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寺以殿宇嵯峨、气势壮观、规模宏大闻名于世，又以其高超的建筑艺术名著典籍。
　　华严寺的整个建筑方位是坐西朝东，别于我国一般佛寺坐北朝南的习惯。对于这一问题，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先生曾经有过解释：“辽人信鬼，拜日为神”。据《五代史 · 契丹传》记载：“其俗随畜牧，素无屋宇。”《新五代史 · 四夷传附契丹传》则又说：“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日朔旦，东向而拜，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为尊，四门楼屋皆东向。”这就是说，契丹族把太阳当作神来崇拜，把太阳升起的东方奉为上方。契丹族独尊佛教，视佛如同太阳一样，法力无边。同时，契丹族原居黑龙江一带，为游牧生活，有迎着太阳搭帐篷，门为东向的居住习俗。可见，契丹族的迷信与生活习俗，才产生了建寺东向的方位。
　　下华严寺的主要建筑是薄伽教藏殿。“薄伽”是梵语，又叫婆加婆、薄伽梵。“薄伽”是薄伽梵的简略，译为“世尊”，意思是说，佛有万德，于世独尊。教藏是指佛教经典。自辽代中叶以来，它一直是华严寺的藏经殿。该寺院的布局是：一进院，砖雕山门和石经幢、月台以及配殿。山门前又建天王殿，南北配殿和山门，别为一院。在形制上较为特殊。下寺薄伽教藏殿屹立在 3 米多高的月台上，平面呈“凸”字形，这是大同辽、金诸寺最普遍的排列方法。月台青砖铺地，建有台阶二十步，石级尽头建有木枋，左为钟亭，右为碑亭。殿前两侧有配殿各三间，系后代增建。
　　薄伽教藏殿面阔五间（ 25.65 米），进深四间（ 18.41 米），是辽代殿堂建筑的典型作品，具有结构简单，手法洗练，用材比例适当与建筑整体协调的特点，为国内不易多见的辽代建筑艺术杰作。殿顶建筑结构为单檐九脊四柱顶，举折平缓，是辽金建筑坡度最低者。殿顶两个琉璃鸱吻与上寺大雄宝殿的鸱吻样式相同，都是金代天眷年间重修时安置的。大殿出檐为 1.2 米，檐下柱头从左右次间起至殿角，逐步加高，使大殿四角向上飞扬，大大增加了大殿的雄伟而肃穆，美观而超俗的气氛。
　　薄伽教藏殿的斗拱为五铺作，分内外檐两类，共有八种。补间铺作每间仅一朵，较宋代的《营造法式》尤为疏朗、简捷明快。为防止屋檐角下垂，还使用了抹角拱。这种手法未见于唐、宋建筑中，辽以后的建筑逐渐绝迹。斗拱中使用批竹昂式，表现了最初阶段的结构法，为辽代所特有。
　　薄伽教藏殿依据实用上的需要，采用了减柱法，即在殿中央安置佛座区域，及瞻拜顶礼的地方减少两根内柱（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则在中央七间大的地方，共减少十二根内柱，让外槽的柱子向里稍为移动）。这个时期的建筑大都采取了这种“减柱法”，可以说这是辽、金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
　　薄伽教藏殿内中央，在三如来的上方，有辽代建筑的三个八角形的藻井，为不等边八角锥体。这种结构，既可以增加佛像头顶与天花板的距离，消除了压抑感，而且使殿内平棋产生极富变化的生动感。
　　薄伽教藏殿内平棋，色彩古朴，图案为云形岔角和流水形，是明代作品。
　　上华严寺的主要建筑是大雄宝殿。“大雄”是释迦牟尼的德号。意思是说：佛有大力，能够降伏四魔，故名大雄。上华严寺以大雄宝殿为中心，两进院，山门、过殿、观音阁、地藏阁、两厢廊（已毁）及月台、钟鼓亭等，高低错落，井然有序。
　　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巍然矗立在 4 米多高的月台之上，平面呈“凸”字形。月台青砖铺面，建有石级二十二步。石级尽头，建有顶部为梯形的木枋三间，上题有“梵宫”二字。月台周围有钩阑，月台上有辽代大康二年（公元 1076 年）建八角陀罗尼经幢。其两侧还建有钟鼓二亭。大殿殿身东向，面阔九间（ 53.75 米），进深五间（ 29 米），总面积 1559 平方米，比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还大，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佛寺大殿之一。
　　大雄宝殿的平棋为明宣德年间补装，清光绪年间重绘，共九百七十三块。内容是龙、凤、花草、仙鹤、梵文、圆环等各种图样，构图繁复，色彩浓淡不同，线条粗细各异，组成五光十色、斑斓绚丽的图案，极为富丽堂皇。
　　大殿的殿顶建筑结构为单檐五脊四柱顶，坡势平缓。大殿檐高 9.5 米，出檐深远达 3.6 米。大殿正脊高 1.5 米，两个高达 4.5 米的彩绘琉璃鸱吻，为金代遗物，至今依然光彩夺目。每个瓦筒长为 80 厘米，重 27 公斤。远望大殿，丹墙红柱，蓝灰瓦顶，气势壮观，宏伟浑厚。
　　大殿斗拱系五铺作，共有七种之多。金初天眷三年，大殿曾照辽代清宁八年式样进行了重修，但在建筑结构上与辽建相比，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当心间的补间铺作，使用了 60 度斜拱，左右稍次间使用 45 度斜拱。柱头铺作也出现了斜拱，颇富变化。补间栌斗下出现了用以支承的低矮驼峰：把屋檐的替木改为挑檐枋：檐下斗拱结构使用了两种不同的耍头。凡此种种，均为金代建筑的独特之处，形成了金代的建筑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