寺当推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的洛阳白马寺（《大清一统志》卷163，河南府二，寺观），其址建于洛阳城西雍关外，相传"时白马负经而来"（《洛阳伽蓝记》），遂取以为寺名。《魏书·释老志》云："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由于后世该寺屡有兴废，原构实物不存。然白马寺历来被尊称为中国佛门之"祖庭"，梵教之"释源"。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安息国沙门安世高抵洛阳，游庐山，建太安寺于豫章（今南昌），是为江南佛寺之滥觞，此后梵宫琳宇遍布江东。

　　随着统治阶层的提倡，两晋时，许多僧徒成为权势者，拥有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佛寺的数量和规模都大大超越前代。西晋时西域沙门佛图澄于永嘉四年（310年）至洛阳，云游所至，广建佛寺893所。姚兴"起造浮图于永贵里，立般若台，居中作须弥山，四面有崇石峻壁，珍禽异兽，林草精奇，仙人佛像俱有。"东晋时的帝室、朝贵、名僧及一般士人，很多都醉心于佛寺建筑，历史上著名的东林、瓦官、长干诸寺均筑修于此时期。

　　南朝以金陵及庐山为中心，各代帝室所造寺塔极多。据《辩证录·释氏通鉴》记载，佛寺之数在西晋有180所，东晋有1760所，宋有1913所，齐有2015所，梁有2846所，陈有1232所。这些寺塔宏壮雕丽，凌云七、九级，宛若天宫。特别是梁武帝（502～549年）建造的同泰寺，"楼阁殿台，房廊绮饰，凌云九级，俪魏永宁。"（《历代三宝记》卷11）

　　北方造寺以洛阳为中心。北魏笃信佛教，迁都洛阳后，佛寺的建置陡然大增，"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洛阳伽蓝记·序》）在北魏统治范围内，正光（520～524年）以后有佛寺3万余所，而其首都洛阳就有1367所。《洛阳伽蓝记》形容斯时寺塔之盛况："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佛寺的普兴，由城市及其近郊而逐渐弥散于远离城郊的山野地带。除平地建寺之外，魏晋南北朝还大兴凿窟造像之风，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都于此期开始营建。当时主要的寺、塔和石窟多数由国家主持修建，糜费人力财力甚巨，当时就有建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肖子显《南齐书》卷53，虞愿传）的记载。

　　隋唐时，佛教空前发达，佛寺林立，香火旺盛，各宗各派，相继成立，并带有浓厚的中国色彩。隋朝佛教的兴盛与统治阶层的大力扶植是分不开的。隋文帝在开皇元年于五岳各置佛寺，把固有的山神崇拜与佛教结合起来，又下诏令复兴天下佛寺均名大兴国寺。隋代的佛寺建筑，以文帝所造的大兴寺、东禅定寺，炀帝所造的西禅定寺、隆圣寺为最宏伟。特别是东禅定寺，"驾塔七层，骇临云际，殿堂高耸，房宇重深，阎闾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续高僧传》卷18）

　　唐代的统治者出于维护其统治的目的，采取儒、道、释三教并尊的政策。唐代的20个皇帝，除武宗外都提倡佛教，因之佛寺遍布全国。唐代都城长安，不仅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成为中国佛教各宗并盛的重地。四方佛徒跋山涉水来此译经弘教，一时僧尼溢于三辅，寺塔遍于京城，曾有8个宗派在长安的6座寺院分别创立：三论宗、成实宗的祖庭草堂寺，法相宗、俱舍宗的祖庭大慈恩寺，密宗的祖庭大兴善寺，律宗的祖庭大净业寺，华严宗的祖庭华严寺，净土宗的祖庭香积寺。祖庭即祖师的庭院，他们所开创或住过的寺院。祖庭是中国佛教宗派的端始发源之地。此外，据《长安志》和《酋阳杂俎续集·寺塔记》的记载，唐长安城内的寺观共有195所，可考的著名寺院不下三、四十处。其中一部分为隋代的旧有，大部分为唐代兴建的，一部分为皇宫、官僚、贵戚舍宅改建的。鼎盛至极的佛寺建筑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灭法"时，一次被拆毁44600所。几经浩难，唐代佛寺除去个别殿宇外，没有成群成组地保留至今日的。建筑于唐的山南禅寺和佛光寺，是幸存的我国最古的佛寺。南禅寺正殿大佛殿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殿身面宽与进深均三间，略呈正方形，单檐歇山顶，是研究唐代建筑发展史的重要实物。佛光寺建筑甚具浓厚唐风，此寺的正殿虽比南禅寺正殿晚75年，但其规模较大，且佛光寺大殿在创造佛殿建筑艺术方面，表现了结构和艺术的统一。

　　佛教发展到宋代，内部各宗派开始融汇，相互吸引而复合变异。天台、华严、律宗等唐代盛行的各宗派已日趋衰落，禅宗和净土宗成为主导的宗派。随着禅宗的汉化，大约在南宋时，禅宗寺院已相应确立了"伽蓝七堂"的制度，完全成为中国传统的一正两厢的多进院落的格局。"七堂"指寺院的主要建筑，即凡是寺院，必须具备七座不同功用的殿堂，否则不能称"伽蓝"（寺院）。由于禅宗寺院的配置最具章法，所以其他各宗派亦步亦趋，佛寺建筑到宋代已完全汉化。也许是继五代十国的纷乱局势之后，羸弱的北宋，半壁的南宋与宋、元的对峙局面所致，宋代的寺院建筑组群或单体建筑都失去了唐朝的大气魄和宏伟刚健的风格。然而，由于宋代手工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自然地促进了建筑材料的多样化，创造了灿烂的琉璃瓦和精致的雕刻花纹及彩画，并直接增加了宋、辽、金、元的建筑艺术效果。但存留至今的实例仅止一处，即创建于隋，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大事扩建的河北正定县的隆兴寺。隆兴寺现尚存山门、摩尼殿、慈氏阁和转轮藏四座宋代建筑。寺院经元、明、清历代重修，较完整地保存了宋代的佛寺建筑总体布局。

　　明代，自成祖迁都北京后，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北京逐渐成为北方的佛教中心。寺观建筑逐年有所增置，佛寺尤多。永乐年间撰修的《顺天府志》登录了佛寺111所，到成化年间，京城内外仅敕建的寺、观已达636所。《宛署杂记》记述了当时翻修古刹、新建寺宇的情状："见其旧有存者，其殿堂幢幡，率齐云落星，备极靡丽……又见其新有作者，其所集工匠、夫役，歌而子来，运斤而去，行揽而织，如潭柘寺经年勿亟，香山寺、弘光寺数区并兴。"此期，制砖的生产迅速提高，我国佛寺建筑出现了一种拱券式的砖结构，因内部没有梁架，故通称为"无梁殿"。如南京灵谷寺内的无梁殿，殿内结构用砖券代替木梁，正面五开间，每间一券，每排五券。中央一间券洞最大，横跨11米余，高14米。内部虽为券洞，外部仍仿木结构形式，檐下有挑出的斗拱，立面还建有门窗，为一采用多样券法、错综连合构成的建筑。

　　清代，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已处于式微阶段。佛教以禅宗和净土宗为首的各宗，在民间的流传已失却宋、明时期的势头，但由于政府的倡导，新建、扩建寺院的数量仍然十分可观，其中不少是由皇家敕建的。此时的佛寺建筑日趋琐杂，从斗拱的变化可见一斑。斗拱用材由大变小，数量由少变多，作用由原来的结构而变为装饰，显得精细奇巧，落入俗套。佛寺建筑形象的丰富、绚丽、繁缛和保守，恰正显示出其对历代形象信息的积淀和重组。

　　约自元代起，我国喇嘛教日益兴盛，喇嘛教寺庙，尤其是黄教寺庙的建筑，在明清达到高峰。到清代中叶，黄教在藏族地区已有寺院约4000所，喇嘛达36万人之多；内蒙古有寺院约1000所，喇嘛达10万余众。元代佛教建筑因受喇嘛教影响，多塔而少寺。山西洪洞县的广胜寺即属此期此类的建筑范式。蒙古族从明代起大量 吸收了汉族文化，到清代得到更密切的融合。这种情况反映到佛教建筑上，是城市中的寺院完全采用了汉族传统佛寺的布局方式，除大经堂的平面、空间处理仍然保持喇嘛教的特有形式之外，其他建筑都与汉族佛教建筑大略相仿。呼和浩特市的席力图召即是这一文化交汇现象的典范，其主要建筑按传统的纵轴线排列，但是中轴线的后部，布置了独具喇嘛教寺院特色的大经堂。

　　为了团结、笼络蒙族和藏族的上层人士，清代在全国各地广泛兴建了许多规模巨大的喇嘛教寺院。如西藏的哲蚌寺、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都是著名的大寺院。拉萨的布达拉宫建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它利用山峰缘山修筑，高达200余米，外观13层，主体建筑红宫和白宫则高耸于山顶，与山峰连为一体，创造出雄伟独特的建筑造型。河北承德的外八庙建筑，是清朝皇帝为抵御沙俄侵略者，便于联系和团结蒙、藏等民族而兴建的，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其建筑形式与藏传佛教地区的佛寺建筑不尽相同，它吸取了西起西藏、新疆，北到蒙古，东南到浙江等许多地区著名建筑的特点，集中了当时建筑上成功的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反映了当时民族文化交融的情形。

　　在西藏的寺庙里，有着极为丰富而生动的佛祖和菩萨的壁画和塑像。如释迦牟尼、观音娘娘、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及其他显密两宗的佛像。特别是喇嘛教特有的密宗造像，金刚怒目，狰狞可怖，以骷髅为其装饰，持头盔作饮器，真是造型奇特，却也令人感到重重森森的恐怖氛围。这一现象与印度寺院相当相似，从中反映出我国汉地佛寺已脱胎于其母体，焕发着中国建筑、中国风情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