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视克孜尔石窟
　　汽车驶出正向现代化迈进的拜城县城，我去寻找在这片土地上孕育着文化基座般的“克孜尔石窟”。
　　红得浓烈的却勒塔格山和干涩的明屋依塔格山苍迈而坚挺地迎面伫立，向我述说着这里所历经的沧桑。依循它们无言的讲述，仰视镶嵌在山腰的一孔孔窟洞，眺望现代人随坡而筑的水泥石级以及黄色漆染的铁栏扶手，遥想当年的工匠登山攀崖，前仆后继，在这片远离尘世的旷古净地，横断山腰，凿出数以百计洞窟的五百多年历程，我不得不感慨信仰的力量。《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有载：三国两晋时期，克孜尔石窟曾以规模盛大的“前践寺”而闻名佛界。如今，石窟作为满目疮痍断残不整的远古最顽固的遗留，漠然、淡然地接受着现代人的游览与拜访，追慕与体悟。
　　攀梯而上，走进石窟。凝目于凸凹墙面上斑驳的壁画遗迹，依稀可见昔日的绚丽色彩。虽说窟中壁画的文化评价和艺术水准难以望其项背于以飞天闻名的敦煌莫高窟，但克孜尔石窟先于莫高窟，这是不争的事实。
　　导游的侃侃而谈萦绕耳畔，久远的历史仿佛穿过时光隧道，借助现代化信息公路扑面而来。“龟兹”作为远古西域的王国，曾有过多么举世瞩目的繁荣兴盛，佛教曾使这片静谧的沟谷闪耀着佛祖的光环。遗憾的是，我们目光所及的，只是它疮痍废弛的今天。我又一次体悟着龟兹文化的魅力，体悟着克孜尔石窟赋予这片土地的深厚文化意蕴。我又一次感到，走笔拜城，首先落于笔端的，当然应是克孜尔石窟。
　　两汉三国时，来自贵霜王国的僧侣们怀着布禅广世的迫切，沿丝绸之路步入西域，遂入中原大地。史载：大月氏王曾派使者来华传播佛教。玄奘《西域记》中多处提到迦腻色伽二世，道其“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这些记载的背后，有着悠长的历史故事。
　　那是公元三世纪后期。那时，一个佛教的时代正通过丝绸之路，渐进中原。前来龟兹的僧侣们广为布道，众脉俱开，佛教徒的数量日益增加。试想，无论讲经还是布道，都是需要一方阵地或称平台的。于是，僧侣们来到这远离烦嚣，山水相间，花木掩映的地界，将目光锁定在明屋依塔格山。
　　史料有载，那一时期所开凿的供僧侣与佛教徒用于礼拜的中心柱窟、用于僧人讲经的方形窟，供僧人起居之用，被称作“毗诃罗”的异形窟多达百余间。遥想当年，明屋依塔格山的洞窟中禅声如缕，经声起伏。真是一种“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播，身在寂寥处，静谧听禅声”的意境呢。
　　佛经中蕴含的通透的思辨性和思辨性中所含的哲学思想使佛教成为一种深厚的文化，长世不衰。哲学加之浩繁的文字，使得当时社会底层的民众甚感深奥和玄妙，他们肯定是望尘莫及的。而平民化，是佛教得以传播、普及的重要渠道。于是，应运而生了许多生动形象、便于理解的类似“看图说话”的佛教故事。克孜尔石窟开掘面世的236座遗址中，存有壁画的石窟80多座。可我们只能在可供参观的窟壁上的刀印斧痕中，凭借依稀尚存的片片点点来追溯它色彩斑斓，华美夺目的当年。
　　克孜尔石窟中的壁画围绕“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佛传故事”和“供养故事”而展开的“佛说法”、“涅和菩萨”、“佛徒四众诸神”以及衬托主题的山水、草木、动物等画面，使佛经故事的内容得以大大外延。石窟内一万多平方米精彩壁画，讲述了数百个对善的褒扬，恶的贬斥，给困惑者以启示，为清醒者以深教的故事……“童子道人以身饲虎”、“尸毗王救鸽割肉施鹰”、“贫人一身布施”、“牧女奉糜”……从克孜尔石窟开凿到佛教衰落的五百多年间，包括鸠摩罗什在内的一代一代僧侣们不辞甘苦，绵延不绝，将佛教经典诠释为一个个虽形式相近，实则内容不尽相同的充满至善至爱的道德伦理故事并赋之窟壁，真是感人至深。
　　被窟中壁画所迷，我仰头顺着线条久久地细细地看，像寻找文学作品中的细节那样，想更细致地品味凌空的各种体态，不同神情的反弹琵琶、敲拍扁鼓、口吹排箫、手舞彩练飘飘欲仙的天宫乐伎们的妙曼之处。只是，顺序而走的目光不时被残断的画面一点点切割，眼前时而斑驳，时而断续。因为，那些美丽的面庞缺眼断鼻，妖娆的身姿断指缺臂。可我固执地端详着她们，她们也固执地凝视着我。似乎俏丽的乐伎们无奈于面容不整而与仰视着她们的后人进行着心与心的交流。“她们应该是完美的……”这样想的时候，迟到此地的我不无心痛。“这一切不是我们的错。”这样说的时候，她们千年不合的眼神里流淌着忧伤。我与她们，彼此呼应的心理和神情都应是万般的无奈。可见，这些壁画的完整，也只能是相对而言。
　　凝视不失则残的窟中壁画，去体验佛教经典，是一种特殊的感受。实际上，透过佛教义理去品味石窟壁画，我所体悟到的更多的意蕴，是中华民族千年的光耀，是中华历史文化血脉中奔腾的血液。
　　仰视克孜尔石窟，一种敬仰之情油然而生，追慕的心情更加凝重。拜城，你的文化历史如此久远，远远超过一些锈迹斑斑，古碑森森的旷世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