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大理雕板印书初探

　　摘要：明清时期大理雕板印书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其形成既有生存环境因素，又是历史发展产物，同时亦与各种文化相互渗透密切相关。文章对明清时期大理雕板印书的类型、形成原因、范围等方面作了阐述，对于民族文献源流考证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大理地区　雕板印书　明清时期

　　大理地区雕板印刷已在南诏时期传入。大理国时期逐步发展到成熟阶段，当时雕板印刷的书籍主要是佛教经典及通俗类书籍。大理国以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大理地区雕板印刷进入黄金时代，各种类型的书籍开始正式雕印，各种书坊、书社应运而生。本文拟就明清时期大理地区雕板印书作粗浅阐述。

　　一、大理雕板印书与民族文化关系阐述

　　在历史的演进中，大理属云南最早发祥地之一，宾川白羊村遗址，苍山马龙遗址、剑川海门口铜石并用文化遗址均充分说明大理地区历史悠久，远古时期便已成为云南古代文化的摇篮。南诏大理国时期大理地区先民在中原汉文化及多元文化的影响熏陶下，各种文化相互融合，作为地处“亚洲十字路口古都”的大理，南北文化，各民族文化，中外文化的交融汇聚，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出生机勃勃，丰富多彩，新异多变的面貌，在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中，大理地区雕板印书也得到较大的发展。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唐代中原文化已学入六诏全境，目前所知，南诏使用唐字，盖始于此。”南诏时期文化人已开始用白族文学和汉文写作，至今盛传的南诏有字瓦，也通过南诏城镇遗址，今存的《三十七部会盟碑》、《张胜温画卷》等古籍文献中得到实证。再从文学角度分析，南诏时期异牟寻的《贻韦皋书》就是一篇好的散文，其中“人知礼乐，本唐风化”一语成为千古名句。大理国时期的《护法明公德运碑赞》、《兴宝寺德化铭》等都是散文的上乘。诗歌创作已有不少佳作。如：南诏时期的杨奇鲲、段义宗、寻阁劝、赵叔达都称高手，他们的五七言诗，语言精炼、感情真实，可与唐诗比美。杨奇鲲的《岩嵌绿玉》，董成的《思乡》二首诗一起收入《全唐诗》。这些优秀的佳作，这么多的名人“杰士”的著述推动大理民族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为大理地区雕板印书创造了刻印的物质条件。在雕刻的工艺上由于历史久远、流存的书籍也无法搜集，但是从南诏大理国时期绘制的《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画卷人物面貌各异，线条精细，场面恢弘，画技精湛娴熟，刻划人物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状态非常准确细致。雕刻艺术中的精品《南诏德化碑》，字体为正楷字体，刚健遒劲，飘洒秀逸。南诏大理国时期雕刻的剑川石窟可称之为雕刻的杰作。大理古代民族文化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绚丽的民族文化与雕刻印刷二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二者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在多元文化的形态下相互影响吸收，共同形成大理独有的民族文化。

　　二、明清时期大理雕板印书的种类和特点分析

　　大理雕板印书始于南诏，成于大理国时期，盛于明清。雕板印书的兴盛对于大理民族文化的传播和文献典籍的传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推动大理地区古代文明的进程，跨越1400多年的大理雕板印书的大量实物证明，明清时期大理雕板印书已经进入兴盛时期，现作如下分析：

　　2：1、明代大理地区雕板印书的类型。明代大理地区雕板印书可分为官刻、家刻、寺院刻书三种。官刻：主要指由官府出资印刷的文献：其主要体现在书院雕板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大理地区最早的书院建于明代：如：鹤庆县明正德11年在府东南设的宝山书院。祥云县明万历15年设九锋书院，明嘉靖4年设五云书院。宾川县明嘉靖13年设秀锋书院等。明代大理雕板印书比较盛行家刻本。明代家刻：主要承大理国时期及中原宋、元风气。大理地区现存的文献典籍其雕板印书中多数属于翻刻旧书，翻刻汉文化的经典，翻刻儒家文化、翻刻佛家经典、翻刻之风在这一时期盛行。明代大理地区雕板印书家刻本的字体也由原来的“横轻竖重”的宋体字逐步演变为四角崭方的方块字，这种逐渐演变的字体，也是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方块字在中原出现在雕板的时间大体在明中期，反映到大理地区的年代是明后期。这种字体在现存的古籍文献中居多。明代大理家刻区域多数分布在：大理、剑川、巍山、鹤庆、喜洲、邓川等地。他们除了刊印古籍外，还翻刻宋元本、纂刻医学类单方文献。

　　明代大理佛教寺院刻书：可以称之为是，大理地区明代雕板印书的一大特色，其主要原因在于：大理地区的宗教得到明、清两王朝的重视和支持。宗教上层人物受到很高的待遇。如明初感通寺的无极，法藏寺的董贤以及清代的虚云等都先后到南京和北京朝见当时的帝王，并得到嘉奖。据不完全统计，大理地区明清两代，佛道两教的寺院、宫观，在200余座群以上。如著名的道教圣地巍山县的巍宝山，佛教圣地鸡足山，凤仪法藏寺，鹤庆的朝霞寺，巍山圆觉寺等遍布大理地区。真是到了无山不寺，无寺不僧的地步。

　　由于文化、宗教事业的发展，大理地区的雕板印刷也得到了推动和发展，保留到现在的时代雕板印刷物也为数不少。最早的也是出自大理凤仪北荡天法藏寺的藏经。在这批3000余卷经书中，有20余册“华严经”，每册内盖有“董药师贤男华严保为法界造”的殊印及董贤的造经记，并有七册经末记有宣光十年的年号。另一种明初的《华严经》刻本，经内刻有“大理府僧纲司金相寺福春山住持雕板造”及“太和县镇远枋信士陈华严应，妇人观音园，男玄化顺，天神寿、波罗义舍己家财刊经”等字样，在卷末多有造经者的墨书、题记或刊刻“木牌”。明代最早的是洪武25年(公元1392年)，这在全省也算是明代最早的大理地区刻印本了。除此，永平金光寺内现还有明万历年间刻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数百卷，以及永历岁次辛卯(公元1651年)中秋望日雕板印刷的该寺住持“力禅和尚语录”遗存36页，现雕板尚存，规格为长30cm，宽24cm，厚2cm。

　　另外，鸡足山是滇西一大佛山，明、清两代均进行各种刊印工作，印刷各种经文符咒，忏语偈帖。原藏雕板不少，惜在“文革”被毁殆尽。由于明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各种儒家经典也进行刊刻。明代，凡州学县学、乡塾均有一整套藏书要求，如州学藏书“书籍柜一具，卧碑要录，四书大全，六经，劳训，通鉴，性口，五经，口测，循良善政，救荒补遗，文章正宗俱各成部。”(引自重修邓川州志)在这些书籍中，除大部巨著外，一般均能在本县或大理府进行刊印。

　　2：2、清代大理地区雕板印书。清代大理地区雕板印书类型主要分为：官府刻书、坊刻本、书社、书号刻本四种类型。官府刻书：主要反映在书院，书院作为清代最高尚的学习场所。大理地区书院最早设立于南诏国时期。据道光云南志钞有所载“唐穆宗三年，南诏丰祐(公元823年)设学校、置教官，以益州张永让，国人赵永本为之。据郭松年《大理行记》记载“大理国设”儒官“管理文化教育，曾开科取士”“所取悉僧道读儒书者。”由于学校、书院需要大理书籍“因而梓行，书籍者甚多”。据有关资料记载，清代昆明育材书院，五华书院所刻书各一、二十种。”光绪《续云南通志》载其详目。清代设立的剑川金华书院，院内设书舍，赵藩为其书撰楹联“千间广厦，一度名山，贤刺史遗爱在人，鹅湖宗旨今重溯；万卷藏书，十年树木，乡先生雅怀课土，鹿洞条规待细参。”当时金华书院的藏书已经具有一定规模。据记载书院藏书共360余种，6200多册。其中：经部203种，史部39种，子部109种，集部9种。这些藏书中有一部份就是官府出资雕板印刷的。金华书院旁设的“遗爱祠”能充分说明官府出资刻板印书，因“遗爱祠”内供奉的是历代关心书院建设的州官。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大理地区各种不同规格的书院多达数百个。因为：随着清王朝行政权力的不断深入基层，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封建教育制度也逐步得到普及推广。自清初以来，学校、书院、乡塾先后建立，大体上凡县均设书院，乡设乡塾。随着封建教育制度的推行，各种教育设施，学、院、社、塾、殿、门、祠、台、阁相继建立，白族人民的文化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知识分子人数不断增加。白族人民中涌现出来的大批封建文人，他们有的成为清代的高级官吏，参与国家大事，有的兴办地方教育事业，教授儒学，传播汉文化。讲授的内容据明《重修邓川州志》学校志载；四书大全，六经，劳训，通鉴，五经，循良善政，救荒补遗、文章正宗等课程。同时注重对地方文献的整理、收集保存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大理地区书院组建情况是：鹤庆县、清康熙56年设中区书院；清乾隆51年设鹤阳书院；光绪15年建玉屏书院；光绪15年建庆云书院。同年在辛屯建玉锋书院、梧桐书院。据《鹤庆县志》记载：当时各个书院教学用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幼学琼林》、《古文观止》等用，有的经费由官府出资雕板，学生自备纸张印制。再如：祥云县雍正4年设鹏飞书院、康熙27年设龙翔书院。清康熙25年建万清书院。永平县清康熙14年设博南书院，清道光14年设化平书院。宾川县：清康熙32年设笔山书院。这些不同类型的书院处于教学需要均由官府出资雕板了不同类型的书板。据《中国雕板源流考》记载：“官书文风，开自朝廷，于是各州、府、县官司衙署、刊刻之业大盛，书院学校、印行尤伙。”由此可以看出大理地区清代官刻本出自书院。

　　清代大理地区寺庙佛教雕板印书。清代大理地区寺庙佛教雕印了大理佛经，这些经书往往为寺院收藏，这些寺院几经沧桑，或毁于天灾，或亡于人祸，有不少寺院几经焚毁，几经恢复，但尽管怎样恢复保留下来的藏书茫茫无寻处，要找到清代寺院的完整藏书，各寺庙的较完整雕板文献，也还存在一定困难。这些寺庙的雕板普遍存在的一个特点是：由寺院雕板，个人自备纸张印刷如：咸丰己末年，赵州千户官益善堂藏板《传家宝》，大清光绪六年大理观音堂雕板《观音济庆本顾真经》有“板存榆城东月溪乡东善会，顾印送者自备纸墨，不需板资。光绪9年牛街报恩寺雕板《百忍全书》印有“四方君子发心印送，自备纸徊，板不取资”。这些至今保存下来的藏书，为研究清代大理地区雕板印书提供了一定有利条件。

　　清代大理地区私家刻书、坊刻。清代中晚期，雕板印刷已很普及，不仅官府、寺院进行。而且已走向民间，成为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工具。已出现书坊、书栅等字号的刊刻店铺，一般刻印初级文化普及读物和民间用的《通书》、“历书”药书，以及“甲马纸”、“包封”、“门神”、“观音”、“佛像”。现将鹤庆县晚清至民国以来民间刊刻印刷的情况简要如下。

　　1、鹤庆县城后街蓝家巷人蓝亭举，光绪间与鹤丽镇总兵官司朱洪璋有交情。朱去职后蓝感其在职时治水患之功，将其《新河诗钞》制板印刷传世。今刻板已无存，而后街16号赵洪尚存有所印诗集一本。

　　2、柏寺村杨知选、杨知桂于清末民初曾开设书铺于北门外，仍刻印卖“三字经”等读物及“文昌帝群阴文”、“太上感应篇”等书籍。

　　3、厚本阱(白族村名)有一套(孔子经)活字，1926年道士陶济泉到该村做斋事而发现，遂请工印得一百部，今有一部尚存其家。陶氏现在菜园乡东园村，收存者为济泉第五子陶富斋。

　　4、丁暾和堂下设暾和书屋，曾印刷“三字经”及“四书”、“论语”等，并开设书铺，历经光绪、定统，至民国十年，主要经营者丁泰。

　　5、城北(今亲民乡)中登有李姓人家，每岁末刻印卖《春牛图》自称“李天师”。其经营中止于1951年，上限未详。

　　6、甲马纸印刷发卖：青云祥赵子云，其祖辈即经营此道至其父时分出向光明一铺(无字号)，向为赵氏入赘婿。赵姓属洱源县牛街方姓分支，白族。后有左姓、寸姓两家习此道，寸姓经营两代，左姓一代。

　　7、刻印卖门神为上城东村毛姓家族，又有李姓、洪姓，不知起于何时，门神之像包括“圈龙圈虎”等。

　　另外，在大理县城，清光绪年间开设不少刊刻印铺，如务本堂，老板是湖南人，名王少珊，光绪年间来大理开设分店，主要刊印出卖新学的教科书。会文堂，老板赖姓，光绪年间由四川来大理开店，主要印刷小说出卖。

　　再如：剑川县清朝道光年间私家，坊刻印书也十分活跃。剑川县在晚清时期，非常重视教育、私塾益盛，学文需要书籍要求甚为迫切，原来的祖传书籍，手抄本无法满足教育用书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剑川金华镇出现了许多专门雕板印刷的书坊、书社。据不完全统计，现从现有藏书中能够确认的书坊有：“国泰号书坊”、“复泰号书坊”、“国兴号书坊”。从私人名设立的有：“张寿明印书坊”。用书社名义设立的雕板书社有“天宝书社”“渐丰号书社”等等。这些专门以搜集文献雕板书的书坊、书社在大理地区应运而生。现在存世较多的有《三字经》、《三字幼仪》、《四书》、《修身》、《诗经》、《千字诗》、《女儿经》等自刻、自印的文献。以上述情况调查分析，大理州地区雕板印书自清以来不断在传播、学习、吸收和消化，经过多年努力已逐步形成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民族文化特色。

　　2：3、明清时期大理地区由于出现崇文风尚、学馆遍布、文人蔚起、科甲接踵、人才辈出的局面，为大理地区雕板印书提供了—定条件。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以来大理地区培育出数千上万位在全国、全省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哲学、教育、科学、文学、文博史学方面的著名人才。他们的著作许多还留存于世，由于这么多的“人杰”著述的文献典籍，极大地促进丰富了大理地区雕板印书。根据大理地区学者杨延福老先生多年来查阅全国出版的各种书目文献《中国善本书总目》、《中国丛书综录》、《四库备要》等书目数据中有关明清时期大理籍人士的著述情况，笔者初步统计分析如下：大理县：明代40种、清代105种。剑川县：明代21种、清代136种。弥渡县：明代1种、清代63种。祥云县：明代15种、清代31种。巍山县：明代9种、清代38种。云龙县：清代13种。永平县：明代1种，清代3种。洱源县：明代28种，清代95种。宾川县：明代7种，清代12种。鹤庆县：明代14种，清代47种。从上述分析明清时期大理地区著名人士著述共543种。其中：明代134种，清代409种。这些大理籍人士著述有一部份为大理地区书坊、书社雕板印刷。如：剑川县图书馆所藏古籍文献20000册。这些古籍文献有抄本、有刻本，刻本多数为大理、剑川地区“天宝书坊”、“渐丰号书社”所印。因为在图书馆古籍藏书中有明显的书坊、书社的印记。由此可以窥见大理地区明清以来“杰人”的著述，有一部份是大理地区官府、私家书坊、书社、书号、寺庙雕刻印刷，也可以充分说明明清时期大理地区民族文化的璀璨，民族文化的繁荣，以及民族文化与雕板印书二者之间的相互内调、相互发展。

　　三、明清时期大理雕板印书发展原因分析

　　明清时期大理地区处于滇西中部，位于茶马古道的中心，自古以来都是交通枢纽、商业经济中心、经济繁荣、民族文化、科学技术发展迅速，有不少人从事经济业、商业、技术业及雕板印书业。雕板印书业的产生不仅为大理民族文化产业有着深远影响，并且还能透过这单一的雕板印书的现象，透渗到经济、科技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雕板印书产生不是单一的，它的产生与发展包容了许多原因：

　　3：1、雕板印书作为一种大理地区的文化现象，其产生发展的原因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基础之上。大理雕板印书依托于大理民族文化、民族教育氛围。大理自古以来一直倡导尊师重教、倡导树立良好的学习风气、倡导真善美的道德伦理、科学引导，自南诏以来，为发展和普及科学文化，确定国家文化方针，即“尊儒学、信佛教”，并教其子孙轮流到成都学习、前后相达五十余年，令西沪县令郑回教授文化、传播儒家学说。明清时期大理地区组建书院，设私塾。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大理地区各种规格的书院已达300多个。这些尊师重教、传播科学、传播儒家学术的措施和手段构成了大理地区雕板印书的文化背景，也充分说明，大理地区明清时期雕板印书的兴盛与当时民族文化、民族教育密不可分。又与位于“亚洲十字路口古都”“茶马古道中心”的经济繁荣。再与位于滇西文化中心与其它各民族之间频繁文化交流有关。由于这些多方面的因素，使雕板印书这一种民族文化待以保存下来。

　　3：2、明清时期大理地区的科学技术发展促进大理雕板印书的兴盛。雕板印书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科学技术发展基础之上。历史上大理白族人民一直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南诏时期这种渴求心情更为迫切。一些科学技术项目一旦入大理地区，就立即深深扎下根，并且还得到改进和创新：如建筑技术创造出具有显著白族风格的民族建筑。其他：井盐生产、织棉技术、大型铸件、失蜡法等技术时间之久，技术继承性之强在世界各民族中也是罕见的。这些科学技术创新优势，也为大理雕板印书提供了一定的物资条件。如：雕板印书所用的木板、一般来说都是刻在梨木、枣木上，这种木材质地细腻、便于刻板。但由于这两种木材其木质松，容易被虫蛀、因此在刻板前，需先放在开水中蒸煮，再采用化学手法加工处理，刻成书板后，还需要采用中药材烟熏。这些都需要一定的科技手段运用才能完成。另外：雕板印书需要墨，制墨技术也可以称之为：大理著名的科学技术工艺之一。明代李元阳《嘉靖大理府志·物产》记载：大理的墨“用松烟胶和人丹脑麝、藤黄者佳、盖古者唯以松烟为墨。”到清代鸡足山古松墨仍是有名的产品。另外：刻板工艺方面明清时期已经有一批专门的刻工，如明洪武8年(1376年)大理李文通刊刻的《金光明经》，李元阳修《万历云南通志》、《滇略》等文献刻于叶榆，这些刻工刀法娴熟有力，文字端庄大方，刻工的技术水平在整个云南也是十分高超的，这些刻工的刻本也十分精美，与内地刻本相比，亦无逊色之处。说明当时大理地区科学技术仍很发达。同时也说明大理雕板印书是建立在大理先民长期生产生活中，科技应用技术和科技手段，科技才能基础之上的。

　　3：3、雕板印书采用的纸货生产是大理地区明清时期科技手段应用的杰出价值体现。雕板印书需要大量的纸张。大理地区最早生产纸的年代，据文献记载是南诏大理国时期。大理凤仪北荡天法藏寺发现的写经中《护国司抄》、《保安八年写经》年代为公元894年———公元1052年，其写经用纸均为大理地区生产的纸张。明清时期大理造纸技术水平极高。生产地点范围已逐步延伸，据统计产地有大理城西、鹤庆六合、巍山等地，《蒙化府志》卷一地理志物产载“蒙化出纸”。大理古城从南到北的主街上有许多纸铺。号称“平时纸铺四十店、街天纸摊一百八”。一首白族民歌这样记载“买纸要进大理城，城北做纸城南买，买给读书人。说明当时大理纸业的繁荣。”

　　明代，大理纸用“谷皮为之。出城西大小二纸房，其洗壳用药师井水者颇细腻，谓之清抄，久藏不蠹。其有用米粉抄者易漫漶腐蠹，官司中簿籍尤非所宜，乃奏本纸亦用之，取其鲜白，而知字画脱落反以取罪。”(谷皮即谷树———楮树之皮，用它做纸的原料。大理城西门外有一大一小两个造纸作坊，用水质优好的著名药师井水漂洗楮皮渣，做出的纸特别细腻，这种做法叫做清抄，纸可防虫，久藏不蛀。另有一种用米粉抄的纸，写字容易洇渍使字迹模糊不清，且易于变质和被虫蛀坏，不适宜做官府簿籍用纸。此纸有时用于写奏本，主要因其色鲜白净，但是由于它自身存在的缺点，一旦写绘的字画变得模糊脱水落，可能就会惹来罪祸)。

　　清代，大理纸颇受瞩目。“大理纸———云南产纸之处甚多，皆楮为之。惟大理纸光致莹洁，坚实精好。盖水孕苍山，得川原之灵气为之。用为帘帏帐，清风素影，令人飘然有尘外之想。明时进本亦用此纸，并以造笺厚粉重色，加以云母，而金一笺重至五六两，不待久即脱落，而又不受墨，竟无所于用。今不以笺，不以写本，而履道坦坦，得全其幽人之贞矣。”这是出自倪蜕《滇小记》的一段文字。文中说云南各地产的各种楮纸中，惟大理纸光滑细腻漂亮，坚实耐用，质量最佳。之所以如此，同使用苍山自然资源和得益于坝子能工巧匠智慧技艺之“灵气”有关。大理纸异常精好，用途很多，甚至可用于做门帘、窗帘、帏幕、帐笼，那绝妙的质地、色泽等产生“清风素影”似的效果，会让人禁不住勾起置身于仙境的联想。明代官方上奏文用此纸。同时还用这种纸进一步加工为笺———加上厚粉重色和云母为之。其中有一种叫金一笺的纸张重达五六两，虽极讲究，却不受墨，纸上的粉彩等短时即会脱落，旨了力气加工，结果竟没有用处。后来人们就不做这种笺了，仍按传统方式，踏实认真地依照原来的样子生产大理纸。

　　总之，明清时期，大理地区及云南各地，雕板印刷在南诏、大理国的起步和发展阶段上逐步走向成熟，日趋中原内地化。因而相应的也就保存下来一定数量的实物，为后代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大理地区及云南雕板印刷发展史，也就是汉文化传入大理地区及云南各地的发展史。雕板印刷的诞生、发展、成熟乃至于兴盛，无不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紧密相联，因其盛而盛，因其衰而衰。但终究走过崎岖的道路之后，步入了发展、兴盛的坦途，成为云南各民族人民传播、普及汉文化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