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长江流域与青藏高原绘画联系

　　作者： 吴健礼

　　一、古代黄河长江流域的绘画文化

　　绘画是在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先民们为表达思想、记事记史的一种活动。仰韶文化就是在陶器上用彩色绘画太阳、弯月、星星、人和鱼；在陶器上刻划波浪纹、菱形纹、蚕纹、网纹等，反映当时的鱼猎农耕生活和自然崇拜。以后在青铜器上刻划或铸造饕餮纹和狩猎、捕鱼、农耕、祭祀、战争等情景，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

　　秦汉时期，出现了反映远古传说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的人面双身蛇尾画、反映宇宙景观的帛画、织锦画和墓室画像砖以及宫廷壁画、寺观壁画、木刻画、工艺装饰画等门类。随着道教的创立、佛教的传入，宗教画兴起，绘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敦煌石窟建于公元366年，绘制有大量的壁画。其中以佛说法图和佛本生故事为主。敦煌壁画把整本佛经故事浓缩在一幅画上，赋予时代风格和民族特色。南北朝时期开凿的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等石窟，雕琢了许多肤润肌丰、姿态自然、栩栩如生的佛像，反映了石雕技术的高超技巧。

　　隋唐时期，画家展于虔的《游春图》是现存最早的一幅山水画，唐代画家阎立本和吴道子的人物画，李思训和王维的山水画，在风格和技巧上都达到空前的境界。其中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步辇图》是保存至今的珍品。《步辇图》中唐太宗接见西域各族的代表中，就有一位吐蕃的代表。北宋初年，朝廷征召各地著名画家于翰林画院，推动了山水画的发展。宋徽宗时，编集的《宣和画谱》，著录名画6396轴，卷轴画大约开始于这一时期。当时，出现了“清明上河图”名画，是中国绘画的鼎盛时期。元朝不设画院，有名的画家散居民间，他们的画多注重写意，以抒发情怀为主，出现了写意派。同时，出现了瓷器画。明代的绘画艺术有很大发展，著名画家有唐寅、沈周、文徵明、仇英等。唐寅的仕女图秀丽优美，光彩夺目。清代设宫廷画师，出了不少名画家，郑板桥的竹画画技达到顶峰。名画之多，不可胜数。同时西洋绘画传入中国。自宋到清，山水画风格与写意派画风格的结合，一幅幅反映祖国山川雄伟壮丽、花木鸟兽秀美的水墨、水彩画，人们约定俗成地称为“国画”。

　　二、 古代青藏高原的绘画艺术

　　（一） 陶器画

　　在西宁市的宗日山遗址的157号墓，出土了一件舞蹈彩陶盆，器高12.5厘米，口径22.8厘米，腹径24厘米，底径9.5厘米。在橙红色的泥胎上，用黑彩描绘有精美的图案。在盆内壁上有两组舞蹈人，分别为11人和13人，人像头饰宽大，下着裙衣，手拉手，表现出古人集体跳舞的画面。经碳14测定，距今大约4600年。有的专家认为这种彩陶画，既有仰韶文化的元素，又有青藏高原古羌人文化的特点。在阿坝州马尔康哈林遗址，出土了一件陶塑人面像，还发现粟的碳化物。初步判断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有的专家认为这种陶画，可能与黄河长江流域上游文化有联系。昌都卡诺遗址出土的彩绘是直接绘在夹砂陶磨光面上的，与马厂文化遗址的彩陶相似。

　　（二） 岩画

　　西藏史前时期的岩画，在阿里地区的日土、改则、札达县，那曲地区的申扎、尼玛、班戈、那曲、索县，昌都地区的丁青、类乌齐、昌都县等地均有发现。早期的岩画，只刻有太阳、弯月、星辰、盘羊、羚羊、鹿、熊、野牛和狼，反映古代先民的狩猎和游牧生活及对太阳的自然崇拜。早期刻画的方法有三种：一是用坚硬的砾石在岩石上敲打许多圆点构成线，形成物像岩画；二是在敲击的圆点上涂上矿物颜料的岩画；三是用金属工具在岩石上雕刻的岩画。物像有马、牛、羊、猪、狗和青稞等，反映了先民从狩猎到定居农耕生活的过度。

　　公元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的茹雍妃在拉萨帕拉路普开凿石窟佛像。此后就陆续有人在药王山的东西南北面刻佛像、佛塔、灵塔、佛教经文等符号，其中有线刻和高、浅浮雕。经过千百年的不断开凿，各种佛像已达5000多尊，颇为壮观。公元10世纪后，西藏佛教进入“后宏期”发展时期，各教派广建寺庙，寺庙周围有岩石的地方，刻满了佛像、佛塔、经文的岩画更是遍地开花。

　　公元8世纪，金城公主到西藏，带来一批雕刻工匠，唐朝的雕刻艺术也传入西藏。琼结县藏王墓的赤松德赞墓碑，造型镌覆翘角盖顶、顶下浮雕飞天，西侧均雕云龙，刀法简炼，线条流畅，形象生动。还有大昭寺前的《甥舅同盟碑》和日喀则市的“红庙碑”的图案纹饰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唐蕃雕刻艺术的交流。

　　20世纪80年代，察雅县仁达乡发现吐蕃时期摩崖造像与刻文，居正中刻有大日如来佛及八大弟子，下刻有弥国嘎波龙王像和普贤菩萨入行赞。以及经函跋文，并附有6位刻字工匠名字，其中3位是汉族。

　　公元13世纪，元灭南宋后，派了一些西藏僧人到杭州做官。杭州灵隐寺是著名的佛教寺院，这些僧官就是在灵隐寺附近的岩石上开凿了一些小型石窟佛像，将西藏的佛雕艺术传到了江南。在四川从成都出发的南方古丝绸之路和古茶马驿道沿途的邛崃平乐古镇、雅安上里古镇、荥经严道古镇、汉源清溪古镇等都开凿有这样的小型的石窟佛像。

　　（三）壁画

　　（1）公元8世纪前的吐蕃壁画

　　吐蕃时期的绘画是在古代岩画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与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联姻。尺尊公主带来了一尊释迦牟尼的八岁等身像，修建了大昭寺，安放佛像。文成公主带来了一尊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修建了小昭寺，安放佛像。两公主都各自带来了建筑师和画师，大、小昭寺的建筑和壁画，都分别带有尼泊尔和唐朝的风格。小昭寺的壁画为唐朝的画师所绘，可惜小昭寺后来失火，壁画也被毁。其后在乃东县修建的昌珠寺是一座藏汉建筑结合的宫殿，宫殿内的壁画是藏汉画师所绘。

　　唐代皇室成员的陵墓都绘有大量壁画。松赞干布逝世后，也仿效唐朝这种陵墓礼制。据藏文史籍记载，松赞干布的墓室里就绘有壁画。

　　公元779年，赤松德赞建成的桑耶寺，是按照藏、汉、印三种建筑风格设计的。乌策大殿的第一层是藏式风格，壁画是藏族画师所绘；第二层是汉式风格，壁画是汉族画师所绘；第三层是印式风格，壁画是印度画师所绘。明朝末年，大殿失火被毁，现在的壁画是清代修复时补画的。“其中二楼回廊的‘如意宝树图’壁画，用水墨淡彩绘成，颇有内地国画与写意技法，洒脱自如，色彩明快”。二楼的壁画中，还有“唐长安都城示意图和“五台山图”。

　　公元8世纪，吐蕃曾一度占据敦煌一带地方，吐蕃的画师们从敦煌壁画中，近距离地学习了各种各样的绘画风格和技巧，丰富了吐蕃的绘画艺术。

　　（2）“后宏期”后的西藏壁画

　　公元8世纪末，赤松德赞“弃苯扬佛”，宏信印僧，大力翻译印度佛经。特别在西藏“后宏期”后，藏传佛教在西藏得到恢复和发展，广建寺庙，佛教绘画艺术得到很大发展。现存古格遗址的壁画，就是“后宏期”初期的代表作。这一时期印度佛经的《工巧明》等译成了藏文，其中包括绘画艺术。这以后的绘画从构图、尺度、色调和绘画方法等都要遵从佛学经典著作，体裁全部佛教化。

　　公元13世纪，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元、明、清朝时期，西藏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增强，西藏与内地的绘画有进一步的交流。著名的夏鲁寺修建于宋元时期，又是藏传佛教大师布敦扩建。大殿是请内地汉族技师设计的，采用了汉式屋顶，绿色琉璃瓦，其壁画有藏、汉、尼画师的作品，尤其是布敦大师业绩图，十分有名。

　　修建于13世纪的萨迦寺壁画十分有名，其中有“萨班与阔端会见图”、“八思巴觐见忽必烈图”以及运用几何原理构思的“坚廓”图。“坚廓”图是藏传佛教壁画中最高级的画，用来解释和宣传深奥的佛教教理。因此，西藏各教派主要寺院的壁画中都有这种“坚廓”壁画。

　　楚布寺的壁画中，有公元14世纪噶玛噶举派的活佛哈立玛到南京觐见明朝皇帝的图像。色拉寺的壁画中，有15世纪释迦也失到北京觐见明成祖的图像和“宗喀巴大师的业迹图”。

　　修建于公元1421年的江孜白居寺的萨迦殿的壁画，采用了以山石块面组成龙虎图案，暗喻“藏龙卧虎”画中画的绘画手法。藏学家桑阿托托说：“这些壁画是建白居寺时，请内地师傅画的。”

　　在哲蚌寺、扎什伦布寺的壁画中，也不乏画面布局舒展，线条流畅，色彩淡雅的内地画的风格。

　　建成于17世纪的布达拉宫壁画。数量之多，达到空前，内容涉及宗教、政治、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其中有“聂赤赞普尊为首领图”、“松赞干布业迹图”、“文成公主入藏联姻图”、“五世达赖觐见顺治皇帝图”、“五世达赖业迹图”、“五世达赖与固始汗图”、“固始汗与桑结嘉措图”以及修建布达拉宫画史图等。

　　清代，北京西黄寺、雍和宫和承德避暑山庄的仿布达拉宫和扎什伦布寺，都有藏传佛教的壁画。在川、甘、青汉族居住比邻的一些汉族佛教寺院、就有藏传佛教的密宗壁画。这些宋、元、明、清的寺院壁画，反映了历史上藏汉绘画文化的交流。

　　（四）“唐卡”画

　　“唐卡”画是继西藏壁画后又一种传统绘画艺术。“唐卡”是藏语，意为卷轴画，是一种绘有图像的布或绸或纸，可用轴卷成的一束画卷。藏族群众笃信佛教，每个家庭或供奉有一尊铜佛或奉有一幅“唐卡”。由于需求量大，“唐卡”也就成为最普及的一个画种。

　　“唐卡”的艺术特点，首推人物造型。这要遵从《造像度量径》等几部绘画经典的规定。同时还要根据各地佛画绘制的传统比例尺度，以追求各种人物之间理想化的创作。“唐朝”的构图丰富多变，画面以主要人物为中心，上下左右展开故事情节，主次分明。每年雪顿节时，哲蚌寺、扎什伦布寺展出巨幅唐卡，长高10多米的释迦牟尼佛像，造型精美，线条疏密得当，勾勒讲究，优美流畅，是一件珍品。其次，“唐卡”讲究用色，《知识总汇》说：“白、黄、红、蓝、绿、为主色，桔红、肉色、淡胭脂、暗黑、烟色、土黄色、紫黑、翠绿和髂色为副色，以上每个颜色又可以分为多种水色，……色彩混色永无止境。”西藏大学副教授，原色拉寺画师旦巴绕丹的《藏族传统绘画》说：“不同颜色给人以不同的感受。红色、桔红色视为最华丽、最威严，又是最暖的颜色；青蓝视为美丽的风光不可缺的颜色。又是最冷之色；黑暗色视为表示威严、忿怒，多用于怒神；烟色、雄黄色视为润泽色；赤黄、淡黄视为庄重堂皇色，用于染绘佛像和高僧的法衣……”（转引自《藏族文化大觐》207页）。“唐卡”的颜料，都是天然矿物颜料，久不变色。“唐卡”画的内容，主要是画佛、菩萨、神祗、“坚廊”、藏传佛教各教派的教主、著名高僧大德的供奉画、故事画或传记画。

　　“唐卡”按西藏传统认为可以分大类：一类是用丝绢制成的“唐卡”叫“国唐”（即绢唐卡），又可分为“绣像唐”、“丝画唐”、“丝贴唐”、“手织唐”、“版印唐”，另一种用颜料绘画的叫“止唐”（即绘画唐卡），又可分为“采唐”（彩色画的）、“金唐”（金粉画的）、“朱红唐”、“黑唐”和“版本唐”五种。现在“唐卡”画按原料和制作工艺分，又可分为“布贴唐卡”、“缂丝唐卡”、“刺绣唐卡”、“珍珠唐卡”和“版印唐卡”。

　　布贴唐卡。首先是要根据顾主对唐卡大小尺寸的要求，准备好画布，先将白布浸湿，绷在一子木框的画架上，然后白粉上浆，等晒干后，通用平滑的卵石在画布上来回磨擦，让布面更为平整，然后在画布上先从中心人物脸上，开始勾画轮廓线条，进行细描，然后上色。绘画工序完成后，从画架上将画取下来，四周用绸缎或金丝缎镶边、熨平，加以裱装，上下放置木条和轴，上面的木条中间系上红绳可以悬挂，下面的木轴则把“唐卡”画展示。

　　缂丝唐卡。南宋时期，江南的纺织女工已创制了一种用丝编织的缂丝画。元灭南宋后，派了一些藏族僧人到江南做官。这些僧官让编织工人编织了唐卡佛像画，以后便宜了这种缂丝唐卡，藏语叫作“唐卡称柱玛”。著名的缂丝唐卡有：大慈法王缂丝像、乾隆身着僧装的缂丝像等。

　　珍珠唐卡。公元13世纪，元朝忽必烈皇帝曾赠送给西藏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一幅用珍珠编织佛像的唐卡，称为珍珠唐卡，萨迦寺也以有此珍珠唐卡为荣。

　　刺绣唐卡。这是在画布上勾画图案，用丝线一针一针绣出的唐卡。是历代朝廷赠送给西藏政教首领的唐卡，十分珍贵。制作地点主要在古代成都、杭州、苏州。

　　版印唐卡。版印唐卡多由西藏大寺院的印经院制作，选用布贴唐卡的上乘作品为范本，刻在木板上，然后用绢、绸或上等藏纸单色或套色印刷，并用缎子镶边裱制。从前四川邻近藏区的绵竹、灌县、邛崃等地，也会制作版印唐卡。

　　（五）西藏绘画流派

　　“藏孜”（日喀则地区画派）。“藏孜”画派是日喀则地区的画师们在自己传统画的基础上，吸收古代尼泊尔画的技巧而形成的一种画派。其艺术特点：构图大方，疏密有致，线条简练，造型强调人体美感，色彩凝重，少用金银粉点缀。

　　“康孜”（即康地区的画派）。“康”指昌都、甘孜一带的康区。由于比邻内地，康区的绘画和内地绘画必然相互影响和融合，所以古代有人称“康孜”画派为“甲孜”（汉画画派）。其艺术特点是：有唐宋遗风，构图严谨，造型准确，线条挺劲，既有工笔重彩，也有水墨淡彩。

　　“卫孜”（即拉萨地区画派）。“卫”是指拉萨地区。“卫孜”是公元17世纪，以门隅地区旦增诺布父子为首著名画师，在承担布达拉宫绘画而形成的画派。其艺术特点：严格按照《造像度量位》作画，兼收“藏孜”和“康孜”之长，形成舒展大方，线条挺劲，稳重浑厚、色彩艳丽的风格。后期大量采用金银粉作画。

　　古代西藏绘画艺术，历史悠久，有高原特色，既善于吸收周边文化，又勇于变革创新。逐渐形成带有佛教文化和民族特点的艺术风格，是中华画坛上一颗璀璨明珠。

　　来源： 《西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