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鎌仓佛教

　　源赖朝统一了平安时代末期的混乱，于后鸟羽天皇建久三年（一一九二），在鎌仓设置将军幕府，拉开武家政治的端绪。直到后醍醐天皇元弘三年（一三三三），北条高时灭亡为止，这段以鎌仓为政治中心的时代，称为鎌仓时代。

　　鎌仓时代约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日本佛教经过飞鸟时代的定位、奈良时代的兼修、平安时代的融和，到了这一个时代，形成了一个转变的时期。原先贵族的跋扈、教界的衰微，此时开始了反省、革新，于是产生旧有宗派的复兴与新兴宗派的兴起。

　　新宗派的祖师们都是出身比叡山天台宗，他们的新主张被视为异端，旧佛教自认为南都诸宗真言与天台才是佛教的正统派。由于时代的动荡，新旧佛教相互之间产生了多元化的影响。今依时间先后次序，分三期介绍。　　　　

　　　　第一期：代表人物是法然与荣西

　　　　法然与净土宗

　　法然（一一三三至一二一二）是净土宗的开祖，以平安的东山吉水为据点，弘布念佛法门。他主张在末法时代，世人应放下深奥难懂的圣道门，转信简易的净土门。他反复强调“往生之道，念佛为先”，大力提倡口称念佛。由于战乱频仍，人心动摇，法然提倡的称名念佛，简单易行，于是迅速扩展普及。法然圆寂之后，净土教团的弟子们各执法然其中一部分的教说为正统，另立流派，宣扬念佛法门。

　　　　荣西与临济禅

　　荣西（一一四一至一二一五）被尊为日本禅的开祖。仁安三年（一一六八）入宋，至天台山求法，得天台章疏三十余部；归国后，呈天台座主明云。文治三年（一一八七），再次来华，登天台山，师事临济宗黄龙派虚庵怀敞禅师。建久二年（一一九一）返日，始行禅规，道俗满堂，遂于筑前博多建立圣福寺，这是日本禅寺的创始。他主张坐禅是万人之道，虽大钝少智之类，若能专心坐禅，必能得道；同时他也告诫弟子们，禅与天台、真言都是禅者应学之教。

　　荣西认为佛法与王法不可分离，兴禅可以护国，因而受到鎌仓幕府的信任，建立寿福寺，亦于京都开创建仁寺，作为台、密、禅三宗兼学的道场，并融和三宗而形成日本的临济宗。

　　荣西之后，临济禅师辈出，加上宋朝诸位禅师的热心传布，形成一股蓬勃的禅风，得到幕府及武家的信奉与护持。

　　　　慈圆与贞庆

　　鎌仓初期，旧佛教改革派对法然教团的责难最多，其中，出身摄关之家，四度登天台座主的慈圆，大力批评法然一派。又有兴福寺的贞庆，对于专修念佛的法然采取对峙态度，一心致力法相宗的复兴，持戒坚固，是弥勒净土的信奉者。

　　　　第二期：代表人物是明惠、亲鸾与道元

　　　　明惠与信满成就

　　南都华严宗僧明惠（一一七三至一二三二），最初仰慕法然，法然圆寂后，《选择本愿念佛集》公开于世，明惠读了此书，惊讶他背离佛道，因此撰著《摧邪轮》严加批驳。

　　代表明惠圆熟思想的是《华严修禅观照入解脱门义》一书，主张“信满成就”，就是在信心圆满成就后，即与佛齐等。书中并详述其修行次第。

　　　　亲鸾与净土真宗

　　亲鸾（一一七三至一二六二），又叫绰空，法然的弟子，是净土真宗的开祖。九岁时登比叡山，居比叡山二十年，在烦恼中度日，离开比叡山后，皈依法然，主张绝对的他力信仰。法然在世曾遭天皇迫害，亲鸾等七人也遭连坐之累，被流配边地，这就是日本净土史上的“建永法难”。

　　亲鸾被流放五年后，获得赦免，便转往东国各地布教。东国地处偏远，既穷且无文化，如何让东国民众们体认弥陀的慈悲与大愿，是亲鸾净土思想的主要动力。他着有《教行信证》，阐述净土真宗的教义，强调以信心为本。他认为一念决定往生，这一念信得自弥陀的功德回向，因此，念佛是报弥陀恩的行为。晚年，他更主张具有真实信心的人，必住于正定聚，与佛等同无异。比起法然的口称念佛，亲鸾的信心为本更简化了修行的方法。

　　净土真宗强调对阿弥陀佛的绝对信仰，主张他力往生。亲鸾更自谓食肉带妻的在俗生活并不妨碍念佛修行，此种生活态度迥异于净土宗其他支派。

　　　　道元与曹洞宗

　　道元（一二○○至一二五三），号希玄，二十三岁入宋求法。在大宋遍访禅宗诸家，于天童山如净禅师处证悟。归国后，在越前的山奥创建永平寺，成为曹洞宗的中心道场。如净是洞山良价的法系，绍承曹洞宗“默照禅”的禅风；然而道元的禅风并非只是承袭宋代禅风，他的本证妙修是本觉思想的开展。主张修证一如，也就是打坐的同 时即是证悟；“只管打坐”是他揭示实践法门的一句名言。

　　道元终生不喜接近权贵，虽有后嵯峨天皇御赐紫方袍，但终生不曾披搭，他认为禅者应在山林僻静处一心坐禅。遗有《正法眼藏》等诸多著作。示寂以后，弟子怀奘以永平寺为中心，初步奠定日本曹洞宗的基础。

　　　　第三期：代表人物是日莲与一遍

　　鎌仓末期，到处天灾地变，饥馑瘟疫，社会动荡不安。这一时代的新佛教代表人物是日莲与一遍。

　　　　日莲与日莲宗

　　日莲（一二二二至一二八二）出身渔民之家，一生惨遭法难的影响，却在一次次的流配当中，逐渐开展出他独特的思想。

　　一般天台家将《法华经》大分为前半的迹门与后半的本门二部。中国天台及日本的最澄均以迹门为重，日莲却以本门为终极。在他所著的《观心本尊钞》中说，观心是“观我己心，见十法界”，本尊则指久远成佛的释迦，就是法身佛。他主张，观心（众生）与本尊（佛）本是一体；《法华经》是一切经的眼目，是诸宗的核心，因此末法众生唯有藉著称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经题，才能证悟。日莲提倡口唱经题，并主张积极面对现实社会的奋斗精神，是日莲宗的一大特色。

　　　　一遍与时宗

　　一遍（一二三九至一二八九）所创净土宗的派别，称为时宗。宗名取自《阿弥陀经》“临命终时”之文。一遍礼净土宗西山派的圣达为师，致力称名念佛的修行。主张“佛法除当体一念无余谈”，否定要通过身语意的一切修行，只承认称名念佛，认为佛号本身具有不可 思议的力量，只要一心不乱的念佛，死后就可往生。

　　一遍采取舞蹈念佛游行的方式传教，称为“踊跃念佛”。他带着写上“南无阿弥六十万人陀佛”的小纸牌，分送给他劝化的人，又主张修行人应舍弃一切世俗愿望，决定往生甚至经典，只要一心念佛。因此，日人尊称他为“舍圣”、“游行上人”。开始之时，他并没有固定的传教场所，至其弟子他阿时，建立了百余所道场，但仍强调“身虽在此，心在游行”。

　　鎌仓后期南都诸宗中，立志八宗兼弘的凝然等的学问佛教，也备受瞩目；弘扬戒律的俊，以泉涌寺为中心，提倡北京律，颇受上下尊信。此外，叡尊与弟子忍性等在东大寺自誓受戒，并以西大寺为据点，兼倡戒律与密教，且积极发展慈善事业。

　　　　二、室町佛教

后醍醐天皇在元弘三年（一三三三）消灭执权的北条高时，结束了鎌仓幕府。后来足利尊氏又背叛天皇，占领鎌仓，后醍醐天皇于是往南迁徙，在吉野定都，北朝的幕府将军则定都室町，这便是日本史上战争频仍的南北朝时代，称为室町时代。

　　　　社会政治状况

　　吉野室町时代的两百多年里，将军独裁，武士专横，全国人民痛苦不堪，尤其农民因税务负担繁重，生活困苦，纷纷起来反抗，导致大规模的社会抗暴；领导参加抗暴的，有许多是净土宗和真宗的信徒，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莲如。

　　在佛教方面，各宗各派延续鎌仓以来的教势，继续发展。由于战乱，佛教遂成为无所依恃的民心的唯一支柱。

　　　　禅宗教系的发展

　　受到政局动乱的牵连，佛教也由鼎盛走向衰微，唯一不受影响的便是禅宗。禅宗明心见性的宗旨，很适合战乱中希求淡泊明志的人心。所以在各宗衰退之时，只有禅宗一枝独秀地活耀在社会各个阶层，也因此产生混合禅味的日本茶道、花道、书道和剑道。禅宗初传入日本时，就与当时的武士阶级结合，武士们以禅宗的修行实践，作为完成武士人格的培养方法；禅宗的高僧也受到将军与武士的尊敬和拥护，自然助长了禅宗信仰的盛行。这时期最被推崇的，有临济宗的梦窗国师与大灯国师。

　　　　五山文学

　　延续着奈良、鎌仓时代的形式，寺院常常成为学问的中心，僧侣也负起教育民众的责任。他们藉着汉文典籍作知识的传授，也重视精神生活的薰陶。

　　日本正安元年（一二九九），宋僧一山一宁赴日，他的门下有虎关师炼、雪村友梅、中严圆月、梦窗疏石，梦窗门下则有春屋妙葩、龙湫周泽、义堂周信、绝海中津、古剑妙快等，活跃于南北朝时代，开创了五山文学的黄金时代。

　　有七朝帝师之称的梦窗疏石（一二七五至一三五一）确立了五山文学的地位。所谓“五山文学”，是指由当时五山十刹的禅僧开展出来的文学风格。五山十刹的僧侣，一方面与幕府关系密切而备受保护，另一方面又大量引进宋明的新文化，成为当代文化的代表。在汉诗方面，由推崇白乐天而改崇苏东坡与黄山谷，文体也由骈丽而转尊韩愈、柳宗元的古体。同时，还输入宋学与宋代的水墨画等。这些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创造了“五山文学”汉诗文、新儒学的研究及水墨画、书道等等高度的文化，这是日本汉文学中表现相当优秀的部分。

　　后来，藉着日本商船与元朝的贸易往来，中日两国的僧侣更进一步展开佛教及文化的交流，对日本文学、书法、绘画等，都有很大的影响。

　　净土系诸宗的发展

　　净土宗在法然圆寂之后，分为多派，其中，镇西、西山二派的势力最强。镇西派受到江户幕府的支持，成为净土宗的正传。

　　净土真宗也是在亲鸾殁后分裂为多派，直到第八代主莲如（一四一五至一四九九）中兴，以巧妙的说法，结合了已经分裂的诸派，甚至不少时宗的信徒也改宗信仰。本宗拥有许多农民信徒，并有强大的僧兵集团，在江户时代之后分为十派，而以东、西本愿寺势力最强。

　　时宗依然保持其独特的游行习惯，或在战场上与武士同行，称为阵军（或称从军僧），他们在江户时代被视为危险份子而饱受弹压。

　　　　日莲宗系的发展

　　日莲殁后，弟子间为了正统之争而相互对抗，日莲宗因此分为多派。其中，日像（一二六九至一三四二）以京都为中心，热心布教，深受京都町众（工商业者）信奉、支持，形成了所谓“町众文化”的基盘。此外，由于现世利益追求的倾向越来越强，遂逐渐引入诸神信仰、咒术等。本宗也拥有强大的僧兵集团。

　　　　三、江户佛教

　　战国时代的动乱，经由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的平定，完成统一的局面。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又将秀吉的儿子秀赖杀灭，并于后阳成天皇庆长五年（一六○○）在江户（今东京）设置幕府，直到明治维新（一八六八），共二百六十多年，称为江户时代。

　　　　社会政治状况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对佛教采取压抑和控制的政策，如焚毁寺院、没收寺产、掌握寺院经济等。到了德川家康，时局已渐趋稳定，他颁行的锁国政策，使日本减少外来的压力和内部的纷争，而维持了二百多年的江户时代。在这时期，佛学和其他文化也在稳定的政局中安然的持续、进展。

　　德川家康是净土教的信徒，因此在德川幕府期间，他一直站在保护佛教的立场，但又因惟恐佛教的力量影响政治，因此将佛教纳入封建政权的体系中，让宗派、寺院与僧侣都隶属于幕府的管辖。例如颁发所谓“寺院法度”的佛教制度，用来制定各宗派寺院的本末关系、寺院与信徒的依从关系、僧侣职位等级、财务的募化、新寺的建立等等对寺院的各种规定。此外，也实施“寺檀制度”，使全国每一个国民都归属于佛教的寺院。法度的限制和寺檀制度的建立，导致佛教的停滞与世俗化。到了江户末期，在儒学与国学的积极推展之下，“废佛毁释”的呼声高涨，佛教又进入黑暗期。

　　　　黄檗宗的开创

　　江户时代对外采取锁国政策，不过对中国商船却有适度的开放，于是留居日本的中国人渐渐增多，这些华人为了精神需要，在当地建立属于中国人的寺院。长崎有名的有大唐寺、兴福寺、崇福寺、福济寺，就是在此时建立的。

　　这时期由中国应邀前往日本的禅师中，最受瞩目的就是隐元隆琦（一五九二至一六七三）。隐元本属于中国临济宗，但因受到莲池大师“禅净合一”思想的影响，宗风已不同于临济宗。他到日本之后，受到日本禅僧们的欢迎与幕府的重视，家纲将军并赐地为他建寺，隐元以他在中国住的黄檗山万福寺作为寺号，开创了黄檗宗。黄檗宗和临济宗、曹洞宗并称，成为日本禅宗的第三大派。

　　为了奖励佛学研究，各宗纷纷举办所谓的学林、檀林等教育机构来研究佛学，只是因为江户幕府时代的佛教被列入封建制度的体系里，在一定的法规之下，佛学的研究、宗派的发展，大多延续上一个时代，而无特出的新表现。另一方面，因为社会稳定，学术研究风气兴盛，儒学、国学、文学、史学，乃至日本的神道，也在这时大放异彩，可说是日本文化史上最发达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