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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与那烂陀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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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净与那烂陀寺

  王乐庆

  摘要:义净是唐代著名高僧。他早年不畏艰险,西行求法,从印度带回佛经四百部、五十余万颂;晚年不惮苦劳,传译佛经,一生译经五十六部、二百二十九卷。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继玄奘之后最伟大的翻译家,被誉为是我国西行求法运动的殿军人物。

  关键词:义净;那烂陀寺;求法;长安荐福寺;译经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176(2010)02-0032-06

  在中国佛教史上,义净与晋代的法显、唐代的玄奘并称为西行求法运动中最为著名、最有成绩、影响最大的三位高僧。义净一生,译经甚多,所译内容范围涉及华严宗、律宗、密宗等流派,因此,又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并称为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大翻译家、一代高僧义净,关于他的籍贯又有哪些说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不远万里西行求法?义净与那烂陀寺有着怎样的因缘?在唐代曾受到怎样的礼遇?本文就针对这些问题,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继续加以探讨。

  一、义净籍贯及生平

  义净俗姓张,字文明,生于贞观九年(635)。义净的籍贯,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范阳(今河北涿县),一种说齐州(唐时治历城,今山东济南市,辖数县,地域更宽广)。主张范阳说的近、现代学者有梁启超、蒋维乔、冯承均及外国学者沙畹、高楠顺次郎等。主张齐州说的有陈援庵、王邦维等。范阳、齐州两说,各有所据,且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古已有之。

  唐代记载义净籍贯的史料,就持两种说法。智升《续古今译经图记》和《开元释教录》卷九、圆照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后略称《贞元录》)卷十三中的义净传记,都认为“沙门释义净,齐州人”。《贞元录》载:“(先天)二年,义净三藏卧疾不愈,欲归齐州”。《义净遗书》:“齐州孤妹诸亲眷属,并言好往”。《义净塔铭并序》:“师讳文明,字义净,俗姓张氏,齐郡山庄人也。”这些史料,直接间接地证明义净是齐州人。唯独唐中宗的《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后略称《圣教序》)记载义净是范阳人:“大福先寺翻经三藏法师义净者,范阳人也。俗姓张氏。”唐代的史料就持两种说,后世的史料更是如此。北宋的《宋高僧传》:“释义净,字文明,姓张氏,范阳人也”。南宋的《翻译名义集》:“义净,齐州人”。《三宝感应要略录》亦称:“三藏法师义净,齐州人。”元代的史料《佛祖历代通载》则揉二说为一说,认为:“法师姓张,齐州范阳人”。明代以后,似乎只有范阳一说。明觉岸撰的《释氏稽古略》称:“范阳张氏子。”《全唐文》卷九一四《全唐诗》卷八〇八义净小传俱持范阳说。

  细考诸家记载,应该说齐州一说是正确的。

  一、智升《续古今译经图记》和《开元释教录》成书时间是开元十八年(730),上距义净卒年先天二年(713)仅有17年,成书时间较早。智升和义净同住在长安译经,二人可能见过面。另外《开元释教录》说已经学徒“学侣传行,通于京洛”。智升还可能与义净的徒弟有过接触。他所了解的材料应该是最可靠的,记载也最可信。

  二、据《南海寄归内法传》(后略称《寄归传》)载,义净自述7岁出家,入齐州城西四十里许的土窟寺出家。试推测,若他祖籍范阳,一个7岁大的孩子不太可能去离家七八百里地之远的齐州出家。

  三、《圣教序》:“五代相韩之后,三代仕晋之前,朱柴分辉,貂蝉合彩。高祖为东齐郡守……爰祖及父,俱厌俗荣,放旷一邱”。所谓义净范阳人,只是指张氏祖籍范阳。义净高祖居官东齐,爰祖及父则定居于此,义净在此出生,也就认为这是“故里”。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义净祖籍范阳,但本人籍贯齐州。

  贞观十年(641),义净7岁,在齐州城西四十里外的土窟寺出家。《寄归传》卷四:“且如净亲教师则善遇法师也,轨范师则慧智禅师也。年过7岁,幸得亲伺”。岁数较小的义净,深得两位师父的爱护与真传。《寄归传》:

  又(慧智)禅师每于闲夜,见悲龆卯,曲伸进诱。或调言于黄叶,令蠲忆母之忧。或喻说于乌禽,希怀报养之德……禅师必将慈手赐抚弱肩。实如慈母之育赤子。或餐甘膳多辍味见贻。但有取求,无违所请。法师乃恩励父严,禅师则慈申母爱。天性之重诚无以加。

  在两位师父的悉心爱护与谆谆教导之下,义净很小就怀有大志。“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年十有五,便萌其志,欲游西域”。贞观十九年,义净11岁,玄奘在印度游学十几年后终于回到长安,已经开始懂事的义净,从师父那里得知了这一轰动朝野的事件。显然,义净很年轻的时候,萌发去印度求法的念头,是因为受到前辈高僧法显、玄奘,尤其是玄奘成功形象的引导和鼓舞。所以,他后来在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时,第一句话就是:“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他始终把法显、玄奘作为自己的榜样。

  大约在咸亨二年(671),37岁的义净辞别恩师,从齐州南下,踏上了西行求法之路,如《寄归传》中所载:“十四得沾缁侣,十八拟向西天。至三十七方遂所愿。”义净从广州出发,走的是海路。海上航行,可谓惊心动魄。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描写其情景:“长截洪溟,似山之涛横海;斜通巨壑,如云之浪滔”。其凶险和危难的情形可以想象。不过还算顺利,不到20天,义净便到达了南海中的室利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后又从这里转抵印度,前往那烂陀寺参学。

  当时,印度小国割据,各不相属,路上很不太平。和当年的玄奘一样,义净在印度也遇到了危险,险些送命。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载:

  去莫诃菩提有十日在,过大山泽路险难通,要藉多人,必无孤进。于时净染时患,身体疲赢,求趁商徒,旋困不能及。虽可励己求进,五里终须百息。其时有那烂陀寺二十许僧,并灯上人并皆前去,唯余单已,孤步险隘。日晚晡时,山贼便至。援弓大唤,来见相陵。先撮上衣,次抽下服,空有绦带,亦并夺将。当是时也,实谓长辞人代,无谐礼谒之心,体散锋端,不遂本求之望。又彼国相传,若得白色之人,杀充天祭。既思此说,更趁于怀。乃入泥坑,遍途形体。以叶遮蔽,扶杖徐行。日云暮矣,营处尚远。至夜两更方及徒侣,闻灯上人村外长叫。既其相见,令授一衣,池内洗身,方入村矣。

  义净不畏艰险,奋力孤行,最终还是赶上大队伍,来到了那烂陀寺所在地——印度。

  在印度,义净周游了30多个国家,用了25年的时间。正如唐中宗《圣教序》讲义净:“所经三十余国,凡历二十余年。”义净自己也说:“历三十之外国”。

  证圣元年(695),义净从印度返回洛阳,并于中宗神龙二年(706)来到长安。朝廷在荐福寺特设翻经院,请义净主持翻译佛经。

  义净一生从事翻译工作11年,其间在荐福寺译经就达7年之久。可以说,他翻译的56部、230卷佛经的大部分,是在荐福寺完成的,荐福寺也因为义净而成为长安城中最重要的译场之

  一;义净在回国后亦住过很多地方,而他居住时间最长、工作成就最突出的也是在荐福寺,荐福寺闻名遐迩,因与这位高僧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印度游历的30多个国家的众多佛教圣迹中,义净与那烂陀寺,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因缘。

  二、学术圣地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位于今天印度的比哈尔邦中部都会巴特那东南90公里处,是五世纪时摩羯陀国王铄迦罗阿迭多所建。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地本庵没罗长者园,五百商人以十亿金钱买以施佛,佛于此处三月说法,商人多有证果。佛涅槃后,此国先王铄迦罗阿迭多敬恋佛,故造此伽蓝。”铄迦罗阿迭多死后,他的后代子孙陆续扩建寺院。即“如是六帝相承,名加营造,又以砖垒其外,合为一寺,都建一门,庭序别开中分八院……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高,此为其极”。经过前后六代君王的营建、不断修造,多所寺院连成一体,终于成就了它空前的规模。义净在《求法高僧传》中,专门描写了那烂陀寺的庄严富丽,尤其对那烂陀寺的建筑规模、样式、格局、色彩等方面有较为详细的描述。那烂陀寺的雄伟壮丽,让人赞叹。

  那烂陀寺名字的由来,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有两种说法:其一,那烂陀是龙的名称。“此伽蓝南庵没罗林中有池,池中有龙,其龙名为那烂陀,旁建伽蓝,因取为称”。其二,“从其实议,是如来在昔修菩萨行,为大国王,建都此事,悲愍众生,好乐周冶,时美其德,好施无厌,由是伽蓝以为称”。杨廷福《玄奘年谱》:“也有人认为‘那烂’与‘那拉’音近。那拉是莲花名称之一,而莲花又是智慧的象征,故‘那烂陀’有‘给于智慧’地方之义。”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那烂陀乃是龙名。近此有龙,名那伽烂陀,故以为号”。

  那烂陀寺是当时佛教的最高学术中心,也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世界各地高僧云集于此。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并学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学、术数,亦俱研习。凡解经论二十部者一千余人,三十部者五百余人,五十部者并法师十人”。不仅如此,那烂陀寺藏书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当时,有三大殿堂,专门藏书,分别是“宝彩、宝海、宝洋”,其藏书多达九百万卷。那烂陀寺的学术氛围相当浓厚,学习风气很盛,纪律也极严明,建寺七百余年,从无一人因品质道德的问题被社会上指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寺内讲座日百余所,学徒修习,无弃寸阴,德众所据,自然严肃,建立以来七百余载,未有一个犯讥过者。”寺院因此赢得了上自国王,下至百姓的一致称赞。《大唐西域记》:“僧徒数千,并俊才高学也,德重当时,声驰异域者,数百余矣……请益谈玄,渴日不足,夙夜警诫,少长相成,其有不谈三藏幽旨者,则形影自愧矣。”

  对于这样一个学术研究基地,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进去学习的。必须有真才实学的人方能留下。如《大唐西域记》:“殊方异域欲人谈议,门者诘难,多屈而还,学深今古,乃得入焉。于是客游后进,详论艺能,其退飞者,固十七八矣。”显然,考核制度相当严格。这样,提高了那烂陀寺僧人的素质,留下的多是精英,即“若其高才博物,强识多能,明德哲人,联晖继轨”。

  那烂陀寺对教徒的管理也是相当严格。玄奘《大唐西域记》:“戒行清白,律仪淳粹,僧有严制,众咸贞素,印度诸国皆仰则焉。”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此之寺制,理极严峻,每半月令典事佐史巡房读制。众僧名字不贯王籍,其有犯者,众自治罚,为此僧徒咸相敬惧。”

  那烂陀寺的经费来源,稳定充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国王钦重,舍百余邑充其供养,邑二百户。”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此寺内僧众有三千五百人,属寺村庄二百一所,并是积代君王给其人户,永充供养。”

  综上所述,那烂陀寺是这么一所寺院:它的得名与兴建,颇具传奇色彩;它的建筑规模与格局,雄伟壮丽;它的佛教学术事业,昌明发达;它的管理与考核制度,严格有加;它的经费来源,稳定而充足。在这里,不仅高僧学者云集,而且学术氛围浓厚。它是一所皇家寺院,也是一所佛教的最高学府,堪称是一所综合性开放性的大学。在这样一所世界性的学术圣地,曾有万余僧人学者聚集于此,不仅印度著名佛教学者在此修持讲学,中国、朝鲜、日本等国的一些僧人也不远万里,负笈前来,而这里也始终为西行求法的僧人保留有一席之地。高僧义净就是在这里,师从宝师子大德学习长达11年之久。

  三、10年那烂陀寺生涯

  在这么一所学术圣地,高僧义净足足住了10年有余,比玄奘还多住5年。10年的那烂陀寺生涯,义净高僧又做了什么呢?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净于那烂陀寺,亦屡入坛场,希心此要,而为功不并就。遂泯斯怀,为广异听,粗题纲目云尔。”

  在那烂陀寺的10年里,义净努力学习佛教的各种经典,广泛搜集准备以后带回国的各种梵本佛经。玄奘当年的老师戒贤大师这时已经去世了,但是那烂陀寺有学问的僧人还有不少。义净在那烂陀寺的老师有宝师子大德。宝师子擅长讲授《瑜伽十七地》,这显然继承了当年玄奘的老师戒贤法师的传统。离那烂陀不远处有一座著名的羝罗荼寺,义净在那里也有一位名叫智月的老师。这位智月,很可能还是玄奘当年见过的智月,年纪已经很大了,义净在《寄归传》卷四“西方学法”章里写道:“其西方现在,则羝罗荼寺有智月法师,那烂陀中则宝师子大德,东方即有地婆羯罗密咀罗,南裔有咀他揭多揭娑,南海佛誓国则有释迦鸡栗底。斯并比秀前贤,追踪往哲。晓因明论,则思拟陈那;味瑜伽宗,突罄怀无著。谈空则巧符龙猛,论有则妙体僧贤。此诸法师,净并亲狎筵机,餐受微言”。看来义净也是到处寻师访友,孜孜求学。他的这些老师都是些大乘僧人。

  义净在那烂陀住的时间很长,他有机会很仔细的考察那烂陀寺寺院的各项仪轨制度以及僧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寺院建筑中的很细小的特点,同时考察印度佛教教规和社会习俗。这为他后来写《寄归传》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材料,所以他在《寄归传》里多次提到那烂陀,把它作为佛教寺院的典范。他还专门为那烂陀寺画了一张图,附在他后来写的《求法高僧传》里。可惜这张图在很早的时候就失传了。

  在那烂陀的这10年里,义净不仅学习佛法,搜集各种梵本佛经,也开始着手翻译佛经。此时他已试译出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和《一百五十赞佛颂》,但只是初稿,后来回国以后又加以删正和修订。看来这时他已经在考虑以后的翻译计划了。

  义净还特别注意当时印度的宗教生活方式和医术。在这10年中,义净孜孜不倦,学习了大小各种经论,特别是注重戒律学的学习和研究,最终求得经律论梵本近四百部、五十余万颂,这才饱学满载而归。

  四、那烂陀寺学成归来

  证圣元年(695)五月仲夏,义净从广州到达东都洛阳。义净到达洛阳那天,欢迎仪式规

  格之高,甚至超过当年的玄奘。玄奘抵达长安时,只是京城留守房玄龄派了一位司马、一位大将军,再加上长安县县令迎接,其余迎接的人虽然多,可是都是僧人与一般的老百姓。义净这次回来,却是武则天亲自出洛阳东门外去迎接,带着仪仗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令立即着手翻译带回的经论,由朝廷提供一切便利。《开元录》卷九记载这段经历是“以天后证圣之元乙未仲夏还至河洛,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余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天后敬法重人,亲迎于上东门外。洛阳缁侣,备设幢幡,兼陈鼓乐,在前导引。敕于佛授记寺安置。所得梵本,并令翻译。”

  这段记载虽然简单,但是天后亲迎,在当时是极其了不得的事,同样的殊荣,玄奘当年也不曾得到,义净后来临终时还提到这件事:“天子亲迎,群公重法。”武则天还为义净的译作《人定不定印经》曾写《三藏圣教序》。

  改“周”为“唐”后,义净所主持的大荐福寺译场更是受到重视,唐中宗李显特别撰《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碑文,在洛阳城西门昭告天下,并于神龙三年五月刻石立于四禅寺。义净还被册封为“大唐三藏法师”。当时有“三藏”之号的僧人全国仅有4位,其他3位都是外国高僧,只有义净是本国人。

  《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后被赵明诚收入《金石录》,在其卷二十五中赵明诚所撰的一篇碑跋中叙述到:

  右《唐中兴圣教序》,中宗为三藏法师义净所作。唐奉一书,刻石在济南长清县界四禅寺。寺在深山中,义净真身塔尚存,今屡往游焉,得此文入录。案《御史台记》,奉一齐州人,善书翰,武后时为御史,后坐诛剪皇族,废。

  《唐中兴圣教序》即《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在历代的圣教序中,比较有名。赵明诚在长清县见到这块唐碑,应该可信。但有意思的是此文中所记这块碑碑侧的内容:“右《圣教序》碑侧云:则天尝得玉册,上有铭十二字,朝野不能识,义净能读。其文日:天册神皇万岁忠辅圣母长安。证圣元年五月上之,诏书褒答。”故大赦,武则天因此改元“天册万岁”。

  在接下来的时间,义净分别在洛阳的大福先寺、长安的西明寺与大荐福寺,主要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从证圣元年(695),义净回到洛阳,直到先天二年(713)义净圆寂,据《开元录》卷九载,共翻译佛经“五十六部,合两百三十卷”。

  除了翻译佛经之外,义净自己还撰书若干,其著作共有五部,合九卷。分别是:

  《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卷、《罪要行法》一卷、《受用三法水要法》一卷、《护命放生轨仪》一卷。

  其中,前两部是义净由印度归国途中在南海室利佛逝停留时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依据说一切有部的传统撰成,书中主要介绍了印度及其所历南亚诸国所行佛教仪轨,为研究南亚历史、地理和佛教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了唐太宗、高宗、武则天三朝西行求法高僧60余人,其本人求法自传也含在此中,并介绍了印度佛教的部派及中土赴印度的各条海道。此两书是了解唐代中西交通、南海诸国,特别是了解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历史的极好资料,研究价值颇高。

  义净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高僧,是伟大的翻译家。对于这样的一位高僧,人们给于了怎样的评价呢?唐中宗在为义净写的序中曾称颂他是“法门之龙象,凡宇之栋梁”;㈣北宋赞宁在编撰《宋高僧传》时,辑录止于唐高宗麟德年间的《续高僧传》以后至宋太宗端拱元年(988)期间的名德事迹时,“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为赫然人传的第一位。作者赞宁在写完义净的传记之后,评论说:“然其传度经律,与奘师抗衡。比其著述,净多文。性传密咒,最尽其妙,二三合声,尔时方晓矣”又说:“周礼象胥氏通夷狄之言,净之才智,可谓释门之象胥也欤!”评人判事非常严格的鲁迅则称“西行求法者”是“中国的脊梁”。

  在中国历史上,高僧辈出,但既赴印度求法,又回国有大量译经,且被后代尊为三藏法师、翻译家、旅行家的,只有玄奘大师与紧随其后的义净大师。义净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印文化的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这些贡献,与义净在天竺求法,尤其是在那烂陀寺的10年努力学习分不开。

  然历史也没有忘记这位大德,自盛唐长安遗留至今的荐福寺小雁塔,仿佛义净大师的功绩丰碑,千余年来雄伟挺拔,始终屹立于世。

  义净大师最终归真荐福寺,享年七十有九。

  出自: 《五台山研究 》 201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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