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大理国挖色高兴佛教石窟群的神秘面纱
　　□ 杨周伟　《大理文化》 2007年第06期
　　位于大理市挖色镇高兴村东南2.5公里三峰山麓，上至龙王庙圣母泉出水口旁有凤眼洞和绿蛇洞，沿泉而下有一丘陵台地，上方有香火旺盛的玄德圣母庙，下方有千佛阁和舍利岩，旁有棕榈树林和元代绍补寺址，就在这名胜古迹、风景秀丽的地方有一处鲜为人知，深藏在深山之中的大理国佛教石窟群。石窟群现存24尊佛像,均为单窟单尊佛像，大小相差无几，分别由凤鸣台石窟、龙绕石石窟两部分组成。凤鸣台现高约6米,阔约12米,有石像6尊,坐式佛龛高87厘米、宽70厘米，分别雕在东、西两堵崖上。西堵崖一尊为普贤骑象状，东堵崖5尊为上中下左右各一尊，左上一尊为大日如来佛像，左下一尊为一梵僧像，梵僧身着薄质长袍，衣角飘卷，肩披袈裟。中间一尊为猛虎像，右下一尊佛像旁有一题记但已模糊不可辨认；沿凤鸣台北30米有一巨石，因石上有似龙骨盘绕，当地人称龙绕石。龙绕石高约10米，阔约40米。有石像18尊，有坐式、立式、仰式，既有汉式观音菩萨造像，也有宝胜如来佛、大日如来佛等白族密宗神祇造像，还有密宗高僧及供养人造像。凤鸣台及龙绕石石窟造像大都因风化和人为破坏的原因，部分石窟被钟乳石覆盖，佛像被毁，其样式已模糊不堪。在其四周石壁及摩崖上原有数处石像遗迹，但已被严重破坏至今不存。在离高兴石窟山后不远处的凤尾箐一带原有数十座大理国时期佛像石窟及摩崖石刻，可惜修建通往鸡足山的康合公路及开采石料时被毁。在高兴石窟西北面约3公里处大成沙漠庙背后的石把关一带也有十多座佛像石窟，60年代初还存有六、七座，后被人为炸毁。
　　为何在挖色这个偏僻的小镇里会出现这些具有开凿时间连贯性、造像式样系统化、群落布局集中化的大理国佛教石窟群？在高兴石窟西面约200米处有一座建于大理国时期的高兴兰若寺及高兴寺塔遗迹，在这里发现了著名的《大理国释氏戒凈建绘高兴兰若篆烛碑》，碑记刻于大理国定安四年（公元1198年），记载了相国文国公高妙音护派高僧释戒凈（高氏原国公）建高兴寺的事宜，建成后相国高妙音护多次亲自率众来高兴朝圣，赐予寺院大量的田产和财物，并作为极重要的佛教圣地加以保护。高兴石窟、凤尾箐石窟、石把关石窟等构成了挖色大理国佛教石窟群，其最早开凿于大理国初年，兴盛于大理国中晚期。作为大理国后期实际统治者高氏在洱海地区的佛教外道场，为了在宗教方面进一步削弱段氏及政治上的影响和需要，在挖色大建寺庙开凿石窟，并以高家（氏）兴盛为名取“高兴”寺名和地名，形成了“四寺（毗沙门天王寺、崇福寺、灵济寺、高兴寺）三窟(高兴石窟、凤尾箐石窟、石把关石窟)”为主的佛教建筑群，其在密度上和规模上已远远超过剑川石宝山石窟群，成为大理国后期最大的佛教寺庙石窟连体建筑群。今天考古已证明石宝山石窟群从南诏时期开凿到大理国盛德年间停工，直到南明永历帝时才有了短暂的修建和开凿，其石窟最辉煌的南诏大理国时期最后的开凿年代断代为大理国盛德四年即公元1179年。石宝山作为蒙氏和段氏的佛教外道场，且远离国都阳苴咩城（今大理古城），已不能满足新的统治者高氏其政治和宗教上的需要。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挖色这个处于洱海东岸中点，西与古城大理相望，最具洱海制海权及港口的偏僻小镇，从大理国盛德五年（公元1180年）以后就逐渐取代了石宝山的宗教及政治地位，挖色就成为了高氏后期最大的宗教中心的宗教地位，而石窟群只是这个佛都系统内的一部分，当今天我们看到高兴石窟及高兴寺址等遗留下来的大理国古迹，可以想象当时其规模的宏大及佛教的兴盛。
　　现存的挖色高兴石窟其历史价值与宗教地位与剑川石宝山石窟、安宁法华寺石窟并列为南诏大理国三大佛教石窟群，是记载大理古代佛教不同阶段的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