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游等地石窟群由来之我见

　　□ 洪瑞　《西湖》 2004年第09期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有“千古之谜”之称的龙游石窟群被发现以来,已有十多年了。时隔不久,黄山之麓也接二连三发现了神秘的“花山谜窟”,共三十六处之多,其规模之大,国内罕见,堪称中华一绝;今年四月份,浙江宁海县长街镇长胜村又发现了三百座石窟,称为“五山石窟”;也是人工开凿的,其规模之恢弘,气势之壮观,完全可以与龙游石窟相媲美。

　　十几年间,相继发现了如此之多古人留下的石窟,后人当然要问:这些石窟工程巨大,当初究竟是干什么用的?留心这几年的有关报道,答案很多,其中采石也好,储粮也好,藏兵也好,储盐也好,陵寝也好,其实都是猜测而已。现在一些专家、学者着重于石窟的形成、方式、用途等方面的分析,进行断代的研究,还宣称破解“千古之谜”有了钥匙,龙游石窟开凿的下限年代,最晚不迟于西汉前期,结果如何呢?不得而知。

　　有人提出,如此规模宏大的工程,为何历代史书典籍均无记载?不然,一些史书典籍上是有记载的,但被人误解,被人疏忽否定了。

　　我认为这几处石窟是春秋时期宗祏制度的产物。《左传》如此记载:“庄公十四年,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左传》是一部春秋时代的编年史,它的记载应该相对可信。除了《左传》上有些披露以外,其他古籍中也有些发现:如晋人张华所著《博物志异闻》:“偃王仁,不忍斗害其民山上立石室,有神灵,人民祈祷”。以及唐朝韩愈的《衢州徐偃王庙碑》文中说的:“偃王死,民号其山为徐山,凿石为室,以伺偃王。”可是后来对这些记载并不在意。其原因是:对“宗祏”二字没有理解清楚。《左传》“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中的“宗祏”二字,这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地方。其意是:先君桓公任命我的先人做典礼的官,主持宗祏的大事。然这一宗祏制度的“祏”字,历来被有权威的辞典注解错了。

　　如《辞源》:祏,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匣。《左传》昭十八年:“使祝史徒主祏于周庙。”注:“祏庙主石函。”疏:“每庙木主皆以石函盛之,当祭则出之,事毕则纳于函,藏于庙之北壁之内,左翼避火灾也。”如:《汉语大辞典》:“祏,宗庙中藏木主之石盒。”《左传》哀公十六年:(孔俚)使贰车反祏西圃。”杜预注:“祏,庙主石函。周庙,历王庙也。有火灾故合群主于祖庙,易救护。”再如《康熙字典》:“祏,音石,宗庙中藏石室也。”以上辞典都把“祏”字解释为藏神主的石匣或藏木主的石盒,只供藏木主之用。《康熙字典》也解说不清楚,因而人们认为石匣、石盒等体积不可能很大,便认为“宗祏”与龙游等石室群毫无关涉,与徐偃王也搭不上边,由于“一字之差”便铸成大错特错。

　　邵裴子说:“辞书之作,贵于博采,尤贵于慎择,采之不博,则遗漏多,择之不慎则取舍谬遗漏多。”这是他在中华书局印行的《辞海》题词中说的话,还说该书编成三十万条而选存者仅三分之一,可知该书“采之博而择之慎。”它解释说:“祏,音石,宗庙中藏主石室。”《左传》庄公十四年:“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按《说文》“祏,宗庙主也。”诸家并认祏即为主,惟徐灏云:“宗庙主藏于石室,谓之宗祏。”徐灏的解释“宗庙主藏于石室,谓之宗祏,”这是最正确的解释,徐灏的这句话说出了宗祏制度的真正含义。

　　宗祏制度是神权至上的意识反映。上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原始人,生活于洞穴,他们感到在石洞里比较安全,可以防火防灾,可以祭天祭地。上古时代没有宗教,只有原始社会遗传下来的迷信神。一切自然事物都有神!是个神权至上的时代,如天神、地祉、雨师、风伯。社会事物也各有神,堂屋有霤神,门有门神,路有路神,灶有灶神,屋的西南角有奥神。当然,没有人,也就没有神。到西周以后不专迷信神,认为神应该符合民意,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当时纵然有无神论者,但还不敢否定神的存在,还是崇拜神主。宗祏制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宗祏制度的内涵:我们的祖先,也曾在石室中生活过。《唐书·十四》“太庙藏于高祖神尧皇帝之石室,其禅于社首(山东泰安南),皆如方丘之礼。”这种在石室中生活及祭主的制度一直传到春秋战国时代,《左传》庄公十四年,“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之说,纵观历史,桓公,只有秦桓公和燕桓公,燕桓公在公元前617年,比秦桓公公元前604年还要早,可见宗祏制春秋时代早已实行;又《左传》昭公十八年:“使祝史徒主祏周庙”,意谓“命祝祈的官迁移神主于周庙(周厉王)的石室中。”《左传》哀公十六年:“卫孔里反祏于西圃。”即卫孔里原来把藏于石室中的神主又返还到西圃的宗庙中,由于迁都等需要,在石室中的神主多有不便,于是又把神主从石室中返还到宗庙里。《左传》又有“许公谓反祏主,木作主”的记载,就是许公把石室中的神主返还到宗庙中,并以木制的神牌作为神主。以上这些都是《左传》上记载宗祏制度的事迹。《唐书》礼乐志还注解说:“建石室于寝园,以藏神主,至禘袷之岁则祭。”禘袷之岁是指禘祭二种:有“三年一袷,五年一禘。”袷,古时天子诸侯宗庙祭祀之一,集合远近、亲疏的祖先神主于太祖庙大合祭于石室中。《周礼》:“三年一禘”,《公羊传》曰:“大事者何!大袷也,大袷者何!合祭也,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为殷祭。”毁庙之主就是指那些年代久远的又无功德的神主,既要毁其庙又要陈听于太祖,未毁庙的神主便要升位合祭于太祖,过五年而盛祭。太祖指开国之君,汉以高皇帝为太祖,魏以武帝为太祖,晋以宣帝为太祖。

　　什么是禘祭?《周礼》说:“五年一禘”,禘者庙禘也,就是审核考查、整顿,把那些年代久远而无功德的祖先的牌位神位,淘汰一批,凡是祖有功,而宗有德的祖宗自有不毁之名,不在淘汰之列。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居中,以下父子,递为昭穆,左为昭,右为穆,父居左为昭,子居右谓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亦泛称宗族的辈份。由此看来“禘袷大祭也,袷以昭穆合食(合祭)于太祖,而以审禘其尊卑,此禘袷之义。”什么叫郊祭?“冬至祭天曰郊,夏至祭地曰社。”《说文解字注》谓:“言宗庙有郊宗石室,所以藏粟主也。”段玉裁谓:“远祖之主……,(普通做主,徐灏曰:宗庙主,以石室为藏神主之匮也)石室藏之,至祭上帝于南郊,祭五帝于明堂,则奉其主以配食故谓之郊宗石室。”由此看来郊祭也有在石室中举行。

　　从花山谜窟二号洞厅由石墙分隔成小小石室,以及宁海五山石窟里面均有许多小石洞,小石洞之间都有石头隔开,这一个个小石屋,更泄露了天机,它们叫什么?《演繁露》记载:“宗庙神主,皆设石函,藏诸庙室之四壁,故曰‘祏室’。室必用石者防火也。”《说文解字》注:“宗庙有郊宗石室,所以藏粟也。”就是说这“祏室”是藏木制的神牌。古代神主的神牌即以松、柏、桑等树位之。从而更解开这一课题。由此可见宗祏制度的内涵实质就是韩愈说的:凿石为室,以祠偃王(神主)。”

　　三个石窟都是宗祏制度的产物。花山谜窟在安徽黄山屯溪东郊等地开挖36个。徐偃王室春秋时期位于淮河中下游流域,以现在的安徽泗县为中心而建立的徐国的国君。他施行仁政,兴修水利,发展交通等做了许多好事。有次在开渠沟时,得了一张大弓,便以为天瑞,因此得到诸侯36国的拥护。周王朝担心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便派人去游说楚王,要他派兵伐徐,又联络吴国伐徐。徐偃王采取不抵抗主义,弃城而走,大批百姓也跟着他逃走,避免了一次大屠杀、大流血。后人称他是“爱民不斗”和“以国易仁”,于是徐偃王就成“仁义之君”。楚王伐徐的究竟是楚文王(公元前689,八年),还是楚庄王(公元前613.六年)不得而知。先秦末年《韩非子》“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汉初《淮南子》只是把楚文王换成庄王。花山谜窟,开凿时间应该在徐国建国以来,施仁政兴水利国富民强的时候,同时应该比春秋燕桓公或秦桓公大力推引宗祏大典制(公元前617或604年)要早些,花山谜窟总应该在徐国灭亡之先完成。徐国灭亡时间《左传》有记载:“昭公三十年,吴子执钟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已卯,灭徐。”在公元前512年。花山石窟形成总该在公元前512年至公元前617年之间。

　　宁海长胜村“五山石窟”共有三百。韩愈说:徐偃王出走后不是去了彭城,而是先到浙江的越城、绍兴、台州、黄岩、宁海、舟山等地。今列几本古籍记载,徐国人子孙的足迹:如《至元嘉兴志》“偃王逃之会稽,王之宗族尝有散在邑者,故后世为庙以祭。”《太平寰宇记》则说:“徐偃王昔居翁州。”翁州就是现在的舟山群岛。《舆地纪胜》:“古城,在黄岩县南三十五里大唐岭东,.城东偏有偃王庙。”《台州府志》:“偃王古城在太平县(即今温岭县),又县南有叶、鲍二将军庙,或谓即偃王之将也”,以上等等可见徐国衰灭亡后,王室、公族子弟逃窜浙江完全是事实。徐是文化先进的古老民族,徐人入浙带来先进的徐文化,徐国人工匠是挖凿石窟的技术骨干,这当中自然也包括了工具的使用和制造,很可能他们凿石窟就是以青铜器为工具。“五山石窟”也是“凿石为室,以祠偃王”,石室有的形如巨钟,顶如复锅,四壁如桶,有的洞穿深山,有的潭水清碧。由于有的洞塌方之故无洞顶、洞壁,斧凿痕迹不清,所以明代诗人张岱吟了:“谁云鬼斧神镂,竟是残山剩水。”他以为不是人工开挖的而是残山剩水。

　　龙游石窟有三十六处,正如韩愈《衢州徐偃王庙碑》所说:“凿石为室,以祠偃王,”在灭徐战争中,吴国人还曾扣留了徐国王子徐章禹,徐人对吴国便有不共戴天之仇。徐国人便南下,逃到浙江。《衢州徐偃王庙碑》:“徐不忍斗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随而从之万有余家。偃王死,民号其山为徐山,凿石为室,以祠偃王。”又谓:“民多姓徐氏,支县尤丘(龙游)游偃王遗庙。或曰偃王之逃战,不之彭城,而之越地之隅;弃玉儿研于会稽之水。”韩愈因没有到过龙游,远在长安,他只知道龙游有偃王遗庙,不知道“凿石谓室,以祠偃王”就在龙游,真正的徐山不在彭城,而在龙游的凤凰山。这期间,越国及姑蔑国(今龙游)及徐国人又发生了共同攻伐吴国的战争。《左传》记载:哀公十三年,越国伐吴,随从越王出征分二队。姑蔑国畴无余和讴阳自南方先至城郊来助战。畴无余即《泓上之战》中献身的姑蔑子,即龙游史籍上所载的“姑蔑子庙”供奉的“太末余。”

　　《左传》哀公十七年“越子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夹水而陈。吴师大乱,遂败之。”这就是吴国“三战三北”的事,所谓“三战”是一战于笠泽即太湖,二战于木渎,三战于郊即姑苏郊外。

　　《左传》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十卯,越灭吴。”

　　越、蔑联军灭吴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彻底打败吴国迫使夫差自刎。对姑蔑对越国都是空前的大胜利,姑蔑国君主姑蔑子被杀的深仇大恨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终于获得彻底胜利。复仇雪耻的狂欢情绪,较之越国朝野自有过之而无不及。《水经注·浙江》,“伏斗山之西岭有贺台,越入吴还而成之,故号曰贺台矣!”于是越国筑“贺台”,以庆祝胜利,姑蔑有凿“石室以祠偃王”,二者遥相呼应。

　　吴国灭亡于公元前473年,龙游石窟应该是吴灭亡之后之事,大概在公元前450年或以后几年完成,距今有2450年或2400年历史。徐王后代子孙擅长“凿石为室”,积累了许多开挖经验,不断延伸、越挖越精,龙游石室,就是在徐人的指导下,完成了36处之多,大则2千多平方米,石室高度至30米,石室面积达120余平方米,石室四壁陡峭笔直,棱角分明,凿痕纹理匀称整齐,南宋诗人道:“千年尽露波涛色,万古犹存斧凿痕。”2号石室,气势恢弘,有太祖庙宫殿式的规模和气魄,内有较高的祭擅台,又有五六米深,面积一二十余平方米的“水池”也似乎祭擅台,扩龛供神奉藏石函之用,亦证明“凿石室祭神主是宗祏制度的内涵,由此姑蔑人把春秋时期的宗祏制度推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